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 言

（一）問題的提出

哈佛大學杜維明教授在「人文學與高等教育」一文中提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兩年以前，哈佛大學主持了一次中國的十位大學校長和美國的十位大學校長的會談活動。中國的大學校長基本上是理工科出身的（現階段北京的領導階層也大都是清華大學、交通大學等理工傳統培養出來的人才），而參加會談的美國的十位校長除了加州理工學院（California Instituteof Technology ）以外，都是研究人文學科和社會學科的學者。當時哈佛的校長陸登廷（NeilRudenstein）是研究英國文學的，斯坦福大學的校長加斯帕（Gerhard Gasper）是研究法學的，耶魯大學的校長列文（Richard Levin ）是研究經濟的，而哥倫比亞大學的校長瑞普（George Rupp ）卻是一位神學家。」1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有可能影響大學社會批判功能的強弱，因為人文學的精髓之一就在於其「獨具的批判精神」（杜維明，2002）。儘管人們認識到建設一流大學最關鍵的是學校的運作機制。但是，在「機制」一時無法改變之前，人們同樣清楚，而且「幾乎所有領導都強調，選好領導班子是辦好一所大學的關鍵中的關鍵」（朱清時，2003）2.可見，選擇甚麼「背景」的人擔任大學校長是值得我們深入研究的重要問題。

　　正是由於大學校長對於大學發展的重要性，所以無論國內還是國外，大學校長是一個引人注目的角色，也是學術界研究的熱門話題。Thwing Charles Franklin 所着《高校校長》（1926）描述了高校校長必須培育的各種內外關係，校長作為個人和專家必須培養和展現的各種素質和特徵，分析了校長崗位的風險和收穫，以及如何實行有效的領導等問題3.Schmidt，G.P.在《舊時的大學校長》（1930）一書則討論了1760年至1860年間的美國學院院長們，討論了他們的職務，考察了他們作為宗教領袖、愛國者、管理者、改革者、學生招募者、籌資者、反動分子等多重角色4.Harold W.Stoke 所着《美國大學校長》（1959）一書詳細論述了大學校長的作用的變化。他認為，大學校長已開始從「學者型」變成「管理型」，成為「經理型」的校長5.Cohen Michael D.與March ，James G.合着有《領導與模糊：美國大學校長》（1974，1986）。在該書中他們論證說，由於絕大多數大學是「有組織的無政府狀態」，是個「雜亂無章的世界」，因此大學校長很少能做成甚麼事情6.Kell，Clark和GarionL.合着的《大學校長的多重生活：時間、地點、性格》（1986）通過對對若干大學校長及其配偶，以及其他有關人士的800次訪談，揭示了大學校長的經驗與期望，探討了不同的管理方式，以及校長們在變化的環境條件下決策時所扮演的不同角色7.鑒於大學校長對高校的發展具有及其重要的影響，美國教育理事會（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先後對美國高校校長進行了多次大規模的調查，顯示了美國大學校長群體的基本特徵與變化趨勢（1988）8.其最近的調查涉及了236所「有博士授予大學」，這些大學與「研究型大學」不能完全等同（Melanie E.Corrigan ，2004）9.當然也未見國外的校長研究涉及了中美之間的比較。

　　國內對大學校長的研究主要從歷史與理論兩個角度進行：前者以校史研究室進行的個案分析為主，併集中於着名大學的着名校長研究10，後者主要以文獻把握基礎上的理論思辨為主，部分研究涉及了調查11.對大學校長考察的另一角度是國際與比較教育的視角，這也有兩種取向：其一是對國外大學校長遴選、辦學與角色變遷方面的考察12；其二是對中外大學校長的比較研究。如有研究比較了大學校長的任職條件和選拔程式（許曉東，1995；周群英，胥青山，2003）13，另有研究則進行了中外知名大學校長的比較研究（席酉民，郭菊娥，王洪濤，王大剛，2002）14.此外，至2003年，中國（大陸）有三篇博士論文專門論及大學校長：或探討大學校長的教育理念與治校（眭依凡，2001）15，或對大學校長的治校之道進行個案分析（陳運超，2002）16，或探討大學校長與大學發展之關係（胡國銘，2002）17.值得注意的是，我國台灣大學歷史系黃俊傑教授從最近10年來台灣地區大學院校所實施的校長遴選制度的實際經驗出發，分析了這種校長產生方式的積極貢獻與負面效果，也探討這種制度所產生的各種制度性的與非制度性的問題及可能的調整方向（黃俊傑，2002）18.這為大陸校長遴選提供了台灣的經驗參照。

　　綜觀已有的研究，除了席酉民等人的研究（2002）簡單論及中外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外，集中探討中美兩國研究型大學校長學術背景的論文尚未發現。即使是在席酉民等人的研究中，由於涉及面很廣，加之沒有對「中外」、「知名大學校長」進行明確界定，所以我們難以了解這些大學校長的樣本情況及其代表性，更無法深入了解這些大學校長的學習與工作背景之詳情。

　　在分析國內外有關大學校長研究資料基礎上，我們同樣可以提出類似的問題：誰在當中國大學校長？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中美兩國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如何？差別何在？有研究在考察政治精英的職業選擇之後指出：精英人物的職業選擇不僅是「由社會面臨的問題類型決定的」，而且是由解決那些問題所需要的技能決定的（Gaetano Mosca ，1939）19.那麼，我們是否可以由此類推：中國大學面臨的問題及其解決技能決定了其大學校長的選拔？本研究的目的就是試圖在描述中美兩國研究型大學校長學術背景的基礎上進行跨國比較，以為即將成為大學校長「候選人」及需要選拔校長的大學或教育行政部門提供多角度的參考及啟示。

（二）研究方法

為了對上述問題有一個比較明確的回答，本研究擬以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為主，佐以比較分析（comparative analysis）來比較研究中美兩國大學校長學術背景間的內容差異20.內容分析法主要是對兩國的樣本分別進行描述性敘述，即按照學術背景的兩大領域──教育背景與職業背景依次進行歷史或現狀的描述分析；比較分析則是在內容分析基礎上並列（juxtaposition ）並比較（comparison）各自的異同與優劣。當然，這兩種研究方法之外還結合了歷史研究與個案分析，並使各研究方法融為一體，以求相得益彰。

　　鑒於中美兩國大學眾多，國情各異，本研究把中美兩國頂尖的研究型大學校長作為考察的重點，且把考察的時間跨度定位為20世紀（尤其是20世紀50年代）至今階段。之所以主要考察20世紀以來美國的大學校長，是因為正是到了20世紀，美國的高等教育才在吸取英德兩國之長的基礎上形成了美國特色並進入超一流行列，而中國也在經歷諸多曲折之後開始進入大學發展的穩定時期。

　　本研究所考察的23所美國高校均為美國排名靠前的知名學府。其中包括「常春藤聯盟」8校及芝加哥大學、斯坦福大學等合計14所私立知名學府與伯克利加州大學、佛吉尼亞大學等9所公立知名大學。為了與上述高校相對應，本研究選擇了北京大學等15所中國高校作為對照樣本。儘管各種排行榜差異較大，但上述大學作為兩國各自頂尖的研究型大學代表通常不會有太大的異議。唯一不同的是：美國大學取樣主要依據大學發展歷史地位及歷次排行榜的排行情況。而中國大學取樣除了考慮這兩者之外，還兼顧了大學的「科類結構」。鑒於各校公開的資料既不完整，也不一致，本研究儘可能查閱補充了校長們的其他相關資料。

　　（三）核心概念與研究架構

　　1核心概念

　　本研究對所涉及的兩個核心概念界定如下：所謂「研究型大學」，就是以創新性的知識傳播、生產和應用為中心，以產出高水準的科技成果和培養高層次精英人才為目標，在社會發展、經濟建設、科技進步、文化繁榮、國家安全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大學（王戰軍，2003）21.學術（Academia）是「有系統的、較專門的學問」22.相應地，學術背景（Academic Background）就是指從事系統的、較專門的學問的背景。從狹義的角度看，學問是指學者從事專門的學術研究；從廣義的角度看，「萬事洞明皆學問」。本文的「學術」主要是一種廣義「學術」。為了便於概念的操作化，這裡把學術背景限定為教育背景與職業（專業）背景兩大方面。當然，這兩大方面不能概括學術背景的全部，所以，在下面的論述中，本研究還將根據實際情況作必要的調整、補充或說明。

　　教育背景（education background）是指所受教育的基本情況。它涉及這樣一些問題：新任校長是從哪所大學畢業的？他（她）畢業於本校還是外校？是名校畢業生還是非名校畢業生？是本國出產的「土鼈」（本國畢業生）還是具有國外學習經歷的「海龜」（留學生）？校長獲得的是甚麼性質與層次的學位23？他是學「文科」的，還是學「理科」的？24進一步的問題還在於：就讀甚麼樣的學校有利於成為研究型大學校長？學習甚麼性質的學科更可能成為大學校長？高學位有助於成為大學校長嗎？單一學科經歷還是交叉學科經歷更有利於從事校長工作？要成為大學校長是否必須出國留學？總之，甚麼「教育背景」的大學校長候選人更有可能成為大學校長？

　　職業背景（professional background ）又稱作專業背景，是指人們擔任現職（校長）前從事的工作情況。它主要回答這樣一個問題：擔任校長之前主要從事甚麼專業工作？進一步的問題則在於：校長的專業特長是甚麼？成為校長需要甚麼樣的職業經歷？職業經歷（如從事管理工作或學術工作）多樣化必然有利於成為校長嗎？大學校長的經歷「順利還是曲折」更有利於辦學？在成為大學校長之前通常經歷哪些「官僚層級」？在學校內部工作還是在學校外部工作更有利於成為大學校長？

　　毫無疑問，本研究不可能全面地回答上述所有的具體問題。即便回答了其中的某些問題，其重心也是根據事實分析而有所不同的。

　　2研究架構

　　大學校長的遴選過程實際上就是學校或政府意志的決策過程。它受制於學校與環境兩大方面的互動。具體說來，大學校長的遴選既受制於大學自身的歷史傳統、大學的類型與目標及校內外直接利益團體，也受制於政府及其管理體制、國內外形勢變遷及企業市場與某些非政府組織（NGO ）。在參考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本研究認為，大學校長選拔的機制與內外影響因素形成了如下的大學校長選拔構架（圖1）：

圖1大學校長選拔構架

圖1表明，大學校長選拔的「內部機制」主要集中於大學選拔委員會（或董事會、評議會等）與本校與外校校長候選人的互動。這種互動受到大學歷史、類型、層次與目標和政府及其管理體制等「外部機制」的直接影響，而這種「外部機制」又穿插了校內外各種影響因素，校長候選人的「學術背景」等個人因素就是其中一個重要「變數」。本研究即依據上述構架收集中美兩國研究型大學校長的歷史與個案資料，述評他們在「學術背景」方面的異同及各自的優劣。

　　二、美國研究型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

　　按照前述概念界定，本部分主要從教育背景與職業背景兩大方面按照公立與私立兩種大學類型分別描述美國研究型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我們不妨從美國兩所不同性質的着名大學──哈佛大學與麻省理工學院（MIT ）開始，逐個展開我們對美國最有代表性的研究型大學校長「學術背景」的個案考察和分析。

（一）哈佛大學與麻省理工學院校（院）長的學術背景：歷史考察

　　哈佛大學是美國最着名的私立綜合性大學，而MIT 則是美國最着名的理工科大學。表1顯示了20世紀以來哈佛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情況。

表120世紀以來哈佛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

　　資料來源：依據http://www.president.harvard.edu/history/整理。表中畫線部分表示與所在大學相同的教育或職業背景。Provost 本為牛津、康橋等大學的某些學院的院長或者美國某些大學的教務長，在本文中一律譯為「教務長」。美國的Provost 與中國的教務長職責並不完全相同。美國的教務長涉及到分管學術與財政事務。學位的翻譯有時用中文有時用英文縮寫是由校長背景資料的實際情況決定的，文中儘可能依據所收集資料情況加以註明，下同。

　　由表1可見，20世紀以來先後有7位哈佛大學校長，他們通常在35－56歲左右（M=45.43±7.41年）出任哈佛校長。哈佛校長平均任期22年（M=22±9.96年，其中Charles WilliamEliot 35歲當選哈佛校長，任期長達40年；任期最短的Neil L.Rudenstine校長也長達10年）。由表1可以推知，上任年齡較年輕，那麼承擔校長職責的時間有可能較長。2002年5月14日，現任哈佛校長Lawrence H.Summers （2002）在北京大學的講話中提到：「我堅信，哈佛大學之所以成為世界上最優秀的大學的原因之一就是（校長長期任期制）。自從1860年代美國內戰結束以來，任職的校長總共只有七位。我非常榮幸地擔任內戰以來的第七位校長。由頗具魄力的領導長期任職能使學校為適應變化的新時代的需要而在現有體制的基礎上不斷更新和改進。這是哈佛辦學的悠久傳統」25.杜維明（2002）進一步指出，校長任期長可以規劃長遠的策略。這種傳統不僅反映在學校的教學內容，而且更重要的是對教育風格時時起到的潛移默化的作用26.

　　近期7位哈佛校長「教育背景」的共同特點是：至少有一個哈佛大學的學位。7位校長中有4位獲得2個哈佛學位（Nathan Marsh Pusey有3個哈佛學位），4位有哈佛的本科學位，5位有哈佛的博士學位。換言之，哈佛「血統」的純正幾乎是擔任哈佛校長的一個「必要條件」。如果沒有得到哈佛的本科學位，至少也要「補上」一個哈佛的碩士或者博士學位，且哈佛校長的其他學位也出自一流大學。

　　在「職業背景」中，在20世紀90年代前中期哈佛有5位校長來自學術界（占7位哈佛校長的71%），且其中4位來自哈佛自己的教授或學院院長。90年代以後的2位校長則來自校外的基金會或者政府部門（占7位哈佛校長的29%），提示哈佛大學校長來源的新趨勢。在專業特長方面，除了50年代前期有2位哈佛校長為化學家之外，其他5位校長均來自政治、歷史、文學、法學、經濟學等文科專業，表明哈佛校長以文科學者為主流來源。

　　儘管這些校長中沒有一位出身教育學科，但是Derek Curtis Bok寫了5本高等教育論着：《超越象牙塔》（Beyond the Ivony Tower，1982）、《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1986）、《大學與美國未來》（Universities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n ，1990）、《巨流之形》（The Shape of the River，1998）、《市場中的大學》（University in theMarketplace ，2003）。Lawrence H.Summers 則在擔任哈佛校長之前，除了擔任MIT 及哈佛大學的教師（1987年命名為Nathaniel Ropes 政治經濟學教授），隨後自1991年開始進入華盛頓，在過去10年主要服務於一系列的公共政策部門，尤其是1999年成為美國財政部長而引人注目。可以說，無論哈佛校長來自校外，還是校內，學術工作都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有趣的是，儘管哈佛校長絕對是個繁忙的角色，但表1顯示20世紀的哈佛校長均享85歲以上的高壽。

　　麻省理工學院（MIT ）是一所與哈佛大學學科構成完全不同的着名理工科大學。表2列出了20世紀該校主要校長的學術背景（限於資料收集困難，這裡實際上僅列出1923年以來該校校長的學術背景情況）。

表2麻省理工學院（MIT ）院（校）長的學術背景

資料來源：依據http://web.mit.edu.newsofficer/2003/cmw.html整理。

　　作為美國最着名的理工科大學，麻省理工學院（MIT ）的大學校長具有與哈佛大學不同的特點。由表2可見，1923年至今MIT 先後有8位校長，他們平均上任年齡50.5歲，平均任期9.57年（現任校長除外）。這比哈佛大學校長的平均上任年齡年長5.07歲，而平均任期則短了12.43年，顯示兩校校長的任期長短存在巨大的差異。這很可能與兩校校長的選拔與任期傳統有關。

　　近期8位MIT 校長「教育背景」的共同特點有兩點：幾乎所有的校長都出身理科，且多具有名牌大學理學博士或哲學博士（占62.5%），但只有37.5%的MIT 校長擁有MIT 學位，且有同樣比例的MIT 校長的本科學位並非出自名校。前者與哈佛大學近50年的校長全部為文科出身很不相同，後者與哈佛校長大多具有至少一個哈佛學位也很不一致。

　　雖然MIT 校長也基本出身名校，但顯然不如哈佛大學出身一流大學的比例高。似乎預示MIT 在美國大學中的地位與哈佛大學並不處於同一層次：哈佛大學具有很多的貴族「保守氣質」，而MIT 則多一些平民「開放色彩」。或許這與學科構成有關：「文理主導型」的哈佛大學學科領域寬廣，其校長在學生時期可以選擇哈佛的學科相應地可以更加多樣化；對「理工主導型」的MIT 而言，其學科範圍相對比較窄小，所以無論其校長在學生時期選擇MIT ，還是MIT 選擇學生，都使得相互的選擇範圍不如哈佛來的寬廣。當然，更主要的原因或許還是來自體制與觀念等因素。

　　在「職業背景」中，有62.5%的MIT 校長任職前曾經工作於MIT ，這與哈佛71%的校長來自本校旗鼓相當。MIT 雖然有37.5%的校長來自其他單位，但他們是在其他高校任職。與哈佛大學不同，沒有發現MIT 校長來自校外的基金會或者政府部門。在專業特長方面，毫無疑問，MIT 校長几乎清一色來自理科學者。

　　（二）當前美國其他私立研究型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

　　除了哈佛大學與MIT ，包括常青藤聯盟在內的其他私立研究型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又如何呢？表3顯示了當前美國12所着名的私立研究型大學校長的相關情況。

　　表3美國12所私立研究型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

　　從表3可以看出，12美國私立研究型大學的「教育背景」中，除了杜克大學校長的「教育背景」資料不詳外，至少有9所以上的大學校長具有博士學位（哥倫比亞大學與康乃爾大學校長資料未明確顯示其校長是否具有博士學位）。與哈佛大學校長必須至少有一個哈佛大學的學位不同，這裡的12所美國私立研究型大學（杜克大學除外）中，只有4位大學校長具有所在學校的學位，提示美國多數私立研究型大學選拔校長在「教育背景」考慮方面「本校色彩」已經趨於平淡。在就讀學校的「名氣」上，12所美國私立研究型大學的校長几乎都有名校背景，但也有部分校長曾經就讀名不見經傳的大學。

　　在「職業背景」方面，12所美國私立研究型大學校長中，有5位校長具有任職大學的學校經歷。如果把「教育背景」與「職業背景」進行交叉分析，則顯示除杜克大學的其他11所大學中有佔2/3的8位校長具有「本校色彩」。由此可見，是否具有任職學校的「教育背景」或「職業背景」仍然是能否任職的一個重要考量。道理很簡單，具有任職學校的「教育背景」或「職業背景」這樣一種經歷有利於校長與任職學校的相互了解與感情溝通。但1/3的校長沒有所任職大學的任何背景，則表明大學在選拔校長時「英雄不問出處」，唯才是舉選拔人才的主流趨勢。無疑，這兩個方面並非矛盾而是相互補充。

　　要對一位現代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進行準確歸類是有些困難的，因為文理兼通幾乎是擔任校長的前提，雖然校長有自己的學術或職業專長。如果一定要進行「學術背景」的分類考察，或許更好的的做法是「學術傾向」，即主要從事業務是偏向「文科」或者「理科」。由此觀照當今美國大學校長，那麼從表2與表3可以看出，理工主導的大學自然是選擇「理科」人才擔任校長（如MIT 或Caltech ）。沒有明確的學科主導方向的私立綜合性大學中，前10所大學中（杜克大學因資料不全除外），至少有7所大學由「文科」出身者擔任校長。由於美國主要研究型大學多數是綜合性大學，顯示美國私立研究型大學校級行政人員由文科人才主導的基本態勢。

　　（三）伯克利加大校長的學術背景：歷史考察

　　由於包括中國大學在內的大學以公立大學為主導27，因此本研究除了考察美國私立研究型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外，也注重考察美國公立研究型大學校長的相關情況。為了與最着名的私立大學──哈佛大學相對照，這裡選擇在美國排名第一的公立大學──伯克利加大的校長作為歷史考察的案例。該校校長的學術背景情況如下（見表4）：

表4伯克利加大校長的學術背景

　　由表4可以看出，近50年來伯克利加州大學先後有8位校長，其任期通常不超過10年（M=6.43±2.51年）。在「教育背景」方面，幾乎所有的大學校長都具有名校博士學位，且該校出自文科與理科的校長人數大致相當。但是畢業於伯克利加大的校長只有2位，另有3位校長則具有伯克利加大工作背景，綜合後共有5位校長具有「本校色彩」（8位校長中佔62.5%）。

　　如果把美國最着名的公立大學與最着名的私立大學兩相比較可以看出，對伯克利加大來說，其校長的「伯克利血統」已經相當平淡。這與哈佛大學選拔校長時堅持「哈佛血統」完全不同，顯示出兩校的思想分野：前者更加具有包容性與開放性，而後者則具有更多的排他性與封閉性。由於美國最着名的大學往往是私立大學，作為私立大學的排頭兵，哈佛大學具有明顯的排他性是不難理解的。但是，這種排他性利弊如何卻是不容易回答的問題。有朝一日，假如美國大學已經不再居於世界最前列，哈佛大學的校長選拔仍然堅持其「哈佛血統」嗎？

　　（四）當前美國其他公立研究型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

　　除了最着名的公立大學之外，不妨進一步了解其他着名公立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表5顯示了當前美國其他8所最着名的公立研究型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情況。

表5當前美國其他8所公立研究型大學校長的學術背景

　　由表5可以看出，除伯克利加大之外，其他8所美國公立研究型大學校長的「教育背景」方面，如前一樣，所有公立研究型大學校長都有名校高級學位。但是，似乎與美國私立名校校長多出身於文科不同，這裡8位校長中，只有3位校長出身文科，其他5位校長則出身於理科，加上它們的主要「職業背景」，那麼也只有一半（4位）的校長主營文科。再者，無論私立研究型大學還是公立研究型大學，除了早期大學少數例外（如哈佛大學），絕大多數校長都有其他學校的求學經歷或職業經歷。在一所大學從本科到博士，又留校工作升為大學校長几乎是不可能的。這與中國主要大學偏愛「留校」的傳統完全不同28，其原因固然在於美國大學校長選拔機制與中國差異甚大，還在於美國大學學生就業政策與中國完全不同——即便最好的學生通常也不能直接留校任教，而必須離開熟悉的母校到外面打拼，在證明自己具有足夠的才幹以後才由母校返聘回校任職。毫無疑問，跨校求學與工作的背景有利於吸收各單位經驗之長，綜合形成新的特色與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