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研究走向職業化的同時，會不會也就意味着某種無可奈何的平庸化呢？牛頓和愛因斯坦的高度個人英雄主義的奇蹟，是不是就要成為絕響了呢？

　　1905年之前的“落魄”生涯

　　1895年秋，16歲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投考蘇黎世綜合技術學院，不幸名落孫山，他不得不進入瑞士的一所補習學校(那時就有“高考複習班”了呢)。1897年他才如願以償，考進了蘇黎世綜合技術學院。該校被認為是當時歐洲最好的學校之一。

　　在大學裡，愛因斯坦很快就和女同學米列娃墮入情網。米列娃生於奧匈帝國的官宦之家，從小就有才女的聲望，她在男校讀完中學，和愛因斯坦同年進入蘇黎世綜合技術學院。米列娃比愛因斯坦年長，腳又有一點跛，更要命的是，她不是猶太人，因此愛因斯坦和她的戀情遭到愛因斯坦父母的強烈反對，愛因斯坦和他們發生了幾次嚴重爭執，他被母親“怒斥”，不得不“悲憤地妥協”。然而1901年，米列娃已經珠胎暗結，她回到父母家生下了孩子(一個女兒，可能不久就夭折了)。再回到蘇黎世綜合技術學院時，她未能通過畢業考試，當然也就無法得到文憑——這是一個典型的女大學生早戀並婚前懷孕而導致學業失敗的悲慘故事。而愛因斯坦已經在1900年拿到了這所名校的畢業文憑。

　　可是文憑並未能讓愛因斯坦獲得學校的助教職位，他只好到處打零工，晃蕩了兩年工夫，直到1902年6月，經一位同學的父親推薦，才在伯爾尼專利局獲得一份三級技術鑑定員的工作，年薪3500法郎。任務是鑑定新發明的各種儀器，其中主要是機電產品。這項工作對於愛因斯坦來說，倒是有點駕輕就熟，因為他出生於一個“機電之家”，他父親就從事電氣行業，他叔叔還曾發明過一種電動機。

　　這一年愛因斯坦的父親去世，愛因斯坦與家人的關係逐漸好轉，他對米列娃畢竟沒有始亂終棄，1903年和她結了婚(但是這場衝破重重阻力贏得的婚姻並未能白頭偕老，1914年他們黯然離婚)。米列娃沒有文憑，因而也就無法找到工作，次年長子漢斯又出生了。相當沉重的家庭負擔，使得這位專利局的年輕職員那幾年的生活看起來頗有點潦倒落魄。

　　一個專利局的小職員，當然沒有機會與當時的主流科學家來往。愛因斯坦在伯爾尼只有幾個青年朋友，最重要的是哈比希特(Habicht)和索洛文(Solovine)，還有哈比希特的一個小弟弟。這一小群年輕人經常在工余和課後聚首，一起散步，或在寓所一起閱讀、座談。

　　他們研讀的哲學和科學著作有：斯賓諾莎、休謨的著作，馬赫、阿芬那留斯、畢爾生的著作，安培的《科學的哲學經驗》，物理學家亥姆霍茲的文章，數學家黎曼的著名演講《論作為幾何學基礎的假設》，戴德金、克利福德的數學論文，彭加勒的《科學和假設》，等等。

　　他們也不是“重理輕文”的——他們還一起讀過古希臘悲劇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拉辛的作品、狄更斯的《聖誕故事》、塞萬提斯的《唐·吉訶德》，以及世界文學中許多別的經典作品。

　　一起閱讀的樂趣在於思想的交流，這群年輕人被這種樂趣迷住了，雖然清貧，但是他們充實而幸福，感到“歡樂的貧困是最美好的事”。他們將這難忘的幾年命名為“不朽的奧林匹亞學院”。

　　“愛因斯坦奇蹟年”

　　然後，驚人的奇蹟發生了。

　　1905年一年內，26歲的愛因斯坦發表了5篇劃時代的科學論文——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創立狹義相對論的《論動體的電動力學》和《物體的慣性同它所含的能量有關嗎？》。相對論的創立，徹底改變了人類對自然的認識，其偉大意義，在整個科學史上，只有牛頓之創立萬有引力理論可以與之相比。這一年因此被稱為“愛因斯坦奇蹟年”。

　　科學史家很容易想到，將愛因斯坦在伯爾尼的這幾年，與牛頓因躲避瘟疫而離開劍橋到故鄉度過的那幾年(1665～1667年)進行比較。牛頓在那幾年中，得出了微分學思想，創立了萬有引力定律，還將可見光分解為單色光，在數學、力學、光學三個領域都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而1905年愛因斯坦在布朗運動、量子論和狹義相對論這三個方面作出的貢獻，任何一個都足以贏得諾貝爾獎。這確實是交相輝映的兩個“奇蹟年”——這個拉丁語詞(annus mirabilis)原本就是用來稱呼牛頓的1666年的，後來也被用來稱呼愛因斯坦的1905年。

　　一個根本沒有進入當時主流科學共同體的小職員，憑什麼能創造這樣的奇蹟？一小群年輕人，三年的業餘讀書活動，為什麼竟能孕育出“愛因斯坦奇蹟年”？

　　愛因斯坦後來多次表示，如果他當時在大學裡找到了工作，就必須將時間花在準備講義和晉升職稱的論文上，恐怕就根本沒有什麼閒暇來自由思考。他在逝世前一月所寫的自述片段中，說得非常明確：

　　鑑定專利權的工作，對於我來說是一件幸事。它迫使你從物理學上多方面地思考，以便為鑑定提供依據。此外，實踐性的職業對於像我這樣的人來說簡直是一種拯救：因為學院式的環境迫使青年人不斷提供科學作品，只有堅強的性格才能在這種情況下不流於淺薄。

　　也就是說，奇蹟來自自由的思考。

　　楊振寧曾對青年學生說過，應該“經常思考最根本的問題”，才有望在科學上有所建樹。愛因斯坦在伯爾尼那幾年間的故事，可以有力地證實楊振寧的說法——相對論就是“思考最根本的問題”所產生的最輝煌的結果。當然，要創造愛因斯坦的奇蹟，天才的頭腦也是不可或缺的。

　　愛因斯坦奇蹟將成絕響？

　　那麼愛因斯坦在1905年創造的奇蹟，對今天而言還有沒有現實意義？比如說，今天中國的一個年輕人，還有沒有可能像愛因斯坦在1905年那樣創造奇蹟？

　　如今中國大學裡的職稱晉升、年度考核及成果指標之類，已經被許多學者認為是“災難性的”，其壓力恐怕遠大於愛因斯坦當年的學院環境。當年愛因斯坦就認為“只有堅強的性格才能在這種情況下不流於淺薄”，那如今要怎樣的性格才能“不流於淺薄”？還會有幾個人有足夠的閒暇去自由思考？

　　那麼在學院之外的年輕人，比如說大學畢業後沒有進入高等院校或科研機構，而是進了某個公司當小職員，但又願意“經常思考最根本的問題”，也有二三好友一起讀書討論，有沒有可能創造奇蹟？

　　從理論上當然不能絕對排除這種可能性。但是我們都知道，這種可能性肯定是微乎其微的。除了個人的天賦因素之外，還有許多原因，比如，當時正值物理學偉大變革的前夜，那群年輕人從他們所能閱讀到的科學文獻中，有機會接觸到當時“最根本的問題”(比如上面提到的黎曼的演講和彭加勒的著作)；而如今是不是這樣偉大變革的前夜呢？恐怕很難得出肯定的回答。對一個業餘愛好科學的年輕人而言，當下的科學論文中的99.99%都將是平庸而匠氣的、令人昏昏欲睡的。如果這個年輕人也硬要“思考最根本的問題”，極大的可能是被學者們視為“胡思亂想”、“空談臆想”；如果他也鼓起勇氣將他的思考撰寫成學術論文，那要在科學刊物上發表將是極其困難的——如果不是絕不可能的話。

　　牛頓和愛因斯坦的這兩個“奇蹟年”有着許多相同相似之處。在《愛因斯坦奇蹟年》(該書已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於2001年引進出版，主體就是愛因斯坦1905年的5篇論文)一書的導言中，主編施塔赫爾(John

　　Stachel)比較了這兩個“奇蹟年”的多項異同，但是有一個在我看來非常重要的共同點，卻完全沒有被注意到，這個共同點也是經常被後來的科學家們有意無意忽略的，那就是——牛頓和愛因斯坦創造奇蹟時都沒有用過一分錢的“科研經費”！事實上，科學史上有許多偉大發現，都是在不用國家一分錢的狀況下完成的。而如今那些用掉了納稅人千千萬萬金錢所取得的“科研成果”，與萬有引力和相對論比起來，絕大多數顯得多麼平庸、多麼匠氣、多麼令人汗顏！

　　從牛頓的“奇蹟年”至今已經300餘年，愛因斯坦的“奇蹟年”至今也將近百年。如今科學研究的建制化、職業化，已經高度成熟，已經牢不可破，甚至已經天經地義了——今天人們普遍認為，一個人如果不進入科學的體制之內，那他基本上就不可能從事有效的科學研究，充其量只能是“民間科學愛好者”。

　　但是，職業化的同時，會不會也就意味着某種無可奈何的平庸化呢？

　　牛頓和愛因斯坦的高度個人英雄主義的奇蹟，是不是就要成為絕響了呢？

　　在未來的某個年代，還有沒有可能出現第三個“奇蹟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