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孝明，教授，生于上海，在北京上小学、中学。“文革”中在陕北农村插队近六年。大学毕业于西安外语学院，后留校任教七年。赴英国留学两年，获诺丁汉大学语言学硕士。后赴美继续深造，于1991年在俄亥俄州Bowling　Green大学获英语博士学位。曾于1986至1991年间在Bowling　Green大学教授英语写作及语言学课程。1991年至今，在新泽西Ocean　County　College英语系教授英文写作、英美文学和语言学。

　　在美任教十五年中，我在公立四年和公立两年大学都教过。在教学过程中我遇到过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与在国内教书中所面临的问题有很大差别。

怎么就不知道用功

　　学习是否用功在国内高校中不是问题。由于中国的大学生都是百里挑一，能上大学的学生都十分珍视得来不易的机会，所以绝大多数学生都会勤奋读书，即使有个别“不用功”学生，将他们与美国一般学生的不用功的程度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美国大学生不用功世人皆知，但其不用功的程度却是惊人的。首先学生“掉班”（dropout）现象普遍存在。一个学期下来，至少有10－20％的学生自动掉班。一个20个学生的班，到期末能有15个学生就很不错了。其次是部分学生大量缺课。一学期十五周，有学生竟缺课四五周。学生也知道缺课过多会被教师“驱逐”出班，于是就编织各式各样的理由。《学生手册》中规定，缺课的正当理由包括生病、法庭出庭、家中有人死亡等等。于是一个学期内，我教的几个班内总有几个学生的爷爷或奶奶“去世”。再者，学生不按时完成作业。我在给学生的教学大纲中明确规定，迟交的作业要扣分，但大部分学生总有一两次迟交作业，扣分他们似乎也不在乎。我作文课上有若干学生一天课不缺，就是一篇作文也不交。我告诉他们作文占总分70％，而考勤只占10％。问他们为什么不交作文作业，回答说，在高中有的老师讲，只要学生天天来上课，不管做作业与否，就能得个C（及格）。

　　人们不禁要问，美国学生有这么好的学习环境和机会，为什么如此不用功呢？这里有学生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对他们的影响。

　　第一，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不是一个崇尚教育的国家。中国有上千年的“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在英国进牛津、剑桥是名誉、地位和权利的象征。但美国是一个仅有二百年历史的移民国家。早期移民大部分是来自欧洲各国社会底层。他们来美洲大陆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与经济状况。所以，美国人从来就特别崇尚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白手起家的实干家（self－mademan）。如建国元勋弗兰克林（Franklin）出身卑贱，未受过正规教育。又如微软总裁比尔·盖茨（BillGates）仅上了一年大学便辍学了。但他们都是美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崇拜的偶像。第二，美国是一个崇尚金钱的国家。一个人成功与否是拿钱来衡量的。在国内有“穷教授傻博士”之说，这种说法在美国同样适用。美国大学教授的平均年薪为＄38935（1993年）。这一收入低于中小学教师的平均工资，与私人公司雇员的收入差距更远。最近我系聘请了一位有博士学位的教授，起薪仅3万美元。而他教的学生，学两年毕业后做警察，起薪5万美元。你在高校苦读十年后拿的工资不如我读两年书后拿的工资，谁还用功读书呢？第三，由于美国高校实行“开门办学”，学生来去自由。在中国，一个大学生一生只有一次进大学的机会，迈进大学门槛，你就老老实实在里面呆着。毕业前，你若自动离校，就别想再进来。而美国大学允许半日制，学分也可以累计。因此，辍了学的学生随时可以回校继续读学位，以前积累的学分全部有效。对学生来讲，高等教育如同一件随时可买到的商品，只要你“商店”在，我就可以随时进去“买东西”。

　　
学生程度参差不齐

　　在国内教书，也有学生程度不齐的问题，但那只是在“量”方面的差别，而美国大学学生程度的差别是“质”的差别。同一个班的学生有人是大学程度，有人仅仅有小学程度。美国大学生入学后，都要通过摸底测试（placement　tests），以此成绩决定学生是否需要上补习班（remedial　class）。测试结果，绝大部分学生都要补习英语和数学。我校一位在数学系教课的中国教授常常与我谈到他班上学生的数学程度。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连平面几何、初等代数统统搞不懂。一些学生甚至还要补分数的知识，类似1／2加1／2等于1／4之类的笑话常是我们谈话的内容。那么，学生对他们的母语——英语掌握的程度又如何呢？我在美教了十几年英文写作，对学生的英语程度实在不敢恭维。特别是补习班的学生，他们的写作能力之差使我吃惊。例如我要求学生在作文中要写完整句子，杜绝不完整句子（fragments）；并告诉学生一个句子中要有“主语”和“谓语”。很少有学生知道“主语”和“谓语”是何物。在介绍了主、谓语的功能后，我问学生什么词类可做主、谓语。学生说从未听说过“词类”这个词，也不知名词、动词、副词是什么。

　　美国学生不但基础差，知识面也窄。他们对美国本土以外的事情知之甚少。对于他们的老祖先——欧洲各国的现实与历史基本不了解，更不用提欧洲以外，乃至中国的事情。我在讲课中几乎没有引用过中国的例子，因为那距离美国学生太遥远。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美国学生问我的中国同事中国是否有“麦当劳”。当时麦当劳在中国还不普遍。我的同事说可能没有。学生反问道，“那你们吃什么？”那么美国学生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知道多少呢？记得国内出版的一本书中讲到中国中学生对美国历史的了解比美国大学生还要多。这决不是危言耸听，20世纪90年代的学生对80年代美国本土发生的事情了解很少。对像越战、韩战、两次世界大战乃至19世纪的事件更是一问三不知。

千万别提什么记忆

　　美国学生学习的方式如同“狗熊掰棒子”，学多少，忘多少。因为他们从小就没有受过记忆的训练。在美国甚至整个西方，“记忆”是个极坏的字眼。任何要求学生记忆的教学活动都会被称为roting（死记硬背），是教育中的大忌。在英国留学期间曾看过一部记录片，题目是“A　Candle　to　be　lit　and　a　Jar　to　be　filled”（一支将点燃的蜡烛和一个将填满的罐子）。此片以英国与日本小学教育做对比，分析东西方教育方法的不同。讲解人无不自豪地称赞西方如何用各种方法启迪孩子的想象力；而对东方人让孩子从小就死记硬背大加抨击。问题是，若将东方孩子的头脑比作一个塞满各种知识的大罐子，最起码罐中还有物。而美国学生的脑子却好比一个没有任何实物的空空的大罐子。记得在一次与我校校长的谈话中，校长忧心忡忡地说，“这些学生恐怕连昨天发生的事都记不住”。

　　依我之见，美国学生基础差，知识面窄，主要责任不在学生，而在于中小学教育。起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各种教育理论令人眼花缭乱。但一个共同点就是过分强调学生的心理发展，忽视书本知识。过分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将学生视为“顾客”。老师的作用就是要“伺候”好这些顾客。而学生学习成绩不好，或学生不用功学习，不是学生的责任，而是老师的过失。在这种教育环境下，学生全然不懂如何在学习中自律，只知道随心所欲地玩。一次给我上一年级儿子的班主任打电话，询问是否可以给孩子多留一些作业。老师说她若给孩子多布置作业，会有家长起诉她。目前，美国教育界已有一种共识：美国的中小学教育是失败的。其表现有二。一是在任何数学、物理等学科的国际竞赛中，美国学生总是老末。其二，近年来，美国中学生的总体成绩持续上升，而SAT成绩连续下降。原因只有一个，老师普遍给学生提高分数。这样一来，学生自我感觉良好，老师也省去很多麻烦。但一遇到硬碰硬的场面，学生便无法招架。十几年来，我明显地感到学生的质量犹如九斤老太所言“一代不如一代”。我的美国同事均有同感。他们有人对我说，“还是把你儿子送到中国去受教育吧”。

　　与中国及世界一些先进工业国的大学生相比，美国的大学生的普遍质量是低一些。但我想将这一问题换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高等教育推行的是“精英”政策。前面曾提到，中国中学生升大学率仅有5％，而美国是70％。若将美国大学顶尖的5％的大学生与中国大学生相比，差距不会很大。（美国也有如哈佛、普林斯顿这样的世界一流大学和尖子学生）但若将70％入学率的美国大学生与5％入学率的中国大学生比，确实有失公平。更重要的问题是，当国内大张旗鼓地宣传如何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要以教育为本的时候，我想到的不是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中又有多少重点中学或普通高中的学生上了大学，我想到的是陕北、甘肃、贵州乃至西藏成千上万的穷苦的农家子弟，那无数的至今仍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的村落。要提高全民族的素质，着眼点应在他们。我憧憬有朝一日，国内的每一个县都有一所类似美国社区大学一样的高校。当地的毕业生都能就近上大学。即使只有10％或20％的毕业生上大学，中国将会增加多少大学生。若将这一比例提高到30％或40％，我们可能也会开始质疑部分大学生的质量问题。但总体的国民文化素质无疑会大幅度提高。这便是办教育的根本。（杨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