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王銘銘抄襲事件，在一定的圈子內，炒得沸沸揚揚，熱鬧了好幾天。如今，已快事過境遷，少人問津了。事情往往就是這樣，除了 當事者本人深受其害，身敗名裂外，別的意義恐怕很小。在這個腐敗的國度，腐敗的時代，造假數字，造假材料，造假賬，造假貨，造假 象，說假話，已成風氣，無處不有，無時不有。社會地位低於王銘銘的人在搞，社會地位高於王銘銘的人也在搞，沒有多少人痛恨，沒有多 少人臉紅，大家見怪不怪，熟視無睹。一個王銘銘偶然失手被捉，既不足以平息不滿現狀者之忿懣，又不足以警戒作弊者之幸心，恐怕也不 足以折服肇事者及其同情者之怨恨。

　　對這個事件，人們多從體制上，從學術人品格上去找原因，當然也都對。沒有一個好的保護學術健康發展的體制，學術人沒有一個好的 品格修養，學術當然不容易發展好，學術研究當然也容易出問題。然而，這種認識，還是過於表面化了，學以致用可能才是要害。中國人在 土裡刨食的基礎上建立起中央集權的大一統體制後，在權里刨食又成了國人的另一條生路。因而，堂堂思想，學術也就成了生計，或著書建 說以安身立命，或賣論取官博封妻蔭子。從此，思想除了養家糊口，治國平天下的實用外，再也承擔不了指引中國人前進的重任，中國人再 也創造不了能推動自己前進的思想。

　　因而，自春秋戰國百家爭鳴之後，中國人至今尚沒有再創造出超過那個黃金時代的思想。魏晉南北朝的思想解放，僅是用來結束儒家獨 尊的歷史，完成了以道補儒，以佛補儒的過程，為唐代出現《三教珠英》造勢，是舊的新組合，而不是新的大創造。清季的思想解放，只是 引進西方的先進思想，用來結束自秦始皇以來的封建皇帝專制統治的形式，忙亂之中，也未用好，外來的新思想尚未紮根，中國的新思想也 未萌芽。所以，帝制雖被推翻，卻一再復辟，而民主制度的建立，更遙遙難期。"五四"的思想解放，重在引進自由，民主，科學的世界潮 流，用來衝擊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的舊禮教和儒家思想，撼動了舊中國的老根基，激活了新思想的小幼芽。可惜的是，中國人還沒有想好，幼 芽還未長成大樹，便急不可待的動起手來，拿幼芽當槍使，用來爭奪權力，改變中國。脫胎而未換骨，革面而未洗心，封建專制的靈魂仍一 脈相承，對中國人認識世界的能力，對中國人認識世界的方法，對中國人認識世界的成果，一句話，對中國新思想的發展成長，並無補益。 因而，對中國社會的發展，實現現代化，並無補益。二十世紀仍是中國人災難深重的世紀，用的哲學耽誤了中國，思的缺乏耽誤了中國。

　　人的偉大，不在於存在決定意識，而在於意識決定存在；不在於能運用知識，而在於能創造思想。人都是在思想的指導下生活的，沒有 新思想，便創造不了新生活。如果我們認識不到思想對中國人生死攸關的重要性，如果我們認識不到學術對思想建設至高無上的重要性，一 味用字當頭，以思想，學術來謀生，必然會迎合上意，趨附形勢，陳陳相因，句句謀身。人們總結了從解經之作到八股時文的精粹，匯成一 句話，"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抄的妙不妙"，真乃剔骨見髓之論。在這種情況下，再好的體制也不會有成果，再高尚的人也只能述而不作， 難以創造。抄襲是必然的，儘管有隱有顯，有多有少，但都是合法的。而且，既然以思想學術謀生，利於思想建設的好體制和好品格也無法 形成。王銘銘事件反映的正是這樣一個尖銳的問題。只有抓住了這個問題，呼喚思想，才能高屋建瓴，正本清源。只有抓住建設新思想這個 要領，才能杜絕學術研究中的抄襲作假之風。可惜的是，這樣談問題的並不多見。

　　這也不奇怪。自焚書坑儒，以吏為師，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中國人缺少的就是思想。看中國歷史，會發現有兩個很顯著的有無現 象，一個有無是，中國古代有數目眾多的發現發明世界第一，影響深遠，但中國社會卻長期無變化，到了二十世紀中，中國多數人的衣食住 行還象兩千年前的祖先那樣簡陋粗糙。另一個有無是，中國古代有數不勝數的歷史典籍，記載了許許多多的經驗教訓，但是中國的歷史卻無 發展，"百代都行秦政制"，一直到了二十世紀結束，中國基本上還沒有邁出集權專制的舊套路，遠遠跟不上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之所以出 現這兩個對比鮮明的有無，就是因為中國缺乏思想。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實踐者在實踐中熟能生巧，製造出具體可用的器滿 足手的需要，不願去或不准去抽象思考大而化之，難以活學活用的形而上之道，即事物的本質和規律來滿足腦的需要。儘管歷代博學鴻儒很 多，能工巧匠不少，可總是這樣就事論事，活學活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時間長了，思想便不能發展，思想方法便不能改進，思想成果 便不能出現，就使得我們的先人缺乏對自然，人類社會和人自己從總體上的把握，從聯繫和發展層次上的認識，形不成科學體系，形不成民 主制度，形不成人文思想，社會也只能在原地踏步不前。在這樣重經驗，輕思考，重知識，輕思想的停滯環境裡，自然不容易察覺思想缺位 造成的影響。

　　好在到了二十世紀末，終於有了轉機。大陸經過改革，終於成了一個比較開放的社會，邁進小康，實驗也是碩果纍纍。正是由於思想的 改變，改革的勇氣和決心，中華民族真正騰飛了，超越大漢盛唐的文明光輝，正在到來。而復興中華文明，需要更大的思想解放，更多的思 想建設。然而，在這樣關鍵的時刻，全國最高學府的最高學術帶頭人，竟然在學術著作中大段抄襲別人，這類醜惡現象竟然還有很多，中國 思想的潛在危機，就顯得特別嚴重。思想是艱苦創作過程的結果，不是人人都能做好的，希望就在於學術人，思想家。思想家的成果就是民 族的成果，思想家的水平就是民族的水平。如果思想家誤導，耽誤的不只是他個人，而是整個民族。

　　時代畢竟不同了，在現代社會，思想空前的直接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決定着國家的興衰。而現代思想又主要產生在大學的書齋，而 不是領袖的參謀總部。所以，大學教育關乎國家命運。法國哲學家德里達到中國來，在復旦大學演講，開宗明義，講的就是，"今天在世界 上，在世界的轉型中，大學的使命問題顯得特別嚴重，並且所有在大學裡工作的教師，學生和研究者們對此都負有特別重要的責任"。為什 麼呢？因為"大學必須有一個調節的理念。這就是不惜一切代價，無條件追求真理"。"所有這些關於真理的問題，很重要的問題，都不僅僅 是大學裡優先關注的問題，也是學校之外，人類所關心的問題"。因而，"大學不僅僅是研究場所，不僅僅是談論工業、商業和由國家確定的 場所。大學與所有類型的研究機構不同，它原則上（當然實際上不完全是）是真理、人的本質，人類、人的形態的歷史等等問題應該獨立、 無條件被提出的地方，即應該無條件提出不同意見的地方"。我們發生教授抄襲事件的最高學府，不是跟世界最先進的大學理念相差太遠了 嗎？顯然，我們的大學跟西方發達國家的大學的差別，比我們的經濟建設跟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建設的差別更大。這可能才是我們至今仍然 落後的根本原因。過去我們吃了教育不發展，思想不發展的虧，今後決不允許這種悲劇再重演。如果以這個事件為契機，我們的思想建設， 教育發展能夠得到有力的推動，那真是中國人的如天之福，王銘銘也就沒有白做被獻在學術祭壇上的第一批祭品。

　　把思想建設缺乏成效委過於體制的論點很可能使這次學術祭奠成為一場沒有結果的鬧劇。馬丁.路德不正是衝破體制進行宗教改革的嗎？ 哥白尼不正是衝破體制研究日心說的嗎？體制的好壞不能決定思想建設的成敗。再壞的體制也擋不住新思想的產生，再好的體制也只能由它 產生的新思想來證明。藉口體制實際是在原諒人。思想是人創造的，只要有了能創造的人，新思想就能產生，舊體制就會被衝破。馬丁.路德 和哥白尼就是證明。而能創造新思想的人也必然是高尚的人。斯賓諾莎終身不娶，不要遺產，不要過多的捐助，以磨鏡片為業，在清貧的生 活中堅持獨立思考，直到辭世。亞當．斯密和伊曼努爾．康德也都終身未娶，把一生都獻給了研究事業。維特根斯坦不要遺產，終身未娶， 大作完成，寧肯到鄉間去教小學生。羅素支持正義事業，化光了家產，只能靠賣文為生，堅持和平，反對戰爭，不惜兩次入獄。達爾文研究 進化論幾十年，成果遲遲未發表，一旦接到華萊士寄來的研究報告，竟然決心不要自己的研究成果，單發華萊士的報告，後來還是在友人的 勸說下，才同時發表了倆人的成果。正是因為有這樣偉大的人，才有那些偉大的思想。當然，我們都不是偉大的人，但是，我們可以向成為 偉大的人的方向努力，可以為偉大的人的出現創造條件，可以為偉大人物的偉大事業吶喊助威，添磚加瓦。我們雖然沒有偉大人物的偉大思 想成果，但我們可以有偉大的人的精神品格。精衛敢於填海，夸父敢於逐日，愚公敢於移山，后羿敢於射日，我們為什麼不敢向人類思想的 高峰衝刺？即使沖不到山頂，倒在山坡上不是也可以為後來者鋪平道路嗎？要記住，我們雖然改變不了時代，但是，我們也不會讓時代改變 自己努力奮鬥的決心。而在我們堅定的努力奮鬥之下，偉大的人物會出現，偉大的思想會出現，偉大的時代變化會出現。藉口小人物，無力 量而放棄奮鬥是不負責任的表現，也是不成熟的表現。總之，體制只能成為我們砥礪思想的試金石，不能成為我們無所作為的擋箭牌。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聖哲，蘇格拉底和耶穌都是下層人士，蘇格拉底是石匠，耶穌出生在馬棚里，他們都為了自己的思想甘願受刑死 去而不逃走。東方聖哲則不然。釋迦牟尼貴為王子，一生受信徒供奉。孔子前期身居要職，後期辦學授徒，桃李滿天下。他們都善始善終， 備享尊榮。東西方聖哲的遭際就這樣截然不同。今天我們要建設中國的新思想，要造就創造偉大思想的偉大思想家，就要不怕遭遇西方聖哲 的艱難困苦，就要抱有西方聖哲的獻身精神，少存些榮華富貴，成聖作祖的念頭，從現在做起，從自己做起，呼喚思想，以思為樂，以思為 命，自強不息，矢志不渝。

　　（本文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