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8月24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召开第199次天则双周学术讨论会，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博士做了题为"中国需要建一所全新的世界一流大学"的主题演讲。以下是本次演讲与讨论的主要内容。

中国从80年代初开始，就出现了人才外流的问题。人才大量外流的现象不仅出现在中国，也是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为什么现在对这个问题特别关心呢？因为现在的危险不在于人才的流出去，流出去的问题不大，因为流出去以后训练好了，只要国内环境好的话，人才还会流回来。像台湾、香港、新加坡那样，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市场需要人才、又能够容纳人才的时候，大量的人才又会回流回来。当一国加入WTO以后，人才流动又会有新的特点：外国公司就在本国把最好的人才吸收进去，然后与本国的企业、本国的政府来竞争。比如中国加入WTO之后，会有大量的外国公司进来，它们除了从国外派来个别的高级管理人员之外，大量是靠国内的优秀人才。它们在吸引最好的人才之后，就会与我国的国有企业以及政府竞争。这件事是好是坏，我们不谈。这种人才竞争在新的形势下和新的时期有新的特点。

虽然现在的新经济由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而受到某些程度的怀疑，但我个人认为，以计算机、IT行业为代表的新经济的成长，以及网络彻底地改变整个经济和整个社会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新经济的一个最大特点是技术更新和换代的速度非常快，而人才是新经济发展最关键的因素。如果中国在未来的几十年、上百年内要真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话，人才竞争是最关键的因素。

随着现代化的新经济的成长，它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不可能像爱迪生时代或是牛顿时代一样，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做做实验或进行发明就可以，现在需要团队、需要整个学科相互配合才可能达到技术前沿。这里要强调的是，它需要成批的人才，所以规模效应非常重要。最近两年来，大家看到中央有很多要吸引海外留学生回国创业的政策与措施，比如中关村创业园、上海创业园等等。也有个别回来的，但是这些人都是零散的。当然他们回来比不回来好，但是缺乏一种规模效应，没有这种规模效应的话，就难以在技术上取得突破。所以应该成批地系统地培养人才，先发展边缘学科这一块，然后全面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一所大学，或者哪怕是一个研究院、研究所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很多企业都在中国设立了研究院，比如摩托罗拉，但这些研究院都是为某个企业服务的，它可能在某个行业、某个点上比较先进，但是不可能使某个学科得到比较好的发展。只有大学才能大规模地、成批地、系统地吸引人才。大学与企业的研究院或归国人员创业园不同的是，它不但吸引大量的人才，而且它还像一只会生蛋的母鸡一样，可以源源不断地培养大量的人才，这是其它一般形式的研究所、创业园所无法起到的作用。从硅谷的成功经验以及我们身边的中关村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大学不仅仅是一个基础研究的基地，也是科研和生产基地，对经济增长有非常现实的深远的影响。

全新大学在中国的示范效应特别重要。中国的大学数量上不少，中国大学生也不少，但是大部分大学还是在转型过程中。我们还存在着很多束缚，国外大学通行的一些方法在我们的大学里还没有被实行。很多在大学里工作的老师都说，我们的教育在各行各业的改革当中是相对滞后的一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一所全新的大学，用国际标准的方法、从大学的投融资、教师的招聘与管理、教师积极性的调动、学生的管理、后勤的管理、科研与教学之间关系的处理、科研成果与企业转化之间关系的处理等等方面，把国际先进的经验与先进的方法引进来，从中汲取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它的示范效用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那么有没有可能办成这样一所全新的大学呢？我想举几个案例。在我把这个想法跟很多人讲的时候，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很多人都持一种怀疑态度，他们举例说北大和清华都是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通过一代一代人的努力的积累，才慢慢有了名气，变成世界上第三流、第二流的大学，还不敢说是第一流的大学。由此可见要想办一所世界性一流的大学谈何容易。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办一所世界性大学是不容易，但也不是一定不能成功，下面举四个例子。

一个是香港科技大学，它是香港第三所大学，是从1986年筹建的，1991年开始招生，到1995年1996年的时候，香港社会和国际社会都开始承认它的学术水平、教学水平、师资水平都已经超过了有近一百年历史的香港大学、也超过了有三四十年历史的香港中文大学。为什么呢？因为它一开始就采用了种全新的机制，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方法，它有很好的筹融资机制，能够把世界上最好的老师或者是相当好的老师吸引到香港来。香港以前大家都叫它文化沙漠，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在国际上排名也不是很高。但是香港科技大学只有短短的不到十年的发展历史，就使人对整个香港的科技水平刮目相看，感到耳目一新。大家都知道香港要建设数码港，这与香港科技大学是有很大关系的。香港那么一个弹丸之地，都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建成这样一所大学，中国这么大一片土地，就没有理由不能成功。

同样地，新加坡曾被取消的南洋理工大学在1990年重建，它现在的上升速度也非常快。它没有香港理工大学那么成功，但也是相当不错的。这就说明，只要有好的机制，即使原来的基础不是很好，也有可能办成一所好的大学。当然，这两所大学都还不能称之为世界一流大学，因为毕竟它们的发展时间比较短。更为重要的是，它们的经济基础、人文环境、甚至它们的市场需求、学生来源都限制了它们成为一所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但是中国应该不存在这样的限制。

我想举一个更有趣的例子，就是越南的RMIT大学，它是刚刚成立的，叫皇家墨尔本技术学院，是澳洲的一个技术大学，最近要在越南创办一个国际大学。越南的经济改革从80年代中期开始，它的教育改革就更为滞后一些，它的情况跟我们非常相像：从89年开始教育改革，宣布大学不包分配了，然后逐步走向市场化。从95年到99年，申请参加大学高考的人数增加了3倍以上，由于它经济发展比较快，所以人才的市场需求比较大。但是它的大学还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目前越南的人均GDP是300美元左右，相当于中国的三分之一，它的大小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被家长送出国外读书的就有一万多人。从越南人来说就觉得这是一种损失，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在家门口办一所很好的大学呢？于是他们就与澳大利亚的皇家技术学院合作。RMIT成立于1887年，擅长于国际交流，它在10个国家都设有分校。从95年开始，它就进入越南，并有一些短期的合作。到最近，它发觉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邀请了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的国际金融公司，三家共同投资，成立一所全新的大学，没有使用一点越南本地的资金。目前这所大学开办了两个学院：工程技术学院和管理学院。它的教材、课程、学制等等，是由RMIT一手包办的，不受越南教育部的约束。它的教师也相当一部分是由国外派来的，从本地招的教师也要送往国外培训。为了保证学习的质量，它要求的师生比较低：1：25。为了维持学校的可持续性，它要求国际标准的学费，即每年4800美元，研究生院每年5400美元。他们经过市场调查后估算，到2005年，能支付这种水平的学费的越南家庭有6万多户。这一投资回报率每年为15％左右。

还有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印度理工大学，它对推动印度软件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堪称世界一流大学。这说明即使在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只要集中财力，按照国际惯例来做，就可能在教育上领先一些，使教育的发展领先于经济的发展。

我们建立的全新的大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学呢？首先，它必须要有一个世界级的校长。特别在西方国家的市场中，校长就是一所大学的核心和门面，只有有了世界级的校长，这个学校才可能办成世界级的学校。现在的大学校长最重要的是筹融资的问题，只有这样的校长振臂一呼，才可能筹到资金。在华盛顿有一个笑话，路边有三只狗，看到一个司机正把肉从车里搬到一个餐馆里去。第一只狗说，我以前做过律师，可以叫司机把肉给我吃；第二只狗说，我是建筑师，知道厨房的暗道在哪儿，可以带你们去偷肉吃；第三只狗说，我当过大学校长，我可以说服司机把肉给我吃。大学校长在筹资时要有个人的魅力，有学术地位，还要有社会活动能力。

在海外华人中有几个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比如加州伯克利的田长霖先生，原来是旧金山大学校长、后来到香港科技大学任校长的吴家玮先生，最近，原来复旦大学的校长杨福家教授被邀请到英国去当校长，此外还有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如果能说服这些人中的一两个人来当校长，那么成功建成一流大学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第二，它的管理一定要跟国际惯例接轨，也就是一定要按国际办好学校的惯例来办这所学校。我们不能再重复以前的失误，比如以前引进资金的汕头大学、福建的华侨大学，都不甚成功。也就是说，这所学校不能完全受目前国内的这种管理机制的约束。

当然有了好的校长与机制，就要有好的教师。这就要求一个必要条件，教师的收入要跟国际接轨，应不低于甚至略高于世界上比较好的大学的教师工资水平，这样才能吸引到好的教师。中国留学出国有差不多二十年的历史了，在各个领域都有一批非常拔尖的中国留学生在外国大学研究所、公司中任教任职。这批已经被西方承认的取得了成功的人士中的一部分，是可以被吸引回国的。

第四，这个学校的经费最好由民间来筹资，它包括两部分：国内和国外。在目前的情况下，主要靠国内民间融资的时机还不是很成熟，因为首先中国民营企业还处于成长壮大的过程中，此外国内的税收政策对于这种捐资并没有特别的优惠。而海外华资的潜力是非常大的，因为首先海外华人中有一批人实力雄厚，对国内的发展也非常关心。此外这种投资也不完全是一种贡献，也能得到可观的收益。比如陈嘉庚，在40年代与他等富的人不少，可是到现在为止，大家还记得谁？由于他资助了厦门大学，所以还能流芳百世。由此可见，投资教育是流芳百世的最好的方法。再比如哈佛大学，他在1834年的时候是美国的财政部长，他把自己的图书馆和一半的遗产捐献给了哈佛大学，他的名字到现在还让全世界人记得。不但他受益，他的子孙也受益无穷。所以如果处理得当，是不乏能拿出钱的这种华商的。我们可以根据捐资的多少给予学校的冠名权、以及学院、系、所、学校建筑物的冠名权，也可以采用设立奖学金等各种形式，这样就可以进入一种良性循环。

最后一点，我们应该先办科技工程类型和商学、管理类型的学院。因为会牵涉到意识形态问题，从而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争论。

要办这样一所大学，需要什么呢？

首先需要特殊政策，即特校特办的政策，就像当年的深圳一样。如果我们找到了好的校长，他就会主动去要这些政策。这就需要我们的政策制定者要有肚量，这也包括容许外国的大学到我们这儿吸引人才。面临加入WTO，为什么我们可以给其它行业的外商各种政策，而不能对影响中国长远发展的教育也给予比较好的政策？

其次，要调动地方的积极性。这所大学只能在两个地方办，北京或者上海，最终选在哪儿，就看哪个地方条件更优惠。在这件事上地方政府能起很大的作用，因为它对当地的发展会有很好的影响。可能当地政府把一块荒山给你，你的发展会带动周围的发展，这样地方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可以减少很多麻烦和费用。

此外，我们只是提出了一个比较笼统的想法，对它的具体操作还需要组织专家进行必要性和可行性非常详细的研究。

另外，这件事还需要得到中央高层领导的支持，他们出面去邀请和说服那些教育家，并且动员那些华人出资。他们的承诺更为可信，因为毕竟建立这样的学校风险是很大的。

最后，我们认为除了动员华人大亨来出资外，还应该充分利用我们的舆论和各种工具，来动员世界的华人有钱出钱，没钱出力，都来贡献一份力量，分享一份荣誉，把这所大学办成一个体现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具体的象征。

我们的这个建议提出之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论与强烈反响。目前美国的中华教育基金会也在与我们联系。当然，这个项目能否成功还充满了变数，但我们坚信，无论时间长短，中国最终能建成这样一所全新的世界一流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