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美國大學的實力雄踞世界之首。美國的高等教育不僅是國家向公民提供的一項福利，也是創造社會財富的優良動力。美國卡內基小組的研究表明，美國的經濟實力有50%是從它的教育制度獲得的。擁有了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美國才能擁有大量的自主知識產權、影響深遠的傑出學者和強大的知識經濟，才能成為科技強國。

　　然而，美國高教並不完美。美國在過去一百年中有許多措施、政策、制度、思路值得效法，但近20年來也呈現出流弊日滋的景況。

　　本文的目的在於分析大學對美國發展的重要貢獻，探討美國大學成功的根本要素，以及近二十年來顯現出的弊端。《老子》說：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但願本文對美國大學體製成敗得失的分析能對尋求中國教育制度進步的人們提供一種參照。

　　美國大學成功的五大理由

　　美國作為世界公認的科技強國，擁有世界50%以上的學術論文、諾貝爾獎得主和專利。美國之所以強大，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擁有為數眾多的世界一流學府，它們吸引着全世界最優秀的學生負笈美國，一俟學業完成，這些學生很多都留在美國，成為美國支撐其科技強國地位的砥柱。

全世界最好的大學有85%是美國的大學（據上海交大所做世界大學排名，前20名中有17所美國大學）。美國用世界上最優秀的大學吸引世界各地的最有潛質的學生到美國學習，再用它強大的企業將這些人才中的大多數留在美國本土。在微軟、IBM、蘋果等美國高科技企業中充滿了來自中國、日本、韓國、印度、加拿大、法國、英國等國家的拔尖人才。這些異域精英們為美國的科技和產業發展提供了堅實的人才基礎。

　　美國大學的成功有五大理由：（1）英明的政策與官員；（2）靈活自由的教學方式；（3）嚴格的教師錄取、晉升、管理制度；（4）在進步中求穩定的思維；（5）私立大學奇蹟般的崛起。

　　（1）英明的政策與官員

　　1862年，美國正着手開發西部，一位有遠見的參議員Justin Morrill為了提供落後地區的農工人員受教育的機會，推動實施了《贈地法案》，由政府提供免費土地用以創辦新的“贈地大學”。這個法案使每個州分別獲得三萬英畝土地，《法案》還允許大學將這些土地變賣，用賣地之資作為學校經費。

　　隨着美國的社會財富日益雄厚，國家對大學的經費投入也逐步增加。見到德國的研究型大學獲得成功，Morrill和其他參議員又推動實施了新的法案，追加了研究經費和新學科教學的經費，以促成研究和教學並重的“研究型大學”。

　　儘管有了這些英明的政策和充裕的經費，20世紀初美國的科研和大學仍然落後於歐洲。這時的美國，需要的是一個契機。歷史沒有讓美國人等得太久。二戰期間，在美國國家防務研究委員會主任Vannevar Bush的領導下，有六千名科學家機密地進行了大量的科研工作（包括影響深遠的對原子彈、雷達、解密算法、導彈和青黴素的研究）。二戰結束， Vannevar Bush調任國家科學研究與開發辦公室主任。他提交給羅斯福總統一份名為《科學——無盡的戰線》（“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 的報告，闡述他設計的一整套國家扶持科技，利用科技創造財富的機制，其主要內容如下：

　　大幅度提高科研經費。科學研究是國家強盛、人類進步所必需的，政府有責任支持、資助這個領域。從1940到1990年，美國的研究經費漲了4000倍。2000年，美國聯邦政府在科學研究方面的支出超過380億美元。

　　把國家科研下放給大學。 Vannevar Bush的主要方案之一就是“合同制聯邦主義”（Federalism by Contract），其實質就是聯邦政府自己不設立研究機構，而是通過簽訂研究合同的方式，把科研任務交付給大學或私營公司。他與41所大學/研究機構、 22家公司簽訂了二百多個科研合同。美國除了少數的國防機密項目，絕大多數的科研經費都經過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國家衛生基金會、國防部高科技組織、海軍研究辦公室等提供項目，通過競爭方式下放給研究型大學和其它實驗室來操作。

　　引導國防科研產業化。二戰時發明的很多技術都有巨大的商業價值，Vannevar Bush 力主由大學（象麻省理工學院的 Lincoln Labs，加州理工學院的 Jet Propulsion Lab）來做這些技術的下一步科研工作，然後經過國防承包商（象波音、Lockeed、BBN）將這些技術產業化。這一系列措施催生了世界一流的大學和公司，鞏固了美國作為世界第一科技大國的地位。

　　美國當局從諫如流，Bush報告中的三點從此為美國現代科研政策定下基調。

　　《科學——無盡的戰線》所力倡的開放式科研和蘇聯的集中式科研理念上截然不同。國防科技方面，蘇聯有星有彈，並不比美國遜色。但是蘇聯的集中式科研與社會隔離，武器做得越先進，社會越窮。最後整個國家陷入經濟恐慌，失去科技強國的地位勢所難免。而美國的開放式科研，由大學負責創新，由企業負責產業化，每一項發明都能充分發揮它的潛力，同時也為大學和產業帶來了無比巨大的推動力。

　　Bush這些明智的政策使得大學在經費上富可敵國（實行“合同制聯邦主義”的初期，麻省理工學院就得到一億美元的經費），大學裡面群英薈萃。從此，不但美國大學後來居上超過歐洲，美國的高科技（航天航空、醫學、計算機、操作系統、網絡……）也迅速產業化，創造了無比巨大的財富。另一方面，大學教授和畢業生創業成功後，將他們的知識和財富重新輸入大學，形成生生不息的良性循環。

　　在此，我們不能忘記這個偉大進步的功臣：英明的官員。Vannevar Bush就是其中最卓越的典範。他本人不僅是政府官員，也是有獨具慧眼的戰略家和卓越的科學家。他在1931年研製成功的“微分分析儀” （Differential Analyzer），是電子計算機的鼻祖。他在1945年寫的 “As We May Think”一文，預測了未來計算機、數據庫、數位相機、語音識別、Internet等功能，有人因此稱他為電腦之父。Vannevar Bush曾任麻省理工學院的副校長，曾創有名的Raytheon公司，也是美國專利系統的創始人之一。如果Vannevar Bush沒有步入仕途，他很可能獲得諾貝爾獎。然而，作為運籌帷幄的政府官員，他對美國社會的貢獻遠遠超過大多數諾貝爾獎得主。他的例子昭示我們，教育、科研和經濟的進步不但需要大量經費投入和開明的政策，也需要具備大師智慧的官員。

　　（2）靈活自由的教學方式

　　美國的教學方式非常靈活，風格上跟歐洲大不相同。教師和學生在直截了當的氛圍中交流思想、學習知識。無論是在小學、中學還是大學，美國教師一般不會對學生進行大量的知識灌輸，而是採用實驗、案例、討論、互動交流等豐富生動的方式提高學生的學習積極性。

　　在美國的大學，教師鼓勵學生追逐興趣而不是追逐“熱門”，開明的校規也允許學生根據自己的興趣轉系。我剛進大學時想從事法律或政治工作。一年多以後我才發現自己對法律沒有興趣，學習成績也只屬中等，但我愛上了計算機。我每天瘋狂地編程，很快就引起了老師、同學的重視。終於，大二的一天，我決定放棄此前一年多在全美前三名的哥倫比亞大學法律系已經修得的學分，轉入哥倫比亞大學藉藉無名的計算機系。若不是開明的校規允許我轉系，今天我就不會擁有計算機領域的成就，很可能只是在美國某個小鎮上做一個既不成功又不快樂的律師。

　　在美國的大學，教師還非常注重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鼓勵學生大膽提出自己的設想和建議。我讀書時，曾提出與導師的思路截然不同的技術方案。當時我的導師說：“我不同意你，但是我支持你。”他的鼓勵最終促使我沿着自己的道路獲得了成功。這種因材施教、鼓勵創新的教育理念再好不過地體現了美國教育思想的先進性。

　　（3）嚴格的教師錄取、晉升、管理制度

　　美國的高等院校大多擁有一流的師資，可謂大師雲集。在美國社會，大學教授是知識分子夢寐以求的職業，有着很高的社會地位和優渥的待遇。優渥的待遇保證了師資質量，優良的師資帶來學生對老師的尊崇，學生的尊崇又使老師社會地位提升，結果是待遇又繼續提高，從而形成大學師資的良性循環。

　　在麻省理工學院或斯坦福大學這樣的一流學府，一個教授職位常常有上千人同時申請。當一名青年教師，擊敗了上千名競爭對手，進入斯坦福大學作助理教授後，他只得到一紙為期7年的聘書。7年後他有50%的機會得到“終身職”，得以終身留在學校。但是他也有50%的可能得不到“終身職”，必須放棄成為教授的目標，甚至失業。這樣苛刻的條件下一個職位仍有上千人申請，我們可以想象教授在美國是多麼令人嚮往的工作。

　　“終身職”制度有兩個目的。第一，確保教授合格。獲得“終身職”教授職位極為困難。申請者需要做多項獨立科研、在高水平的期刊發表文章、成功地指導博士生，再經過嚴格的師資評審制度，由同行教授進行客觀考評，仔細衡量對科研的實際貢獻，加上學生的評語等，然後才能證明其“終身職副教授”的資格。如此高的門檻，保證了教授的質量，也保證了教授的社會地位。第二、保障思想自由。一旦獲得“終身職”，學校不能因為思想偏激或攻擊學校、政府而解僱教授，等於提供 “終身”保障。

　　此外，美國高等院校在管理上強調專注於教育和基礎研究，不鼓勵大學辦企業、不鼓勵教授拿過多的橫向項目，以免影響教學質量。大學教授本來就有豐厚的薪酬，還可以每周抽出一天做待遇不菲的“顧問”工作，更可以選擇時機留職停薪到社會上創業。所以美國教授沒有後顧之憂，也能夠公私分明，把在校時間全力投入到科研和教學。

　　（4）在進步中求穩定的思維

　　19世紀以前，歐洲的大學主要訓練的是教士和政治家。在前現代社會，人們心目中世界是穩定的，並且從根本上講是已知的，如果說還存在未知的部分，那也一定可以從已知的知識出發推導出來，因為秩序是一以貫之並且無所不在的。未來在某種意義上被想當然地認為是歷史的重演，人們從未設想過這個穩定的世界秩序會存在被顛覆的危險。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教育的目的是傳授固定的知識。大學最重要的品質是穩定。

　　自19世紀以降，世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工業革命、信息革命、醫學革命帶給了人們希望，核子武器、恐怖主義、環境危機、能源危機帶給了人們恐懼，兩次世界大戰動搖人類對自身智慧和理性的傲慢……隨着倫理、道德、信仰、哲學、科學的深刻變化，人類開始意識到，未來將不再是過去的重演。這種時代趨勢給教育帶來深刻的影響。從此，教育的指向不再是重複僵硬的知識或真理，而是創新。而大學最重要的品質也不再是守舊的穩定，而是迎着風險追求進步。

　　就在古老的世界因創新而變得年輕的轉折關口，美國的大學把握機會，在“進步”的旗幟下，在胸有韜略的教育家領導下，超過了歐洲以“穩定”為要的大學（德國的大學是一個例外）。美國本是一個多元文化大熔爐，美國的大學為了進步敢於創新也願意模仿。很好的一個例子是19世紀在德國柏林大學這種研究型大學大獲成功的啟發之下，美國的大學迅速將德國模式融入美國本土教育，再加上政策的支持，很快青出於藍，超過德國研究型大學的成就。另一個例子是MIT最近以一億美元總經費計劃將2000門課程（包括課本、演講稿、筆記、習題、答案等）無償地在網上公開。這不但代表了MIT擁抱網絡技術和遠程教育的進取心，更顯示了它不懼風險，並對蟬聯世界工科領導者地位的無比信心。

　　在處理進步和穩定的關係問題上，美國大學提供了值得效法的範例。且聽加州大學校長Clark Kerr的夫子自道：“進步和穩定都重要，但是我深信進步比穩定更重要，因為惟有進步才能帶來真正的、長遠的穩定。因此，當兩者有衝突時，我們應該放棄穩定而追求進步。”在過去的一百年中，美國奉“在進步中求穩定”的理念為圭臬，終於後來居上地超過歐洲老牌大學，令全世界為之矚目。這個理念，正是美國大學至關重要的成功秘訣。

　　（5）私立大學奇蹟般的崛起。

　　美國的大學可分五類：

　　1. 私立大學 – 是在有理想的成功人士捐贈的基礎上建成，歸私人所有，由董事會管理。這類大學不以盈利為目的，股東不得獲取利潤分成，所有收益用於學校發展及提高科研教學水平。

　　2. 公立大學 - 如各州立大學，完全由政府出資，滿足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基本需要，體現了教育資源利用的公平性、正義性和便利性。

　　3. 教會大學 - 出於宗教目的，由教會擁有，補充社會基本教育條件並服務宗教目的。

　　4. 公立社區大學 - 提供低學費的兩年制學位教育，瞄準那些無法進一流大學的學生。也有學生為了省錢，先讀兩年社區大學再轉學到公立或私立大學。

　　5. 私立職業大學 - 以盈利為基本目的，相當於企業或者公司，這類大學一般收費較高、辦學水平較低，類似中國現有的許多民辦大學。

　　一個突出的現象是，最優秀的大學中大約有85%都屬於上面第一類，即私立大學。這一點從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的排名也可以看出：

　　總體排名 (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

本科 商學院 工程

1 哈佛 哈佛 麻省理工學院

2 普林斯頓 斯坦福 斯坦福

3 耶魯 賓州大學 伯克萊

4 麻省理工學院 麻省理工學院 依利諾斯

5 加州理工 西北大學 喬治理工

6 杜克 哥倫比亞 密歇根

7 斯坦福 杜克 加州理工

8 賓州大學 伯克萊 普杜

9 Dartmouth 芝加哥 德州

10 華盛頓大學 Dartmouth 卡內基梅隆

高科技學科領域領先的學校

生物工程 計算機科學 計算機工程

1 斯坦福 卡內基梅隆 麻省理工學院

2 哈佛 麻省理工學院 卡內基梅隆

3 麻省理工學院 斯坦福 斯坦福

　　（註：圖中黑色為私立學校，灰色為公立學校。）

　　這些私立大學都是常說的“研究型大學”，它們不但提供優質的教育，而且做一流的研究。儘管公立大學擁有政府的資助，私立大學和公立大學之間的差距卻是越拉越遠。私立大學不僅僅是成功的學府，還成為產業的核心：硅谷的崛起歸功於斯坦福大學，波士頓周圍高科技產業的興旺則依靠麻省理工學院。

　　為什麼美國能打破過去公立大學一方獨霸的局面呢？是什麼讓私立大學成為美國高等教育的核心力量呢？美國的研究型私立大學的成功具備下列四個重要條件：

　　有理想的慈善家：上面表格中的每一所私立大學都是用愛國的慈善家（如Carnegie, Mellon, Stanford, Rockefeller，Harvard）的捐贈創立。其中Rockefeller除了捐贈多所大學，還提供了研究資金，在政府尚未看到微生物學的潛力時，他一擲千金，支持加州理工學院等學校創設這個重要的學科，令美國搶得學科發展的先機。

　　雄厚的私人捐贈基金（endowment）：經過多年苦心經營，一流的私立大學培養了大批成功的傑出校友。這些校友又對學校慷慨解囊，幫助學校累積了富可敵國的財富，這就是所謂的基金（endowment）。以哈佛大學為例，它的基金會高達一百多億美元，而且每年都有盈利。用這筆錢，學校給優秀的學生提供全額獎學金、出最高薪挖來最好的教授、無償地把課程放在網上、建立科學園區……

　　雄才大略的校長和富有特色的大學：這兩者相得益彰，密不可分。雄才大略的校長用自主的辦學方針和鮮明的辦學特色帶領學校達到卓越。每個學校都有它的個性，它們不是枯燥的生產線造出來的陳陳相因的貨品，也無法用從第一名排到最後一名的線性思維論定坐次。很經典的例子是Daniel Gilman，他作為Johns Hopkins的首任校長，以研究型大學為理想，在短期內創造了奇蹟。除此之外，還有雄才大略的校長和計算機系主任把Carnegie Mellon鑄造成一個以IT革命為宗旨的學校；加州理工大學的校長和副校長Noyes, Milikan, Hale把這所原來表現平平的Throop Institute改造成小巧精悍的理工大學；麻省理工學院鄰近哈佛，所以決意發展工科，最終修成正果；西北大學的驕傲則是它世界第一的商學院；伯克萊樹立了蜚聲世界的自由開放學風……每一所有特色的學校都吸引有特色的人，他們在適合的學校環境裡盡情發揮，形成人盡其材，各施所長的局面。

　　v 靈活高效的運作：私立大學在成本控制、運作效率、吸引學生及響應社會需求方面，都比公立大學靈活和有效得多。私立大學不受美國政府政策的限制，也不用每年苦等年度經費，因為私立學校的資金來自基金會，得以像私人公司一樣靈活地運作。它們能夠以更大幅度的高薪來挖研究大師，提供研究啟動經費，它們可以創設新的學科，這種靈活運作的方式正是市場經濟的獨到之處，因此私立大學可以達到高質量的教學水平，培養高素質的學生。而且，更自由的環境也更能吸引人才。一所大學的成敗取決於能否吸引傑出人才，而傑出的人才嚮往靈活和自由的環境。

　　美國大學面臨的五大弊端

　　對於改革中的中國教育，美國是很好的典範。但是，當我們羨慕美國的成功時，也要看清今天美國大學的弊端。

　　今天的美國大學有下列五大弊端：（1）“終身職”制度造成教授不思進取；（2）學費經費失衡導致“大學行銷競爭”和“盈利型大學”泛濫；（3）院系貧富懸殊、校方大權旁落；（4）研究型教授身價暴漲、優秀教師飯碗不保；（5）一流學府壟斷格局日趨僵化。

　　（1）“終身職”制度造成教授不思進取

　　“終身職”制度用較高的門檻來遴選教授是很正確的做法，但是“終身職”也對美國教育產生副作用：得到“終身職”之後，一些教授便高枕無憂，不再努力工作。有些教授高踞其位，其實已半退休，要麼就在外創業。這是因為，教授在得到“終身職”後就不再有約束，制度上無法促使他們竭盡全力地擔當起對學校和學生的義務和責任。如果在企業，無論職位多高，做得不好，依然會被降薪、降級、甚至解僱。相形之下，大學也應參照企業管理的方式，才能確立令人信服的公平競爭。

　　（2）學費經費失衡導致“大學行銷競爭”和“盈利型大學”泛濫

　　伯克萊大學教授David Kirp的"Shakespeare, Einstein, and the Bottom Line"一書批評了美國的大學由於近年政府經費削減而產生的學費暴漲。為了生存，很多學校採用行銷手段推銷自己。行銷本身不是壞事，在學費、經費問題無可迴避的情況下，適當地融入行銷手段有其必要性。但是，有些大學採取誇大、不實的行銷手段，不惜通過投機甚至作假來提高排名和提升大學品牌。

　　此外，很多大學忽視基礎學科，因為基礎學科拿不到經費。很多大學在雇用校長、副校長時忽略學術和管理能力，而主要看他們的行銷能力。這一點已經成為美國教育系統的重大隱患。

　　正當主流大學遭遇經費問題時，一批盈利型大學乘虛而入。這些學校（如Devry University, Phoenix University，Jones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等等）以中專水平僭稱“大學”名號，竟然門庭若市，很快積累了數十萬學生。分析這些學校發跡的門路，不難看出端倪：他們拿不到國際認證，就拿州立或市立認證，照樣可以得到政府的補助；它們得不到媒體的好評，就在電視上大做廣告；它們吸引不到優秀學生，就降低入學門檻；它們為了提高利潤，就以最低的代價，最少量的課，最少的專業教師，通過網絡教學……這些盈利型大學利用主流大學的危機大發了一筆橫財。Devry大學的控股公司已在紐約股票市場上市，市值為 15億美元，總裁每年收入180萬美元。然而，看到大學文憑貶值，教育淪為商人掠奪納稅人尤其是貧苦學生的搖錢樹，人們不禁要質問：公理良知何在？教育作價幾何？

　　（3）院系貧富懸殊、校方大權旁落

　　為了提高各個院系爭取經費的積極性，很多美國大學降低學校“提成”，縮減校方的權力，而把權力下放給院系。這造成了冷門院系經費捉襟見肘，熱門院系卻財源滾滾的局面。例如，伯克萊大學為了大筆研究經費，開始做不開放的研究。南加州大學推行“資源管理下放”的管理制度，要求各學院自負財務盈虧，導致課程變質，院際公共設施的經營品質下降。Virginia的商學院不滿校方“提成”太多，乾脆自立山頭，設法脫離母校。流風所及，大學的各個院系幾成盈利性公司。

　　此外，院系獨立還導致校長大權旁落。今天。我們已經很難看到像過去哈佛的Eliot校長、Johns Hopkins的Gilman校長，芝加哥大學的Harper校長那樣的集社會理想與膽識氣魄於一身的教育家。

　　（4）研究型教授身價暴漲、優秀教師飯碗不保

　　另一本題為"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的書，作者是加州大學校長Clark Kerr，分析了美國大學荒廢教學的深刻危機。隨着大學經費日甚一日地仰仗科研經費，研究與教學並重的大學已變成重研輕教。目前，一個大學或者院系的品牌取決於它有沒有一流的研究型教授，這使得大學以天價去挖研究型的明星教授。紐約大學在5年內挖來的法學和哲學明星教授使它有兩個系從原先不列名躍升到前三名。然而，大牌明星教授最大的問題是都不願意教學。於是，紐約大學又只好聘來大批“教匠”應付教學之需。大牌明星教授年薪可以高到一年20萬美元，而“教匠”教一門課只有三千元，而且不算學校正式員工。如果“教匠”所授課程明年冷門了，他將徹底失業。

　　很多美國名校的學生都認為教授只關心研究，不關心學生的學習。最終吃虧的還是學生，尤其是本科生。

　　（5）一流學府壟斷格局日趨僵化

　　上述四點弊端，倘若出現在50年前或100年前的美國，很可能會被某個慈善家或教育家通過開創或改造一所大學而得到改進。但在今天，這樣的變革契機已經不復存在，因為 “一流私立大學”的市場已被壟斷。

　　這種壟斷除了靠私立大學的品牌、師資、研究，還有一個重要的鎮山之寶，那就是它們的基金(endowment)。哈佛、斯坦福等大學都有超過百億美元的基金。僅僅這個基金的利息就已經超過很多學校多年的經費。只用利息，學校可以就可以雇最好的教師、補助不夠的經費、或者進行擴張。實際上，它們甚至根本不需要動這筆“老本”，這些私立大學憑他們的品牌和實力就能拿到天文數字的科研經費，基金只會年復一年像雪球般越滾越大。

　　二流學校根本不可能與這些壟斷市場的一流學府競爭，也不再會有慈善家敢於拿錢來和他們競爭（誰願意投資幾百億，並且慘澹經營幾十年後也只能達到“准一流”的檔次？何況名校出身的慈善家對自己的母校都很忠誠）。因此，Johns Hopkins、芝加哥、斯坦福挑戰哈佛的歷史將不會重演。由理想的教育家和慈善家共襄盛舉締造歷史的時代已經遠去。現在，一流大學的作風和政策早已固定，在沒有挑戰的情況下，很難出現任何改革。

　　寄語中國

　　中國正在成為世界經濟強國，美國大學的利弊得失對中國來說具有重大借鑑意義。就中國的發展目標而論，中國必須擁有自己的世界一流的學府——無論這個目標有多困難，這都是一個必須完成的任務。

　　面對這個任重道遠的目標，有人誇下海口，聲稱2020年應可達到；也有人冷言相譏，斥為比超英趕美還不現實。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個極其困難，但是絕對可以達到的偉大而實用的目標。作為一個科學家和工程師，我深信任何偉大而實用的目標都不該靠閉門造車，而應在實際問題的考驗之下，在吸取他人經驗教訓基礎之上尋求發展。

　　目前，中國的大學在師資、體制、管理系統等方面都離世界一流學府有相當大的距離。若想步入一流，從美國的經驗和教訓看來，我認為中國必須本着“在進步中求穩定”的思維，增加科研經費投入，革新大學管理系統，改變教學方式，並重研究和教學，推進產學研結合，避免過分產業化，打擊由教育獲暴利的行為，鼓勵有特色的大學良性競爭，並且鼓勵創辦一流私立大學。如果這些措施果真能夠見納，想來月華如水，桂子飄香的金秋時節，我們是可以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