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还必须引进“理先生”

我写了小文“中国知识分子需要过三关”遭到一些批评。这些批评的观点大概可以总结为这二点：1) 不要充当国师批评大众，因为中国人现在有钱了，现在感觉好多了，2) 我拥护传统文化，但我不反对理性。针对这些观点，我的回答如下。

1) 不要充当国师批评大众，因为中国人现在有钱了，现在感觉好多了

首先，这里含有两个问题：一，大众可不可以批评？二，谁可以批评大众？大众，在中国从来是个神圣的字眼。最著名对大众的结论，当属毛泽东说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95%”，是“领导阶级”。毛泽东是个典型的诡计多端，利用他人的政客自不必说了。中国大众的命运怎样？事实是什么？共产党成立近一个世纪了，在它“最大的成就-建国”的光环下，被其杀死的国人有没有上亿？共产党在其建党百年之际，应该给人民一个交代，以表示其“辉煌战果”。大众也可以明白，我们和我们的祖辈，这一百年来，支持了一个什么样的暴力政权？！不论你今天如何“得意”地活着，都不应该忘记，你的一切都是建立在这“上亿人的白骨堆”上。

大众是由个人祖成的。个人可以犯错误，集体自然也可以犯错误，所以大众是可以，而且必须被批评的。那么批评大众的人，是否只有政府，只有名人，只有权威，只有洋人呢？显然也不是。个人可以自我批评，大众也可以“自我反省”- 是落实到组成大众的每个人的自我批评。所以批评大众的资格和责任，在每一个人。每一个认为大众有需要批评的地方，都是对这个集体的提醒，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理，一般来说，是越辩越明。

再详细地说，我认为，在物质消费上，一个人应该永远以大众为准，而在物质生产上和精神生活上，标准，应该永远在订在大众之上，作“小众”，既“少数人”。以大众为准的物质消费，根据是一个人在社会中生活，在文明中生活，我们无论取得什么成就，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必须回报社会，必须感恩，必须有集体归属感。以少数人的成就和精神生活为标准，是从作为一个“人”，被造物主送到世界上的功能上(作为一个“范例”)，必须完成和回答上帝的设计你来的意图-应该永远记住自己是一个“人”，无论取得什么成就都不满足，永远要有自己独特的，不同于他人或大众的成就，要有更高的标准。真理，永远是被少数人首先发现，一开始被视为邪说，然后才慢慢地被接受。待到大众普遍接受，真理已经变成了常识(比如，“日心说”代替“地心说”的哥白尼学说发展过程)。 中国人现在是有钱了，现在感觉好多了。没错，今天中国人是在经济上富有了，但这不意味着在精神生也“富有”了。不代表他们的认识能力有所提供。因为，他们的财富获得，不是完全靠新的观点，新的科技，新的发明和创造。而要保持经济上的长远发展，必须在精神上提升到高的阶段，这就是我重提意识思想方面要过“三关”的根据。

2) 我拥护传统文化，但我不反对理性

传统文化的本质，从“范例哲学”的角度看，是一“感性文化”。感性的本质是“任性”，任性必然反对理性。举例来说，人们常说，家庭不是讲理的地方。换句话说，“老婆总是对的”(北美崔哥)。因为你要跟她讲理，她就认为“你不爱她”，因为“情与理”本来就是水火不相容的。女人对讲理者的回答多半是：“就你对！就你对！”，或“就你天下最能！”，或“我头痛/要睡觉，你住嘴”等等。你这时多半是叹气，“哎，女人的智力怎么跟小孩儿一样？”。所以苏柏亚认为，理性，是希腊男人公民才具有的本质。如果你看看叔本华，尼采对女人的论述，我建议你将其看作对“感性/任性”，既缺乏理性的批评。中国传统文化，就其“亲和力”来说，更适合“感性的人类”，或女性，而不是男性，更不是西方男性。所以“东方文化以阴柔为美”，而“西方文化以阳刚为壮丽”是有道理的。论妩媚，东方女性的美为极致，论阳刚，西方男性的理性为极致。

情感的应用是爱的领域，而理性的应用，是对真理的探索-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中国人开始学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有近二个世纪了。但为什么至今还没学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学二位先生不像穿衣吃饭那么容易，“拿来主义”就行了。二位先生的背后，还有一位“理先生”，既理性，支持着德先生和赛先生。没有理性，就没有科学，就没有民主。因为没有理性，就没有共识。没有共识，就没有思想的权威，就会尊崇外界的权威，如利益，大众，政府，洋人等等。

中国要现代化，必须在学会德先生，赛先生之前，先学会“理先生”。而要学会理先生，必须放弃自己的“感性思维”- 中国传统文化。否则，中国只有拖人类文明前进的后腿，无其他路可走。

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