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召开第199次天则双周学术讨论会，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博士做了题为"中国需要建一所全新的世界一流大学"的主题演讲。以下是本次演讲与讨论的主要内容。

汤敏：
中国从80年代初开始，就出现了人才外流的问题。人才大量外流的现象不仅出现在中国，也是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为什么现在对这个问题特别关心呢？因为现在的危险不在于人才的流出去，流出去的问题不大，因为流出去以后训练好了，只要国内环境好的话，人才还会流回来。像台湾、香港、新加坡那样，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市场需要人才、又能够容纳人才的时候，大量的人才又会回流回来。当一国加入WTO以后，人才流动又会有新的特点：外国公司就在本国把最好的人才吸收进去，然后与本国的企业、本国的政府来竞争。比如中国加入WTO之后，会有大量的外国公司进来，它们除了从国外派来个别的高级管理人员之外，大量是靠国内的优秀人才。它们在吸引最好的人才之后，就会与我国的国有企业以及政府竞争。这件事是好是坏，我们不谈。这种人才竞争在新的形势下和新的时期有新的特点。
虽然现在的新经济由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而受到某些程度的怀疑，但我个人认为，以计算机、IT行业为代表的新经济的成长，以及网络彻底地改变整个经济和整个社会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新经济的一个最大特点是技术更新和换代的速度非常快，而人才是新经济发展最关键的因素。如果中国在未来的几十年、上百年内要真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话，人才竞争是最关键的因素。
随着现代化的新经济的成长，它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不可能像爱迪生时代或是牛顿时代一样，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做做实验或进行发明就可以，现在需要团队、需要整个学科相互配合才可能达到技术前沿。这里要强调的是，它需要成批的人才，所以规模效应非常重要。最近两年来，大家看到中央有很多要吸引海外留学生回国创业的政策与措施，比如中关村创业园、上海创业园等等。也有个别回来的，但是这些人都是零散的。当然他们回来比不回来好，但是缺乏一种规模效应，没有这种规模效应的话，就难以在技术上取得突破。所以应该成批地系统地培养人才，先发展边缘学科这一块，然后全面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一所大学，或者哪怕是一个研究院、研究所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很多企业都在中国设立了研究院，比如摩托罗拉，但这些研究院都是为某个企业服务的，它可能在某个行业、某个点上比较先进，但是不可能使某个学科得到比较好的发展。只有大学才能大规模地、成批地、系统地吸引人才。大学与企业的研究院或归国人员创业园不同的是，它不但吸引大量的人才，而且它还像一只会生蛋的母鸡一样，可以源源不断地培养大量的人才，这是其它一般形式的研究所、创业园所无法起到的作用。从硅谷的成功经验以及我们身边的中关村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大学不仅仅是一个基础研究的基地，也是科研和生产基地，对经济增长有非常现实的深远的影响。
全新大学在中国的示范效应特别重要。中国的大学数量上不少，中国大学生也不少，但是大部分大学还是在转型过程中。我们还存在着很多束缚，国外大学通行的一些方法在我们的大学里还没有被实行。很多在大学里工作的老师都说，我们的教育在各行各业的改革当中是相对滞后的一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一所全新的大学，用国际标准的方法、从大学的投融资、教师的招聘与管理、教师积极性的调动、学生的管理、后勤的管理、科研与教学之间关系的处理、科研成果与企业转化之间关系的处理等等方面，把国际先进的经验与先进的方法引进来，从中汲取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它的示范效用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那么有没有可能办成这样一所全新的大学呢？我想举几个案例。在我把这个想法跟很多人讲的时候，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很多人都持一种怀疑态度，他们举例说北大和清华都是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通过一代一代人的努力的积累，才慢慢有了名气，变成世界上第三流、第二流的大学，还不敢说是第一流的大学。由此可见要想办一所世界性一流的大学谈何容易。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办一所世界性大学是不容易，但也不是一定不能成功，下面举四个例子。
一个是香港科技大学，它是香港第三所大学，是从1986年筹建的，1991年开始招生，到1995年1996年的时候，香港社会和国际社会都开始承认它的学术水平、教学水平、师资水平都已经超过了有近一百年历史的香港大学、也超过了有三四十年历史的香港中文大学。为什么呢？因为它一开始就采用了种全新的机制，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方法，它有很好的筹融资机制，能够把世界上最好的老师或者是相当好的老师吸引到香港来。香港以前大家都叫它文化沙漠，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在国际上排名也不是很高。但是香港科技大学只有短短的不到十年的发展历史，就使人对整个香港的科技水平刮目相看，感到耳目一新。大家都知道香港要建设数码港，这与香港科技大学是有很大关系的。香港那么一个弹丸之地，都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建成这样一所大学，中国这么大一片土地，就没有理由不能成功。
同样地，新加坡曾被取消的南洋理工大学在1990年重建，它现在的上升速度也非常快。它没有香港理工大学那么成功，但也是相当不错的。这就说明，只要有好的机制，即使原来的基础不是很好，也有可能办成一所好的大学。当然，这两所大学都还不能称之为世界一流大学，因为毕竟它们的发展时间比较短。更为重要的是，它们的经济基础、人文环境、甚至它们的市场需求、学生来源都限制了它们成为一所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但是中国应该不存在这样的限制。
我想举一个更有趣的例子，就是越南的RMIT大学，它是刚刚成立的，叫皇家墨尔本技术学院，是澳洲的一个技术大学，最近要在越南创办一个国际大学。越南的经济改革从80年代中期开始，它的教育改革就更为滞后一些，它的情况跟我们非常相像：从89年开始教育改革，宣布大学不包分配了，然后逐步走向市场化。从95年到99年，申请参加大学高考的人数增加了3倍以上，由于它经济发展比较快，所以人才的市场需求比较大。但是它的大学还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目前越南的人均GDP是300美元左右，相当于中国的三分之一，它的大小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被家长送出国外读书的就有一万多人。从越南人来说就觉得这是一种损失，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在家门口办一所很好的大学呢？于是他们就与澳大利亚的皇家技术学院合作。RMIT成立于1887年，擅长于国际交流，它在10个国家都设有分校。从95年开始，它就进入越南，并有一些短期的合作。到最近，它发觉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邀请了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的国际金融公司，三家共同投资，成立一所全新的大学，没有使用一点越南本地的资金。目前这所大学开办了两个学院：工程技术学院和管理学院。它的教材、课程、学制等等，是由RMIT一手包办的，不受越南教育部的约束。它的教师也相当一部分是由国外派来的，从本地招的教师也要送往国外培训。为了保证学习的质量，它要求的师生比较低：1：25。为了维持学校的可持续性，它要求国际标准的学费，即每年4800美元，研究生院每年5400美元。他们经过市场调查后估算，到2005年，能支付这种水平的学费的越南家庭有6万多户。这一投资回报率每年为15％左右。
还有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印度理工大学，它对推动印度软件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堪称世界一流大学。这说明即使在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只要集中财力，按照国际惯例来做，就可能在教育上领先一些，使教育的发展领先于经济的发展。
我们建立的全新的大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学呢？首先，它必须要有一个世界级的校长。特别在西方国家的市场中，校长就是一所大学的核心和门面，只有有了世界级的校长，这个学校才可能办成世界级的学校。现在的大学校长最重要的是筹融资的问题，只有这样的校长振臂一呼，才可能筹到资金。在华盛顿有一个笑话，路边有三只狗，看到一个司机正把肉从车里搬到一个餐馆里去。第一只狗说，我以前做过律师，可以叫司机把肉给我吃；第二只狗说，我是建筑师，知道厨房的暗道在哪儿，可以带你们去偷肉吃；第三只狗说，我当过大学校长，我可以说服司机把肉给我吃。大学校长在筹资时要有个人的魅力，有学术地位，还要有社会活动能力。
在海外华人中有几个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比如加州伯克利的田长霖先生，原来是旧金山大学校长、后来到香港科技大学任校长的吴家玮先生，最近，原来复旦大学的校长杨福家教授被邀请到英国去当校长，此外还有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如果能说服这些人中的一两个人来当校长，那么成功建成一流大学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第二，它的管理一定要跟国际惯例接轨，也就是一定要按国际办好学校的惯例来办这所学校。我们不能再重复以前的失误，比如以前引进资金的汕头大学、福建的华侨大学，都不甚成功。也就是说，这所学校不能完全受目前国内的这种管理机制的约束。
当然有了好的校长与机制，就要有好的教师。这就要求一个必要条件，教师的收入要跟国际接轨，应不低于甚至略高于世界上比较好的大学的教师工资水平，这样才能吸引到好的教师。中国留学出国有差不多二十年的历史了，在各个领域都有一批非常拔尖的中国留学生在外国大学研究所、公司中任教任职。这批已经被西方承认的取得了成功的人士中的一部分，是可以被吸引回国的。
第四，这个学校的经费最好由民间来筹资，它包括两部分：国内和国外。在目前的情况下，主要靠国内民间融资的时机还不是很成熟，因为首先中国民营企业还处于成长壮大的过程中，此外国内的税收政策对于这种捐资并没有特别的优惠。而海外华资的潜力是非常大的，因为首先海外华人中有一批人实力雄厚，对国内的发展也非常关心。此外这种投资也不完全是一种贡献，也能得到可观的收益。比如陈嘉庚，在40年代与他等富的人不少，可是到现在为止，大家还记得谁？由于他资助了厦门大学，所以还能流芳百世。由此可见，投资教育是流芳百世的最好的方法。再比如哈佛大学，他在1834年的时候是美国的财政部长，他把自己的图书馆和一半的遗产捐献给了哈佛大学，他的名字到现在还让全世界人记得。不但他受益，他的子孙也受益无穷。所以如果处理得当，是不乏能拿出钱的这种华商的。我们可以根据捐资的多少给予学校的冠名权、以及学院、系、所、学校建筑物的冠名权，也可以采用设立奖学金等各种形式，这样就可以进入一种良性循环。
最后一点，我们应该先办科技工程类型和商学、管理类型的学院。因为会牵涉到意识形态问题，从而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争论。
要办这样一所大学，需要什么呢？
首先需要特殊政策，即特校特办的政策，就像当年的深圳一样。如果我们找到了好的校长，他就会主动去要这些政策。这就需要我们的政策制定者要有肚量，这也包括容许外国的大学到我们这儿吸引人才。面临加入WTO，为什么我们可以给其它行业的外商各种政策，而不能对影响中国长远发展的教育也给予比较好的政策？
其次，要调动地方的积极性。这所大学只能在两个地方办，北京或者上海，最终选在哪儿，就看哪个地方条件更优惠。在这件事上地方政府能起很大的作用，因为它对当地的发展会有很好的影响。可能当地政府把一块荒山给你，你的发展会带动周围的发展，这样地方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可以减少很多麻烦和费用。
此外，我们只是提出了一个比较笼统的想法，对它的具体操作还需要组织专家进行必要性和可行性非常详细的研究。
另外，这件事还需要得到中央高层领导的支持，他们出面去邀请和说服那些教育家，并且动员那些华人出资。他们的承诺更为可信，因为毕竟建立这样的学校风险是很大的。
最后，我们认为除了动员华人大亨来出资外，还应该充分利用我们的舆论和各种工具，来动员世界的华人有钱出钱，没钱出力，都来贡献一份力量，分享一份荣誉，把这所大学办成一个体现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具体的象征。
我们的这个建议提出之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论与强烈反响。目前美国的中华教育基金会也在与我们联系。当然，这个项目能否成功还充满了变数，但我们坚信，无论时间长短，中国最终能建成这样一所全新的世界一流大学。

盛洪：
非常感谢汤敏博士。中国是有希望的，因为中国有很多这样的人总在做着梦，不管这种梦想能不能实现，总是有人在努力，在不断推进中国的前进。下面请评议人评议。

杨东平：
很高兴能听到汤博士的发言。几年前汤博士的一纸建议掀起了中国高教改革的一个高潮，引起了全国各大高校扩大招生规模的行动，也引起了高校学费的普遍上涨。
大家肯定对汤敏博士刚才描绘的一幅情景非常神往，在目前中国的教育环境中，大家离这种梦想比以前可能更接近一些了。中国高等教育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是存在的，虽然我们雄心勃勃地拟定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这种努力主要限于国家财政拨款，以北大清华为例，每个学校三年投资18个亿，这在中国已经是相当大的投资，但是香港中文大学去年一年的教育经费就是50亿港元。所以这种硬件上的差距是巨大的。
但中国在经济条件非常困难的时候、甚至在战争年代也创造过很多教育奇迹。比较典型的是抗战时的西南联合大学，培养了一批世界级的大师。这个事例告诉我们，办世界一流大学，钱固然是重要的，但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就是汤博士刚才一再强调的，要有全新的机制。我们看到九十年代以来，高等教育和大学在精神实质上内在的变质是非常大的。
当然这种变质有两个方向，一方是越来越官方化，行政化，这个趋势比八十年代要严重得多，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我们最近几年任命的几个重要大学的校长，如上海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几个大学的校长，都是由政府官员来担任的。而八十年代我们非常强调要请学术大师来出任校长。刚才提到的复旦大学前校长杨福家教授就是因为在复旦无法继续工作下去，被聘请到英国诺丁汉大学当校长的。他在复旦的时候从政府到学校是骂声一片，后来被英国人请走之后，又变成了中国人民的骄傲了（众笑）。高教部的教育司的司长曾经出任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这种趋势是很危险的。另一个趋势就是商业化。从90年代初开始，学校经商的浪潮是延续至今，中国大学最大的特色是公司多如牛毛，这是任何其它国家都看不到的。
80年代以来，许多有志于教育改革的人把创办新教育的热情都投资在民办教育上。但到目前为止，民办教育也无力承担这种功能，中国还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民办大学。我们的普通本科教育是不对民办大学开放的，更不用说研究生教育和多学校的综合性教育了，民办大学都是在专科教育以下，以职业教育为主。80年代曾经有两个"特校"：深圳大学和汕头大学，最后基本以失败而告终。
但是，我还是认为教育更新的希望永远是需要的。世界各国在发展过程中都出现过所谓的"新大学运动"，他们的新大学都是为了矫正老大学传统学科设置的面貌，迎合当前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从学科的更新上考虑得比较多。但在中国建立一所新大学时，重心不能放在学科更新上，而要放在制度创新上。正因为如此，就更加艰难，尽管汤敏已经很谨慎地提出来先开办商学院、科技及工程技术学院。如果要教育部放弃对这所学校的控制和管理是非常困难的，甚至难以想象。所以我们只是提出一个问题，确立一个奋斗目标，知其不可而为之。我期望在五年、十年之后能实现这个目标，就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赖得胜：
我听了汤敏博士谈了建立这所大学的必要性，可行性，深受启发。我谈谈自己的感受。
首先是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必要性的问题。汤博士更多地强调的是一种宏观的、全民的需要，而我觉得更多地是一种大学自己的需要。汤敏前几年提出扩招。那么规模扩张之后就要上层次，上质量，还不仅是政府的需要，也是大学自身的需要。很多大学如北大清华都提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第二点，如何创办一流大学。91年中国政府提出搞211工程，95年明确提出211工程是九五期间教育领域唯一的一个重点建设项目。政府考虑的出发点是在存量里面重组与扩大，这是一条道路。这条路的效果很一般，因为政府束操办这件事情有很大的问题。汤敏博士提出的是一个增量的概念，即保留传统的高校不动，另搞一个全新的体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增量改革，这对中国办一流大学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第三点，对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资金来源和成本问题。中国办一流大学的成本主要是政府承担。政府出资至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效率问题，比如北大花18个亿，究竟有没有起到效果、达到目的，很难说。最近各个学校在搞211工程评估，发觉很多的钱没有用到事先计划的事情上去。第二个是公平问题。凭什么只给北大清华钱呢？而采用民间的资金，我觉得是可行的。
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学校与政府的关系的问题，就像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一样，难以处理。中国不是没有好的校长，而是在于中国没有好的机制使他们产生出来。这一个问题是意识形态问题，对大学的容忍空间有多大。现在教育部明确规定，大学有两课是必须开的，那么这个一流大学要不要开两课。总的说来，政府与政治对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到底有多大的容忍度，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刚才谈了这么多并没有涉及到这一点。汤敏举的香港理工大学、南洋理工大学、RMIT等例子都是理工类大学，能很快地发展起来。它们是不是一流大学呢？我觉得值得怀疑。最近我看到天津大学的校长讲到一个标准，就是文理要平衡。国际一流大学都是综合性大学，很少就是一两个学科的。香港理工大学的校长吴家玮也说，他们办学校要根据当地的情况。他们是拥有一两个一流的学科，但还不是一流的大学。所以我觉得十年八年还不能办成一所一流的大学。创办大学跟办企业不一样，因为大学是文化传播的场所，它需要积淀。我一进北大，就感觉到这种厚重，这是到其它一些学校体会不到的。所以什么是一流大学，关系到我们创建大学的目标，要先搞清楚。
还有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创建一流大学的示范作用。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搞特区，搞试点，把尝试的成本缩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失败了也没关系。我们这所大学如果成功了，可不可以推广？如果都像你这样推广的话，我们的传统大学怎么办？这是我对它的示范价值的疑问。

汤敏：
现在我们确实也不敢太乐观，能否成功要看我们的政府有没有这个肚量。如果越南有这个容忍的肚量，完全由国外来投资，完全按国际惯例来办大学。如果印度有这个肚量，那么我觉得我们也应该有这种肚量。
关于越南是否也要求上政治课，我还没有去调查研究，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但我个人觉得办这种学校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没有那么悲观。

盛洪：
我们虽然谈的是办一所大学，但讨论的是我们的教育制度。它的出现，必然会给我们的教育制度的改革带来一种冲击，而不仅仅是一所大学的问题。这一所世界一流大学的建立，也必然给中国高教改革带来新的启迪。今天的讨论就到这儿，谢谢汤敏博士，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