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月，学术与政治是分不开的，他们是同首异体的兄弟，一体感冒，另一体
必定发烧。在学术上，谢家荣是位杰出的庖丁。他的解牛，游刃有余。他那把牛刀
是炉火纯青之物，然而他还不是位完整的庖丁，或者说他只是半吊子庖丁：他只明
牛的全局，不明生活的全局，朱夏的文章就透露了这个消息：自由、宽松，还思潮，
还前沿。“三反”运动似乎没能给他足够的教训，他不仅在工作上依然故我，殚思
竭虑，而且还“战斗”！其实，生活给他朗教育是足够的，只是他没有接受教育：
最初，他担任的是全国地质指导委员会的副主任（相当于副部长了）；之后，降为
地质部总工程师；之后，降为地质部探矿司总工程师；之后，离开了部机关，去地
质科学院下属的一个研究所当副所长。之后……他在每况愈下，他在受辱，是人都
看得清楚，但似乎只有他看不见，他不改初衷……有人告诉我，在他生命的最后十
年，他奉行的是“士可辱而不可不干工作”。只是到了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
来了，他似乎才记起“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古训……那十年，认识他的人都在暗暗
自问：他是谢家荣么？他是当年那位“高山安可仰，当世一名贤”的谢家荣教授么？
那十年谢家荣的内心世界已无门可叩，就是得其门，我也不得而入。我所看到
的是他撰写于那十年的著作目录，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五年的编年目录，刊发得
最多的是一九五七年，共十二部（篇），其中大部分大概写于一九五六年。五八年
两部（篇），五九年三部（篇），六０年是空白，六一年三部（篇），六二年二部
（篇），六三年六部（篇），其中三部是外文写的，发在外面。六四年二部（篇），
六五年一部。六六年是空白，六六年他写作得很苦，六六年写的《中国矿床学》八
九年印了第一部分，等待了二十三年。他的编年里，作品刊发得最多的是一九三六
年，达二十三部（篇）。
反右的前奏曲是整风，是大鸣大放。谢学锦是本单位整风领导小组的成员，他
挺积极，动员大家鸣放，帮助党整风。他自己因常常要作记录错过了许多鸣放的好
机会。反右开始时，他当然没得事，但他不再积极了，私下，还对被他动员因而也
鸣也放终至变成了右派的人表示了悔恨和歉意。谢家荣从青海回来了。谢家荣划成
右派了，还登了报。一天，地质部召开大会，在京的单位都参加了，有人在大会上
一声喊：谢学锦与他右派父亲唱的是一个腔调。这一喊，就把他喊成了右派。本单
位还顶住一阵，但上头却抓得很紧，终于顶不住了，匆匆给他搜集材料，上纲上线。
比如，谢学锦说过大右派储安平在解放前办过《观察》杂志，《观察》办得很出名。
比如，有一次；谢学锦在办公楼里高声对本单位总务科长说；怎么连个厕所也管不
好？那间厕所经常污水横流，都流进走廊，别人都没发难，偏偏谢学锦要发难，他
的潜台词是什么？仅仅指的是厕所吗？他针对的仅仅是总务科长吗？
而那位在台上一声喊的人，倒“的确”是受过谢学锦的气的。此公反右前刚刚
从苏联回来，他一回来就听说，谢学锦对他去苏联很有意见，谢学锦说他不应去苏
联代别人宣读论文，应该让提交论文的人去参加会议。就这一点小意见，他怀恨在
心了。
三十四年后，谢学锦对我说，他当年没有在背后说过那人。在当年，由别人冒
名宣读论文是一点不希罕的，当年没有知识产权一说。是别人对那人冒名顶替自示
权威的作派看不惯了，用谢学锦的名义表示不满的。这本来是正义之举，可正是这
个正义之举却招来了他大会上的一声喊。
所幸的是，谢家荣打成右派的前几年，已经利用他在地质部或大或小的头衔和
在地质界的影响，抓紧做了儿件大事。石油方面的事前面已述，这里只重复一句：
“必须指出，谢家荣是注意到在华北和东北平原下找油的第一位地质学家，这点一
般人都不知道。”（黄汲清文）在金属矿和煤田的找矿部署上，人称“谢家荣以他
深湛的学识和丰富的经验，担当布置重点矿区的勘探任务。”这些矿区是：湖北大
冶铁矿，内蒙古白云鄂博铁矿，河北庞家堡铁矿，贵水城观音山铁矿，安徽铜官山
铜矿，甘肃白银厂铜矿，山西中条山铜矿，陕西渭北煤田。如今，这些矿区都是规
模不小的矿山城市了，因这些矿产的发现与开发带动起的其他产业也已不可胜数。
武钢、包钢、白银已尽人皆知。但是，这些尽人皆知的大厂大矿，是否知道谢家荣
呢？谢家荣与它们的关系是否如大庆油田、华北油田乃至胜利油田与谢家荣的关系
也是个“这点一般人都不知道”呢？李四光逝世后中国最具学术权威的地质学家黄
汲清在一篇文章里感慨道：谢家荣做的那许多事“对中国地质界来说”是“开天辟
地”的，对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完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黄汲清还说：在当
时，全国三分之一的省（区）地质方面的总工程师都是谢家荣“亲自培养出来的”。
黄汲清还说：“谢家荣是中国第一个矿产勘探专家！”当年，派往那几地的人大都
是他的学生（顺便说说，黄汲清也当过他的学生）。他们日后都有大的建树，其中
不少人还当选为中科院院士，有的还出任地质矿产部的总工程师，成为我国地质找
矿的中坚力量。
“这点一般人都不知道”的蒙昧应当结束了，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并不一定要在哪里去为谢家荣建造纪念碑，一般人知道了，也就行了。
谢家荣当右派后，很快苍老了。他虽然依然在苦苦奋斗、挣扎、著书立说，但
精力已大不如前。有人著文：一九六二年，他几乎天天像上班下班一样去全国地质
图书馆，一天不误。他读书，他写作，碰到熟人点点头问声好，话极少，也极少在
室内走动。有人对我说，他当年望见谢先生泡在图书馆的模样至今历历在目，低着
头，或读或写，抬起头，目光往回一点，久久不动，眼睛里是少见的痴呆。他当时
就自问过：这痴呆是一位学者进入思考时的出神入化，还是一个被生活抛弃的老人
特有的那种麻木？他说：“我说不清，我只觉得心痛，一代大师啊！”说完，他沉
思了一下，像要跟谁争辩似的：“不，一代宗师！”
比起谢家荣来，谢学锦是幸运的。谢学锦当右派后，不仅没衰落，反而一步一
步开创着他的事业，为他日后的腾飞奠定着坚实的基础。
关于那段时日，谢学锦在他纪念物化探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的文章里有精彩的
回顾：
一九五七年物化探研究所成立时，化探研
究所不足三十人。当时国内外化探的发展正是
处于萌芽状态，其技术方面的发展方向是模糊
不清的；在找矿中能起多大作用亦是不肯定的。
总之，一切都还在探索之中。而我们自己当时
也在广泛探索。但是，物化探所的化探部门从
它诞生之日起就养成不盲从、独立思考的习惯。
例如，我们当时一方面顶住科技向苏联一边倒
的潮流，但也并不迷信西方。我们在分析技术
上既采用了苏联的快速光谱多元素分析思路，
也在发展西方的快速野外比色方法系统；在野
外方法研究中强调因地制宜，在不同环境中采
用不同工作方法，抵制了千篇一律推行哈萨克
斯坦经验的倾向；另一方面也很早就看到苏联
在原生晕研究上刚刚萌芽的一些可贵的思想，
独立思考地加以发展，致使我们在五十年代后
期至六十年代早期原生晕研究上一直与苏联并
驾齐驱，并远远超过西方。
一个人的习惯是在童年时培养起来的。对
子一个单位往往也是如此。物化探研究所的化
探在幼稚的童年是在跌打滚爬中度过，但它的
一些优良习惯与传统也在此时开始养成。它的
研究与生产密切相结合的传统的养成是因为在
五十与六十年代中国地质界对化探从未给予童
视，因而物化探所的化探工作者必须时时为自
己的生存而奋斗，必须将研究工作与生产工作
密切结合，以它不可辩驳的、日益增多的找矿成
效，博得更多地质工作者的承认与重视。它的
勇于革新，重视技术进步的传统的养成是因为
化探是一个刚刚萌芽的新学科，几乎一无所有，
理论、方法和技术都远未成熟。因此，物化探
研究所的化探工作者必须保持对新鲜事物的敏
感，不断从各个学科中吸取新的营养来壮大自
己。童年的坎坷与艰辛使学科与人都经受了考
验。今天感到庆幸的是，物化探所化探的童年
不是在温室或溺爱中度过的，它是在斗争中成
长的。
坎坷与艰辛使学科与人都经受了考验。
物化探所成立的那一年，谢学锦被打成右派。这于他，是坎坷与艰辛，但不再
是幻灭一他得过一次“天花”了，不再得第二次。至于痛苦，谁又没痛苦呢？有的
人被痛苦压垮了，有的人踏着痛苦前行了。在乌鲁木齐的那间招待所里，谢学锦说：
“我这个人生性散漫，却又好为人师，有人反对，有人压压，并不是件很坏的事。
我常常觉得需要有人反对我，使我保持战斗精神。有反对者，会使你不断地完善自
己的观点，我这是指学术上的。我有许多思想、希望、作法，都是在反对声中成功
的。吹毛求疵之下，会使你考虑得更周到。思路的形成也是如此。有的反对意见，
在向你指出陷阱时，其实同时也向你指出了成功的希望。至于政治上的不公平，我
尽力装聋作哑。而且这不公平一多，神经也就变得迟钝了，见怪不怪了。遭受不公
乎的人一多，比如反右，比如“文革”，痛苦也就变小了，好像别人为你分担了许
多。这大概也是一种“集体主义”思想吧！再者，公民地位的失去，还可以使你集
中精力搞学术，真正使你心系一处。看看当今的社会吧，凡在学术上有成就的，有
谁在反右和“文革”中积极过？积极也有它的代价：耗费时间，污染心灵，扭曲人
格。真正靠积极走上仕途获得实惠的毕竟是少数，许多年一过，那些人的多年的积
极其实是白费了，伤人也自伤。一生虚度，这是比当右派更残酷的。更残酷的是，
其中有些人至今没醒悟，他还在那里“积极”——老想再来一次运动。
难能兴邦，祸以成人。“右派分子”谢学锦在那次右派帽子戴上头后的几年里，
以他和他的合作者邵跃不懈的努力，把人们扣在化探上的一顶帽子摘掉了。此前，
人们称他探为“皮肤科”，意即化探只能勘查地表的东西（比如通过矿物的地面指
示植物，海州香薷就是一例，地里面的东西却无能为力。这的确是个问题，是全世
界的化探工作者面临的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辽宁青城子，一座铅锌矿开采完了，矿区走向末路，这时，邵跃去了，不久，
谢学锦也去了。两个人结合到一起了，开始了长达七年的“原生晕”研究。也就是
说，他们要把化探的技术，向地下挺进。他们要以他们的研究成果，去寻找盲矿了。
所谓盲矿，即深埋地下肉眼看不到的矿。他们一炮打响，找到了一个大的盲矿——
铅锌银矿。这里讲几句原生晕；按他们的观点，金属从合矿热液中沉淀成矿后，残
余矿液继续沿岩石中的裂隙上升，就在矿的周围特别是矿的前缘形成原生晕。这原
生晕可以从矿延伸出来几百米，最远可达千米以上，这样，使用灵敏的分析方法在
地表发现原生晕，就可以推测深部有盲矿存在。
一炮打响，震动了全国地矿界。是时，全世界还很少有类似的成果报道。现场
会召开了，成果推广会召开了，推广得最迅速也最有效的是冶金部。谢学锦很快把
他们的研究与实践的成果写成报告，报告获得冶金部推广会的极高评价，唯一的缺
陷是会前会议主持人告诉谢学锦：这个报告你不能作，也不以你的名义作。这个缺
陷的说法是现在的说法。
此后，原生晕的理论与实践形成了一个系统，在地质找矿中大显身手，许多铜、
铅、锌、金、银、钨、锡、钼等盲矿床都可以以此法找到了。
一九六五年，谢学锦在发表了一系列的原生晕研究论文后，完成了十余万字的
一本专著《地球化学岩石测量的理论基础与工作方法》。这是在这个领域世界上的
第一部学术专著。可惜的是，谢学锦把这本著作手稿交给单位的头头后，一压就是
一年，一直压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一直压到手稿在动乱中一页不剩的散失！永
远见不到天日了，也永远失去了国人在这个领域向当代和后代夸说中国领先世界的
一个成就，还有那份与之相伴的自豪。
几年后，待到谢学锦可以进入图书馆看书了，他才发现。一九六七年，苏联人
在自己的国家出版了一本原生晕研究的专著。一九七七年，西方国家翻译了这本专
著。举世惊呼苏联人的成就，举世争说苏联人又一个世界领先。到底是超级大国啊！
谢学锦拜读了那本专著的俄文原版及英译，他发现他与他们是同样的思路，同样的
方法，在全局的把握与细节的处理上，他自信他的著作比苏联人还技高了一筹。读
完两书，他眼睛有点发黑。他把头靠在了书上，他忽然闻到了一股麝香味，沁人心
脾的麝香味。开始，他还以为那只是油墨香呢。他熟悉油墨的香味，他喜欢油墨的
香味。不一会，那香味变成了一道热液，像地心的岩浆一般滚烫的热液，那热液正
在他身上缓缓漫过，他的皮肤在冒烟，在烧焦……使他奇怪的是，他一点不觉得疼
痛，他的鼻子感受到的却依然是那股好闻的麝香味……
谢家荣和谢学锦当右派的经历给人一个启示：
科学工作者当右派的最佳年龄是三十至四十岁。太年轻不行，太年轻，科学上
还难有根基，很容易被从原来的岗位上赶开，或是在本单位去干杂工，当管理员，
干卖饭票、干澡堂服务员，或是被下放农村、农场，他的科技生命也就随之结束。
即使日后回到原来的岗位，也不可能干出成就了。从反右到给右派改正，中间隔了
二十二年。即便是个天才，也经不住二十二年的荒废。年纪太大也不行，年纪太大
科学上虽然有基础，但生命的承受力差，身体容易衰弱。再步步登高很难很难。谢
学锦当右派那年是三十四岁，这是最佳年龄中的最佳段。三十四岁的谢学锦在事业
上已崭露头角，技压群芳，只要中国还搞化探，他能不会被从化探领域赶开。文章
署不署他的名字，工作报告里提不提他的名字都没有关系。三十四岁又是人的一生
中生命力量最为强大、旺盛的时候。对灾变、灾难、不公、不平的承受力大，神经
已发育成熟像坚韧的钢丝，经得住磕碰且不易断裂。所以说他比他的父亲幸运。他
自己也说过，他父亲是少年得志，老年坎坷。他是少年无成，老年顺利。而他中年
的坎坷反而磨砺了他的锐气，他用当年泡茶馆的劲头炮工作，心态依然。我一点没
有夸张。他心态的年轻使我自惭形秽。他在乌鲁木齐的冰路上跳“芭蕾”是确有其
事。他的几年前培养的一位硕士生对我说；谢先生最不高兴的是过生日，特别不高
兴在生日时别人起哄要他过生日，他不愿意相信他自己老了。一次，他和这位学生
出差，住宿登记时，到填写年龄栏，他却要问他的学生；我今年到底多少岁？这位
青年学者说，谢先生的不断创新，对事物的新鲜感，我们这些年轻人都远远不及。
正是这位青年学者，几年前就被加拿大一位教授物色好，请他去加拿大读博士学位，
全额奖学金。但他没去。一是谢学锦不支持他去，说那位教授是想从他身上“偷”
一点中国化探的绝活儿。二是他自己不怎么想去，跟谢先生在一起工作，比在加拿
大学的东西要多得多。新疆前几年发现了一座特大型金矿，名为阿希金矿，就是在
这位青年学者的帮助下发现的，他的名字叫王学求。
“文革”结束后，谢学锦写了许多论文，其中大部分是用英文撰写，首先发在
国外的刊物上的。以后再由他自己翻译成汉文，在国内发表。这个“倒置”的出现，
我想与那部手稿的命运有关。在他，那不仅仅是一部手稿，更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中国的一部分。
弄丢那部手稿的人，不承担后果也不用制造负疚的感觉，他的皮肤也不会冒烟
起火，他和他的积极们还得继续积极下去。他们大会小会的开，批判谢学锦“之流”，
政治上好批，从报纸的社论里随便拿，学术上不大好批，有些人就从来没有进过学
术的门，虽然那门如他的家门一样。后来，有人发现，学术上的批判也不难，在门
外就可以弄枪弄刀的，而且一句“化而不振”的话，就可以置谢学锦学术世界于死
地了。谢学锦一点不分辩。好在，运动高潮一来，他是“人还在，心不死”。运动
高潮一过，他又变成“心不死，人还在”——他又得去干活了。
十年浩劫，中国经济濒临破产的边缘，万马齐喑，百业萧条。与此不相称的，
正是在十年浩劫中，谢学锦聚集着力量和智慧，为他事业的一个巅峰作着理论与技
术的准备，这个事业就叫：中国的化探。
早在一九六四年，谢学锦就已敏锐地感知到，地球化学勘查方法在未来的地质
找矿中将扮演重要角色，而要实现这一点，他认为就必须使地球化学勘查方法从仅
仅限于局部地区测量用以辅助地质与地球物理找矿的战术性方法转向在大区域，使
之成为地质、地球物理找矿的先导。这将是一个战略转变。他认为中国的地理条件
特别有利于这个转变。这一思想一直强烈地贯穿于他以后多年的工作，并使他付出
了一生中最大最多的精力和时间。与之相应的是，他也因此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一九六五年，谢学锦首赴四川物探队，参与米易幅区域地球化学勘查。他原来
是准备去浙江的，一转念，去不得，一去别人就要说他去浙江不是为了工作，而是
找好地方游山玩水。能避的他竭力回避。这一避，结果却避出了他的一番大事业。
到了四川，他与四川物探队一块儿上山了。他来到了长江上游的金沙江。在一
座壁立的悬崖上，他望着一泻千里，奔腾呼啸的江水，顿觉灵感倏至。一下子他自
以为不仅看到而且触摸到了地球化学勘查在中国在世界大面积开花的壮丽图景。各
式各样的理论、技术、方法，如江水在他心里涌动，他一下子就抓住了他应当抓住
的一个，那是深深打上他个人印记的一个……他的理论，他的技术，他的方法……
说来就来的“文化大革命”的腥风血雨都奈何不了他！你可以批斗他，可以让他去
喂猪，烧锅炉，可以向他关闭所有图书馆，可以把他从北京赶往蓝田，从北京猿人
变成更加原始的蓝田猿人，但你没办法停止他的思维，况且，不还有一个“抓革命，
促生产”的口号么？他是右派，是“文化大革命”重点专政对象，他就有认奴隶好
了。奴隶社会不也可以发展生产促进繁荣么？（顺便加一句；一九九二年的诺贝尔
经济学奖的得主就有类似的观点）一九七二年，地质部在邵阳召开会议，各地传来
的消息非常振奋人心：化探找矿效果非常的好。谢学锦参加了会议。谢学锦向全国
的同行说，化探打翻身仗的时候到了，就矿找矿的时代已经过去。一九七三年，待
到谢学锦可以进入图书馆，涉猎到世界各国区域化探及地球化学填图的最新成果时，
不仅坚定了他的信念，而且看到了外国同行普遍存在的严重缺陷。这时候，他们依
然满足于就事论事，小打小闹，他们依然满足化探充当地质找矿的配角，他们在全
局的、战略的把握上，比中国同行落后了一大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