首先，從文章內容陳舊、觀點重複、人云亦云、了無新意，到不講作文規範、不講做人道德，拼湊模仿他人文章，再發展到寫都懶得寫，直接將他人學術成果冠以自己的名字發表，拉關係搞權錢交易出版假冒文字產品，這是學術生產從出低檔貨到出殘次品，進而到出假冒產品的發展過程；是從個別生產者（學者自己）不注重產品質量發展到個別班組（編輯與學者）不注重質量，再發展到整個工廠（雜誌社、出版社與作者合謀打造）聯合制假售假的過程；是從個別學術產品的不規範低質量，發展到整個學術生產方式生產手段生產過程的無序失范與問題叢生，屬於同一問題的不同表現形式，是同一社會現象愈演愈烈的過程。表面看起來，學術產品的質量與學術成果的評價不無關係，其實根源在大學的用人體制。由於學術成果的評價是一個複雜且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完成的工作，獲得一時喝彩的文章不見得具有多少學術價值，而一時不被理解甚至被人看談的東西，卻可能是真正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欲生產高質量的學術產品，首要的任務：是要提高學術產品生產者——學者——創造高品質學術成果的積極性，激發他們打造一流產品的動力。而提高學者生產積極性與創新動力的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是科學合理的人才選拔激勵機制。

正是用人機制即人才評價選拔激勵機制的不合理，使得一些國營企業較少技術創新，有才幹的科技人員發揮不了作用；使得人們將心思精力用在做面子工作，搞形式主義，與領導拉關係或用假積極假成果欺騙領導等等方面，最終結果是科研活動缺乏活力，高質量高效益的科研成果愈來愈少；同樣，也是因為缺乏科學的用人機制，或者說缺乏合理的評價選拔任用激勵機制，使得大學內優秀的人才難以脫穎而出，使得弄虛作假之風盛行，使得平庸、低質、假冒的學術產品泛濫成災。只要大學的人才選拔評價依然是校長個人說了算，教師的聘用與否、“學術地位”、經濟收入依然是少數幾個人意志的產物，那麼，這樣的選拔評價任用體制在造成平庸者不斷湧現的同時，必然造成相關學科研究水平的下降，研究成果的落後與低質量。由於個人在知識結構、價值偏好、生活經驗、社會地位與信息把握方面存在諸多片面性，由個人評價選拔人才，難以做到科學合理。一個主觀武斷說一不二的校長，喜歡唯唯諾諾為領導馬頭是瞻的教師；一個對勞動價值論堅信不移的校長，對於質疑勞動價值論、推崇均衡價值觀的學者不會有太高的評價；一個對自己的創見十分在意的校長，對不僅贊同自己的觀點，追隨自己的思維路徑，且將自己的觀點推向前進並發揚光大的學者，報以青睞的態度，賦之以研究所長主任等具有較高學術地位的職務，實在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也許一個精通國學的校長，在評價選拔國學人才時尚能伯樂相馬惟才是舉，但在評價選拔現代西方哲學人才時，則可能勉為其難亂點鴛鴦。而且，個人評價與選拔人才，還容易導致學者行為作風隨領導性格觀念的變化而變化，發生學者行為觀念的異化。如果校長喜歡喝酒娛樂，青睞酒肉朋友，那麼，很多人就不會把心思用在既辛苦又寂寞的冷板凳上，而是想方設法尋求置酒備飯的機會；如果校長注重尊嚴與威信，人們就會把心思用在察言觀色、表示忠心，不失時機的支持領導的意見上；如果領導喜歡名聲，人們就會想法將自己的文章或書稿上打上領導的芳名。功夫在詩外，“詩歌學術”怎麼能夠發展繁榮，又怎麼能夠出人才、出精品。

反之，如果教授治校，人才的評價選拔使用，由教授委員會或者一定範圍的學生討論投票決定，那麼，在評價選拔人才上，就會因集中了集體的智慧，考慮到多方面的要求，掌握了更多的信息，而做到較為客觀公正，以避免個人選拔任用上存在的諸多不合理。多數人在知識結構、價值觀、生活經驗上具有多樣性，因而他們的人才的選拔評價亦具有全面性與綜合性；眾人的信息來源是全方位多渠道的，因而會獲得比個人決定更為全面的信息，眾人所處的社會地位及與評價對象的關係各不相同，不同立場角度的評價與選擇，會過濾掉極端、特殊偏好、特殊利益牽涉的認識判斷，形成較為公允中道的評價與選擇。人們也許會說，你說個人選拔評價人才不合理，企業不是個人選拔任用人才，不是老總說了算，怎麼照樣生機勃勃、充滿活力呢？仔細分析可知，企業與大學存在本質的區別：企業處在激烈的人才技術與產品的市場競爭中，企業領導人具有做出合理決策贏得競爭的強大外在壓力與內在動力，決策失誤不僅事關名聲面子、企業生命，更直接影響到領導者的自身財富與社會地位。由於教育資源的壟斷，大學不僅少有競爭，而且在高等教育市場供需嚴重失衡的今天，大學更處於皇帝女兒不愁嫁的優勢地位，不論辦得好壞都不愁生源，不愁財政撥款，不愁管理人員與教師工資待遇的改善。不論在管理上還是在人才產品提供上，大學都不存在同行業的有效競爭。風險僅僅來自於主管部門領導對校長和學校的印像與看法，來自所轄範圍內的和諧與安定。國營企業的科研開發，所以發展勢頭差，研究成果少，研究人員積極性不高，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因為國企老總搞好企業的動力不足，既缺乏與經營效果相聯繫的職位競爭壓力，也缺乏與之相關的收入分配激勵。心思全用在取悅上級，用在任人唯親和編織權力網上，以至庸人輩出，能人受排擠，員工行為變異，所作所為令人不可理喻。這一點，大學同未經改革的國企有相似之處。

其次，學界不良現象乃至學術腐敗的出現，還與盛行於各大學以論文專著數量為標準考核評價人才的方法有關。不看你的思想是否具有獨創性，是否具有價值；不管你的講課是否有水平、是否受歡迎，單純的數量考核辦法，肯定會將人才與學術成果的考核評價引向歧途。由於社科成果評價的複雜性或者說衡量學術的困難，在美國當教授是不看論文數量的。而看你是否有思想、思想的質量如何。想一想，相對於我們一些學者整理摘抄乃至剽竊他人的數量龐大的學術成果，一篇“企業的性質”的經濟學論文，從數量講是微不足道的，但二者體現出的學術價值和意義一樣嗎？張五常在一篇文章中談到，他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做助教時，曾詢問大學教授升級的衡量標準，對方答曰：單論研究成就；又問：文章要多少才能升級？答曰：據我所知，從來不計多少；再問：發表的學報聲望計多少？答曰從沒有想過；又問：沒有博士可不可以升級？答曰當然可以；我再問：一篇文章也沒有發表，可以升級嗎？答曰也可以。甚至連文稿也沒有一篇，只要你多說話，表達你的思想，若夠分量，升級靠口述都是可以的（《學術上的老人與海》第38頁）。對於我們的大學來說，如果繼續採用以文字數量為標準的人才評價與選拔制度，那麼平庸之作，急功近利的拼湊甚至抄襲之作是難以杜絕的。雖然這類文章和書籍既沒有多少理論價值，也不會有市場價值，但由於它們的有無、多少，對教師的評價、職稱評定與個人收入乃至學術地位影響重大，這類“學術成果”肯定還會不計成敗利純大量問世的。

再次，學術產品的平庸低劣與假冒泛濫，還與意識形態控制有關。今天，思想新穎、觀點獨特的文章常因觸及敏感擁有較大的出版風險，而講官話套話，做人云亦云的官樣文章，發一碗豆腐豆腐一碗的辯證宏論，搞匯編摘抄轉錄式的著作，不僅毫無政治風險，還極有可能成為出版社雜誌社資助的“具有社會效益”的產品。有國家的資金資助，又有人願意掏錢出版（自費或拉贊助出版），還可以給作者、編輯、出版單位及其領導帶來好處，如此，平庸乃至腐敗的學術出版怎麼能不紅紅火火呢。此外，社會科學研究的低水平與研究成果的低質量，還與社會需求有關。由於政治文化教育領域的改革滯後以至停頓，使各級政府、各社會組織及其成員對於哲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學、行政管理學等諸多學科的研究成果沒有興趣、缺乏需求，相關的理論研究因沒有基本客戶或者大買主，而缺少資金支持，缺少發表成果的園地，缺少學術成果的購買使用者，不能得到較快的發展。這一點同經濟改革完全放開，全面深入的進行，經濟理論研究很少意識形態限制的情況不同。各級政府、各經濟社會組織，不論是調控經濟還是體制創新，不論是招商引資還是改善投資決策；不論改革方案的論證選擇，還是解決企業運行中存在的問題，都離不開切合實際、觀點正確、富有真知灼見的經濟理論成果。加上市場經濟的現實發展，使得個人從投資股票到買賣房產，從管理企業到參與保險，無不需要經濟學知識的幫助與指導，如此，使得經濟學研究擁有了除各級政府各類企業的巨大需求外，人數眾多的個人需求市場。滿足這一巨大需求的圖書出版和相關研究的資金投入，有力的推動了經濟科學研究的繁榮發展，促使經濟學理論研究的水平愈來愈高，研究成果的質量愈來愈好。

從社會需求的角度還可以解釋，為什麼改革之初，哲學社會學政治學當然也包括經濟學呈現普遍繁榮的景象。因為當時，黨和政府迫切需要相關學科的嶄新理論成果為解放思想開放改革搖旗吶喊，為新時期的改革政策提供理論依據與觀念指導。官方對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迫切需求，思想禁區的打破，文化意識形態管理的改革，出版業普遍繁榮，有力的推動了相關學科的建設與發展；市場與普通大眾對現代社科理論知識的強烈需求，又推動了普及性研究與相關文章書籍的譯介寫作出版，使得這一時期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獲得了長足進步。89年之後，由於特殊的政治社會環境，政府對大膽激進的社科理論持警惕態度，不再予以提倡。以揭露現行體制弊端，徹底改革現行體制為價值傾向的思想理論觀念（除經濟學外），不再受到青睞，甚至受到打壓。政府感到，對現行政治社會體制與意識形態合法性的非議，已經成為思想理論界的主要問題，希望學者們為既定政策措施和現實體制模式多做註解，多做意識形態合法性的辯護工作。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論證傳統體制合理性甚至論證左的理論觀念正確性的新左派觀點應運而生，成為熱點，相關學者亦因此受到重視而進入各主要的研究機構。當然，社科理論研究落後的狀況還是會以某種形式表現出來，由於現實問題研究的滯後與相關研究成果的匱乏，今天，在社科研究成果生產使用上常常出現出口轉內銷的局面。誠如有學者正確指出的那樣：因為大多重要和富有挑戰性、極具現實性的課題，多為國外研究機構與基金資助研究，成果亦為國外所有；而我們自己的社科基金與研究機構選擇資助的課題，多為傳統性的註解式辯護式研究，其成果少有現實意義。這就使得有價值的社科研究成果不敷應用，一旦改革和解決現實問題急需，只好引進外國研究機構手中的有關現實中國問題的社科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