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改革不行，但改革起來阻力又大，那怎麼辦？最好的辦法是，像當年在沿海地區搞經濟特區一樣，也搞一個教育特區。

74年前，一個名為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的美國人堅定地認為：如果請來世界一流的科學家，給他們提供良好環境，任由科學家們按照自己的意願自由研究，長此以往，科學發展必有所得。

歷史證明，他成功了。作為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首任院長，弗萊克斯納的理念為一所名校的誕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74年後，一位中國的大學校長，也抱着相同理念，嘗試着走上了同一條路。

2004年7月30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上海研究院在上海南匯成立，這個由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與南匯區政府合作，以“公辦民助”形式成立的學院，是中國第一家按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模式建立的研究機構。

這所力求成為中國的“普林斯頓”的研究院，採用了與一般國立大學不同的體制與機制，試圖實現以足夠好的運作機制和模式，創立足夠好的科研和生活條件，吸引世界一流教授，聚焦高層次領域的研究，鼓勵學者獲得高質量的科研成果。

這個目標是否能夠實現？

體制：“大鍋飯”和“教育特區”受訪者：中科院院士、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 朱清時

外灘畫報：中科大上海研究院選擇了與其他國立大學不一樣的體制和機制，為什麼？朱清時：這個研究院實際上是我們國家教育體制改革和科研體制改革的一項嘗試。在目前國內的教育體制下，絕大多數國立高校受計劃經濟下大鍋飯思想的影響太大，改革起來比較困難。打個比方，就像國企改革一樣。為什麼難呢？因為已經有很多職工了，你必須要把他們妥善安置好，即使你覺得他們不稱職，也不能把他們都解僱，只有靠時間自然淘汰來改革。但中國的高等教育發展又不能等，因為研究性大學、高水平教學科研機構，是一個國家高科技和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不改革不行，但改革起來阻力又大，那怎麼辦？最好的辦法是，像當年在沿海地區搞經濟特區一樣，也搞一個教育特區。特區的好處是沒有包袱，可以打破一切陳規，完全按照新模式建設。所以我們想，可以在國家經濟發展最活躍，資金比較雄厚，物質條件都比較好的，人才願意集中的地方，建一些新型的學校，這種學校使用與國際接軌的機制，聘用國際一流人才，做國際一流的題目，就是高起點，一步到位地來建。上海研究院就是這樣一個嘗試。

外灘畫報：從目前的狀況來看，以上的想法能實現嗎？朱清時：首先這個學院雖然歸中科大管，但它的財務是獨立的。這裡的經費由一個專門的基金會從民間募集，這筆錢專款專用。第二，這裡的人事招聘也不受國立大學人事制度的限制，員工的待遇是靈活的。在其他國立大學、工資多少、獎金多少，崗位津貼多少，都是固定的，想靈活也難，但這裡很靈活。比如我們現在已經招聘了普林斯頓大學金融工程博士，他的年薪我們不便透露，但肯定是其他國立大學教授的好多倍，他來了會有一套很好的房子，學校也給他配了一輛車。

外灘畫報：我們了解到這個學院實行的是董事會領導下的院長負責制和首席科學家制，這和國內大學的機制有什麼樣的差別？朱清時：最大的差別是自主權大了。從責任上分，董事會是管大方向的，比如決定一年的預算，需要設立什麼學科，是否聘請首席科學家。而具體落實是院長決定，他在世界範圍內物色首席科學家，擬定設立的學科和全年的預算。院長選定的首席科學家得到董事會批准聘用後，首席科學家則負責整個中心的運作，由他挑選教授，組建團隊，並負責經費的分配。事實上，無論是用人和財權上，董事會領導下的院長制和首席科學家制都予以了足夠的保障。

外灘畫報：與國內相比，這裡的薪水或許要高，但和國外大學相比，則沒有太大的競爭力，除此而外，上海研究院靠什麼與世界一流的大學競爭？朱清時：目前，有意與我們簽約的多數是在國外一流大學執教的華人。第一，他們回來是創業，在國外，他們是給人家打工，做得再好，上面有老闆。回來就不同了，他們就可能是一個領域的學術帶頭人、奠基人，有事業，也會有成就感；第二，就上海的生活條件看，在這裡，生活待遇與國外也差不多；第三，上海是個朝氣蓬勃的地方，到這來看的人都會有一種感覺，5到10年之後，這個地方會發展得非常好。如果不捷足先登的話，以後進來就有困難了。這就是我們的優勢。比如說我們高等數理科學研究中心的三位常駐教授都是美國名牌大學博士畢業，都很年輕，在數理學界可以說是嶄露頭角。和我們簽約之後，我們就要求他們把美國那邊的工作辭掉，回來做專職工作。

外灘畫報：學院如何能保證聘請的學者是該領域中的一流人才？朱清時：想要獲得學院常駐教授的席位並不容易。首先要有高等數理科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一個由１３位世界數理學界公認的權威組成——中幾位委員聯名推薦，候選人名單提交由委員會並經全體委員通過後，還得有一年時間的考察。我們高等數理科學研究中心有１０個常駐教授的名額，但直到目前為止，我們只選中了３位，我們寧缺毋濫，不會因為湊數而降低標準。即便被聘用了，我們還有考核，如果做不到，過幾年就可能走人，把位置騰出來讓給新來的人。這樣的機制對研究水平的提升提供了保證。我在麻省理工學院工作過，在那就有一個殘酷的規定，它的研究生每次考試都會有四分之一的人不及格，始終保持這個淘汰率，那就逼着你一定要成為前四分之三。香港科技大學也是這樣，助理教授轉成終身教授會有一個名額的限制，你做得再好，但與同事相比，你不如他，就要被淘汰。在嚴峻的競爭環境下，保持人才流動，保持人員朝氣蓬勃，使在位者都非常珍惜自己的位子。

待遇：要高薪 也要尊重受訪者：哈佛大學博士、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中科大上海研究院高等數理研究中心專家委員會委員 劉克峰

外灘畫報：您覺得以目前國內大學的條件，對世界一流的專家有足夠的吸引力嗎？劉克峰：這個怎麼說呢？要分硬件環境和軟環境。就以中科大上海研究院來說，這裡的硬件環境絕對是一流的，比國外任何一所大學都不差。但軟環境上與國外還有差距。

外灘畫報：您是指薪水？還是另有其他？劉克峰：薪水是一個方面。這裡薪水的標準相對於國內是很高了，但在國外，一個教授一年有十多萬美元的薪金，應該說，這裡薪水比不上國外。不僅僅是薪水，國外的一流學者如果來，他可能還要放棄他終身教授的待遇。在國外，教授是個金飯碗，所以他會考慮一下要去的學校的前途，是否有發展的潛力。

外灘畫報：待遇對於學者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嗎？劉克峰：不是惟一的，但是必須的。比如說，在國外，無論是教授與教授在一起，還是教授與學生在一起，大家見面討論的話題總是圍繞學術的。但在國內，我就發現，很多場合下，教授和學生見面後會談怎麼賺錢、購房，大家的心願是在市中心能擁有一套住房。這不能說大家不把心思用在學術上，而是因為學校沒有幫他們解決後顧之憂。而在國外，一家大學聘請你了，他首先考慮的是解決你的實際問題。比如說你沒有房子，學校甚至會在工資之外，再給你一筆錢，保證你住得起符合自己身份的房子。

外灘畫報：如果我們想吸引一流的人才來中國，除了加大投入，還需要改進什麼？劉克峰：觀念。要真正做到對知識的尊重。在國內，總喜歡把學者的學識與職務掛鈎。有了職務就意味着可以享受一定特權。隨後人們尊重和追求的不是學術成就，而是特權。我想，如果有國內的學者獲得諾貝爾獎，他肯定很快就有一定職務並享有相應的待遇。但在美國加州大學，校方給諾貝爾獎獲獎者的特殊待遇就是一個停車位。在他們看來，一個學者受到尊重是因為他的學識，人們不會因為一個學者獲得諾貝爾獎就格外看重他，而其他學者也不會因沒有獲得諾貝爾獎而受輕視。

環境：自由就是生產力

受訪者：現代弦論創始人之一、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教授、中科大上海研究院高等數理研究中心專家委員會委員 約翰．斯瓦茲

外灘畫報：您曾經在普林斯頓大學工作過，後來又去了加州理工大學，我們想知道，在美國，一個學者是長期待在一個學校里工作，還是經常在不同大學間流動？約翰．斯瓦茲：在美國，通常一個教授會去很多個學院做研究工作。美國鼓勵教授與多家學院有廣泛的交流與合作，而且流動起來也不是一件很難的事。你知道，經常與不同想法的人在一起，會拓展自己的思維。

外灘畫報：美國的大學對學者的研究內容是否有限制？約翰．斯瓦茲：沒有。美國大學裡的教授是很自由的，可以自由選擇研究項目。

外灘畫報：您指的是教授，對於那些低級別的研究人員，他們也有相同的自由度嗎？約翰．斯瓦茲：低級的研究員也有權決定自己的研究方向，沒有人說你要怎麼樣。當然，成為教授之後，自由度更大一些。

外灘畫報：如果是這樣，又如何來考評一位教授或一位低級別的研究員做得好還是不好？約翰．斯瓦茲：他（指學校）為什麼僱傭你，僱傭你就是相信你，讓你自由地做，自由地做才會做得最好，而不是有人告訴你，你要怎麼去做，應該選擇做什麼。對於低級的研究員而言，他們是簽合同的，三年或者五年，由較高級的教授來考核你，這個過程會有一個評價，決定以後是否簽約。

外灘畫報：您也是與加州理工學院簽約的嗎？約翰．斯瓦茲：是的。我和加州理工學院簽了10年。在合同期內，學校也會對我進行評估，然後決定合同期滿後，是否仍與我續約。

外灘畫報：學校怎麼評估您的工作，是看您一年寫了多少論文？約翰．斯瓦茲：評估會是多方面的，不僅僅看論文的數量。當然，我每年也會寫一些論文和演講稿，但我認為質量遠比數量重要。

外灘畫報：就您而言，研究經費全部由學校提供嗎？除此而外，還有其他方面提供研究經費嗎？約翰．斯瓦茲：我是一個理論物理研究學家，這個領域不需要很多經費。如果我需要，聯邦政府是可以提供的。除了政府之外還有多種渠道，比如說基金會。

外灘畫報：對一個從事科學研究的學者而言，什麼是有助於事業發展的？約翰．斯瓦茲：寬鬆自由的學術環境、好的設施、團結的團隊……最重要的是非常良好的工作環境，再加上學術上的自由，如果你的周圍是一群思想活躍又注重團結的團隊，不僅會激發你的靈感，也會讓你覺得你的工作是被欣賞的。

外灘畫報：如果學校給您一定的職位，比如說院長，您會樂於接受嗎？約翰．斯瓦茲：會的。但首要要保證我有充裕的時間來做自己的研究。我不希望也不能接受的是，這個職位讓我忙這忙那，到處開會。

目標：無為即有為

受訪者：中科院院士、著名數學家、復旦大學教授、中科大上海研究院董事 谷超豪

外灘畫報：在您看來，中國的大學要成為一流大學，什麼最為關鍵？谷超豪：最重要的是能夠吸引好的人才。不僅人才要留得下來，還要有一個好的流動機制，以及一個好的管理辦法。

外灘畫報：中科大上海研究院目前採用的機制，比如董事會領導下的院長負責制和首席科學家制，與目前國內大多數高校的現行機制相比，差別是什麼？對於大多數國立高校而言，在管理機制上，又需要注意些什麼呢？谷超豪：主要是調動人的積極性，能夠提供充分的條件。在大學的管理體制上，我想不要框得太死，框得太死對發展不利。目前的管理體制可以多吸取一些國外的成功經驗。

外灘畫報：我們知道，這是一個以基礎理論研究為重點的學院，問題是，基礎研究怎麼才能與高科技應用技術一樣，和地方經濟發展結合起來呢？谷超豪：不要談與經濟發展結合。你不要指望基礎研究馬上能帶來效益。基礎研究有了突破，經過相當長的時間，也可以轉化為高科技。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何況，數學物理這一類基礎學科的研究也不需要太多的錢，我們不應該節省這個錢，也不應該急功近利地馬上要求產生效益。

外灘畫報：不可否認，科技對經濟有巨大的助推力，也需要科技能迅速轉化為生產力，解決實際問題，難道這種看法也不對？谷超豪：這種看法沒有錯，但現在是社會輿論對發展科技的認識不全面。太急功近利，太看重目前的利益。當然我們急需要解決國計民生上的重大問題，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應該有遠見。國內基礎科學發展不夠，不光是社會輿論的認識不夠，政府的認識也不夠。

外灘畫報：那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谷超豪：我們提倡基礎研究，就要有這樣的眼光，不要有太多的計劃，以探索自然為目標，以創造新的理論為目標。從長遠看，這樣是有好處的，因為問題最後的解決還是靠基礎研究的成果。

心態：耐住性子打基礎

受訪者：美國猶他大學數理學教授、中科大上海研究院高等數理研究中心專家委員會委員 吳詠時

外灘畫報：如果把您所在的美國猶他大學和國內大學做一個比較，您認為最大的差別是什麼？吳詠時：比較大的差別在人事的自主權。在美國，進人雖然也有一定程序，但只要系裡的教授認為這個人該要，馬上就能定下來，學校的相關手續也會同步進行，但國內製度上周折還比較多。在中國，大學裡要進人的話，費的周折要比美國大。

外灘畫報：在美國，以基金會的形式吸納民間資本辦學似乎很普遍，但在中國，這還處於嘗試階段。您能否介紹一點國外在這方面的經驗？吳詠時：我覺得募集捐款的方式也很重要。現在新的做法都是這樣，校方會在一年把捐錢的家庭和所資助的人一起請到研究院來，一起吃飯，一起交談，被資助的人則向他們解釋自己所做研究的意義所在。也許對方也聽不懂，但他們能感受到自己的錢確實花到實處。

外灘畫報：這是一種公關手段。吳詠時：對，這實際上是非常有效的。美國有很多基金會，新的像Bill Gates，老的更多。像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在近十年來吸收私人資金做得很不錯。我最後在寫感謝信的時候，不光要感謝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還要感謝基金會。除了像我這種學術休假的高級訪問學者，還有許多年輕人，相當於副教授一級的，也都是私人基金會贊助的。但是在東方，私人捐錢於科學研究的則比較少。我感覺這裡面還是有東西方文化差異存在的。

外灘畫報：差異是什麼呢？吳詠時：在歐洲我就感覺到他們把科學當成一種文化，在國內講科技，科學就是技術，當然科學和技術是有關係，但是科學和文化比科學和技術實際上有更深層次的聯繫。科學假如只是為了技術的話，容易產生純粹實用主義。使用當然是好的，但是好多事不是說純粹實用就可以達到的。

外灘畫報：您是指不要太功利？或者說，需要整個社會對科學的態度要有所改變？吳詠時：對。打個比喻，植物生長需要一定條件，森林裡霧氣繚繞，花花草草都容易生存，甚至長成大樹是很容易的。而荒漠裡就只能長仙人掌了。另外，評價成功的標準也不用太着急確立。科學的發展會出現後來居上的情況，但也有積累的一面，不能光看到跳躍。跳躍是在很多年積累上做的。所以我強調積累方面的，只要積累夠的話，什麼時候跳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沒有積累在，是很難突破、跳躍的，比較空。當然積累的目的還是在跳躍。就像蓋房子似的，要打好地基，要蓋５０層樓的還必須一層層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