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極少聽說過有看不起病的情況。一般的城鎮居民，沒有哪家把看病當作洪水猛獸來看待的。不是指公費醫療，而是指那時低廉的藥價和治療費用。那時有個頭疼腦熱的，花幾塊錢，甚至幾毛錢就可以治好。由於當時農村與城市收入差距比現在小的多，因此這樣價格低廉的醫療服務農民也消費得起。

　　然而從90年代起，一股名為“醫療產業化”的陣風破門而入。從那時起，醫院的收費幾乎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持續增長，高於同期居民收入增加速度4倍以上。也就是從那時起，我國的醫療體系出現了極度的異化：一方面醫療從業人員迅速暴富，另一方面廣大居民醫療費用支出暴漲，因病致貧、無錢看病的事例從時有發生變成了普遍現象。

　　無論鼓吹“醫療產業化”的精英們如何巧舌如簧，醫療產業化給億萬人民群眾釀成的健康問題早已是不爭的事實。相當多的城市居民有病不看；患者因經濟原因不敢去醫院，應該住院治療的患者不敢住院，這種現象難道說沒有嗎？按理說這些年經濟發展了，居民的健康狀況應該有所改善才對，可為什麼卻會出現這些怪現象了？表明了一個不爭的殘酷現實：越來越多的老百姓看不起病。

　　那農村呢？那些生活在“廣闊天地”里的、一年收入僅有幾千元的農民呢？他們得了病怎麼辦？

　　“醫療產業化”給中國人民健康帶來的問題遠遠不止無錢看病、因病致貧這兩項。由於“醫療產業化”之後，有關醫療產業的產品利潤豐厚，引來了無數投機者進行“醫療產品開發”。為了降低成本謀取最大利潤，很多這樣的投機者在連最起碼的衛生條件都不具備的情況下盲目開工，給人民健康帶來了巨大危害。

　　以前，有些人總是以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來反對政府對醫療衛生包攬太多，這種託詞實際上沒有道理。2000年中國衛生總費用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3%，略高於世界衛生組織規定的5%的下限。其中居民個人支出高達60.60%，而這一比例在發達國家是27%。

　　即使排除發達國家，這個比重在其它國家也低得多，包括最不發達國家。如果世界上最窮的國家都能由政府負擔近60%的醫療衛生費用，經濟欣欣向榮的中國有什麼理由做不到呢？

　　造成我國居民醫療健康狀況惡化的原因除去“醫療產業化”之外，還有一個政府投入嚴重不足的問題，政府沒有承擔起它對居民醫療健康應負的職責。“醫療產業化”與政府失職互相推波助瀾，造成了我們今天面臨的惡果。目前，大多數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不但不大張旗鼓地搞“醫療產業化”，而且還在儘量避免讓市場力量支配醫療衛生領域，不斷增加政府支出在醫療總支出中的分額。而我國卻反其道而行之，真讓人感到困惑。

　　低的政府支出意味着貧困人口不能獲得足夠的醫療服務。如果醫療衛生費用主要由個人負擔，收入和財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們是否能獲取必要的醫療保健服務。除非收入和財富在社會各階層的分配相當平等，否則經濟上的不平等必然轉化為醫療衛生上的不平等。如果採取低收入群體由政府負擔大頭的做法，即使是窮人也能夠享受起碼的醫療衛生服務，將會有利於提高全體人民的健康水平。

　　不得不說，毛澤東時期，人民的醫療衛生事業比現在搞的好。那時從沒有聽說過（或者是很少聽說）有病看不起的情況。即使是農村，雖然沒有公費醫療，但是農民生了病，低廉的醫療服務價格使得一般農民也看得起；工人生病則有公費醫療。“公費醫療”制度有很多弊端，比如說有些人鑽空子，造成很多浪費等。但是根本上來說，它是一種保證了廣大工人看病權利的好制度，其作用之一就是大幅度提高了我國人民的平均壽命和健康狀況。如果說要改革，那麼改革的主旨就是要將人民不歡迎的弊政革除，而不是“連孩子帶洗澡水”一起潑出去。危害人民利益的“改革”，必然遭到人民的唾棄，這樣的“改革”必然會失敗。

　　疾病是人類的災難。任何得了病的人，即使一分不花，也沒有人願意得病，更不用說支付高昂的治療費用了。對於任何公民來說，自己忍受病痛之苦卻又要傾家蕩產地治病，是一種極大的社會不公正現象。窮人看不起病，但是病魔並不因此而對窮人放一馬。任何一個不同情弱者的社會，決不是一個好社會，這個社會需要愛心。既然我們打着社會主義旗號，就更應該體現社會主義不同於以往落後社會的愛心和公正。

　　醫院是幹什麼的？醫院的第一職責是救死扶傷，醫院是體現人道主義的場所，不應該是講“經濟效益”和“利潤最大化”的企業。政府應該從財政上拿出一部分錢來用於醫療事業補貼，而且要保證這筆錢落到實處。

　　“產業化”要求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有些產業化，經實踐證明確實會給人民帶來實惠，比如住房的產業化以後，大大改善了我國居民的居住環境，成功地使我國城鎮居民人均住房面積從改革初期的3.8平米增加到目前的21平米，這樣的產業化值得推廣。但是，堅決反對“一產業化就靈”的迷信，有兩個領域是絕對不能產業化的。一個是教育，一個是醫療。因為前者涉及到社會弱者改變命運的機會，後者涉及到社會弱者的生死存亡。因此，教育和醫療是“產業化”的底線，突破了這個底線，這個社會就沒有任何公正可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