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場追逐卓越地位和至尊聲望的賽跑。在這場為贏得世界級地位而進行的角逐當中，我們究竟失去了什麼?

每個國家都想擁有一所世界級大學，似乎一旦離了它，便寸步難行。問題是，沒有人知道世界級大學究竟是什麼，更沒有人描繪過如何才能建成世界級大學。但是，人人都在引用這一概念。如果我們用Google搜索一下，便會出來成千的參考條目，發現很多學術機構——從加拿大中部規模不大的學術性大學到波斯灣地區的新建學院——它們全都自稱為“世界級的”，我們處在一個學術上自吹自擂的時代。各個國家的各種不同類型的大學都要求獲得這種至尊的地位———而且通常是沒有任何正當理由的。

很多人在探尋所謂“世界級”的認定問題，但糟糕的是，他們中大多其實並沒有真正弄懂他們所談論的東西。就像備受關注的香港《亞洲周刊》，多年來它一直熱衷於給亞洲的大學排名，直至招致了廣泛的批評之後，才不得不中止該項活動。本文正是要嘗試這種不可能性——試圖給世界級大學下一個定義，進而堅持認為，建設和擁有“國家級”的或“地區級”的學術機構，其重要程度並不亞於效仿那些最富有的，在多數情況下，也常常是最傑出的大學。

19世紀末．約翰·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曾經問過擔任哈佛大學校長近40年之久的查爾斯·埃利奧特(Charles W．Eliot)：創辦一所世界級大學需要多長時間?需要多少經費?埃利奧特回答說，需要5000萬美元和200年時間。他錯了！20世紀初，僅花了20年的時間，依靠略多於5000萬美元的捐贈，芝加哥大學就成了一所世界級的大學，而這一筆捐贈正是出自洛克菲勒本人。從那個時候起，由於通貨膨脹，再加上如今學術機構複雜性的增長和花費的增加，創辦世界級大學的標價就像吹氣球般地一路飆升，競爭也變得異常激烈。現在，也許需要有5億多美元的經費，還得要有聰明能幹的領導集體以及更多的好運氣。

世界級的大學並不多。高等教育是分層次、有差別的。在全國性的和國際性的高等教育體系中，本文只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追求頂尖地位的機構，也就是那些處於塔尖上的為數極少的機構。在美國，被公認為是精英大學俱樂部的美國大學協會AAU)，擁有60所會員大學(其中有很多還不是世界級的)。20世紀初，自從該協會成立以來，它在會員資格的授予上還是相當謹慎的，對於一個學術機構總擁有量超過3500所的美國而言，其會員資格的增加不過是適中而已。

即使在美國，也很少有大學能爬到頂端。在其他國家，處於頂級的一流院校也是極為有限的，甚至當政府在預算條款和入學標準方面對各大學一視同仁的時候也是如此，就像在德國的那一套做法。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最傑出的大學只坐落於少數幾個國家，在《亞洲華爾街日報》所列的前10所大學中，僅有4所大學不在美國：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巴黎一索邦神學院和東京大學。

當然，正是他人的判斷將某所大學帶人世界級院校這一珍稀的行列當中來，但是沒有人描述過怎樣導入一個適當的國際評估體系的問題。在這裡，我雖然沒有提供這種指導方針，但該討論或許正是朝着制訂有關標準所邁出的第一步。

字典把世界級定義為：“位居世界最前沿，達列國際優秀水準。”定義是夠清楚的了，但是，在高等教育的場合中，由誰來決定呢?各專家團體尚沒有就以下特徵達成共識——它們只是基準：為爭論和分析提供基礎。

世界級的觀念需要卓越的研究來支撐——那種得到同行承認並且進逼知識前沿的研究。此類研究是可以測量並傳授的。然而，如果研究足核心要素的話，那就要求大學的其他方面都能夠促進研究並使研究的冒尖成為可能。頂尖的教授當然是很重要的；要想吸引並留住最出色的學術隊伍，得要有良好的工作條件。這些條件包括職位保障協議——許多國家稱之為任期，以及合適的薪水和福利，儘管學界未必都期望高薪水，一流的教授將他們的工作看作是一種“感召”——是他們憑着智力興趣所要盡忠的——而不只是一項工作。

對於世界級大學而言，學術自由和學術激勵的氛圍也是重要的。不管它導致什麼樣的結果，教授和學生都必須能夠自由地追求知識，而且能夠自由地發表他們的作品而無須擔心受到學術的或者外部當局的制裁。有些國家雖然在非政治的硬科學領域准許毫無拘束的學術自由，但在更加敏感的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方面則對學術自由加以限制。在很多國家，學術自由的範圍延伸到學術團體可以對社會政治問題以及在極為狹窄的專門領域表達意見。

大學的管理也極為重要。世界級大學有着維護其內部自治和固有傳統的整套措施，並通常用各項法規條例來鞏固之，以確保學術團體(通常包括教授，有時也包括學生)控制學術生活的核心要素——學生入學、課程、學位授予的標準，教授職位新成員的遴選以及大學學術工作的基本方向。

擁有充足的設備對學術工作來說也是必需的——最先進的和最有創造性的研究以及最具創新的教學，有賴於是否具備利用合適的圖書館、實驗室，以及互聯網與其他的電子資源的便利條件，隨着科學與學問的日益複雜和不斷擴展，完整地提供各種便利條件的成本極大地提高了。雖然互聯網的出現可以節省部分費用，而且可以更加輕鬆地獲取各種知識，但它決不是萬能的。設備的要求已經不僅僅是一些實驗室和圖書館——全體職員和教授都必須要有足夠的辦公室。

此外，還須有足夠多的資金來支持大學的研究和教學以及大學的其他職能，而且，這種支持必須是持續穩固的和長期的。由於科學研究的複雜性和費用都在日益增加，所以，維持一所研究性大學的成本也在持續上升。企業能夠通過自動化實現生產力的提高，並從中獲益，而大學則不可能像其他的企業那樣從中獲益太多——教學通常依然需要教授和學生們之間的直接接觸。

時下，資金是一項特殊的挑戰，因為許多國家的政府正在削減對高等教育的投資。各地的學術機構均被要求用學費和向學生收取的各項費用以及通過諮詢服務、出售研究產品，或者其他的創收活動途徑來籌集資金，用以支付預算增長的部分。然而，事實是公共支持對於各地的研究性大學來說都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在美國，較少地也在日本，才存在着位居最前列的私立研究性大學。在美國，此類大學享受着政府的各種補助，包括研究補助金、貸款以及向學生提供的補助金等形式。頂尖的私立大學還擁有大量的捐款。

美國的稅收體制，它向諸如大學這樣一些非營利的機構提供免稅的捐贈，這是世界級的私立大學得以成長的一個主要因素。雖然研究性大學有能力通過各種手段來籌集大量的資金，然而，可靠而充足的公共財政支持卻仍然是不可替代的。沒有它，要想向世界級大學進軍並要保住這一地位，這是不可能的。

為防止誤解所作的幾點說明

在思考世界級高等教育機構時，有必要採取現實而客觀的視角。大多數國家，即便是大國和富有的國家，也只可能擁有一兩所世界級的大學，或者說只要有一兩所世界級大學甚至就可以心滿意足了。對許多國家來說，要支撐這類機構簡直就是不堪重負。

而且，即使是最好的大學也並非處處領先。譬如哈佛大學的工程學就是不入流的。多數國家和組織還是應該致力於建設世界級的系科、研究所或者學院——特別是在跟本國或本地區的經濟、社會相關的領域。例如，在馬來西亞，諸如信息學和橡膠技術這類學科，它們對地方經濟的意義重大，是國家集中力量建設的學科。

在某種程度上，一些排名很靠前的大學卻是相當專門化的。例如，加州理工學院就是一所規模很小的大學，它的學科幾乎全都集中在理科方面，儘管如此，根據《美國新聞和世界報道》，它仍然能夠名列全美大學排行榜的第四。印度理工學院，一所專攻一些狹小領域的院校，卻能夠在印度乃至國際上贏得高度尊重。同時，這些院校允許學生在多個學科領域作出選擇，保證跨學科研究的可能性，從而在廣闊的學科範圍內為學生提供更多的教育機會。

有關學術機構的排名層出不窮，其中多數強調的是反映大學地位的那些研究特色。可是，很少有大學排名是由官方機構或著名的研究團體做出的。大多數的大學排名是由報紙或雜誌炮製的，而其中只有少數還被人們當回事。因此，我們既沒有能夠說明問題的全國大學排名，也缺乏得到廣泛認可的世界級大學的定義，既然缺乏定義，也就無法指認世界級大學，就此而言，要立志成為世界級大學更是無從談起。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官鮑特·斯圖爾特(PotterStewart)在談及色情文學時說：“當我看到它時我就知道它”。在討論世界級大學的時候，只是重複斯圖爾特這樣的話，是不夠的。

對獲取世界級地位的過分強調，也許會敗壞一所大學甚至是整個學術體制。它可能把我們的力量和資源從更為重要的——或許也是更為現實的——目標中移開；它可能會使我們過於關注建設一所研究取向的精英型大學而忽視了擴大門徑和服務於國家需要；它還可能讓我們產生不現實的期望，而挫傷教學人員的士氣並使他們的工作表現受損。

世界級大學的概念反映的是在這個世界上占據着主導地位的研究取向的學術機構——尤其是美國和西歐主要國家的那些學術機構——的標準和價值。該理念是以德國的研究型大學為基礎的，尤其是在美國、日本及其他國家接受了這一模式之後，它在19世紀末最終主導了學術思想。

儘管世界上所有的大學實質上都在追隨西方的傳統，然而，關於世界級的研究型大學的理想卻是這種傳統的一個特殊變種。20世紀50年代，美國社會學家戴維·里斯曼(DavidRiesman)曾經指出，美國的大學之所以未能實現多樣化的學術目標，是因為在那裡，幾乎所有的大學都想成為哈佛、伯克利或其他的一些為數甚少的至關重要的研究型大學。今天，我們還可以作同樣的批評，因為全世界的大學似乎都還把自己定位在這樣一個單一的學術理想上 面。在一頭扎進創建世界級大學這項運動之前，各機構和各國家都必須仔細地評估各自的責任、資源及其長期利益。

大學是在國家的和全球的雙重背景下運作的。世界級的觀念落人全球的範圍。它假設大學是在跟世界上最傑出的學術機構競爭，並且熱望能夠站在卓越和讚譽的最高點。各國甚至各地區的現實情況都會有所不同。它們既跟當前的社會、經濟需求有關，也跟地方社會緊密相連。在此背景下，學術業績和學術作用的性質可以不同於在全球競爭背景下對學術機構的期待。雖然在某一方面給貼上了世界級的標籤，同時卻又將其餘的方面打入學術等級的下層，這或許是難以避免的，但終歸是令人遺憾的；

展 望

有關世界級高等教育的這場爭論是重要的。在中國這樣一些國家，政府和學術的規劃者正在認真地思索這個課題，中國的幾所頂尖大學正自覺地設法將自己改造成為世界級大學。而其他的國家，像韓國，也正在認真地關注這種想法。英國，在傳統上它是許多名校的產地，則擔心它正在失去其競爭的優勢。

有關世界級的爭論有一個重要的好處——它集中關注的是學術的標準與進步，大學在社會中的作用以及把學術機構納入國家的和國際的高等教育體系的途徑等。追求卓越總不是件壞事，競爭可以激發進步。然而，在這個方程式中，必須把對公共產品的現實主義感與敏感性也考慮在內。世界級大學這種概念的模糊性——連帶着它的不可能性，即至少到今天為止，要衡量學術質量和學術成就還是不可能的——使得這種努力極為艱難。的確，高等教育的創新力量和資源應集中在更為現實和有用的目標上為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