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挚爱中华》——戴德生传记 )

第四十六章 少种少收

中日战争之后，几个主要的欧洲国家开始一连串野心勃勃的行动，欲对付军力薄弱、士气不振的中国，迫使中国向西方国家就范。他们要求租借港口使中国大部分土地列入他们的势力范围，铁路的建造权也给予外国公司。

这些充满扩张性的行动，挑起了中国妇排外的情绪。有些中国人到处攻击外国人，甚至扬言要把他们逐出中国。有些人则认为中国向西方学习才属明智之举。因此，部分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发起了改革运动，推动一些颇激进的改革。不过，许多人对满清政府已失去信心，当中国在甲午之战败于日本，而且接连在西方列强手下受辱，他们都极其愤慨；秘密组织纷纷成立，鼓动民众。1895年，四川爆发了暴乱但感谢主，中国内地会同工无人丧生，部分原因是得到当地官员的保护，但差会的财物则受到很大的破坏。

1895年8月1日，在沿海的福建省，施德华牧师（Robert Stewart）夫妇、他们的孩子和八应中国内地会传教士被一个秘密组织的党徒杀害了。戴德生和其它人都认识到一个新时代已经来临。由于某些原因，神似乎收回了他保护传教士及其家庭的手，以致他们惨死于中国。

不过，在1898年夏天，中国的改革派，得到年轻的光绪皇帝支持。光绪阅读过不少激进的刊物，不单是中国人所写，也有李提太大的著作。他推动了后来称为「百日维新」的改革运动。从1898年6月到9月，颁下一度度的谕旨，修改了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堂及一所大学，学习西方思想，并鼓励在中国建造铁路。

改革派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对立的保守派向顽固的慈禧太后要求支持。在九月，她掌握了朝政，软禁光绪皇帝，剥夺了他一切权力，只保留他的称号。她还拘捕并杀害很多改革派的官员，并停止一切新政。

各地经常发生暴乱，戴德生提到当时的政治情势，指出全面的倾复似乎已无可避免；慈禧太后的行动鼓励了全国的排洋情绪。由于留在内陆各省的洋人大多是宣教士，因此，敌对行动的矛头，便指向他们。

自从「兰茂尔号」的一伙人在1866年到达中国，三十二年以来，不论是由于意外、暴力或是旅游，中国内地会都没有遭受人命的丧失。戴德生为此很感谢神。财物虽有损失，传教士（包括戴德生本人）也有受伤，但从未有人丧生。他的儿子和媳妇相信「在戴德生心中，已对神有安稳的信靠，知道他必保守差会众仆人，尤其是在布道所中独自工作的娇弱女同工，她们工作的地点和其他传教士相距甚远」。

戴德生第十次到中国，在上海住了几个月，由于另一次病痛发作，所以只好留在屋内。有一次他出外探访皮尔逊博士（Dr A．T．Pierson），他是美国人，是位圣经教师，亦是一位作者和诗歌作家，他当时也罹患重病。「啊！真不知道主要用多大的痛苦，使我们倒空自己，认识到没有我们，他的工作仍可成就。」戴德生在四月时，从上海写了一封信给皮尔逊。在这段期间，他也找机会和差会中超过二百位传教士交谈。

1898年11月，戴德生的病稍为好转，可以和珍妮一起往重庆去，那里有中国内地会在四川的第一间布道所，建于1877年。他们是要参加华西传教士会议。这次旅程走了数百哩，沿着长江溯流而上，开始时他们乘搭汽轮，后来改乘较原始的船只，在冬天的急流中，向前航进。

他们途经汉口，听到澳洲宣教士傅朗明（William Fleming）殉道的噩耗，他是中国内地会第一位殉道者。博朗明死于西南部的贵州，同时遇难的有一位归主的黑苗族人潘守山，潘氏既是他的好友，也是他的助手。「这消息真使人忧伤，」戴德生写信给范约翰说：「为道者是蒙福的，但对于我们，对于中国，对于他们的朋友，却是悲伤的事。不仅悲伤，也是一个予兆。似乎神要用另一种试炼来考验我们，所以我们确要重新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无疑透过更深刻的苦难，会带来更满溢的福杯。我们要紧靠大能的主，从他得着力量……这些试验不会拦阻事工，反而使事工更加深入和拓展。」这些真是先见之言。

这次宣教会议让戴德生有机会与盖士利，并中国内地会在四川的其它宗教领袖交谈。但却要放弃探访西部别的布道所，一方面是由于那些地区爆发暴乱，而另一方面也由于年届六十六岁的戴德生心脏病发，几乎丧命。珍妮日夜照顾他，信靠神必会使他康复。她独自在一个房间中，跪在神面前安静祷告。

「主啊，我们不能作什么。请按他的旨意行事，为我们承担一切。」

戴德生不知道珍妮的祷告，但当她返回他的房间时，他看着她，低声说：「亲爱的，我感到好得多了。」

从那时起，他开始重新得力。

虽然戴德生的健康在返回上海途中稍为好转，但他们仍决定到位于烟台海边的内地会健康疗养院去，度过1899年的夏天。这一次，他们有机会认识那里三所著名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他们很高兴地看着小孩子们嬉戏。在奠基纪念日，他们举行划艇、板球和网球等比赛。戴德生在当中致词。那是一个温暖的黄昏，他们在大学的院内举行晚会。珍妮记得从音乐室中透出来的灯光，跟月色溶液合，美丽极了。有一位教师演奏小夜曲，他是位出色的音乐

家。

那年夏天，戴德生花了很长时间为「前进运动」祈祷，在祷告之余，他和珍妮也用一些时间，去计划他们将来隐居之所。戴德生买了一块地，就在离上海两天航程的一个山上。他们希望在那里筑一所房子，可以远离上海总部繁忙的工作。房子上层有一个三面的阳台，可以观看茂林郁郁的群山和伸延出去的广阔平原。

虽然有病在身，戴德生仍参加中国委员会在1899年1月和9月之间召开的八次会议，其中只缺席了一次。然后，他和珍妮，以及儿媳戴存义夫妇，从上海坐船往美国去。途中折往澳洲和纽西兰，因为答应了到那里讲道。之后，他们横渡太平洋，到达加里福尼亚州，再乘火车到纽约去。

纽约的卡内基礼堂（Carnegie Hall）坐满了三千五百人’正举行1900年4月的联合宣教大会。会场外也有大型聚会，给公众和超过一百个宣教组织近1，900位的代表会面。美国总统和纽约州州长也到场欢迎参加者。

戴德生讲道的主题为「宣教工作的得力之源」。其时，距他六十八岁生日尚有一月。他坐在讲台上，与一群在宣教工场上的杰出人士并肩而坐。他等候讲道时，环顾那宏伟的演讲厅——有两层包厢和三个圆形的看台。他踏前一步，首先如常的默祷，然后拾起头微笑。「能力是属乎神的」，他以这句话开始了讲道。

霍亨利永不会忘记那情景。「他开始讲道时声音温柔，充满感情。全场肃穆。台上经验丰富的宣教领袖，都伸直腰，聆听他说的每一句话。」

戴德生继续说：「……我们都尝试去做，也有很多人按着自己容易做或方便做的，尽力去做，但神的爱充满我们的心时，就有一种奇妙的能力，使我们跟保罗一样愿意受苦。我们愿意认识他复活的大能（意味着「己」的死亡），并与他一同受苦，以至受死。有一句话是永远真实的，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

霍亨利忆述说：「全场的人都深受感动，会众的心都向主开放，心灵迫切地要成为合主心意的人，作合主心意的事。决志奉献自己，为主而去。」三十年过去了，霍亨利仍听到有人对他说，戴德生那天早上的信息，使他们的生命有了很大改变。

五月，戴德生从纽约到波士顿，负责主持一些聚会，同行还有皮尔逊博土，他已病愈康复。在一次聚会中，戴德生的思路似乎突然断了，重复着两句话：「你只会信得太少，绝不会信得太多。既使我们不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他不会背乎自己。」

皮尔逊走出来帮忙，接续戴德生主领那次聚会。他后来思想这事，说：「这事令人感到悲哀，但也富有诗意。这次重复说话，是戴德生崩溃的第一个征兆；这句话反映出他对自己一再的提醒。也是他多年来的宣教工作中，对同工的提醒。这实在是一句祝福的话，也是他一生分别为圣事奉的确据。」

戴德生的医生儿子戴存义，形容他是「相当严重的崩溃」。在海恩波的自传中，他说：「这次崩溃是由于他身体的耗尽，以致损害了他的记忆和精神。」美国的行程因此要缩短，戴德生和珍妮在1900年6月回到伦敦。

戴德生太衰弱了，无法再主领聚会，甚至写信也不行。珍妮安排了与他一起到瑞士的达浮斯（Davos）去，希望可以帮助他慢慢的复原。

戴德生和珍妮于1899年9月离开中国后，政治局势变得更坏；中国被日本打败，又被欧洲列强侵占港口，外国公司开始建造铁路，整个中国近于被瓜分的局面。仇外情绪高涨，加上连年饥荒，局势更不稳定。中国人对传教土的仇视愈来愈甚，谣言满天飞，说他们有许多残忍和不道德的行为，破坏中国的风俗。

慈禧太后命令各地的武装部队作好准备，保卫国家。由于这些部队时常练习拳术，所以被称作「拳民」。这些拳民以「灭洋」为口号；渐渐有许多不法之徒加入，跟秘密组织勾结起来，迷信邪术，认为这些邪术可以保护他们，免受敌人子弹枪炮的伤害。

到了1899年底，拳民开始杀害基督徒，各省官员也没有加以阻止。到了那年的大除夕，一个隶属于海外宣扬福音差会的英国传教士被杀。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结果有几个人受罚。然而，到了1900年6月，慈禧太后不理会大臣的劝阻，违反她侄儿光绪皇帝的意愿，发出了一道谕旨，下令杀死住在中国境内的所有外国人。因此，中国便成为其他所有国家的公敌。

第四十七章 配得殉道者的冠冕

尽管1900年的义和团之乱是反基督教，兼且仇洋排外，但主要受害者仍是传教士和基督徒，困传教土散布在中国各地，而其它人则集中在各口岸地区居住。义和团称中国基督徒为「二毛子」，认为他们是中国国家和文化的叛徒。

义和团运动在中国东北地区最盛，因为其它地区很多中国官员对外国人或多或少都会提供一些保护，因为他们明白中国要与西方列强较量，是非常不智的。事实上，中国政府中的温和派都想多方设法改变朝廷发给各省的谕旨；据说他们把「遇见洋人格杀不论」的电报改成「遇见洋人一律保护」的字样。

在义和团之乱中，天主教徒受害最重。单在北京地区死亡的天主教徒，人数已在一万五千至二万之间。利玛窦（Matteo Ricci）的坟墓和十七、十八世纪时耶稣会士的墓家，都被挖开，遭受凌辱。山西天主教徒被杀的，约有二千人，其中包括两位主教和多名神甫。

甘肃省的情况，却相当平静，尽管官方下令传教士离开，但他们仍然留守岗位。1900年9月，位于中国西南的云南省，有一位旅客遇到在那里工作的一位神甫。他连义和团暴乱的事都没有听闻。当他得知法国领事呼吁所有法国公民离开该区时，他拒绝撤离，说要等他的主教下令才会离开，因为他不愿撇下他的群羊。

华北的暴动最厉害。那里的基督教会只有四十多年历史，所以受迫害的人数也较少。中国基督徒死难的人数比天主教徒要少；但基督教传教士的死亡人数却较多。

当北京地区处于千钧一发时，基督教传教士和一些中国信徒，都跟大多数外国人一起，跑到英国公使的官邸中躲避。大约有七百多基督徒被困在那里八星期之久。他们得着几百名外国士兵的帮助，这些士兵是海岸交通未被切断之前就来到北京的。最后，一支由西方国家和日本组成的强大部队，从天津攻进北京，并占领了京城。所以，被围困的那些基督徒中，伤亡很少

即使这样，还是有不少中国基督徒在河北及其它地区遇难。其中保定的残杀最凶。6月30日和7月１日两天，有十五位来自内地会和两名美国差会的传教士被害。一些目击者见到殉道者临死时的镇静安详，都深受感动。

山西有许多浸信会的信徒被杀。在萧义，内地会有两名女教士韦爱美（Emily Whitchurch）和史伊蒂（Edith Searell）正在祷告时被杀。八月间，汾州府有七位美国美部会（American Board Mission）及三位中国内地会的成员被害。

东北地区以外，伤亡最惨重的是上海南面的浙江省。消灭洋人的电报下达至浙江时，一字未易，仍是「格杀勿论」巡抚虽然略有犹豫，但还是公开发布了，稍后又立即收回。在曲县有一名县长，因为保护外国人而被暴民所杀。这些暴徒又继续残杀，共有十一位内地会成员受害。

其他省则没有基督教传教士遇难。他们大都听从领事的劝告，先行到通商口岸去了。许多教会和教堂被大肆破坏，许多中国基督徒也惨遭虐待，但相比而言，流血事件并不多。

总的来说，在中国境内被屠杀的基督教传教士，共有一百三十多人，而他们被害的子女，就有五十多名。内地会的伤亡数字，是损失了五十八位传教士，还有二十一名传教士子女丧生。被杀害的中国基督徒总数将近二千人。

当初，大家尽量不让戴德生知道义和团在中国大肆残杀的事，因他身体十分虚弱，还在瑞士的达浮斯养病。但隐瞒不了多时，他从中国发出的一系列电报中，获悉这惨痛的消息。自从在美国出现精神崩溃以来，他的精神和体力一直不好。听到这个消息后，他说：「我不能看书，我不能思想，我甚至不能祷告，但是我能信靠。」

七月时，珍妮写了一封信到中国，信上这样说：『我们日日夜夜想着你们，我的丈夫说：『我要尽我所能帮助他们。我们满有权能的天父，必按他的智慧和慈爱，帮助你们每一个人。』」月间，传来更多的噩耗，戴德生一再受到打击，身体衰弱之极，连在房间里行走也得人搀扶，脉搏的跳动一分钟只有四十次。

然而，到了十月，他已略为好转，开始阅读中国事件的详细报告。一天早晨，外面下过一片大雪，满山白皑皑的，他的媳妇乐婷跟他一起阅读。戴德生正读到来自山西南部的报告，获知席胜魔在那里为主作工，直至1896年去世。他含着眼泪告诉媳妇，他读到韦姑娘和史姑娘的信，是她们被害前一天才写的。

「哦，想一想，」他说：「若把这些残害人命的暴徒，换成他的同在、他的怀抱和他的笑容，这就带来喜悦了！」

他停了停，抑住声音，说：「现在，他们在那里也不会感到遗憾，因为他们得到永不褪色的冠冕，主说：『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的。』」他想到启示录三章4节的话。

戴德生继续谈到一批由危险地区逃出来，汇集在上海内地会的「难民」。他说要赶到他们中间去，跟他们一起。

「虽然我去了也不能做些什么，但我知道他们爱我，如果他们能与我分尝他们的忧伤，我只能跟他们一起哭泣；也许这样会使一些人得点安慰。」

金乐婷对他说：「父亲，没有人能象你一样，如此献出怜悯之情。但您现在却不宜长途跋涉哩！」

内地会的助理副总主任顾正道，在这次义和团屠杀事件中牺牲了。在当地指导内地会的事工，以及慰问死难者家属的担子，除了由副总主任范约翰承担外，还来了一位好帮手，他就是「剑桥七杰」之一的何斯德（DixonHoSte）。他从河南来上海，准备在此度过夏天，刚碰上范约翰正需要帮助，所以便投入服务。这对于戴德生来说，是很大的安慰。因为多年来戴德生一直觉得何斯德是神安排来接替他的。所以在1900年8月，戴德生认为自己离世的日子近了，就发了电报到上海，委派何斯德任内地会的署理总主任。

义和团事件过去后，西方国家同意中国政府赔偿给各宣教差会和中国基督徒合共四亿五千万两银子。最初，戴德生觉得应拒绝接受以金钱来赔偿性命，但可接纳为房屋和财产损失的赔偿。然而跟伦敦及中国的内地会委员会协商后，决定不要求也不收受任何赔偿，因为他们要向中国人民彰显「基督的柔和谦卑」。以后这就成为中国内地会的方针，即使内地会所受的损失比任何团体更多，但仍坚持不变。不过，个人若想接受个人损失上的赔偿，内地会也不禁止。有人抨击内地会这项决定，但英国外交部却批准了，而且英国驻北京的大使还私自赠给内地会一百镑的捐款，以表赞赏和同情。

其他基督教宣教团体，很少采纳内地会的方针和路线，大多赞成接受对财产损失的赔偿。尼尔主教（Stephen Neill）评论说：「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戴德生比其它人更有智慧。」尼尔也提到中国付给美国的第一期赔款，被退还作为华人教育基金，以后各期的赔款也豁免了。

在中国义和团暴乱期间，天主教和基督教传教士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和坚毅不屈，都值得我们致敬。在死亡面前，没有一位传教士是有意放弃信仰或信心动摇的。那时，内地会成员所写的信件中，没有一封流露过对暴民抱怨，或要向暴民报仇的思想。

有时，只要稍微妥协，就可救回自己的性命，但大多数中国信徒也都守住他们的信仰。一些非基督徒的中国官员，亦敢于违背朝廷意旨，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去保护其属下地区的外国人，帮助他们逃离险境。

1900年底，戴德生说：「我一直写信给受难者的家属，安慰他们。但希奇的是，他们竟因为同情我，而忘记了自己丧失亲人的痛苦。」事实上，有三百个内地会成员因听到他生病了，从上海写信慰问他。他在1900年12月回信说：

「当我们把你们签署的姓名逐个逐个读完后，我们都感谢神，因为他还把你们留下。这是为了我们，也为了中国。我们所经受的悲惨遭遇是神所容许的，是为了他的荣耀和我们的益处。他考验了我们和中国的弟兄姊妹后，肯定要重新打开福音的门。以后的工作环境一定会比从前更加有利。

「我们感谢神，因他踢恩给受苦的人。他信赖我们这个宣教组织，让我们经受如此沉重的考验。在我们内地会当中，有许多人还配得那殉道者的冠冕。在存留的人中，有些人所受的苦比一些被主接去的人还要多哩！他决不忘记我们为他受的苦。在那试炼临到的时刻，我竟离开你们那么远，实在愧对你们。但施恩座离中国那么近，照样，离我们也是那么近。

「当我们在内地的福音工作有可能再次恢复时，我们会发现环境改变了。可是，我们所验证的原则，因为是建立在他永不改变的道中，故此仍旧可沿用。神要作教导，愿我们一起学习神要教导我们的功课；他要借圣灵装备我们。进一步的事奉，就是我们等候主来时，他要召我们作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