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張德馨教授

上個世紀初的中國還在清朝統治下，傳統的私塾老師只教古文不教數學，沒有學校和師資傳授西方先進的科學和技術。 但是，就在短短的幾十年裡，中國的教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期間中國經歷了1906年廢除科舉制度，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戰爭，十年內戰，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 在那個艱難的歲月中，教育改革一直都沒有停止過，這是一個由全民參加政府支持的運動，大批有良知的中國知識分子為改變中國的落後面貌積極的投入到這場改革當中，為祖國的教育事業奉獻出了畢生的精力，給後來的國家建設發展和高等教育的建立培育出大量的人才打下堅實的基礎。 現在中國的發展同當年老一輩知識分子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張德馨教授（1905-1992）是我的父親，他就是那個時期投身於教育的一員。 雖然他過世已經有二十多年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依然在我的心中。他有着傳奇般的一生，從一個晚清落後的山東農村少年成為那一時期第一個在德國柏林大學獲得數學博士學位的中國人。 1937年回國做教授，1941年至1945年在西北師範學院（抗戰時期的北京師範大學）任數學系主任，1946年任國民政府長春大學校長，1948年他痛恨國民黨的腐敗從長春起義成為在解放戰爭期間第一個投奔解放區的大學校長，1949年9月以無黨派身份應邀參加在北京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並且在1949年10月1日隨毛澤東和其他黨政領導人一起在天安門城樓上參加了開國大典。 解放後，父親任東北師範大學的建校副校長和吉林省政協第一至第六屆副主席等職。 那個期間他的頭銜竟然有十三個之多，眾多的行政工作使他的數學研究工作完全停止。但是，直至文革前他還是想辦法擠出時間給數學系的學生上課。 五十多年的教授生涯父親桃李滿天下，1990年國家教委特別贈他一塊鎮紙上面鐫刻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我的爺爺張學專是山東省黃縣文基鄉大張家村的農民，以教私塾和種地為生，奶奶張曹氏是一個沒有自己名字和不識字的小腳女人。1905年父親作為家中的長子誕生在這樣一個普通的農民家中。 那個時候爺爺家中非常清貧, 據父親講他十幾歲離家去鎮上讀新學堂的時候，奶奶給他縫了一條褥子，在那之前他都是光身睡在炕席上。爺爺在家鄉是非常受尊敬的人，被鄉親們稱為“老先生”。 他一生致力於家鄉的教育事業，辦新學，成立鄉里的第一個女校，他相信只有教育才能救中國。但是父親小的時候家境還相當困難，為了能送父親去讀小學，重視教育的爺爺只得忍痛將比父親小兩歲的叔叔送去大連當學徒，叔叔8歲離家做學徒從此失去了讀書的機會。 父親從小懂事知道爺爺奶奶支持他讀書不易，在學校努力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讀書期間父親通過借錢兼課做中學老師等方法克服經濟上的重重困難，在1928年從北京鹽物專門大學和北師大數學系畢業，在濟南找到一份既安穩收入又好的工作。 但是父親並不甘於平庸的生活，他堅信中國要富強必須向西方學習。 在經過一番艱難地自費留學經費籌集終於搞到了足夠一年的經費，去哪個國家呢？父親經過一番調查分析認為當時德國在科技上是最先進的。 1931年他如願以賞地踏上了去德國留學的征途。

張德馨教授1937年在德國柏林

父親留學是為了學習中國強國最需要的東西。父親在音樂上非常有天賦，他小時候就會演奏多種樂器，其中京胡拉得最好。在德國的第一年裡，他在學習德語的同時還去學習鋼琴。 我小時候學了一年的鋼琴課程，他說他一個星期就彈完了。 我練的鋼琴曲子，他看着譜就彈出來，而且彈得還很好。在語言學校畢業後，父親告訴他的那位女鋼琴老師他要去學習數學，老師馬上說：“你不學音樂太可惜了！” 父親解釋說中國需要科學和技術所以他不能夠去學音樂，當時那位老師就惋惜地掉下了眼淚。 父親選擇的導師是當時德國最著名數學家之一I.舒爾(Issai Schur) 教授。他在群論和數論上都很有建樹，以“舒爾函數”和“舒爾定理”而聞名。

父親思想開明，嚮往新生事物，熱愛祖國。 辛亥革命後他是村裡面第一個割下自己頭上辮子的人。 上大學時他是學生會主席，積極參加學生運動。 留學期間他同溫朋久(1905-2004年), 劉文華（1912-1942）等同是愛國抗日組織“華北救亡會”成員，後來還同他們一起加入《旅德抗日救國聯合會》簡稱《抗聯會》。 溫朋久是建國後第一任中國駐日內瓦總領事，溫家寶總理的叔公。劉文華原本學習水利，1938年回國參加抗戰，曾做過朱德和彭德懷的秘書。 當時《抗聯會》的同學中不乏有後來的很多名人，北京大學副校長後來的蘭州大學校長江隆基（1905-1966），外交部長喬冠華（1913-1983）。 他們當中很多人是共產黨員。 文革中父親被紅衛兵隔離審查近三個月讓他交代在此期間為什麼不加入共產黨，父親說是因為準備博士考試太忙沒有時間參加活動。 我想父親是受爺爺的影響把學到真材實學當作首要，一直奉行着教育救國這一理念。

父親熱愛祖國和人民，戰火中歸國。 父親拿到博士學位時正值七七事變發生，就是在那樣的情況下父親懷着對祖國對人民的熱愛冒着戰火硝煙回國投身到祖國的教育事業中。回國前有三所大學邀請他去任教，他選擇了母校北京師範大學。 他的船票是到上海，當船至新加坡時被告知上海已經淪陷只能在香港下船，等到父親輾轉來到上海時託運到上海的行李包括書籍學習筆記已經全部遺失。 他所學的數學都是寫在他的筆記里沒有書籍可尋，多年後父親提起此事時的表情都還是那麼惋惜和傷心。 所以後來他上課時全部憑藉記憶來講課，好在他有着驚人的記憶力，據說他講課不帶教案所有的內容全部都在他腦子裡。北師大有文章描述包括父親在內的北師大教職員工抗戰期間的艱辛生活。 這一期間，父親還有一件更傷心的事情，我還是從姑姑那兒聽來的。父親回國時還從德國帶回來我的一個姐姐和一個哥哥。 因為父親要馬上去任教就把他們暫時留在老家，沒想到不久日本人占領了老家，父親同家裡失去了聯繫，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裡他們相繼得病，在當時的醫療條件下不治病逝。

張德馨教授1949年在北京

父親是數學教授，但是他注重語言學習，特別是語言表達的準確性，因為數學是嚴謹的。他告訴我他曾經去聽過他的最好的一個學生的課，這位學生一共有13個語言表達上的錯誤。從小到大不止一次的聽到叔叔阿姨們（很多人當時都是系主任和教授了）說父親的課講得有多麼好。父親還同我強調學好外語的重要性。 他告訴我到德國的第一年裡為了掌握德語發音和口語，他經常坐車到郊外找一個空曠的地方大聲的朗誦德語。 在德國的後幾年裡遇到柏林人聽不懂外地人講話時，他還可以給他們做翻譯。父親說這同中國各地都有口音有點相似，所以他能聽懂。 他的博士答辯是口試，三位教授中有一位教授口吃，連德國人有時都聽不懂他，父親卻一點問題都沒有，順利的通過了他的答辯。他驕傲地告訴我他的博士論文導師們連一個標點符號都沒有改動。

我從小學習成績一直很好，很多人以為是父親在家教了我什麼。 其實，他從來不教我學校里的東西也不過問我學校的成績，但是，他確實教我許多其他的東西。 比如說打下手。 從我七八歲時起每當星期天休息時他都帶我在家裡幹活，我們當時住的是獨門獨院的別墅，他會換上一身幹活的衣服, 帶着我在園中拔草，掃地，修整樹木等等。父親講究幹活要有幹活的樣子。 掃地時要用雙手握着掃帚, 不能只用一隻手拿着, 一隻手拿着掃帚不像個幹活的樣子。 還有，掃地時從左到右的速度要均勻，掃到頭時不能撅起來, 要把掃帚輕輕地垂直地向上拿起來，這樣灰塵就不會揚起來。他強調要有眼力勁兒，剛開始的時候我無所事事地雙手插在兜里站在旁邊，他平時慈祥的臉孔忽然變得異常的嚴肅，把我嚇了一跳，他訓斥道：“你這不是跟公子哥一樣嘛?” 他說”公子哥”三個字的語氣帶着強烈的藐視和憎惡。從那兒以後我學會了要仔細觀察學習他幹活，幫着準備下一步工作需要的東西，接下他用過的工具，遞上下一步該用的工具, 把幹完的活收拾利落，把工具清理乾淨放回原處，就是“打下手”。 父親的左手拇指指甲又黑又厚, 那是小時候鍘草時不小心切掉了，他不止一次地給我看他的左手拇指, 提醒我注意安全。總之，絕對不能像公子哥一樣的雙手插兜站在邊上看人家幹活，要有眼力勁兒和會打下手。

後來的經驗告訴我打下手是要從小培養的，想必爺爺是這樣教父親的，所以他才會那樣地教我。表面上看這是些土的掉渣的幹活方法，實際上這裡面蘊藏着大道理。通過他的言傳身教，我學會了通過觀察來學習，做事情要動腦筋，這些都是學校里學不到的。 父親在我年幼的心靈上刻印上了下面的概念：

1． 幹什麼事兒都有規矩，講究樣子；

2． 要講究方法；

3． 做事要動腦筋；

4． 工具很重要；

5． 先做什麼後做什麼，順序很重要；

6． 要有效率，講究個巧字;

7．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安全。

在後來的生活和工作中我都能夠體驗到父親這種教育的好處。這些概念不僅僅是對體力勞動者有用，對於腦力勞動者也大有用處。比方說，我會自然而然地去尋找規矩和做事的方法，考慮先做什麼後做什麼，怎樣做會更有效率。

父親在德國生活了六年，去過世界很多地方，通曉德語和英語也可以閱讀法語和俄語，但是他不盲目地崇拜西洋文化。在我接觸的很多留學的教授們那裡我可以感受到他們普遍認為西方音樂高雅，他們的孩子沒有學習民樂的。父親喜歡西方音樂, 也喜歡民樂和京劇。 他沒有因為自己留過洋而瞧不起民樂。 他教我吹笛子，拉京胡，還告訴我印度音樂也很好聽。

父親同妹妹和我1966年夏天

（照這張像時母親不在，我感到很突然，那天既不是我的生日也不是妹妹的生日，當時的大字報已經是鋪天蓋地，父親着急地帶着妹妹和我去附近的像館照了這張像。 現在猜測，父親一定是在想萬一發生什麼事情，這就是我們的最後的合照了。）

父親個子中等，濃黑的眉毛下有一雙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中氣實足的講話聲中稍帶着膠東口音。他的衣服總是很整潔，頭髮總是梳得整整齊齊，鬍子總是刮得乾乾淨淨。他習慣倒背手走路，筆直的身板走起路來看上去非常有精神。他嚴格要求我坐有坐像、站有站像、待人接物要有規矩等等。可以想象得到，父親從鄉下到北京讀書，還有後來在德國留學的時候, 雖然那時他窮但是他不會因為自己窮就不修邊幅，更不會怕被別人瞧不起。 他身上透着一股自信和正氣，不言自威，雖然身據高職卻一點架子都沒有。

父親勤儉節約嚴格要求兒女。他的一級教授工資是當時一般職工的十倍左右，可是他用的自來水筆卻是一元錢的。 每一次香皂快用完時他都會把剩餘的香皂片仔細地貼在新的香皂上。 1974年我高中畢業時省里專門來人到家裡拜訪父親，建議留下我這個唯一的兒子在家照顧他，父親不同意，他不要搞特殊化堅持要我同其他同學一樣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1977年的秋天國家恢復大學考試，我在下鄉三年和當建築工人一年後終於也有機會可以考大學。 當我收到北京大學物理系錄學通知書後父親沒有誇獎我也沒有告誡我要考第一名做人上人。 他認真地同我說，不必計劃畢業回長春，建議我到外面去多見世面靠自己的本事生活。 1978年2月臨上北京讀書之前，我抓緊時間陪父親在晚飯後散步，在經過當時的一些領導家門前時我注意到他們的門前人庭若市，想到時代又變了。 我小時候家裡周日白天才來串門的朋友，平時也有人晚上來我們家，都是從後門來。 我們家當時的後門一進去就是鍋爐房，然後從鍋爐房進到廚房。 從後門來找父親的都是急需借錢用的教職員工，父親有求必應從來沒有不答應的時候。我問父親我小的時候咱們家怎麼沒有那麼多人來，他回答說：“那時我不允許任何人到家裡來談工作，工作上的事情應該在辦公室里做。”

自從我去北京上大學直至父親去世，我這個不孝的兒子就再也沒有好好陪陪他。 隨着自己年齡及閱歷的增長，我認識到我是多麼幸運有這麼一位父親。 他不僅僅是我的父親，我應該向大家介紹他這個平凡中國農民的兒子的不平凡的事跡，他那為中國的富強一心一意地投身在教育事業上勤勤懇懇默默耕耘的一生值得我們後人緬懷、學習和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