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本地访日活动，您对哪个项目印象最深？”看到日本外务省问卷里的这个题目，我毫不犹豫地写下了我的感想：在儿童福利院和小孩子们一起度过的时光最快乐，也印象最深刻。

　　这次访问是日方安排的，为期10天，先后访问了日本外务省、防卫厅、文部省，作为关注中日关系的记者，获得了许多一手的资料，对工作自然大有裨益，却独独对小孩子感兴趣，这在外人看来似乎有些不正常，日本驻华使馆的福永先生打电话询问感受时，听到我的答案也似乎有些意外。

　　我所访问的儿童福利院名叫至诚学园，隶属东京都，我们一行四人去访问的那天是9月9日，毛泽东逝世纪念日。

　　进入会议室，首先跃入眼帘的是一份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颁发的感谢状。石原慎太郎，就是那个在中国媒体上屡屡出现的著名右翼政客。这份感谢状大意是感谢至诚学园院长高桥利一对教育所做出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它是“感谢”而不是“表彰”或者“表扬”，让我这见惯了官方表彰的人大为惊诧。

　　接待我们访问的就是校长高桥利一，他的父母拿所有财产办了这个机构，他继承了这份事业。分宾主落座后，高桥介绍说，学园资金来源是国家、地方、个人共同负担，其中国家拨款55.4%，东京都地方政府拨款29.1%，其他便是自筹资金。学园收养了76个孩子，其中孤儿不到10%，多数情况是父母由于酗酒、有精神疾病等原因无法正常抚养孩子。

　　可以这么说，在日本这个比较富裕的社会里，我们见到的是无法享受父母之爱的孩子们，不能断定他们是最穷的，但算作“贫困生”应该并不过分。

　　然而，这些孩子的状态令人惊诧。

　　他们住的房子是一套大的单元房，两个人一间屋，里面有厨房、卫生间。当校长带着陌生人走进来时，一个调皮的孩子做起了鬼脸，看到我的相机马上跑开了。就在校长介绍情况时，一个10岁左右的男孩子抱着校长的大腿叽里呱啦一通日语，校长歉意地冲我们笑了笑，没有斥责这个孩子，当我们试着和他打招呼时，小孩子脸红红地跑开了。过了一会儿，他一个人斜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看起了小人书。

　　另外一间屋子里，一位“男家长”（只能这么叫了，他们不是老师）在陪两个小女孩画画，看到我们的相机，无论“男家长”怎么劝说她们也不肯看镜头，后来聊天时发现，这位“男家长”的庆应大学政治系的毕业生，毕业时曾经在这个学园实习，后来在企业工作了几年后，对于此地无法忘怀，于是辞去待遇优厚的工作来到这里。庆应大学和东京大学齐名，两所高校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北大和清华。

　　公平地说，孩子们的衣服显得很土，也不是特别干净，但他们呈现的是真实的状态，没有任何虚伪和做作，学园是他们的家，他们不必惧怕“家长”，不必仰视他们的校长，他们从心底里发出的快乐和童真的眼神让我震撼。从这个小小的学园里，我看到了日本的厉害之处，最贫困的孩子，也这样真实地、有尊严地活着，没有像西安的小学生一样用夸张的语气欢迎“连爷爷”的到来。不用再查阅日本的义务教育普及率了，一个好例子足以说明一切。

　　高桥利一告诉我们，日本1947年就颁布了《儿童福利法》，只要是孤儿，不问国籍，全部由政府收养，保证完成高中教育。那个时候，二战结束刚刚两年，日本处在极端贫困的条件下，许多家庭连维持生计都困难，许多孩子只能赤着脚去学堂。再往前推，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时就实行全民义务教育，有的地方官因为无法完成义务教育的任务而剖腹自杀。

　　一个把教育办成这样的国家，你如何去跟它竞争？即使全力以赴今天取得优势，那么，明天呢？GDP只是今天的表现，而教育决定着将来。

　　校长介绍完情况后，我们和一群不到10岁的孩子们玩起来，其中一个孩子说：“他的理想是长大了开个面包店，如果朋友来了不能免费，但可以给与优惠，一个面包500元，我5元卖给朋友，不，一元就可以了！”

　　真实的、有尊严的生存，真实、可以实现的理想，这，就是我所看到的日本的“贫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