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08月27日讯】前几天，中国发射量子通讯卫星的事情引发了人们很大的关注，似乎中国在这项科技领域有了很大的突破。笔者咨询了一位专业人士，专业人士笑着说：“这件事情的主掌人是业内公认的牛皮大王，实际就是激光通信卫星，没什么新的科技含量。被量子加密的只有秘钥，几乎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因为有‘量子’两个字，就成了世界第一了。”我又问他欧美专家们对这件事怎么看，他说：“都憋著没笑。”

是啊，被中共捧著的“科学家”们花著大把大把的纳税人的钱，搞不出什么真东西，经过一些文字包装，能骗了“领导”，能骗了百姓，却骗不了行家，骗不了历史。

一直以来，很多有独立思想的人都在思考中国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章启群说，“据科学史研究者的研究和统计，现代世界上一般建国后35周年左右，就会有自己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不要说欧洲、美国等发达国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等国都是如此。中共建政至今已经66年，但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本土中国人只有屠呦呦一人。这样来看，中国科学研究尤其是科学家的创造性仍然存在很大的问题，而且是深层次的问题。”

本文粗浅的探讨一下中共的体制、中共的文化对中国科技创新力量的制约和破坏。

第一，从微观层面上看，中共极端的控制欲要求一切都得受它的“领导”。

这样一来，外行（党委）领导内行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正大光明的。由于是外行掌握著经费、资源，科学家们的主要“工作”从学术研究变成了“走走路子，通通关系，包装包装”。中国科学界和高校的浮夸、弄虚作假、抄袭欺骗、骗取科研经费等等事件时有所闻，但是结果大多不了了之。这种行为如果出现在欧美科学界，欺骗者必身败名裂，作案犯错的代价高得没有人能够消受。但是这些现象产生于中国科学圈内部，也消化于内部。丑闻一再发生，久而久之成为潜规则，弄虚作假成为占取额外优势的聪明做法，老实人反而吃亏。

国际科学界的评价系统，其原则是同行评价，并在程序上尽量排除与科学无关的利益干扰。最普遍的做法是学术委员会由外部专家主导，甚至全部由外部专家组成。这些功成名就并得到科学同行承认的外部专家唯一忌讳的是自己的学术声誉不要因为评价失误而受损，评价结果与其没有丝毫利益相关。一旦发现有利益冲突的嫌疑，专家们自己就会退出以洁身自好。在香港的某些高校，重大学术问题由特聘的海外学者组成委员会决定，而不是自己校内的人来决定，就是为了从程序上排除利益冲突。

中国科学体制的政治化使得科学界形成中国特色的评价系统，这种评价系统是自我满足的，却必须屈服于凌驾在科学界之上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力。

第二，从宏观层面上看，中共的文化本身就扼杀着一切创新。

中共奉行的是所谓“绝对的唯物主义”，超出它理解范围的东西都是它否定、打击的对象，比如说西方的神学、宗教，中国的神传文化等等。这种狭隘的思维斩断了人与广袤的未知世界精神上的联系，人就自然缺乏能够进行创新的原发性创造力与艺术想像力。

牛顿、爱因斯坦等为人类开创全新科学领域的科学家都崇尚神学，认为神学领域“无边无际”。

很多有建树的中国的科学家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哺育。

屠呦呦先生对于青蒿素的认识和发现源于中医典籍《肘后备急方》的启示和灵感，而且她在获奖仪式上的演讲中也多次提到中医药对于人类的贡献。

1926年出生的李政道，他从西南联大毕业之后，去美国留学跟随名师深造，最后在科学研究中作出卓越的贡献。而他的青少年时代曾在东吴大学附中就学，受到过传统中国文化的严格训练。他在芝加哥大学注册研究生时，说明自己曾经研修过孔子、孟子等人的著述。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李政道说，他研读屈原的名篇《天问》，发现这是大诗人用诗的形式写就的宇宙学论文，屈原在2500年前就在诗中巧妙运用了几何学和物理学的对称性原理，提出了地球是圆的，可能是个东西、南北不一样长的扁椭圆球体。从这里至少可以看出，李政道先生对于屈原、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是有着精深研究的。同时，还可以看出他具有深厚的艺术修养。

李政道等人的教育过程，基本上是那一代中国科学家的共同经历。例如华罗庚、苏步青、陈省身、丁文江等，他们的启蒙教育几乎都是读“四书五经”，然后接受西方最先进的科学教育。而那一辈人的所达到的科学高峰，至今还令现在的中国科学家们景仰。

第三，中共对有信仰、有可能完成学术突破科学家直接进行迫害。

文革期间中共对科学家的迫害本文就暂且不提，我们来看看中共如何迫害修炼法轮功的科学家。

1）现年七十八岁的熊辉丰老人，退休前曾任航天部八三五八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宇航学会的理事，是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专家。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初始阶段，熊工就全身心的投入到航天科学研究当中，可以说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了航天事业，曾因科研工作的杰出成就获得一九八五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一九九三年度《光华科技基金奖》二等奖，以及若干航天部的二等功、三等功等殊荣，在航天部及研究所享有极高的声誉。

一九九五年底，熊辉丰开始修炼法轮功，不但身体更加健康，工作中更是开拓了思路、视角，使得科研工作更加顺畅。熊工事事严格要求自己，工作上尽心尽力，处处做表率，全所上下提到熊工时都竖起大拇指称赞。此外，熊老还向《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款，至少资助了二十二名贫困地区的孩子完成学业。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氏集团开始疯狂迫害修真向善的法轮功学员。熊辉丰虽为高级知识分子，为航天事业做出卓越的贡献，在这场铺天盖地的迫害中也未能幸免于难。熊老曾于二零零一年被非法劳教两年六个月。期间，研究所只发给少量的生活费，政府特殊津贴从此停发。二零一四年八月，熊老再次被抄家、绑架，后被判七年半重刑。

2）熊辉丰的老伴刘元杰女士，是八三五八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曾为中国的飞航导弹领域做出杰出贡献，多次获得航天部的二等功、三等功，在航天部及研究所也享有很高的声誉。修炼法轮功后，刘女士原来严重的心脏病、高度近视都痊愈了。然而多年来反复的被迫害，加之恶警不断的恐吓威胁，特别是二零一四年对年近八旬的熊辉丰先生的再次绑架，严重的伤害了刘元杰女士的身心，她的身体日渐消瘦，精神状态越来越差，最终没能等到熊辉丰先生回家的那一天，于二零一五年三月三日含冤离世。

3）于良斌出生于一九三九年，是黑龙江省农科院绥化分院水稻研究员。一九九六年患上胃癌，就在准备动手术的前几天，偶遇法轮大法。经过理性的全方位衡量，于良斌放弃做手术，选择了修炼。几个月后，奇迹出现了，癌细胞消失了，身体完全康复，头发渐渐变黑。从此，于良斌和医院、药物永别了，为单位节省了巨额医疗费。修炼后的于良斌变得更有爱心。下雪了，人们行走不便，于良斌就默默的清扫家属区的积雪，多年坚持着……于良斌努力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做一个高境界的好人，不为名利所动，谢绝外单位高薪聘请，留在原单位继续奉献。

于良斌亲手开创了绥化分院的水稻科研工作，在他的主持下，在寒地首创育成了耐寒、抗盐碱的水稻新品种——绥粳一号，并首创育成了水稻、香稻新品种——绥粳四号，填补了黑龙江省及北方稻区无香稻的空白，还育成了单品种年种植面积超过四百万亩的绥粳三号。于良斌还研究出水稻营养育秧、抛秧栽培、水稻早育稀植超高产栽培法、“寒地水稻单本植超高产栽培法”，每公顷节约种子六十公斤，增产二千公斤，增收二千四百元。

于良斌撰写、出版了水稻栽培三本专著：《水稻营养块育秧、抛秧栽培》、《水稻旱育稀植超高产栽培技术》（面向黑龙江），又应农业部之约面向全国出版了《水稻旱育稀植超高产栽培技术》。原计划还要出版一本《水稻高产、优质育种》专著，因数据都在电脑中，而电脑被绥化北林区“六一零”（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抢走，数据丢失，无法出版，造成很大损失。

于良斌一生取得多项重大科研成果，而其中最突出的贡献，都是在修炼法轮大法后，在晚年取得的。修炼大法不仅使于良斌癌症很快康复，而且在法轮大法中生慧开智，完成了许多在别人看来很难完成的课题。修炼后，他对水稻研究更加兢兢业业，成为一名睿智的水稻专家，造福一方百姓。工作中，于良斌不顾年近七十的高龄，骑摩托车下乡，为基层解决水稻技术难题；义务咨询，耐心解答……

就是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专家，只因坚持真善忍信仰，二零零六年遭中共三年冤狱。狱中，曾遭四个恶犯轮番毒打，被逼罚站十多天，恶徒叫嚣：“叫你生不如死！”他的牙齿被打掉，得了褥疮，身体溃烂。出狱后，于良斌被扣发工资，穷困潦倒，在六一零监控、骚扰中，于二零一五年含冤去世。

4）法轮功学员孙国涛原是湖北武汉市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一位优秀员工，曾独立开发SNMP自动测试工具，获得院合理化建议二等奖。通过该工具的测试，使得二零一二年移动高端交换机测试通过率远远超过其它厂家，他们是99%，华为、中兴只有70%。他还开发了自动化升级工具，以方便生产对仓库的设备进行升级，以及自动化测试和运行平台（可以完全取代思博伦的iTEST，两个专利许可费是十万元）。有两项成果还申请了国家专利。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当他全身心投入在定位VRRP技术难题，也是他刚进行SNMP合理化建议评审完的第二天，他突然被通知解除劳动合同，只因为他坚持真善忍信仰。

上述只是真实迫害情况的极少部分，仅在1999年，单是清华大学就有三百多名教授、教师、博士、硕士、大学生被强制休学、退学、停职、非法拘禁、关押和洗脑、判刑，或直接送入劳教所，许多人被迫流离失所。

中共的党文化主导中国人思想后，中国的学术、文化、艺术的整体性倒退，中国社会在经济、道德、观念上目前出现的混乱、无序状况，其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这是一个社会由于遗失文化基因的“无根文化”所滋生的种种表面现象。解决这些问题也必须从人的思维上进行，把我们的文化之根与创造之果链接起来。

只有在总体上摒弃这种党文化，回复中华的文化基因，中华民族才可能有人才辈出的辉煌景象，民族复兴才能够真正实现，中国才能真正的强大。

责任编辑：任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