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没有独立的文献载体，不可能有所谓“古希腊”手稿传世

早期独立的古文明都有独特的文献载体，如：中华文明（甲骨文、金文、简帛）、古印度文明（贝叶）、古埃及文明（莎草纸）、古巴比伦文明（泥板）等。而所谓的“古希腊”则没有独立的文献载体。

曾于1909-1931年间担任大英博物馆馆长、图书馆首席馆员的弗雷德里克·乔治·凯尼恩（1863-1952）在《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中主张，自公元前六世纪以降，在希腊土地上普遍使用的书写材料是纸草。他的根据是希罗多德《历史》中的一段话。[1]

凯尼恩所指希罗多德那段话为：“伊奥尼亚人从古时便把纸草称为皮子，因为在先前由于缺乏纸草，他们是使用山羊和绵羊的皮子的。而甚至到今天，还有许多外国人是在这样的皮子上写字的。”[2]

然而，被西方人尊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的唯一“传世”著作《历史》原来是一部伪书。（说见本书第3章第2节考述）

凯尼恩在《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还列举了许多莎草纸古典文献的例子，然而凯尼恩本人就是最早伪造“古典纸草文献”的嫌疑人，其所述内容不足为信。（参见本书第1章相关内容）

西方“古典时期”，可能作为文献载体的两种材质，一种是埃及出产的“莎草纸”，另一种是所谓的“羊皮纸”。“莎草纸”在欧洲的绝大多数气候条件下难以保存。在古希腊的气候条件下，保存不到几十年就会发霉、粘连，不可能有片纸流传下来。在埃及，所谓“古代莎草书卷”只限于墓葬中发现的残卷。[3]

而“羊皮纸”出现的时间只能是在公元前2世纪以后。[4]

况且，羊皮纸成本高，抄写一部《新约圣经》大约需要三百张羊皮[5]。《新约圣经》翻译成中文约为22万5千字，而《旧约圣经》翻译成中文为70万5千余字，是《新约圣经》字数的三倍多，《新约圣经》用三百张羊皮的话，《旧约圣经》就需要九百张羊皮，新旧约合计则需要一千两百张以上的羊皮。用羊皮纸大量保存文献，就是大国皇家也未必有那个财力，何况小小城邦。

实际上，“羊皮纸”不是“纸”、“莎草纸”也只是“草”

“羊皮（parchment）和犊皮（vellum）是西方国家较长使用的书写材料。Parchment这个词系指用羊皮做成的书写材料，译成「羊皮纸」是不恰当的，因为不是纸，可否译成「羊皮片」。英文中的parchment，法文作parchemin，均指羊皮板写成的文件，导源于Pergamum，本是小亚细亚米西（Mysia）的古代城市名。……羊皮板后来成为欧洲主要书写材料之一，甚至文艺复兴后印刷术西传时还用以印刷书籍。我们在西方大图书馆里仍可以看到甚至16世纪至17世纪时的「羊皮板」写本。……

与「羊皮板」一起在西方广泛使用的还有「莎草片」（papyrus），将这个西方词译成「莎草纸」同样是不恰当的，因为它也不是纸。”[6]

从加工流程来看，“莎草片”没有任何蒸馏、化合的过程，只是简单的进行整形处理，还是“草”本来的形态。

“纸莎草纸的传统制法是:首先剥去纸莎草的绿色外皮，留下髓部，并割成薄片，放入水中浸泡几天，捞出后用木槌敲打，压去水分，重复多次，把薄片两端切齐，一条条横向并排铺开，然后在上面纵向排开，并用石块压紧，挤出糖质猫液，使草片相互猫结起来。晾干以后，用象牙或者贝壳磨平草片的表面，就成了纸莎草纸。”[7]

埃及的这种“莎草片”实际上并不稀奇，在欧洲人没有来到美洲前的几百年间，美洲的玛雅人和阿兹台克人用树皮作成薄片，用以书写文字画，叫huun或amatl。其方法是将树皮剥下后，除去有色外表皮，将其内皮撕成一英寸宽的长条，放在锅内加草木灰煮沸。再在平板上纵横交错地叠起，用槌打在一起成为薄片，干燥以后以石磨光。现在墨西哥的奥托米印第安人（Otomi Indians）还用此法作树皮片，作书写材料。

太平洋各岛屿如夏威夷、斐济、日本北海道、印度尼西亚、中国台湾等广阔地区的土著居民，也用树皮借锤毡法打制成薄片，通称为tapa。夏威夷人称kapa，意思是捶打。印第安人的huun或amatl，或太平洋岛屿土著人的tapa或kapa，在制造方法及取材上大同小异，可统称之为“树皮毡”。[8]

美国造纸专家的鉴定

“美国造纸专家兼纸史家亨特到现场考察了莎草片、huun及tapa的制造方法后，得出正确的结论是，这三者在技术上是属于同一范畴，虽然均可作书写材料，但没有一个可谓之为真正的纸。”[9]

中国造纸专家潘吉星对“莎草片”的体验

“1981年笔者旅居弗吉尼州时，曾得到一枚用传统方法制成的莎草片，表面不平滑，需涂一层白粉后才能在上面画彩色画。”[10]

这种“莎草片”质地薄脆易碎，稍微折叠就会破损，甚至难以承受陆路运输的颠簸。[11]

“纸草片”和“羊皮板”用什么“笔、墨”写画？

“黑墨水用碳的沉积物制造，例如从油灯头或锅底上刮下来的烟灰，用木炭和烧过的骨头研磨成精细的碳粉。无论用什么东西制成碳，都要混合一种阿拉伯胶之类的黏合剂，即一种阿拉伯树的水溶性树液。把这种混合物晒干，制成小块。在准备写字的时候，就用湿润的笔在墨水块上刷一刷。文士们也常使用红墨水，那是铁的氧化物、红赭石或者其他土壤中的矿物质制作的。”[12]

“最早用来在纸莎草纸上写字的笔更像是小号油画刷，用生长在沼泽中的灯心草或小植物制成。这些笔的长度不同，通常在15到45厘米之间（6到15英寸）。文士们把笔的一端嚼松，露出其中细小的纤维，将其制成纤维的刷子。……新约时代，人们用芦苇削成尖头的管状笔。”[13]

我们知道，任何植物材料都会碳化。无论在何种植物材料上施以何种颜料，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几十年间逐渐褪色、劣化、解体、澌灭，何况是一种“质地薄脆易碎，稍微折叠就会破损”的材料。无论是埃及的“莎草片”,还是印第安人的huun以及太平洋诸岛土著民族的tapa，在其上涂以何种植物或矿物的墨汁或颜料，在自然的条件下，都不可能长期保存。中国纸“纸寿千年”人们可以理解，而西方的“千年纸草”却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

“莎草片”开始出现大约在拿破仑攻略埃及的八十年之后、即相当于蒙森晚年时代；在此之前，整个西方学术界并不知道有莎草片的存在。例如伏尔泰或吉本的著作中都没有莎草纸的踪影。在此之前，说到“纸”就是“中国纸”、以及将“羊皮片”混同为“纸”的概念，称之为“羊皮卷”。

无论是1793年“纸草文献”现身赫库兰尼姆[14]，还是古罗马时涉及“莎草纸”制作方法的文献普林尼《自然史》等，都是后世所伪造。曾任大英博物馆馆长、图书馆首席馆员的弗雷德里克·乔治·凯尼恩（1863-1952）是最早涉嫌制造“伪莎草纸文献”的西方学者之一。[15]

当代美国科技史权威乔治•萨顿认为古希腊人的文字载体为石刻。

“如果文字只能刻在石头上（很明显，在希腊这种情况持续了数个世纪），它的范围就只能局限于记录被认为非常重要的事情。文学作品太长，难以刻在石头或金属上。”[16]

然而，人们只见过大量的古希腊“石刻摹本”，没有见过“石刻原物”，而那些大量的“石刻摹本”是在18世纪前后被炮制出来的。（参见本书第3章第6节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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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