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流星花园》的禁播——一个准学术性的商榷(revised)
David Lee
一、背景
《流星花园》是台湾根据日本漫画改编的偶像剧，大致讲一个坚强如杂草般的穷人女孩，带着父母的梦想进入贵族学校，凭其正义、坚韧与善良，逐渐感化学校中惯用暴利的F4，最终得到纯真爱情故事。该剧自2002年2月起在内地各省、市电视台播出，深受青少年观众的喜爱，同时也引发了对于该剧所带来的社会影响的大讨论，大致是代表家长一方的保守势力认为《流》剧过于渲染暴力、拜金主义及早恋情结，有误导青少年之嫌；而青少年一方则认为该剧青春健康，宣扬了真善美，令青少年们体验了青春的意义。随后，3月8日，国家广电总局下令该剧“暂停播出”，但并未透露此举措之动机，也未言明“暂停”是指何意。据了解，这是台湾电视连续剧在内地遭受禁播的首例，《流》剧内地发行机构因此蒙受了巨额损失。
笔者初悉此消息，唯感愤愤而已；但在3月15日，笔者无意中留意到在所居住的某省会城市中的几个大型音像市场中，《流》剧的VCD及DVD全都不见了踪影，询问营业员何以如此，营业员甚至矢口否认曾经卖过该剧的音像制品；在其中一家市场中，无意中听到营业员说“《流星花园》已经跌到37元一套了”云云，待得细问此人，则又闪烁其词，情景颇为诡秘。至此，方知此事并不简单，大概是连《流星花园》一剧的音像制品也禁止销售了吧。于是，笔者试图对《流》剧的禁播发表一些个人看法，由于想从另一个较为严谨的角度作评，行文采用准学术标准，希望海内方家不吝赐教。
二、极权主义的幽灵
党的一句口号说，“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奥威尔）
人想把国家变成天堂时，总是把它变成了地狱。（荷尔德林）
国家愈糟，法网愈密。（塔西佗）
所谓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是指这样一个政府体制，在其中一个政党掌握所有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和司法的权利。这个政党试图重新组织社会、决定社会的价值观；它还通过控制公民的偏好、监视他们的行动和限制他们的自由等方式来干预公民的个人的生活（罗金斯等）。尽管完全意义上的极权主义已经不复存在，但其幽灵仍然在世界上徘徊，在发达国家也不例外（《国家公敌》就是一部典型的反极权主义的电影）。中国自1949年以来，也深受极权主义之害，其时人心惟危，亲情泯灭，公民自由被压抑到了极点；改革开放之后，由于政治体制仍未有重大改变，国家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并未有多大改善。所谓意识形态，是指一种有关美好社会的文字印象，一种建构此种社会的信仰形式，意识形态控制的典型表现就是压制敌对世界观，严格审查艺术家及知识分子的作品；而对于受控公民来讲，由于长期看不到极权主义的危害，长期被灌输主流意识形态，因而极易形成盲目的爱国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认为本民族的利益及安全最重要，甚至认为本民族在文化上优于其它民族），这种结果当然是极权政府所需要维系其强权的最佳状态，而处于此种控制之下的公民就会失去政治自由甚至人身自由，失去私有产权，整个社会也缺乏生机。
现在的中国大陆政府，虽然经过了政府改革，但行使上面谈到的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功能的机构却丝毫未损，一个是中宣部，一个就是国家广电总局。这两个机构的职能就像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的真理部一样，“负责新闻、娱乐、教育、艺术”（p.5），用行话说，就是“弘扬主旋律”，因为他们精通控制社会进而稳固其政权的最佳方式，因而宣扬伯林所谓的积极自由：“理性的人必须强迫不理性的人做出理性的行为，由此使他们获得自由”，“只要把握并服从历史的必然过程，便是获得了自由”（莱斯诺夫）。换句话说，他们在努力维系着一个现代的乌托邦，标榜着解放全人类，把国家变成天堂，并以此为借口推行他们的强制手段、领袖崇拜和极权统治。对于这种做法，少数意识清醒的知识分子总不惜犯险，挺身作为，然而在这样的统治下，结果是不难想象的，前一段时间中宣部对茅于轼、刘军宁、樊刚、李慎之的封杀就是一例。而这种统治的一个较少政治学意义而较多传播学意义的一个例子就是对《流星花园》的禁播，这无疑体现了极权主义国家对社会生活的控制能力，当售货员说谎的时候，一个正常社会最基本的原则也丧失了，历史被蹂躏，未来被锁定。
三、自由经济的天敌
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斯密）
政府对经济活动的限制渗透到了各个方面。这些限制产生形式各异的租金，从而引发了人们对租金的竞争。（塔洛克）
市场经济并不排斥政府在经济管理中发挥作用，问题在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该限定在何种范围和程度以内。市场经济的作用和威力已经为当代的中国人所熟知，同时，政府对管制经济的依恋也使中国经济长期以来饱受国家垄断与政府官员寻租腐败的痛苦，为了给这两项罪行寻找开脱，政府大力推行所谓保护民族工业（利用公民盲目的爱国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政策，以及治标不治本的反腐败政策，但由于并未触及问题的实质，结果国家经济积弊日深，腐败盛行。
对《流》剧禁播的经济原因，不外乎所谓保护内地电视制作业，而这种举动的始作俑者，很有可能就是内地电视制作商，他们向握有生杀大权的广电总局官员游说，进行“幕后交易”，广电总局的官员们也乐于在“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幌子下大寻其租，真正受害的是那些已经购得播映权的代理商。同时，禁播必然导致盗版盛行，必然导致政府信誉下降，必然挫伤优良娱乐制作业的积极性：只要你做的节目足够好，以致于会受到内地同行的嫉妒，并对其市场构成威胁，那么就有被禁播的危险了。朋友们，最后受到伤害的是广大观众，而对于内地的那些游说政府官员的电视制作商们，由于也要花费大量资源去“劝服”政客，其收益也可想而知；在这场交易中受惠最大的就是少数的官员，就是贾宝玉所说的“禄蠹”，他们吃掉了广大观众的利益，毁了内地电视业的正当竞争的制度，毁了内地电视业在台湾同行中的信誉。
真正的市场经济要求的是有限政府，官员们手中所谓的权利，应该是有限的权利，否则，一旦这种权利具有相对无限的强制性，进而使财富转移成为可能，就无异于明确地通知他们：“你们可以腐败了”，因为正是这种可能性会吸引其他个人或集团投入资源从事游说与反游说的负和博弈来获得或阻止这种转移，整个社会资源被无端耗散，腐败之风日靡。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实在是的论。笔者不知道《流》剧的禁播是否牵扯到了广电总局官员的寻租行为，但此事发生在北京两会召开之时，实在不由人不去联想。中国政府啊，从这些摧毁经济和信誉的事情中走出来，干些应该干的事情吧！
四、媒介文化的误区
老祖宗是十分重视新闻舆论的……不能忽视非政治性的导向，比如思想导向、经济导向、消费导向、生活导向、行为导向、文化导向等等（江绍高）
在我们这个时代，说政治文章都是坏文章，大体上是不会错的。（奥威尔）
文化评论大都存在着双重标准：高雅文化中的精品在大众文化中只会成为次品……（大众文化）要么被（高雅文化）认为是纯粹的消遣品，要么被认为是令人憎厌的糟糕的。（多克）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目前内地的主流媒介仍然在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笔者随便翻阅了一期意识形态的期刊，就看到了本节第一段引文的那段话。暂且不论文章作者认马克思为其老祖宗的可行性和动机，只看他把对“非政治性导向”的控制堂而皇之地列入国家控制之列的理所当然的神气和所流露出的可悲的使命感，就能体会到现今媒介审查之严，这是国家对意识形态的强力控制的必然结果。而《流》剧当初在内地就是经过“三次审片”，删去了大量情节后方许播出的，但最后终于落得个禁播的命运。
事实上，在作为舆论喉舌的党报党刊上刊登什么样的政治文章，这些对普通大众来说是无所谓的；然而广电总局却偏偏要对大众媒介下手，就令笔者十分不解了，因为大众媒介或通俗媒介的作用就在于廉价的娱乐，也正因如此才可称为是大众的通俗的（popular），为什么要加入政治性的东西呢（比如认为《流》剧对祖国意识淡漠等）？而且作为文化本身就应该兼容并包，百家争鸣，这样才有利于优秀文化的产生，然而据报道，“著名作家魏明伦”，政协委员，竟然说：“如今到了高科技社会，特别是有了电视这种有强大传播力量的技术出现后，这种百花齐放的宽容态度，在现今浮躁的社会应该重新研究。”。可借用《流》剧中美作的话：“这恐怕太扯了吧！”，宽容精神一直是人类珍存的高贵信念，没有宽容精神，西方如何能从中世纪的黑暗走向复兴；没有宽容精神，中国内地又如何能从文化大革命的阴影里走向经济的大发展呢？怎么随着强大传播力量的出现反而要不宽容了呢？笔者认为，正是因为强大传播媒介的诞生，我们才更需要宽容，要让来自四面八方的不同声音带给我们不同的观点，要让人们自己选择正确的路，要让“一切都是可能的”。
五、教育界的孱弱
性格的个人性是怎样重要，又说到意见以及行为方式的差异是怎样重要，所有这些都连带说明了教育的差异也具有同样的不可言喻的重要性。要由国家主持一种一般的教育，这无非是要用一个模子把人们都铸成一样；而这个模子又必定是政府中有势者——无论是君主、是牧师、是贵族、或者是现代的多数人民——所乐取的一种，于是就不免随其有效和成功的程度而相应地形成对于人心并自然而然跟着也形成对于人身的某种专制。（密尔）
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卢梭）
许多中国人似乎是根据他们的社会角色来看待自己的，如作为母亲、父亲、儿子和女儿。他们很少把自己看成是正在寻找和正在小心地寻求真正的自我的个人。（斯滕伯格）
显而易见他是一个对于青年有相当责任心的人；他虽不是一个教育专家，他却深知在性的发育上，他们需要的是一些不着痕迹的指引，而且不是应付盗贼一般的防范与呵斥禁止。（潘光旦）
当那些对《流星花园》的播出持反对意见的家长及所谓的“教育界人士”大发议论的时候，我想他们更应当去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中国人对孩子教育的一个特点在近几十年的时间里似乎并未改变，那就是以严格的训诫为教育的主要方式，对于这一点，家长与学校教师取得了共识，再加上国家控制意识形态的要求，致使教育统一模式化，使受教育的孩子没有自主学习的机会，对社会缺乏应有的感知。家长教育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对孩子的过度“关心”，不仅对孩子的起居饮食百般呵护，甚至不惜窥探孩子的隐私去掌握关于孩子成长的“第一手信息”。《流》剧的禁播据说与家长的呼吁有关，这就充分体现了家长对孩子生活的全方位的干预。小孩子生长在意识形态受控制的社会中本来就够可悲的了，而在家里还要受到家长的监视，试问孩子怎么发展自己的独立人格？孩子的天性如何得到最自然的发挥？
反对《流》剧播出的家长及“教育界人士”的另一个观点是该剧“过度渲染早恋”。姑且不论大学生谈恋爱是否属于早恋，就早恋这个问题本身而言，笔者认为在中国有些过度紧张了，这种过度紧张的背后是对“性”问题的封建禁忌，这种禁忌会对青少年心理造成极大不良影响。众所周知，青少年处于青春发育期，对性充满好奇，所谓早恋不过是这种好奇的表现而已，家长和学校对于青春期青少年的性教育应当以告知和引导为主，而不应该以禁忌为主，要知道禁忌反而会激起孩子们的好奇心与猎奇感，对其生理心理的发育危害极大。《围城》中的方鸿渐初萌的情火被严父浇灭之后，便“开始读叔本华”，还说出“世间哪有恋爱？压根儿是生殖冲动。”这样的高论，诸家长及“教育界人士”不能不以为戒。相比较而言，港台地区对孩子的所谓“早恋”问题就处理得很好。相对封建的陋习而言，让孩子有一个缤纷美焕的童年及青春期，而不是一个充满禁忌、疑惑和苦闷的青春期似乎更应该是家长和社会所做的事情吧！
六、关于剧情
只要观察不同人观看《流》剧时所主要关注的内容，就可以看到不同人各自的家庭教育所形成的不同的价值观及人生观。很有一些人对该剧中F4的潇洒、别墅、名装及名车等豪华生活垂涎，感觉“差距太大”；也还有一些人将上面物质的东西只看作剧情背景，真正着迷的是剧中人对感情（亲情、友情、爱情）的执着，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才是真正理解了该剧的人文底蕴；但笔者并不认为第一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正如上面第三节所说的那样，追求高物质享受对社会来讲并不完全有害，相反会创造一个激烈竞争的环境，有利于经济发展；笔者的意思是说，第一种观点误读了该剧中最应珍视的内涵，那就是对被流俗所干扰的情感的执着追求，这才是青年人最应该珍存的东西。
最后，就《流》剧的其它“热点”剧情略作评述：一、宣扬漂亮压倒一切：笔者并不认为偶像剧可以用丑角作主演，而且社会学中的研究结论表明，当今社会就是“漂亮者生存”的社会，笔者并不漂亮，但也喜欢漂亮的人，这有什么不对？二、拜金主义腐蚀观众：市场经济的基础是需要一些拜金主义的，价格是市场均衡的结果，有了钱才能实现精神层次的需求，这有什么好说的？现在各名校毕业生择业的第一标准已经是月薪而非个人兴趣及爱好（或者说他们没有兴趣爱好？），难道这就是非拜金主义教育的结果？三、宣扬暴力：更是无稽之谈，可以看出导演已经把暴力降到了最低程度，且有幽默的成分在。四、偶像崇拜：孩子们的偶像崇拜是正常的，易变的，而且他们对偶像的接受不是被动的，他们往往将剧情中的成分来证实他们的现实世界，过分脱离现实的剧情不会被孩子们认同。如果孩子对《流》剧有相当深的认同感，真正应该反省的是家长和学校，有没有想孩子提供充分自由美好的人格发展空间？
总之，《流》剧并非是“对青年的误导”，更非洪水猛兽，如何反吃得禁果？我想，可以称之为“流星花园”现象，足资我辈深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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