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政治的根本特征，是它的专制性和暗箱操作。封建帝皇为了坐稳宝座，消弥任何
动摇自己地位的威胁，总是有意识地制造各种政治陷阱，营造使臣下人人自危的氛围，以
便于操纵权柄，上下其手。这样一来，那些品质卑劣、心术不正的宵小之徒，便有机会曲
意逢迎，兴风作浪，以售其奸了，这时朝廷上下往往充斥猜忌、诬陷的圈套。而这正是封
建帝皇所企冀达到的效果。于是乎，竞相告密者有之，卖主求荣者有之，蓄意相诬者亦有
之。功臣宿将在这一问题上稍有不慎，便会身陷绝地，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遭遇厄运。轻
则被剥夺权力、废黜官位；重则陷身囹圄，授首刑场，诛灭九族。

“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身处权力顶端的君主，颐指气使，作威作福惯了，最喜欢的就
是有人处处曲意逢迎，给他吹喇叭、抬轿子，让他充分感受君临天下的美妙滋味。“上有
所好，下必甚焉”。既然君主有此嗜好，自然会有奸佞小人瞅准机会，投其所好，缘夤而
进，从事政治投机，骗取君主信任。可不是吗，你辛辛苦苦杀敌建功，踏踏实实理政治事
，到头来远不如那些奸佞之徒一个谄笑、一记马屁能让坐在金銮宝殿上的君主开心受用；
你煞费苦心在君主那里培植起来的一点好感，奸佞之徒轻飘飘一句谗言，就可以让它消失
得无影无踪。所以，君子万一惹犯了小人，双方真的针尖对麦芒斗将起来，结局绝大多数
可以预料：小人赢而君子输。这也许是中国封建政治机制运作上的一个特点。

历史上这样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像战国晚期赵国的名将廉颇、李牧，当年曾戎马倥偬，
南征北战，为赵国的强盛立下过多么大的功劳，可是让赵王身边的宠臣郭开、韩仓等人一
玩手脚，便处处碰壁，大祸临头，一个仓皇逃命，流亡到异国他乡当“寓公”，在百无聊
赖中郁郁而终；另一个不幸遇害，抱恨终生。又如燕国名将乐毅，统帅五国联军伐齐，攻
克齐国城池70余座，几亡齐国，为燕国一洗昔日遭齐入侵之国耻，功勋盖世。可是让燕惠
王身边的小人一挑拨、一捣乱，即刻便有性命之虞，没奈何只好逃亡赵国，其彻底平定齐
地的夙愿就此付诸东流。再如唐代名将高仙芝、封常清，在 “安史之乱”爆发后受命扼守
潼关，针对叛军兵锋甚锐、来势凶猛的实情，持重待机，坚壁不战。这在当时形势下，应
该说是正确的战略部署，如能贯彻，则潼关或许可保，唐明皇或许不必“千乘万骑西南行
”，逃往四川做“太上皇”了。可是几个奸佞之徒一搅和，唐明皇居然给高、封二人安上
丧师失地、畏葸不战的罪名，残忍杀害，结果造成军心动摇，大势尽去，并逼得继任者哥
舒翰为避免蹈高、封两人之覆辙，而投降了贼酋安禄山。潼关终于不守，京城长安终于落
入叛军之手，局面糜烂，不可收拾。小人乱政、奸佞受宠的恶果一至于斯!

其他像曹魏名将邓艾之死，是他的同僚、无耻小人钟会陷害的结果。邓艾率敢死将士翻越
人迹罕至的崎岖阴平，出奇制胜，兵临成都，立下平蜀第一功。这让身为主帅、却顿兵挫
锐于剑阁的钟会感到十分没有面子。这个当年曾经诬陷过大思想家嵇康、使之喋血刑场的
恶人，此时妒火中烧，竟给邓艾父子安上“谋反”的罪名，擅加诛杀。所幸的是“天道有
常，报应不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钟会自己也没有获得好下场，不久就死于心
肠更歹毒的司马昭之手，罪名与邓艾相同，也是“谋反作乱”。而南齐名将、时任南兖州
刺史的王敬则之死，则是他的东床快婿、著名诗人谢朓告密邀宠的结果。当时昏庸凶残的
齐明帝对功臣王敬则颇有猜忌，王敬则忠而见疑，不免乎牢骚太盛，双方关系由此而日趋
紧张。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位文才超伦、佳诗如泉的谢朓诗人，为了摆脱干系，从皇帝那
里讨一份残羹剩汤，遂不惜出卖亲情，向朝廷告发其岳丈大人“怀有异志”，致使王敬则
不明不白做了刀下冤鬼。而谢朓却用岳丈大人的鲜血从朝廷那里换回一顶大大的官帽，被
破格提升为尚书吏部郎。这位能写“二百年来无此诗”的大诗人，虽然才华横溢，甚至得
到了李白的推崇，但是在人品上却不无污点，同样沾染了中国封建政治的恶习劣行——寡
廉鲜耻，损人利己，投机钻营，落井下石。

由此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君子与小人斗法，结果多是小人赢而君子败。因为那些庸庸碌
碌的小人，虽无一技之长，却能凭着八面玲珑、摇唇鼓舌而飞黄腾达、左右逢源。会做事
的不如会做人的，有功劳的不如没功劳的，英雄豪杰、功臣勋将四处碰壁、历尽坎坷，甚
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无能之辈、奸佞之徒春风得意、称心如愿，或当大官，或捞大钱，这
可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色，也是令人痛心疾首的历史悲剧。正因为这个缘故，历代
的经史典籍，差不多全是教人如何为人处世的，却很少有教人如何做事的。它们所要向人
们提醒的，就是只要会做人，就等于拥有了一切，否则你能力再强，功劳再大，贡献再多
，也是白搭。中国封建政治条件下，是君子向小人看齐，而不是小人向君子靠拢。而君子
一旦向小人看齐，按照小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行动，则不复是君子了。这正是中国封
建政治没有希望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