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神探：黃穀陽命案之秘

二月二十七日的晚上，多米諾比薩店的送貨員敲開俄裔女科學家，坦婭·霍茲瑪亞博士位於硅谷山景城的家門之後，卻被告知她根本沒有訂貨。緊接着，她的一位叫黃穀陽的前同事從黑暗中跳了出來，對她頭部和胸部連開幾槍將她當場打死，然後鑽進路邊的福特車絕塵而去。過了不到一個鐘頭，黃穀陽又打電話給他在附近福斯特城家中的妻子說，“我剛殺了我以前的老闆。我現在就要自殺了。”然後他就掛斷了，黃太太馬上打電話報警。沒有多久，一個散步者在聖馬蒂兒橋附近的一條小路上，發現了黃穀陽的屍體。他的口袋裡裝着移動電話，手邊有一把點三八口徑的手槍。

震驚硅谷與舊金山灣區的黃穀陽命案發生已經一個星期了，警方尚未公布任何正式結論。網絡上雖也有一些猜測，但大都是圍繞着黃穀陽去年六月曾被坦婭解僱這一點，非常缺乏說服力。最滑稽的，要數文學城裡‘冬之雪’先生的文章了。也許是人死為大吧，‘冬’先生在文中對黃穀陽使用了不少諡美之詞，包括“充滿活力，永不言敗的年輕人”、“事業成功，充滿魅力的成熟男人”、“前途無量的科學家”等等。對於最重要的殺人動機，‘冬’先生的猜測是“北美華人面臨巨大的生存壓力”，“存在語言障礙，忍受着由於文化差異所帶來的誤解甚至屈辱”之類，幾乎是把幾年前對盧剛殺人案的分析又照搬過來。這完全是一種毫無根據的想當然，本案有無數疑點無法以此來解釋。比如黃穀陽當初為什麼會被解僱？為什麼要跟以前的上司同歸於盡？為什麼在被解僱九個月之後才動手？為什麼要靠送披薩的人來賺開門？為什麼不在殺人現場自盡，卻跑到幾十邁之外飲彈？為什麼會在自盡前打電話給太太，卻不提殺人原因等等。

黃穀陽真正的殺人動機到底是什麼呢？其實很多時候，案件的本身並不複雜，只是大家容易被細節，或者說缺乏細節蒙住了眼睛。如果我問你，一個男人怎樣才會在殺死了一人女人之後自殺？你一定毫不猶豫地說，情殺。沒錯，黃穀陽案正是一宗明顯的情殺案。只有這個動機才能圓滿地解釋所有的疑問，讓所有原來相互矛盾的細節變得絲絲入扣。

先來看看的兩位死者的詳情。‘冬之雪’在文中介紹的黃穀陽的簡歷基本正確，只有一個小小錯誤。那就是黃是上海交大8511班的畢業生，而不是復旦大學的學士。在上海交大北美校友錄里（http://www.jtu.org/jtu/alumni/sjtu/usa.html），有黃穀陽在馬薩諸塞大學Amherst分校的聯繫地址。根據黃穀陽自已去年五月十一日在加大Santa Barbara作題為Bioinformatics for Genome Biology: From Gene to Drug的報告（http://www.cs.ucsb.edu/research/colloquia/abstracts/huang01.shtml）時所附的簡歷，他八六年赴美留學，九二年獲馬薩諸塞大學Amherst分校分子生物學博士學位，隨後在華盛頓大學國際著名的Leroy Hood實驗室做了三年博士後研究，九六年終於離開學校到杜邦的一個子公司AgBiotech里做一個研究小組的組長，九七年再跳槽到生物訊息公司Double Twist的當資深科學家和生產部經理。簡歷上說黃在這家‘雙扭’公司做到九九年才離開，看起來象是個閒職，因為九七年他還同時在德拉瓦州立大學任付教授，九八年任復旦大學教授，同年還當上了上海中國國家基因中心的執行代理主任。2000年又當上了中國最大的北京基因研究所的代所長。也不知道黃穀陽是真的同時擔任科學家、經理、教授、主任和所長呢，還是其中大多是些虛銜。一個很值得注意的細節是，簡歷上所有其他項目都有起止時間，唯獨沒有說他是什麼時候加入PPD的，只說他‘現在’擔任‘分子生物與生物信息部總監（Director of Molecular Biology and Bioinformatics）。按照美國的慣例，這種簡歷寫法意味着他剛加入這家公司時並不是這個職位，是後來才被提升的。據“水星新聞”的報導，黃穀陽是2000年上半年開始擔任這個職務的。就算黃穀陽九九年離開‘雙扭’公司之後就馬上就進了PPD，那到2001年六月份這短短的一年多里，他先是升了職，然後又突然被解僱了，就很不尋常了。用這份簡歷跟當年的盧剛比較一下，就會發現他們剛好是兩個極端－－盧剛學得是純理論的天體物理，黃穀陽學得是被譽為二十一世紀科學的基因生物學；盧除了找純研究的職位之外就走投無路了，而黃則畢業後短短幾年裡頻頻轉換公司，職位連番升遷，無論是申請工作或者面試都絕對不是問題。而且黃在校內、校內，中國、美國到處任教、演講，左右逢源、遊刃有餘，哪有什麼“北美華人面臨巨大的生存壓力”的樣子？再加上黃在PPD搞得是抗癌與愛滋病的熱門研究，他在加大的演講的題目，“從基因到藥品”，本身就暗示着他搞的研究很快就可以從實驗開發轉入進入生產應用階段。這個分析還可以從另外兩個角度得到佐證：一是PPD與Agouron公司簽定的四年生產合作協議（http://atlas.pharmalicensing.com/news/adisp/949960118_389f3db652cd1）；另一個是他的老闆坦婭不久也離開PPD自立門戶辦公司，並很快找到投資人，說明她手頭確實有很好的項目。

比較不為人知的是，黃穀陽還是個很熱心參與社會活動的人。九零年，他以‘中國新聞文摘’記者的身份，報導過“中國學自聯”（雖然聽起來像是六四組織，但對一個八六年就在國外的留學生來說，不同情學生運動才怪了）的年會（http://www.mit.edu/afs/sipb/project/zhongwen/info/CND-package/ifcss/updates.ifcss）。九三年，黃穀陽還擔任了一個在佛羅里達註冊的叫‘海外學協’的非贏利組織的主席。我到這個組織的網站（http://www.calink.org）大概看了一下，裡面的鏈接大多都不能用，為數不多的信息表明這個組織九九年之後就停止運作了。我大概讀了一下黃穀陽寫得關於該組織活動的九三年度報告（http://www.calink.org/calgb/work93/review.byPresident93）。這是個僅靠電子郵件維繫的，以擴大中美科技交流為宗旨的鬆散組織。從文中可以看出，黃穀陽的英文是很不錯的，通篇沒有什麼錯誤，文筆流暢通順，思路清晰明了。雖然黃二十多歲才到美國，但他的英文比起“七歲來美，哈佛MBA的草庵居士”強了不知道多少個數量級。另外，在一個叫‘華聲和語’的日文網站（http://www.come.or.jp/com/j95/02e.html）上，還有黃穀陽和一位Penny Dong（可能是黃太太）共同捐贈50美金的記錄。可惜六郎的日語早就還給當年的二外老師了，看不懂那個網站是什麼的幹活。所有這些都表明，黃穀陽與孤獨自畢型的盧剛截然不同，他交遊廣泛，性格開朗，口才文才都不錯，什麼“存在語言障礙，忍受着由於文化差異所帶來的誤解甚至屈辱”是根本不可能的。

再來看看黃穀陽在PPD的頂頭上司坦婭·霍茲瑪亞(Tanya Holzmayer)女士。霍女士在離開PPD之前的四年不僅是公司的付總，而且是公司最主要的科研權威，這家公司幾乎每次做宣傳都是由坦婭出面的，她的話多次在各種雜誌、文章的報導中被引用（http://www.ppdinformatics.com/pdf/PPD_U5_1.pdf，http://www.signalsmag.com/signalsmag.nsf/0/7A49A1327AE8F195882569000057B912）。坦婭早在九六年就因其對抗愛滋藥物的研究，獲得了加州健康與人文部頒發的近36萬美元的年度獎（http://www.nttc.edu/resources/funding/awards/dhhs/dhhs_96.asp）。離開PPD之後，坦婭又只用不到三個月時間就搞定資金，準備自立門戶。妲婭還是位單身母親，絕對算得上是位女中豪傑。霍女士傲人的學術成就，本身也消除了黃案的另外一種可能性，那就是黃穀陽是因為研究成果被上司據為已有，而自己被掃地出門才動了殺機了。這一方面是因為坦婭本身十分出眾，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黃穀陽在學術上並不太出眾。在網上只能查到黃穀陽的兩篇文章，一篇是關於水稻基因的（http://www.intl-pag.org/10-rice.html），黃是第十作者，估計只是掛名；另一篇是在‘自然’雜誌上（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412/n6846/extref/412565aa.html），黃的名字更是淹沒在人海里，毫無突出之處了。黃穀陽到PPD不久即獲重妲婭重用，說明黃穀陽與坦婭不僅有共同的語言，而且有共同的事業，日久生情是完全可能的。

聖荷塞的‘水星新聞’（Mercury News）報導黃穀陽是去年六月份被解僱（Fired）的。在英語裡，被解僱有兩個詞，一個是Lay off，一個是Fired，這兩個詞的用法是有很大區別的。Lay off通常是指當經濟不好時公司為了縮減開支，讓整批的雇員走路。我們在新聞中聽到的XX公司裁員幾千人就是這一種。由於這不是員工的錯，並不覺得丟人，而且除了已經一貧如洗的道特康姆公司之外，通常都會給一筆相當不菲的補償金（從幾周到幾個月的薪水不等）。而Fired則是個別性的解僱，通常是由於員工本人范了比較嚴重的錯誤，比如在公司上黃色網站、偷竊公司財物、泄露關鍵商業機密、對下進行屬性騷擾並屢教不改等等造成的。美國的公司除非有極其充分的證據與必要，通常是儘可能避免這類解僱的，因為被解僱者可以隨便控告公司是在搞種族、性別、年齡等某種歧視。公司要費錢費力打官司不說，誰敢保證自已公司裏白人經理不會比例偏高？一旦敗訴就得大陪一筆。這種解僱通常都是很難堪的，而被解僱者也經常會認為這是老闆因為對自已有偏見或不滿，借題發揮或者公報私仇之類。但黃的被解僱顯然不屬於這種情況，妲婭的好友伊果·羅寧森（Dr. Igor B Roninson,伊利諾斯－芝加哥大學的基因科學家，任PPD公司的顧問）對記者談起解僱事件時說：“她（坦婭）得上公司上層的命令解僱他（黃穀陽）。她不得不執行，但非常地不安。她根本沒有選擇，沒有其它的可能性”。試想，如果黃真的有錯而被解僱合情合理，坦婭照章辦事，完全不必這麼難受的。如果黃沒有重大錯誤，又是妲婭的手下干將，那麼憑妲婭在公司的突出地位完全可以據理力爭，把他保下來。顯然這個原因是同時牽涉到黃穀陽與妲婭的，但事發之後，妲婭只好放棄黃穀陽以求自保了。從妲婭的話來看，她對黃穀陽顯然也還是有些感情的，覺得在這件事上對不起他。

黃穀陽被解僱後既沒有起訴公司，也沒有去找妲婭吵鬧（警方沒有任何黃對妲婭進行騷擾或恐嚇的記錄）。心理學告訴我們，一個人是不會一上來就想殺人的，通常是要等到所有的可能解決都不存在了，走投無路之時也會最後挺而走險的。黃穀陽這麼安靜，十有八九是妲婭給了他某種許諾。最有可能的會在將來在妲婭自已的公司里給黃一個關鍵位置（也許是跟黃合夥搞新公司）。當然，聰明的黃穀陽在經過了妲婭的第一次背叛之後已經有所警惕，並沒有完全相信她的話。

黃離開PPD之後，幾乎可以肯定妲婭對黃的策略是逐漸疏遠。也許她對黃穀陽沒有感覺了，或者是她不想讓黃分享新公司可能帶來的豐厚利益。黃穀陽對她一片痴情，卻落得個人財兩失的下場。可惜在網上查不到黃是何時買的槍，否則我們就可以確切知道黃穀陽是在什麼時候看穿妲婭的把戲，動了與她同歸於盡的念頭的。

果然妲婭於去年十二月離開PPD了。被殺前兩個星期，她告訴羅寧森她已經拿到投資，要開辦一家創新公司用現代科技開發藥品了。她甚至說，“我一生中從來沒有象現在這樣快活過”。顯然，黃穀陽與妲婭合力澆灌的科研之花，就要結果了。可惜她高興得有點太早了，黃穀陽顯然也從某種渠道得到了這個信息，於是找到妲婭要求她對現諾言。這一次兩人終於攤了牌，雙方都發了狠，把話說死了。

雖然黃穀陽下定了要與妲婭同歸於盡的決心，他顯然並不想在過程中傷及任何的無辜者。他不自己去敲門或者乾脆破門而入，因為那樣可能會先碰上妲婭的孩子，於是他設計了比薩餅賺門的方案。他之所以不在遠處開槍，恐怕也是因為那樣可能誤殺送貨人。他不怕被人看見，因為他知道他就快離開人世了。即使在這種時候，黃穀陽還能想得如此冷靜周到，確實是令人佩服的。

本案最後的謎，當然是黃殺人之後到自殺之前的那一段行為。黃殺人並不是一時的衝動，而是經過周密策劃的。在他的計劃中，在哪裡結束自已生命也是早就想好的，一定是個對黃穀陽有着重大意義的地方。橋邊的小路，競然比他的家更為重要，難道這裡是他與妲婭海誓山盟的場所？還是他跟妲婭劃地絕交的所在？

報紙上說黃穀陽死時38歲。按美國人計算年齡的習慣，這意味着黃穀陽的生日應該是在一九六三年的二月二十七日到一九六四年的二月二十七之間。這讓我想起來幾天前著名演員尼古拉斯·凱吉（Nicolas Cage）在接受‘經典影院獎’（cinematheque award）之傑出貢獻獎時的講話，大意是：

“我生於1964年。別人告訴我，按照中國的文化，這一年是龍年時，我高興極了。我是一條龍！我最最崇拜的，最強大、最神秘的龍！

我開始拼命收集所有跟龍相關的東西。我的床單上是龍，我的牆畫得是龍，我的房間裡到處是各種以龍為主題的東西。我甚至專門請人用大理石雕刻了一座盤龍的壁爐，只要一點就會從嘴裡噴出火來。

正當我準備把龍的圖案刺到背上之時，一位朋友告訴我，中國的龍年要到二月份才開始。生在元月的我，其實是只兔子。這才是真正的尼古拉斯·凱吉－－一隻以龍自居的兔子”

黃穀陽命案尚未有官方結論。但讀者通過本文，不難自己想象出事件的全貌。黃的所做所為已經表明，他不是一個“充滿活力永不言敗的年輕人”，也不是一個“事業成功充滿魅力的成熟男人”，更不是一個“前途無量的科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