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采访当时的陈晓明教授

刘正

  1997年2月中旬，作为中国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正在日本留学的我，应当时日本著名的中文报纸《留学生新闻》总编辑赵海成先生的特别委托，采访了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青年文艺批评家、理论家陈晓明博士。该采访文章发表在《留学生新闻》1997年3月1日第21页。由于此文国内读者基本不知道，为此，特别整理出来公布如下：

“玩文学”一族作家的功与过

——陈晓明博士谈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若干问题

京都静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晓明博士，是知名的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家和理论家。现已出版《无边的挑战》、《本文的客美结构》、《解构的踪迹：历史、话语与主体》、《剩余的想象》等学术专著多部，并在国内外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50多篇。他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爲线索，对错综复杂、流派层出的当代中国小说创作进行了精僻透彻的分析和解读，一时间他成了先锋派小说创作的理论阐释人。就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上的几个问题，我专门采访了陈晓明博士。

    京都静源：或许是因爲我的研究专业是思想史的蝝故，所以我不能理解爲何当代作家在作品中都表现出那么浓厚而不能自抜的感情自恋和追求技巧的急躁情绪？博士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为线索，对当代作家作品的分析，是否要力图阻止这种如潮水般涌来的感情自恋和情绪急躁的先锋派作品？

    陈晓明：80年代后期，文学被置于政治和经济双重制动关系的边缘地带，从意识形态推论实践中谋求思想资源已不再成为可能，造成以过份的形式主义时间爲特征的先锋派小说创作的崛起，致使当代文学的走向发生若干本质性变化。我—向认为：这一崛起既是时代创就的无奈，但也是一次空前的理性自觉。即，作家开始与文学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对话。这种纯梓性的姿态，在对抗主流意识传统方面，这一崛起有其革命性的一面。但到了90年代先锋派小说的叙事语言和叙事方法在已被广泛接受的现实环境下，又开始表现出和传统的现实主义叙事语言和叙事方法的接近。比如说苏童的《妻妾成群》，这部作品所表达的文化品味，是那种复古的共同记忆。这一接近也可以说是先峰派小说创作上的一种成熟或退避。

    京都静源:博士特别以苏童的作品作为先锋派小说创作上的成功的典范，我曾注意到：当先锋派小锐创作意识到传铳对其自身存在和叙亊的合理性展开之价值意义时，己经开启了必将回到的思想深度这条老路，这使其找到了一条安全而有效的途径。

    陈晓明:事实还并非如此。这种成熟或退避实是先锋派小说创作退化的开始。现实来讲，先锋派作品并没有深刻的认识论基础。正如你刚才质疑的那样，他们只是在经典现实主义的文化史的语境中进行创作。一旦走出这种语境，思想性方面的先天不足，制约了他们的发展。先锋派表达的那些对人类生活境遇的怪异，复杂性和宿命论式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形式方面的探索。这一点在余华的《世亊如烟》、《难逃劫数》等作品中表达得最为明显。一旦余华放弃对语言的特殊处理和对生活的畸形表现之后，他的作品就很难说有多少独创性可言了。如他的《活着》、《许三官卖血记》等，我对之评价并不髙。

    京都静源:当代以作家向读者的自我亵渎为作品的主要特征的写实文学盛行，比如只要把思春期自己的心理活动过程加以文学的润色，就可以将作品发表，还可以引来评论家的鼓噪，并能取得国家级作家协会会员的资格，致使所谓“玩文学"一族群的横行，造成现代中国文学离诺贝尔奖越来越远的现状。当然，创作并不是为诺贝尔奖而来的，但至少这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标志之一。对待这一现象，博士的高见以为如何？

    陈晓明：现在是有很多人都在攻击诺贝尔情绪。如果中国作家们能有诺贝尔奖情绪的话，我会为之万分喜悦的。在中国，一个作家的存在价值很大程度上和其所处的权力位置息息相关。因此他们绝大多数人对政洽权力位置表现出一种热衷和追求。平庸的作品在权力位置的催化下能使一个普普通通的作家的发言权暴发出惊人的TNT能量。坦白来说，投机主义行为在当代作家中相当盛行，对作品的迫求反成次要的事情。你刚才所说的玩文学的问题，比如说王朔、马原的所谓玩文学是别有其意义在内的。对于正统的文学规范来说，他们的玩，具有挑战性，我想你不会反对这类作家的。但你所指的显然是表现个人情感的玩文学和游荡在权力制度与市场行为之间的玩文学这两类玩家。对于前者，如陈染、林白、徐小斌、海男、虹影等女作家来说，在表现女性内心世界和反抗文化压抑性方面，有其存在可取性。可一味陷入对个人感情的品味而不关注时代的深刻变动，就有严重的局限性。对于后者，其有害性是显而易见的，无须我多说。

    京都静源：因为各自终极关怀的问题点不同，要求每一个作家都以思想家的水平和深度来处理作品并谋求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的可能性，这绝对是个“挟泰山以起北海”的行为。但我相信，优秀的作品总能为思想史的研究提供现实的佐证。因为对作品的思想主题深度追求的失败，当代作家似乎都回避了这一问题，如最近几年我读到的《私人生活》、《西天上》,《食指》、《生活无罪》、《夏天，夏天》等作品，大都如此。

陈晓明：艺术作品和思想的关系历来是理论和批抨难以处理的问题。中国先锋派文学在80年代后期以形式主义实践表现了他们对历史和人类生存处境的特殊感受。比如说格非的小说《迷舟》等作品。但我反复强调:在先锋派那里，思想意义只是依附于形式的副产品。90年代以来，先锋派从形式主义实践撤出后没有找到新的起点。比如苏童的《妇女乐园》一书，在情境和内心的叙事操作上，无疑对妇女的生活作了极爲细致的表现。但是对生活、历史及现实的把握上显然有失独特而深刻的认识论基础。余华的《活着》在表现人的命运上很成功，但其思想基础只是古典的人道主义而已。北村也是个典型的例子,从形式主义退出后，他转而求教于宗教。而宗教在他的小说中大有“为附新诗强说愁”的味道。刘恒一度被当作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作家，他的作品表现了人在特殊处境中对命运所作的徒劳反抗。这使他的作品总是在悲剧叙亊框子里泛出生动的快乐。陈染的作品中在表现女性拒绝走入社会这一意义上，开启了表现女性主义的新路子。但过份的自恋情绪使其作品不具有社会挑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