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眼看知识分子过劳死

这是近期知识分子过劳死的典型例子：

萧亮中，男，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学者。终年32岁。据《南方周末》报道，1月5日凌晨萧亮中在睡梦中突然与世长辞。击倒这位年轻人的，是过度的劳累和生活压力，以及他内心郁积着的焦虑。

焦连伟，男，清华大学电机与应用电子技术系讲师，终年36岁。据《新京报》报道，1月22日晚焦连伟突然发病去世。亲属及同事认为，这或许与他长期的超负荷工作、心理和生活压力过大有关。

高文焕，男，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终年46岁。1月26日中午，高文焕因肺腺癌不治去世。医生诊断认为，繁重的工作压力使他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

何勇，这位年仅36岁的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博导，因“弥散性肝癌晚期”于8月5日与世长辞。家属与学校同事公认的死亡原因是过度劳累。

媒体一片惋惜之声，窃以为，大可不必。

从对生命的尊重而言，在下表达深深的同情。但也正是基于对生命的尊重，无辜地或者同样早早离开人间的工人、农民又何止400个、4000个，却不见诸君有少许的言语。都是来到这个世间的生命，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我们需要表达的是对死者家属的慰问与同情。

诸位看到了4个过老死的学者，诸位是否看到了陈省身和杨振宁等人的长寿呢。基于高斯分布，皆是少数而已。是否有证据表明青年学者的死亡率大幅度上升了呢？我看没有。报载上海社科院年初公布的“知识分子健康调查”显示在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北京，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从10年前的59岁降到了调查时期的53岁，这比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北京人均寿命75.85岁低了20多岁。诸位需要先确定数据的可靠性，再来讨论这个问题。窃以为1964年的数据是有问题的！有谁相信1964年北京人平均寿命有那么高。如果真有那么高，那么中国这40年的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20年难道是在作负功吗？！！基于错误数据的对比怎么会有正确的结论。我们不知道上海社科院如何得出53岁的结论，但以常理推之，其研究成果是有很大问题存在的，想来诸位都明白。从统计学意义而言，4个不构成一个样本，所以上述只有新闻价值，建立在死者家属伤痛之上的新闻价值。

但是，我们对死者表示惋惜，对其家属表示同情。他们受了良好的教育，消费了社会比较多的教育资源，却没有机会回报社会。但什么原因造成他们的过劳死呢。

首要的是沉重的生存压力。西方高校定人定岗，大学没有多少具有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头衔的人，而且他们出于优势地位。中国的高校和西方的高校不同，我们的大学具有教授（副教授、讲师）头衔的人非常多，除去少数在行政部门的以外，其余的教授事实上处于弱势地位。有着繁重的教学任务，还有着局外人无法想象的给学校赚钱的压力，你给学校赚不到钱，你别想晋升职称，不能晋升职称，你的收入就低，收入低则压力更大！这就是现实。现在的房价是天文数字，大多数的青年教授都是从异乡（可能是农村或者小城镇）跑到高校所在地的大城市，他们还有父母兄姐，你说他们的压力能小吗？指望父母提供资助买房子吗？对不起，父母没有这能力的，甚至于父母的生活都需要他们！

局外人又要笑了，你拿不到科研项目怪谁，自己没本事呗。呜呼，上至973和863项目，中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小到各省市的自然基金和教委的科研项目，什么时候按照申请者的科研能力来评过，那次不是关系！整个是杀人不见血的刀子。

中国大学教授为什么数量这么多？这又是大学管理层杀人不见血的刀子。你们不是不好管吗？嘿嘿，好办，多招点教授，定高点儿考核指标，完不成的扣工资，还要我来做恶人吗！呵呵，白纸黑字，规章制度，自己笨，没办法。试想，砍掉一半的教授和2/3的行政人员，丝毫不影响大学的运行，教授还有这么多的压力吗！！！

萧焦2位，估计是这些名校中的弱势者，应该是比较沉重的心理压力和生活压力。至于高何2位，那么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怪不得其他人拿不到科研项目，全被这些学霸高校拿去了，宁可累死家奴，绝不与他人共享。呜呼，带了15个研究生，铁人呀！兄弟我带6-7个本科毕业设计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最后要说的是几句不中听的话，这几位呀，命。换我，我干吗要带那么多的研究生，干吗要手里控制那么做科研项目。换我，没有项目怎么了，没有研究生怎么了，嘿嘿，至少我还活着。劝你们去看看葛优的“活着”，去理解一下人生是什么。别傻呼呼地给这帮没心肝的记者当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