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引入競爭機制，建立全新的學術系統

當然，一個社會如果放棄對完美和崇高的追求，它的最終結局就是平庸和墮落。學術界也是這樣。如果中國的學術界僅僅滿足於向學生傳授知識，滿足於利用別人創造的科學知識來解決眼前的問題，它就永遠也不會升華到更高的境界。

問題是，靠中國目前的這批學者，在目前這樣的學術氛圍，中國社會對他們的最大期望只能是不要再繼續墮落，不要再進一步腐蝕社會，超過這些的都屬於奢望。我們甚至不能夠寄期望於現在層出不窮的新科博士，他們的知識、能力、和道德觀念完全出胎於目前的學術界。青出於藍而青於藍，他們很可能會黑上加黑。

其實，說“中國學術界的學術水平低”，是有兩層含義的。第一，從絕對值來講，他們的水平確實低，與歐美諸國不能相比，與日本、南韓不能相比，即使與印度、台灣、新加坡、香港相比，也有相形見絀之感。其次，從相對意義上講，中國的學術界表現出來的學術水平比實際水平要低。也就是說，中國的學術界還是有一定的實力的。可以這麼比喻：歐美學術界的學術實力和表現水平為十，而中國學術界的學術實力為五，表現水平為三。這是什麼原因呢？其原因就是逆向淘汰、劣勝優敗：學術界被那些不搞學術的學術官僚控制了，他們一心要搞的是轟轟烈烈的輿論聲勢，搞沒完沒了的這個工程那個工程，所以這些人的水平成了中國學術界整體水平的代表。而那些真正有學問的人，由於干不過那些善於搞弄虛作假的騙子，所以反倒沒有了出頭之日。

除了那些具有一定科學實力、並且具有一定科學良知的“體制內”學者，中國還有一個巨大的學術寶藏，那就是十幾萬海外留學大軍。儘管他們的水平參差不齊，良莠俱在，但總體上說，他們是中國人中最接近西方科學的人力資源。他們之中的很多人都有回國工作的意願，但由於中國學術界的逆向淘汰機制，使他們踏不進中國學術界的大門。(亦明：中國學術界的海龜與土鱉之爭)。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如何讓那些真正的學者成為學術界的主導、主流，如何讓中國的學術界與國際學術界正式接軌呢？目前看來，唯一的可行之途就是另建一套全新的學術系統，它既可以容納那些真心搞學問的中國學者，而且能夠對那個腐敗的系統施加競爭壓力，促使它改革。

大約一年半前，當我首次提出另建一個學術界來對抗學術腐敗的主張時，有人對此表示懷疑，認為它的“可操作性幾乎為零”。(閒雲野鶴：評亦明的“把反學術腐敗的鬥爭進行到底”)。其實，在目前的中國，這樣的“另類” 學術系統已經開始出現。以美國科學院院士王曉東、耶魯大學教授鄧興旺領銜建立的“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就是這個“另類” 學術系統的橋頭堡。根據這個研究所的網站介紹，儘管該所“依託北京市政府和國家科技部，並有國家計委、教育部、中國科學院等8個部委支持”，但它“依法登記成立，具有事業法人資格，獨立承擔民事責任”。不僅如此，它還宣布：“北京生命所希望在科研體制運行上改變中國現有的、不符合國際先進標準的、不利於中國科學良性發展的模式。”(見該所網站：http://www.nibs.ac.cn/firstlink/jianjie.asp)。雖然據說這個所在成立之初曾與中國的學術界發生種種磨擦(主要是爭奪人事權)，並且可以想象這類摩擦只能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劇烈，但我祝願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能夠堅持自己的學術原則，一往無前：假使萬一到了堅持不下去的地步，也要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絕不向他們妥協，絕不與他們同流合污。

除了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在中國學術界內部，還有零星的“學術特區”。比如，成立於1999年的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神經科學研究所，在美國著名科學家蒲慕明博士的領導下，在短短幾年間取得了頗為可觀的成就。(宗寶泉、趙如江：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創新發展紀實之人才篇)。實際上，神經科學研究所的成功也正說明中國科學院體制的失敗。就象深圳經濟特區的成功說明舊的經濟體制失敗一樣。不過，神經科學研究所的成功能否延續下去卻是一個疑問。在很大程度上，蒲慕明博士是這個所能夠取得成功的唯一保障。假如蒲先生一旦駕鶴西去，這個特區很可能會被毀於一旦。這就是體制內改革的可悲之處：他們是被利用的對象，因而沒有獨立的人格。

無論如何，僅僅有一、兩個研究所是遠遠不夠的。中國“另類”學術系統的中堅應該是一所或幾所優秀的大學。這些大學的獨特之處就是它的獨立性和非牟利性。所謂獨立性，就是他們既不是什麼局級單位，也不是什麼部級大學，而是由一個獨立的、唯一使命就是維持這所大學的正常發展的董事會控制，該董事會的成員不得從這所大學獲取任何個人利益。所謂非牟利性，是指這所大學以學術和教育為唯一目的，以提供一流的教育為自己的最終發展目標，而不是為了謀取經濟上的利益。在這所大學，教授應該有深厚的文化修養和精深的專業知識，他們勇於進取，與人為善，他們有強烈的事業心，他們熱愛教育事業，他們講究誠信，注重職業道德，他們堪稱師表。這所大學培養出的學生應該具有極強的使命感和責任心，有旺盛的創造力和開拓精神，他們既敢於幹大事，也肯於、善於干好每一件小事。

應該說，象中國這樣的大國，不論是經濟實力，還是人力資源，建立這樣一所甚至幾所大學都是完全可能的。對政府來說，與其把巨額資金投入到現有大學，試圖把他們改造成世界一流大學，莫不如拿這筆錢另起爐灶。實際上，不論國家投入多少錢，在現有體制下，中國的現有大學都不可能成為世界一流大學。但假如教育部把“985”一期工程的數百億元人民幣拿來建立新型大學，中國出現世界一流大學的時間不僅會大大提前，而且數量也會大大增加。

當然，就目前來說，要政府出錢建立獨立的學校並不十分現實。其實，這筆錢根本就不用中國政府來拿。據悉，香港愛國實業家李嘉誠先生為了建設汕頭大學，先後投資總額已經超過20億港幣。實際上，如果社會效果好，這樣的投資會越來越多。不過，從1981年建校到如今，汕頭大學辦得不能說是成功的。至少，它的學術聲望至今還沒有建立起來。據汕頭大學網站介紹，目前汕大有博士點4個，碩士點39個。而成立年代比他們早不了幾年的湘潭大學(1974年恢復建校)，卻有博士點9個，碩士點69個。雖然得到這些學位授予點的過程中充滿了骯髒的交易(亦明：中國的學術界到底有多腐敗？)，但它的數量的多少卻能夠說明一所學校在這個體制內的地位。從這一點來說，汕頭大學在中國學術界內“混” 得不是那麼滋潤。其主要原因，就是它陷入了中國學術界的泥潭之中。實際上，汕頭大學的“失敗” 正說明另建一套學術系統是必要的。而這個系統的關鍵，就是要獨立於現有的體系，擺脫它的干預和控制，免得受其污染。如果做不到這一點，任何嘗試都會以失敗告終。

除了鼓勵利用民間資金建立私立大學，中國政府還應該考慮恢復以前的教會大學。在1949年之前，中國的一些著名大學，如北京的燕京大學，南京的金陵大學，上海的聖約翰大學，濟南的齊魯大學，都是外國教會主辦的大學，也都是當時中國的一流大學，為中國培養了一批傑出人材，如燕京大學的季羨林、周一良、謝冰心、吳階平、蔣嚴永；金陵大學的陶行知、陳禎、王應睞；聖約翰大學的鄒韜奮、顧維鈞、宋子文、榮毅仁，等等。這些學校在1952年前後或者被關閉，或者被其他學校兼併。由於這些學校尚有一些校友在世，而他們很可能與創建學校的教會保持聯繫，因此恢復這些大學，是一個非常值得考慮的辦學道路。

一般認為，宗教與學術，尤其是科學，格格不入，所以教會學校的學術水平會比較差。但實際上，美國目前常春藤聯盟的八所大學中，有七所是教會建立的。這些大學在成長的過程中逐漸與教會脫離了關係，而那些教會並沒有為此耿耿於懷。這是因為，教會辦學是出於自己的信仰，而不是要謀取回報。正所謂，前人栽樹，後人乘涼。事實是，上面提及的中國教會大學在中華民國時代其宗教內容就已經很少，多數設置文、理、工、醫、農等學院。金陵大學早在1928年就撤銷了宗教系，宗教課程由必修課改為選修課，宗教儀式也改為自願參加。所以教會大學實際是由教會出資開辦的相當正規的大學，他們都有非常優秀的學術傳統和嚴謹的學風。1947年，胡適在出任北大校長時說：“假如國立大學不努力，在學術上沒有成就，很可能是幾個教會大學取而代之。”(轉引自：段玉明：另一種國家研究)。由此可見他們當時的學術水平已經直逼北大清華。其實，從長遠來看，宗教對一個社會的持續、穩定發展具有相當大的正面作用。就現今來說，宗教並沒有排斥科學，科學為什麼非要和宗教過不去呢？退一萬步說，大學教育也不單純是科學教育。

總之，另建一套學術系統是必要的，可行的，是對中國有着莫大的好處的。中國在春秋戰國時代之所以迎來了空前的學術大繁榮，就是由於當時有百家在爭鳴。在半個世紀前，中國的高等教育之所以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培養出了許多人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當時的國立大學、私立大學、教會大學三足鼎立，互相競爭。沒有競爭，就沒有進步。而目前中國大學之間的勾心鬥角，那不叫競爭，而叫窩裡鬥，因為他們不是在比試誰會更好，而是在比試誰能使對方更差。所以，中國政府應該放寬眼界，敞開胸懷，積極地支持、扶持、甚至資助這個系統的發展和完善。應該認識到，它是目前中國學術事業的唯一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