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的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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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有幸在香港见过在美国西北大学物理系工作的钱嘉霖先生，先生的一席话让我一直无法忘记，他说美国是一个用中国人的话说叫“残酷”、“势利”的社会。一个人只有现在处于事业的颠峰才有人跟随，过去的辉煌不能成为现在受人尊敬的理由。这种社会气氛不是政府倡导的，而是社会的氛围，比如，倍受我们尊敬的杨振宁先生尽管在美国是终身教授，但是他现在在他所在的物理系就没有什么人围着他转，相反被围着转的是那些现在一个劲出成果年轻人，尽管这个年轻人什么奖也没有得到。为什么杨振宁先生没有受到中国认为应该得到的尊敬呢？因为他的成果在书本上就可以获得，那是他以前的成果。正是因为这，80多岁的Underson一直没有躺在他的功劳簿上，他受不了这种冷落。

这是一个涉及社会哲学的问题，我们论资排辈时间太长了，大家不求上进只求不出问题，抱着小媳妇总有熬成婆的时候的思想，然后顺利地有了地位。而有贡献、有成就的年轻人却得不到重视（不是提拔干部），重视年轻人并不是要拔干，而应该委以重任，让他们有经费、有助手，有发挥才干的机会。

在国际学术界流行一条曲线，其形状是；第一段，几乎直线上升，接着慢慢减缓上升速度，然后平稳一段时间，再直线下落。这条曲线用来描述一个人的创造力，一个人大约在20岁开始达到上升速度慢慢减缓时期，在28岁左右达到曲线的顶峰，到42左右开始快速下降。

看我们的院士，一个个老气横秋，早就没有了创造力了，却什么都有，有经费、有助手，有名气。有创造力的年轻人成为这些人的打工仔，一个靠论资排辈、靠熬念头上去的“婆婆”不会曾经有过创新，所以当手下的年轻人有了一个创新时，往往被“婆婆”抢走，气死手下的年轻人，问问那些出国的有才华的留学生，有多少是因为这个原因出走的。我相信，起码有20%。

年轻人图的是什么？是权位？不。是发展的机会，机会是什么呢？是有经费，是支配一些设备的权力，更重要的是对新思路、新想法的经费支持。然而，新思路、新想法因为从未见过，往往得不到经费支持。经费掌握在“德高望重”的老院士们手中，这些一辈子靠“稳稳当当”走上掌握经费位子的老院士们自然不敢“冒冒失失”把本来就有限的经费发放给“从未见过”的、有时甚至显得“离经叛道”的新思路、新想法上。所以，我们这个国家也就没有了创新。

“稳当”是我们这个过分成熟的文明的一个死结，历史上、生活中，有太多“稳当”的成功，有太多“冒失”的失败，诸葛亮就是典型，魏延也是典型。所以政治上要“稳当”，做人要“稳当”，说话要“稳当”。这种处世哲学还表现在科研中，最稳当的科研项目当然是别人曾经做过的而且已经成功的，所以我们在报纸上、电视里看到那么多的“填补空白”， 这些“空白”都是“稳当”的结果。“稳当”使人的尊严有了，失败没了，但是创新也没了。

西方很早前就有所谓18岁独立的法律，父母有权不负责大于18岁孩子的权利，这个规矩是西方社会哲学的与中国社会哲学的一个重大的区别之一，中国社会哲学过分强调亲情，因而有所谓父为子纲，君为臣纲的伦理，无不是的父母，子不嫌母丑等等惯例，这种惯例延伸成年青的要尊重年长的传统，这个传统必须打破，“18岁独立”不仅把年青人的“愚孝蠢敬”顾虑打破，而且还有逼迫创新的作用。“愚孝蠢敬”只有一个好处：使家庭成为一个和谐的家庭。然而，产生的了更大的坏处：对无德无能的年长的人也“愚孝蠢敬”，而无德无能的长者为害时，影响更大。

维特更斯坦在博士论文答辩时就冲撞过罗素：“除了文笔，你没有（创造过）什么东西。”在中国，这样的事情绝对发生不了。我相信，如果有人胆敢这样，一定拿不到博士学位。

我把江泽民98年的“创新动员大会”比做“11界3中全会”，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可能真正复兴的根本。江泽民近来力主40岁的年轻人主持国家工作，对我们这个过分成熟的社会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创新。

大家在网上讨论美国如何对中国咄咄逼人，但人家有咄咄逼人的功底，它的功底是什么？无非就是有一些我们没有、而又必要的东西而已，如果我们创新出一些“空白”让美国佬填填，他们就老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