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家荣的不介入不卷入政治斗争的“政治”态度，在他那代学人里，大约也创
造了一个第一！

从他一九二０年留学归国到一九三七年冬南下广州的几年间，中国发生了许多
重大事件，每一个事件都足以改变人的一生，更何况敏感的学人了。

最大的事件便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军阀混战。刘和珍
喋血。国共第一次合作。孙中山逝世。北伐战争。四一二政变。秋收起义、南昌起
义。

现在，他又碰上了广州起义。

谢学锦记忆中的，是起义胜利那天和失败那天的一点一滴。

胜利那天，起义军冲进了中山大学，也冲进了他们的家。起义军每人的脖子上
系着一块红布，这是起义的象征，也是起义者的标志。一位军官模样的起义军问谢
家荣是干什么的，谢家荣回答是教书的。哪里教书？中大。是教授？是教授。那位
军官便变得客气了，说了声打扰了，便招呼其他人一同退出了屋子。

起义刚开始时，国民党散布谣言说，共产党见人就杀，特别是知识分子，越大
的知识分于越危险。

二十二年以后，在谢家荣面临去台湾、还是留在大陆的抉择时，他的眼前也出
现过那位年轻共产党人客客气气的脸。

起义失败的那一天，谢家荣去中山医学院看病。他在诊室刚刚落座，几个国民
党的军人使冲了进来，也不讯问，见脖于上有红布痕迹的人就抓。起义胜利的那天，
许多人为了表示庆祝，也学起义军，在脖于上系块红布。那时的红布质量极差，极
易掉色，掉在脖颈上的色，却又不知为什么一时半刻很难全部洗掉，这便成了参加
起义的证据。谢家荣亲见一位医生与护士被带走了。几天以后，又听说他们被处决
了。

这件事对谢家荣刺激很大，心里的震荡几乎留存了一辈子。他不仅经常跟谢学
锦回忆这件事，而且一直为之困惑：怎么可以如此杀人呢？他还有一个困惑：国民
党原来不是革命党么？怎么挥手之间，整个儿的就变了？也许这就是政治吧？他弄
不懂政治，他唯一能做的，便是更远地离开政治。他唯一能做的，不使自己和他负
责的地方搞什么政治。二一九四六年，全国内战打响，谢家荣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资
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处长。他在这个处公开宣布：不允许国民党建什么组织，他甚
至不允许这个处的任何地方挂蒋介石的肖像，不允许唱国民党党歌。他的理由是，
这里不是政治机关，是科研与事业部门。一次，国民党中央的一个部门通知他上庐
山受训，他却跑到云南搞野外勘查去了。在国民党中央的眼皮底下，国民党政府属
下的一个部门，不允许这，不允许那，这这那那都是限制国民党，限制国民党的政
治，是绝无仅有的。这大约也可以称为谢家荣制造的一个独一无二吧！

也许，正是有了这类切独一无二，他才能在地质理论、在地质勘测与地质找矿
诸多领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除了石油领域他那些开创性的活动，他的关于地震的研究和著述，被后人称作
“掀开了中国地震学形容的划时代的一页”。他的关于陨石的研究和著述，创造了
又一个“国人第一”，他编著的《地质学》（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二四年，共二
百四十四页）是中国人自行编写的第一部地质学教科书。他在煤岩学的研究和著述，
在国、内是开拓性的奠基工程，为国外同行称道，被称作“国际先驱”。在矿床学
研究上，他是大师，是巨匠。在岩石学、古生物学、煤的显微镜研究，在金属矿、
非金属矿的研究诸多领域，他都有涉猎，凡有涉猎必有成果，而且大多是属于开拓
性的成果。他是理论研究者，是著作家，是教授，是野外勘察工作者，是找矿人，
每一个领域都称得上硕课累累，成就卓著。这些领域，在他那里，又是一个有机体，
被贯通，被融合，于是，便产了“１十１＋１十１＋１大于５”的奇妙效应。有人
说，谢家荣集如此之多的领域于一身的能力和产生的效应，在中国地学界前无古人，
也后无来者。这当然与谢家荣身处地质事业的开拓期有关。以后的分工越来越细，
专业越来越窄，要成为一个领域的通才与战略家也越来越难。但是，在那个时代，
也并非随便可以达到他的高度的。正如已在许多领域有着杰出表现的达·芬奇，人
类至今以为是历史的一个奇迹。

非常可惜的是，日后，谢家荣这份能力与成就，被当作与政治无关或与政治有
关只是与反革命政治有关，因而不仅未能使其继往开来，反而连同他这个人也一并
被勾销。

谢家荣当然无法在广州起义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生存，他卷起行李，举家北归
了。

一九二九年，谢家荣携吴镜侬应邀赴德国柏林地质调查所和弗莱堡大学从事学
术研究与交流。如前文已述，他的经费来源于日本返回的庚子赔款。本来要在德国
呆三年的，结果只呆了两年就回国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他当然得回
国了。前文已达，他一是要与国人共赴国难，二是不允许自己再用日本返回的那金
钱。用那笔钱本来就是一种屈辱，再用，在他看来，与汉奸无二了。

在德国两年，他留下了许多研究成果，还留了一张珍贵的照片。那张照片摄于
波茨坦。许多年之后，同盟国在波茨坦宣告全面对日作战，敲响日本侵略者的最后
丧钟。许多年之后，他的儿子、孙子去波茨坦与他聚会，以他为镜，这一切是巧合
么，

我早几年就听说过谢家荣和谢学锦先生的一些事迹，早几年就想写写他们父子，
但我却犯了怯。在许多人的眼里，他们父子是了不起的专家、学者，但不是革命者；
有人说得更为决绝：说他们从来不是革命者。他们的说法并非没有一点道理，起码
对谢家荣是如此。

七七事变后，华北很快沦陷。北京（当时叫北平）也在劫难逃。

沦陷区很快出现了日伪政权、维持会之类，中国人多，不缺汉奸。北平沦陷后，
谢家荣竟没有马上出走，他仍然“赖”在北平，“赖”在他的地学研究与大学教育
上。他大概太舍不得离开他的那套房子了，太舍不得丢下他的学者、教授的生活了。
如果不是突然有人请他出任日伪统治下的北京大学校长，说不定整个抗战期间他都
会“赖”在北京了、是他的两位朋友带来了“皇军”的口信，这两位朋友也劝他出
任。北大校长，并不是谁想干就能干上的，在中国学人的眼里，出任北大校长，抛
开他担负的责任和传统不说，光名分，也是一个巨大的诱惑。那是一个学人一生所
能得到的最高荣誉了。他的朋友说，即使日伪统治下的北京大学，与日伪的维持会
还不一样，它一不是政权机关，二又不是要改变传统。两位朋友话没说完，便遭谢
家荣的痛斥。他们走后，谢家荣发了好大好大的火，说人不可貌相的，说这两个家
伙也变成衣冠禽兽了！居然说得出口，要我为日本人办学！第二天，谢家荣便撇下
妻小，离开了北平。

他再也不能“赖”在北平了。他在北平只有两个选择：要嘛，出任北大校长；
要嘛，进日本人的监狱。他离开北平是化了装的。家里没有人送他，他要的便是轻
装简从。那时候，北平城里的日伪宪兵很多，特别是火车站。离开北平，是要冒生
命危险的。他悄然登上火车，去了天津。通过天津的朋友，与英国人接上了头，在
塘沽坐上了英国的一条邮船去了上海。他没在上海停留几夭，使假道武汉去了湖南，
到江华矿务局当经理，主持开采湖南锡矿去了。

以后，谢家荣“奉命”离开了湖南江华矿务局，赴云南的昆明。那时候，为了
开通一条盟军对中国战场的供应线，国民政府决定修筑一条名为叙昆的铁路。谢家
荣受命到铁路沿线开展矿产调查，并且成立了叙昆铁路沿线探矿工程处，谢家荣出
任总工程师。那时候的总工，不仅负责工程技术，还负责行政事务，他是事实上的
第一负责人。这就更不能叫革命了，是受命于国民党政府了。

幸好，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口号：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爱国主义在谢家荣，既不是口号也不是旗帜，而是一种生命的自觉、感情的需
求，与革命不革命毫不相干。

他一到云南的昆明，便托人带信，让留在北平的家小南下与他汇合，他不能把
他们再丢在沦陷区了。

谢学锦说，他们接到父亲的来信时不知有多高兴！母亲吴镜侬高兴得都哭了。
谢学锦那年从辅仁中学毕业，已是个热血少年了。满脑子都是抗日。现在终于机会
来了，可以南下抗日了。谢学锦从小学起，就没有好好用功，成绩平平，母亲对他
的期望又高，经常对他用“物质刺激”。比如，吴镜侬对他说，你如果得了一百分，
将给你什么什么。谢学锦便要反问：如果得的是九十九分给什么呢？吴镜侬说：得
九十九分给什么什么。谢学锦又反问；那么得九十八分呢？按那个架势，他是可以
问到得了“０”分你给什么的，弄得吴镜侬哭笑不得。谢学锦小学毕业后，母亲希
望他上北师大附中，结果，他的分数不够，进不去。吴镜侬强迫谢家荣去给北师大
附中校长说情，“走后门”，那位校长与谢家荣过从很密，但还是不帮这个忙，结
果谢学锦只上了个辅仁中学。谢家荣离开北平后，谢学锦更不把功课放在心上了，
整夭读他的小说，一本《三国演义》读了个烂熟于心（说“倒背如流”太夸张，有
些段落他倒真的能背得）。他读《三国演义》始于对战争的兴趣，对战争的兴趣又
起于日本人老是侵略中国这个现实。他交的朋友，全是些激进分子，他们还躲在一
起，认认真真策划过制造炸弹，酒瓶收集过许多，终因弄不到火药才作罢。现在好
了，他和他的全家就要奔赴抗日战场了！在他的心目中，父亲离开北平是去了抗日
战场！他不去谁去？他不去才怪呢！谢学锦说，他跟他父亲有两个地方极为相通：
一是在学术上，二是在恨日本人上。还有一个小小的相通：对美食的爱好上。谢学
锦至今喜面包、黄油、荷包蛋，是受了父亲的影响。而且即便是在物质匮乏和社会
地位低下的情况下，他也能变魔术一般变出好吃的来，而且花样翻新。“文化大革
命”中他在陕西蓝田时，就创造过“一鸡三吃”。不是指一只鸡吃三次，而是指把
鸡的翅膀、大腿与胸脯分门别类，用三种不同的烹饪法侍候。并不以头上有右派帽
子而以为鸡不可吃。他吃鸡，而且“一鸡三吃”，此等吃法至今传为佳话。在乌鲁
木齐，我与他形影相吊了好几天，他就曾几次不避天寒地冻带着我满街找吃。乌鲁
木齐雪后的路面非常滑，他穿的又是一双硬底皮鞋，这样，他在路上滑来溜去的动
作便变成了“杂技”，比杂技还杂技，没规则。想到他那份对美食的爱好，为一份
小小美食如此不计风险而且履险如夷、欢欢喜喜，便又觉得他的杂技有了舞蹈的优
美，简直就是“冰上芭蕾”了。一次，找的是法式小吃，黄油、面包、咖啡，他吃
得很惬意，走时把一顶淡黄色的线帽忘记在店里了。第二天，以找回帽子为由，他
又邀我去吃了回法式小吃。一次，找的是家正宗川味面店，却吃了闭门羹，他并不
罢休，及至打听到这店老板回四川休假去了，才不得已在另一家非正宗的川味店吃
了一碗牛肉面。吃完便说：“正宗与非正宗是不一样的。”说得极为认真，甚至加
了个“注释”：“人的口腔是很难受骗的。”好像在写他的学术论文了。我便直乐，
请他用英语把这两句话说一遍，他便说，说得也极为认真，说完便轻轻一笑。问我：
“我是不是像个孩子？”我说：“有点儿。”他说：“只有点儿？”但他在吃公家
时却没有这份率真与舒展，吃公家的事是时有发生的。一回，宴罢归来，他觉得疲
劳之极。他说，他坐在那里，就像坐在一个玻璃罩子里一般，每个人又被一个小玻
璃罩罩着，一个个都变了形，而且光怪陆离。接着他便感叹：我父亲是位品味很高
的美食家，但却憎恨吃公家。他经常到馆子请人吃饭，都是自己拿钱，我如果学他，
别人还会把我当怪物。话又讲回来，我也没有那么多钱请客，斯文不起来。

吴镜侬高兴过了头，在离开北平前，她以很低的价钱把那有三十间房子的“王
爷旧居”给卖了。许多年以后，她才后悔不迭。后悔的不是没卖出好价钱，当时人
心惶惶，人心思走，卖不了好价钱。她后悔的是根本不应当卖。她当时只想快快离
开日伪统治下的北平，而且要离开得决绝。谢家荣早年在北京那个地质班有位叫叶
良辅的同学，也是颇负盛名的地学家。日本打进杭州前，浙江大学内迁，叶良辅是
浙大教授，勿忙中没能把他在杭州的房子卖掉。浙大后来迁去贵州，谢学锦后来成
为浙大学生，叶良辅对谢学锦说：还是你妈妈有办法，把房子卖了，我那房子现在
不是被日本人烧了就是被日本人占了！语中颇多后悔。待到抗战胜利，浙大回到杭
州，叶良辅一看，房子还在，仍归他。而谢家荣一家却没有此等好事了。日后，吴
镜浓每次搬家，都要为住房犯愁，就要后悔。在乌鲁木齐有一个夜晚，谢学锦也为
之唏嘘：“当时那房不卖就好了。”而当时，谢学锦是极力主张卖的。房子不卖，
又没人住，变成空房，空房日本人是要征用的。“烧了也不给日本人！”真个是此
一时彼一时。

是时，在叙昆铁路沿线，谢家荣正开创着中国地质找矿的一个新局面，也开创
着他人生的一个新局面。他从西南联大请来助教和一些毕业生，在从昆明到威宁近
百公里的线段上展开地质调查。这是在日机轰炸下的工作，这是在物质极为匮乏下
的工作。这些工作，对云南的未来（包括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地质事业和矿山建设
产生过重大影响和推动。由他主持并亲自执笔的这一地段的地质矿产调查（附有1：
10万地研矿产路线图），被后人称作“奠定了云南东部地质与构造的基础”。

几年前，地矿部物化探研究所搞成立三十周年庆典，面对着首都几个大报的记
者，西装革履的谢学锦宣布说。中国地球化学填图领先世界！

几天以后，首都几个大报发表了他的这个宣布，新华社还用五种文字向世界作
了宣布。

谢学锦作此宣布时没有用“震惊”这个词，但实实在在震惊了我。我于是又想
写写他和他的父亲了。我走访了他的一两位同事和学生，他们讲给我的更多的不是
科学上的巨大贡献，而是他遭受的磨难和不公。这使我望而却步了。我对磨难和不
公，有一种近乎生理的恐惧。

一个偶然的机会，却使我走进了他北京的家门。

那就说说他的家吧。

凭心而论，如果谢学锦不是一位身负重任的科学家，如果他家又没有太多太多
的书，他的那套住房，在北京已经不错了。我说这个不错，参照的是北京的普遇市
民。北京的普通市民里，还有无房户、特困户、危房户呢！我当然不会把他跟司局
级以上的官员相比，虽然谢学锦也当过物化探研究所的副所长，进入过司局级系列，
但现在不过是一位名誉所长。名誉所长讲的就是名誉啊！

那套住房共三间，无厅，有厕所、厨房，全部居住面积也只有三十二平米。

三间房子分大中小，大间是客厅，置沙发、饭桌、茶几、书桌、冰箱，墙上有
名人字画、挂历、手工工艺品，窗台上有盆景，各式各样的花。冰箱上放着泥人、
玩具。我们在客厅落坐，落坐后就不敢起身，更不用说走动了。沙发对着茶几，茶
几对着另一套沙发。两套沙发都可坐人，两套沙发都只给你留下放胆放脚的空档。
谢学锦说，他的茶几很好，请我们欣赏欣赏。他说，几个月前几位外国客人不请自
来，进了屋，也如你们这么坐了一会，他们不约而同地夸他的茶几！谢学锦不无得
意地说：他们还算有点眼力！他那茶几是木制的，做工还精细，但也精细不到哪里
去，那木料也并非名贵木料。于是，我心里说，他们总得夸呀，不夸茶几，难道还
要夸你这间拥挤不堪的会客室么？谢学锦见我们坐得很局促，便解释说，沙发放多
了，使房间变小了，可我的客人多，有时一来一串，又不能让客人站着。说说窗前
的书桌，名为书桌，桌前却没有放椅子的空间，是杂物桌了，但桌上放的又不只是
杂物，还有一台微机。谢学锦见我的眼光望向微机，便说，那是我在德国的儿子送
的，想使我的办公自动化。等我能自动了，它再自动吧！说着，便笑。轻轻笑，不
无得意的笑，为自己的幽默。幽默是极好的东西，是智慧，是健康，是智慧和健康
的养料和润滑剂，是烦恼和窘迫的解毒剂和松节油。但他又未能幽默到底，他突然
叹了口气，说，这房子再大点就好了，难就难在展不开图纸。而他的工作，天天要
和图纸打交道，有时来人一抱一大摞，只好去卧室，摊在大床上看……看看他的卧
室吧，一张双人床居中而置，靠里墙立着两个立柜，立柜上放着木箱，箱子上码着
书籍，直到楼顶。床与立柜之间的走道，靠里的一头被书籍和大大小小的影集占据。
靠窗的那边，也是书。高高的码着，像一溜书墙，与其说是卧室，不如说是书库，
却又没有一张书架。书架是有的，放在书房。看看他的书房吧，说是书房，不如说
是一条狭长的走廊，两个书架靠墙而立，一直快码到天花板。书架上有书，有资料
盒，还算齐整。书架外码着书，一直码到窗前，码到窗台，遮去了大半个窗子。墙
的另一面，有张写字台，上有台灯，有墨水，有笔筒，有书，有在开的稿子。稿子
有多大，写稿人的空间就有多大。稿子被夹在两摞书的中间。稿子上有字，有笔，
是写稿的地方，但我疑心怎么写？他是悬腕作文吧！桌前有把小椅子，椅子与桌子
的距离正好是人的背胸的厚度。椅子的两条后腿被埋在书籍里，固定了它的位置，
既不能后挪，也不能前靠。我眼前出现谢学锦伏案写作的模样，除了头可以自由晃
动，一手可以自由运作，他身体的其他部分都被牢牢固定了。他将永远取正襟危坐
的姿势，这与他的幽默不太相称。或许，这就是一种幽默，科学家的幽默。或许，
正是这份幽默成就了他，他的许多令世界“震惊”的论说就是以这种姿势、这份幽
默完成的。这是古代学人头悬梁、锥刺股的现代版本……

此后，我在物化探研究所的院子里偶尔与他相遇，我装着不认识他，擦身而过。
他的忘心一向大。他早把我忘得干干净净了。我感谢这份忘性。我依然不想结识他，
不想进入他的生活，那里有我太多的不理解，太多的困惑和恐慌……我见到的他，
永远是匆匆的脚步，手里永远提着一个精致的公文包，而且永远是衣着整齐，清爽
利落，皮鞋锃亮，头发妥帖，穿西装必打领带，穿猎装必须宽宽松松……

突然有一天，我的上司给我一个任务：采写谢氏父子。我一向不喜欢遵命写作，
这回，却长长地舒了口气……

我对谢学锦的第一次采访是旁听了他们一个会，我的笔记本上疏疏落落地记着
一个个词一句句话，包括谢学锦的一些调侃和反讽；哥本哈根。他们老是想水系沉
积物。我提出泛滥平原沉积物，我手头有雄厚的水系沉积物资料。两派争沦不休。
我抛出了一颗炸弹。两派目瞪口呆，啧啧称奇，一片欢呼。英国有个奥普尔吃饭时
对我说，谢，我对你感到嫉妒。独联体。他们的分析实验不行，他们搞繁琐哲学。
我们有机可乘，打出去，赚他们的钱。卢布现在不值钱，把汽车搞来，在我们国内
倒卖。在苏联，应该说前苏联要办好事，得把我们中国的办法拿去，请客送礼，搞
点腐败。欧洲也开始行动了，他们也要学我们。超低密度全球采样，我们是第一家，
也是搞得最好的一家，最完善最系统。他们想跟我们合作。跟欧共体合作，地矿部
国际司也很有兴趣。请诸位注意这个化学定时炸弹的事，我们在这方面做的事又一
次领先时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