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政治·法律
俞行
书籍在它的作者和读者之间架起了一座通讯的桥梁。书籍的作者不是用口头
表达的方式而是用写作的方式和读者进行通讯，他或她把对世间的感受说给读者
听，传播他或她的理念或看法。与口头表达的方式不同，书籍的作者在进行这种
通讯时，可能并不知道他或她的具体读者是谁，读者在何地与何时读他或她的书。
他或她可能猜测某些读者群在今後閲读他或她的书，但这只是猜测而已。关键的
问题是，这种通讯过程使发出讯息的作者与接收讯息的读者发生分离，即作者在
写书的时刻通讯过程还没有完成，甚至书籍出版以後这个通讯过程也没有完成；
作者在某地某时写书，读者在其他地方其他时间读书，通讯的过程是在不同的地
域和时间之间完成的。或者说，双方进行的不是面对面的即时通讯。这个通讯过
程在时空上发生分裂。这个变化对人类社会产生极大影响。美国的政治学家哈罗
德·拉斯维尔等人在论述包括书籍在内的印刷媒体时曾经认为，德国人古腾堡发
明近代活字印刷术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可能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要大。同时，
笔者认为，书籍对人类的政治生活也有很大影响。书籍改变了通讯的结构和社会
的结构，人类社会的政治进步有了今天的成就，书籍与政治的关系也从此密不可
分。
现代民族国家的立国者与继承人
首先，自从欧洲传统的封建王国退出历史舞台和殖民主义时代结束以後，独
立的民族国家先後在欧洲，美洲，亚洲和非洲出现。在美洲，亚洲和非洲，许多
民族国家是在当地的人民赶走了殖民主义者宣布民族独立以後形成的。在民族独
立过程中，领导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往往成懥⒐撸堑闹髡藕退枷氡会崛思坛
校蓱立国的根本，而这些主张和思想大多是通过书籍等印刷媒体传播给後人的。
正如前述，书籍使讯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分离，立国者与後代继承人便可以
通过书籍进行代际之间的通讯，这显然是立国者的思想和精神能够代代相传的一
个物质条件。例如，在美国，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佛逊，詹姆斯·麦迪逊
等人的主张成为美国的立国原则，代代继承，书籍的作用显而易见。立国者们通
过书籍与後人进行通讯，即使立国者们早已过世，只要书籍在，後人读，这个通
讯过程仍然继续进行。当然，代际间的口头传述也可能把立国者的思想传给後人，
但由於人类的大脑记忆的局限，书籍能更准确地传递立国者对後人发出的讯息。
口头传述也可能由於传述者个人的原因而更改了立国者的原意，使立国者与後人
的通讯过程中断。因此，通过书籍的记载，美国人民得以时时记取立国者的遵遵
教诲，代代继承其自由，民主和维护人权的原则，保持美国的民主和法制政体二
百多年鼎立不坠。
在西欧，启蒙主义的思想对後来的民族国家的发展也产生深远的影响。虽然
西欧国家没有类似美国华盛顿那样的立国者，但启蒙主义思想家的思想都被当作
民主自由的精神遗产代代继承，被人们视为民主自由制度的精神支柱，像伏尔泰，
卢梭，迪德罗，孟德斯鸠等人至今仍然家喻户晓。可以这样说，启蒙主义的思想
不仅可以依靠书籍在代际间传播，建立代际通讯，也可以通过书籍进行跨代传播，
在思想家和当代人之间越过数代人建立隔代的通讯。在美国，民主思想家托马斯
·潘恩的思想也是通过他的着名的《人权论》在当年的许多人中传播的，今天仍
然有许多美国人通过那本书了解托马斯·潘恩。现在读《人权论》便是隔代通讯。
不言而喻，没有书籍建立的代际和跨代的通讯，当代人恐怕很难再那样详细地知
晓启蒙思想，当代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也很难不折不扣地体现启蒙思想家推崇的
民主自由和人权原则。书籍压缩了数代人之间通讯的时间距离，使思想家，精神
之父和立国者在他们过世若干年後仍然能够对後代人施加直接的影响，使他们推
崇的政治制度和精神更易延续下去。例如，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这样已经延续了
二百多年。
当然，延续上述的通讯过程也取决於通讯的双方。在前苏联，马克思和列宁
是革命运动的导师，他们的思想通过其着作在後代人中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曾
经是前苏联的精神支柱，而前苏联曾经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但是，当前
苏联解体以後，俄罗斯的许多人不再读马克思和列宁的书，马克思和列宁的着作
建立起来的通讯过程实际上已经中断，这表明代际之间的通讯过程并不是强加在
後代人身上的，後代人有选择权，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已经面目全非，过去的
说教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境况，於是，後代人决定放弃原先的通讯过程，与其他
的思想家建立新的通讯过程。在当代中国也出现这种情况。过去许多人读毛泽东
的书，毛泽东的着作的印刷量曾经高得惊人，红宝书几乎人手一册，现在不是为
了研究，很少人再去认真地读毛泽东的书。书籍建立的通讯是一个双向选择过程。
但是，不管怎样，书籍仍然在代际通讯中发挥重要作用。它使一种精神或一种制
度长期地延续下去，它实际上改变了历史，换言之，如果没有书籍，一种思想或
一种制度可能仅存在一代人或两代人的时间，历史绝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言论自由和公众的通讯
书籍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建立一个或无数个通讯过程。当一位读者阅读一位作
者的着作时，这个通讯过程可能与作者与读者进行面对面的一对一的口头交谈没
有什麽不同，但是，当有若干个读者同时阅读一位作者的着作时，这个通讯过程
便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书籍是大众媒体，通过印刷技术，作者只要写出一本书
并加以印刷，就可以通过这本书与无数读者同时进行通讯。作者停止写作以後，
他或她仍然能够和读者随时进行通讯。只要读者在读他或她的书，这个通讯过程
就成立。如果作者写的是一本涉及政治的书，他或她便能够和公众进行政治通讯，
他或她的评论，观点和思想可能能够每时每刻对公众产生影响，於是，他或她通
过他或她的书进入政治生活，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如果作者
在书中呼吁国家进行变革，在公众引起广泛的积极反应，作者可能在国家的变革
中发挥推手的作用。意大利政治学家卡埃塔诺·莫斯卡在其名着《论统治阶级》
中说，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生活发生变化，出现了新的阶级，产生了一种新的宗教
或一种新的思想，这个国家不久就可能发生政治上的或多或少的变革。如果没有
书籍，很难想像一位有观点的思想家能够对公众和社会产生那样大的影响。这也
是封建社会和专制国家的统治者对散布异己思想的作者进行钳制甚至大兴文字狱
的原因之一。
在历史上的专制国家中，统治者大兴文字狱的例子很多。在中国古代，秦始
皇焚书坑儒，史书多有记载。在古罗马，也有类似的例子。历史学家塔西陀生在
多米蒂安时代（公元96年），他将多米蒂安视为比尼录更加残暴的统治者。据説
塔西陀生前目睹了多米蒂安皇帝多次发布命令驱赶哲学家，焚烧他们的着作以及
将哲学家处死的事件，尽管仁慈的尼尔瓦皇帝即位以後，塔西陀才开始出版他的
着作。然而，据説在後来的十八世纪後期雅格宾统治以及十九世纪初拿破仑统治
的法国，塔西陀又被当权者视为极度危险的颠覆性的作家，其着作被查禁。在这
里人们看到，书籍在传播一种思想中起的作用。假设没有书籍，塔西陀把他记载
的历史连同他的思想写在纸上，仅供自己阅读，专制者显然不会打动干戈。正是
由於那样的思想，加上像书籍那样的大众传媒，才使统治者感到受到了威胁。这
也是後来的西方启蒙思想家鼓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根源，他们认为言论自由
和出版自由缺一不可。可以做这样的推断，如果没有书籍，专制者不会那样大动
乾戈地钳制思想家，启蒙思想家也不会那样执着地强调言论自由的重要，後来的
民主制度也不会像今天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那个样子。例如，美国联邦宪法第十
条修正案铭文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剥夺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法律，由此可见，书籍与
言论和出版自由以及美国的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确立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原则，实际上是通过法律或强制手段保证人民有
一个进行多通道通讯的权利。书籍是他们进行这种通讯的重要手段之一。书籍能
够使作者通过书籍进入政治生活，成为説话的政治家。任何普通民众，虽然他或
她不是当权者，只要能够着书立说，他或她就能够对国家大事发表自己的意见，
阐述自己的观点和思想，找到自己的支持者。这正是民主社会的真谛，因为书籍
能够使公民社会的每一个人冲破权力的阻挠平等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书籍甚至能
够使外国的思想家或古代的思想家成为一个国家中现在的政治角色，在国家的政
治生活中发挥作用，只要这个国家的人民欢迎。例如，1874年，捷克人民为了反
抗外来的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曾经引用莎士比亚的言论和诗句，鼓吹民族独立。
莎士比亚的言论是通过书籍和剧目演出传播到捷克的。书籍使英国的莎士比亚跨
越时代和国界在捷克的政坛扮演了一个角色。也可以这样说，是捷克人民借用了
莎士比亚的言论，这里被引用的莎士比亚的言论实际上是捷克人民的言论，但不
管怎样说，莎士比亚扮演了一个角色。因此可以说，书籍将人类的进步思想家的
思想和言论纪录下来，成为後代人的精神遗产，只要後代人愿意，便可以将前辈
思想家或外国的思想家请到本国政坛发挥作用，反之，专制者查禁思想家的书等
於是在将通过书被引入政治生活的思想家驱逐出本国政坛。由此可见，书籍应是
能站在社会进步人士的一边，为社会进步所用的手段，在现代社会，书籍也应被
认作是当代国家民主政治的重要物质条件之一。
法律与法治社会
书籍使作者与读者之间进行同样的重复的多通道通讯成为可能。反映公民意
志的法律本身是一种语言，是立法者代表人民发出的警告性语言，也是立法者与
公众之间的一种通讯过程的表现。法律可能是人类社会内部通讯重复次数最多的
语言。任何一种通讯可能局限於一部分人之间，但是，法律是立法者向所有公众
发出讯息的语言，因此，一项有效的法律要求立法者与每一个公民都建立一个通
讯过程。如果没有书籍和其他印刷媒体的帮助，立法者要让法律家喻户晓恐怕很
难。因为口述法律的方式的局限性在於，口头表述要求説话者和聆听者都在场（
如果也排除电子媒体的话），这需要双方的约定，确定双方都认可的时间和地点，
双方需要为此付出相当多的精力，时间和物力。此时，书籍的作用不仅在於准确
地传达法律和法律精神，而且在於它能够割裂立法者和公众之间的通讯过程，公
众能够将书籍中记载的法律带回自己的家中，带到自己的社区，带到学校的课堂，
甚至带到他们外出游览的休闲地阅读这些书籍，与立法者建立通讯过程，加上印
刷技术发挥的作用，可以在各个地方各个时间重复地不断地进行这个通讯过程，
法律便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书籍比电子媒体有更易于携带的特点，因此更能
方便公众选择在不同地点和时间与立法者进行通讯，能够在相当远的距离之间进
行通讯，高山大海隔不断。
书籍的另一个重要特性是书籍能够精确地或准确地传递作者要向读者发出的
信息。口头的通讯当然也能传递信息，但是，由於口气的变化，记忆力的局限，
口头通讯有其不足。例如，一个国家宣布一项法律时，人们仅用口头转述可能曲
解了这项法律，可能引起误解。这当然不是说，人类社会没有口头转述法律的历
史，在古代社会里，统治者用口头语言宣布法律，官僚们用口头语言转述法律，
但是进入比较高级的或现代的社会，立法者订立的法律已经相当复杂，立法者要
制定法律并详细地説明法律必须使用书面语言，当把这些法律订立成册时，法律
成为典籍，成为特殊的书籍。因为每一位立法者需要保证他们订立的法律准确无
误，每一位法官需要根据准确无误的法律做出司法裁决，每一位法律的教育者需
要详细了解法律的具体细节和根本精神，每一位公民需要知道法律的原意和法律
的具体处罚措施，人们需要以法律为准绳来执行法律。这一点或许和宗教的教规
在约束教徒们的行为时依靠经书的道理一样。正如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维
尔等人在其所编辑的书《世界历史中的宣传与通讯》（共三册）中指出的，犹太
民族是犹太教的虔诚信徒，自称是“书籍的人民”。继犹太教以後产生的主要宗
教，包括天主教，伊斯兰教和各种新教，都依赖一本书。由此可见，书籍应是现
代法治社会的一个物质基础。没有成为书籍的法典，只凭口说，法律可能在各地
或在不同的时间根据不同执行人的不同理解以不同的方式执行，人们很难想像会
有什麽法治社会。
另外，法律实际上是全社会订立的一系列有关权利与义务的社会契约，这些
事无巨细的社会契约如果没有写下来的字据，订立者一定会感到惶恐不安。因为
每一位委托立法者订立法律的公民都希望知道最後他们必须签署的契约究竟怎样，
他们需要阅读这些法典或倾听人们对这些法典的解释，需要知道这些法律不会随
时改变。同时，法律的性质决定，它作为一种语言必须处在一个不闲断的通讯过
程中，口头表述的法律不如书面表述的法律更加有效，因为人们可以随时获得书
面表述的法律，与立法者进行通讯，明白这些法律仍然有效，他人仍然像他一样
在遵守法律，使他对法律有信心。换言之，书面的法律是每个委托立法者订立法
律的公民每时每刻对社会做出的承诺。只有法典代表的书面的法律或成文法才最
终奠定西方国家法治社会的历史地位。这个法治社会最终为确立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的原则创造了条件，为後来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正如上个世纪60年
代加拿大的传媒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在描述印刷媒体的社会作用时说的，“印
刷向人们展现一幅重复和精确的图像，它激发人们采用崭新的形式释放社会能量。
在文艺复兴时代以及今日的日本和俄罗斯，印刷术通过将个人从传统的组织中分
离出来，同时提供一种将个人与个人团结起来实行权力的大规模集中的模式，焕
发了巨大的精神和社会能量”。
代议制与公民的政治参与书籍在通讯过程中能够发挥一种“解释的”或“翻
译”的功能。在书涉及的领域，往往是写书的人比读书的人懂得多，这样才有作
者和读者之间的通讯过程，有信息的流动过程。因此，书籍的作者不仅仅是发出
信息的人，读者也不仅仅是获取信息的人，作者有时是“解释”或“翻译”信息
的人，读者是听取“解释”和接受“翻译”服务的人。这就是说，作者在书籍中
可能同通俗的语言説明事物，以便让读者理解，可能用形像的语言説明抽象的原
则等，将较难理解的信息转换成比较容易理解的信息。在人类的现代社会生活中，
这个现象已经到处可见。在政治生活中也有书籍发挥的类似作用。一个突出的作
用是，在实行代议制民主制度的国家里，作为国家主人的众多普通公民要通过包
括书籍在内的媒体提供的“解释的”或“翻译”的服务获取信息，并在这个基础
上参与政治，选举国家领导人和做出各项决定，因为代议制民主制度与古代的直
接民主制已经很不相同。所谓古代民主制指的是古代希腊的雅典城邦实行的那种
民主制，其特点是雅典城邦地域不大，一人步行可朝夕穿过，人口也最多几万人。
城邦里的公民们直接选举官员，直接就公共事务进行投票表决，直接管理城邦事
务。而代议制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实行的民主制度，由於地域辽阔，人口卸啵�
们无法聚集一堂议政和直接管理国家，於是，人们开始实行代议制，即由公民选
举议员，由议员代表人民选举政府官员和国家领导人，议员代表人民就国家的各
项事务发表意见，通过投票做出决定。每个议员对选民负责，国家领导人对选民
或对议会负责。这就是说，由於民族国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每个公民很难了
解他们身边以外发生的事，他们要了解国情和国家大事主要依赖大写剑渲�
包括书籍，因此出现上述通讯过程。
另外，由於社会分工的作用，现代的普通民众已经不可能具备参与决定国家
公共事务所需要的所有专业知识，例如，家庭主妇对市场上的肉价的变化了如指
掌，心中有数，她们知道什麽样的价格合理，什麽样价格偏贵，但是她们对自己
的社区要建一座桥梁需花费三百万元的公共开支计划无法发表自己的意见，不知
道这样的预算是偏低还是偏高。於是，代议制要求专家（如学者，时事分析员，
政府部门的技术官员）向民众解释各种复杂的公共事务和政府政策，通过专家与
公众建立无数个通讯过程，用通俗的语言“翻译”专业化的事务和问题。在现代
民族国家里，往往需要专家就价值观念，宪法精神和公民权利等抽象的问题进行
解释，这些问题往往十分复杂；需要专家就政党的政策主张和政府的公共政策进
行解释，因为公民个人常常对公共政策缺乏全面的了解；需要专家就民意问题进
行解释，如民意调查专家对某项事务或问题的民意的调查和解释，个人很难单凭
直觉做出判断。专家要向千千万万个民众做解释，单靠口头讲解往往无济於事，
只有靠媒介，包括书籍，因为它们既是一个通讯媒介，也是一个“翻译”的媒介，
如果普通民众是它的阅读对象，它总是将专业问题通俗化，对晦涩抽象的议题做
形像具体的解释，对三言两语难以说明的问题做耐心细致的长篇阐述，帮助读者
读懂它。这样，普通民众能够依赖这个由书等媒体奠定的通讯过程，使用专家提
供的知识，利用专家的大脑，来保证他们即使利用依据常识的判断能力也能就国
家的主要政策和领导人选做出决定。书籍等媒体提供的这个通讯过程为实行代议
制提供了一个必备条件。而没有代议制，源於古代的民主制可能在当代根本无法
延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