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应试教育造的孽

时下大学生中，有踌躇满志、勤奋学习的，也有不读书混文凭的。只是后者多了，才使得“花甲教授忧心如焚”。俞教授忧国忧民，于4月1日在《中国青年报》上公开了一个业已普遍存在、关乎国家民族命运前途的大问题：为什么大学生成绩“稳步下降”？众所周知，能上俞教授执教的“某著名高校”的，都是一流的高考“精英”。4月5日该报记者报道了“精英”们的回答，其露骨的功利性令人震惊。也许，这正是应试教育造的孽。

“高考过后好像就没了明确的学习目标 ”——可悲的理想迷失

记得80年代前期，我校即使是高三也没补过一节课、订过一种资料，沉浸在“五讲四美三热爱”的学生，拥有自在的韶光，发展闪光的个性。有个工人孩子，在课堂听爱因斯坦的故事后，去图书馆查阅了许多关于科学家生平的书，对爱因斯坦提出并思索数十年、其他科学家前仆后继艰苦探究数十年、至今不得其解的“统一场论”产生浓厚兴趣，决心追寻爱因斯坦的足迹。尔后他克服了许多困难，成绩稳步上升。85年考进北大，89年考上最后一届“中美联合招收赴美物理学研究生”，去了耶鲁，读了两个博士。他在北大时写信给母校谈爱上物理的缘由，自述对理想的追求使他精神生活充实，求学动力常在，即使最终不能圆爱因斯坦失落的梦也无怨无悔。他的信曾感染了一些师弟师妹。只是近十几年来，这样的学生越来越少了。俞教授今天的学生的实话实说，反映出完全不同的精神境界。

俞教授的一个男学生说：“好多学生，高考过后好像就没有了明确的学习目标，进了大学迷迷糊糊的，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日子混混就过去了。”女生小 G说：“现在学生的心情挺浮躁的，很多人没有‘为人民服务’这样的动力，而在我们这样的名校，又没有太大的生存压力。在这种内无动力、外无压力的情况下，学习很容易松懈。”另一男生在被“问到有没有人怀着一种求知的心态去上课时”，居然笑答：“这太土了吧？混个文凭就行了。”既然 “ 内无动力、外无压力”，“混个文凭”便是理所当然。而“ 内无动力”皆因理想迷失，正是应试教育的后果。

应试教育是以应试升学为目标的教育，考分是评价学生、教师和学校的唯一标准，其危害不止是扼杀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而且还破坏了学生的信仰体系。升学，进名牌大学，是学生的阶段性、战术性目标，但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和价值追求。当非极值性的升学目标被当作终极理想来追求时，无论是古代的修齐治平，还是现代的为人民服务、为中华之崛起，都会不屑一顾。高考前，有应试升学的“动力”，有超强度补课题海战的“压力”，一度沦为中国最苦最累的人；一旦进入大学，便以为大功告成，对于不想出国、不想考研的学生来说，升学目标不复存在，“动力”、“压力”均已消失，自然便会自我放松，自行“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西哲有云：“人是一个在他与上帝的联系中的存在。”“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容许的。”我们是不信上帝的唯物论者，如果把“上帝”改成“终极理想”，此命题完全正确。正因为终极理想的迷失，精神家园的疏离，逃课泡吧神侃不做作业、考场作弊“枪手”走俏、东拼西凑抄论文、未婚同居、女生当“三陪”傍大款等乌七八糟的事就不再是新闻，成绩稳步下降更是逻辑的必然了。

“学物理，想开宝马车就不可能了 ”——可怕的价值错位

量子力学创始人普朗克（1858-1947）和相对论创始人爱因斯坦（1879-1955）是推动20世纪物理学革命、促进一大批高新技术日新月异的科学家，他们，以及他们的前辈、同辈和后学们，恐怕都不是为了“想开宝马车”而献身物理学的。普朗克原在慕尼黑大学主修数学，因爱物理而改学物理时，老师曾告诫他“物理学已经是一门高度发展、几乎完美的学科”，但“以伟大的创造性观念造福于世界”的价值观鞭策他知难而进，使他一生中提出了包括量子假说在内的许多科学创见。面对物欲横流的西方社会，爱因斯坦曾说：“不管时代的潮流和社会的风尚怎样，人总是可以凭着自己高尚的品质，超越时代和社会，走自己正确的路。现在大家为了电冰箱、汽车、房子而奔波、追逐、竞争，这是我们时代的特征。但是也还有不少人，他们不追求物质的东西，他们追求理想和真理，得到了内心的自由和安静。”正因为有敢于超越利己权衡之士，现代科技史才会群星璀璨、光彩纷呈。

我有个学生，12岁考上华中理工大少年班，三年获电子工程本科文凭和学士学位，15岁去清华凝聚态物理专业读研，18岁获理学硕士，包括哈佛在内的11所美国一流大学在收到他的读博申请后都寄来了录取通知书和全额资助证明书，老师、同学都主张他去名气最大的哈佛，而且要读热门的、就业方便的电子工程系，他却选择了斯坦福的应用物理系，理由是对该系系主任、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朱棣文教授开创的边缘学科生物物理学很感兴趣。他了解因为不是学生物的，到那里第一学年必须先学20多门生物方面的课程，门门都得通过考试，很辛苦，但他认为值得一搏。日前归国探亲，告诉我他们系的教授和研究生是凭着共同的兴趣走到一起的，做着一个个前人没做过的课题，成败均是未知数，“经济效益”更无从谈起，但做得很专注。有些教授原来在外面办公司，收入比当教授高得多，但为了到大学教书搞科研，他们辞去了公司的职位，处理了在公司拥有的个人股份。有一个外籍教授偷偷在外面公司兼职，与学生交流少了，遭到学生的投诉，站不住脚。

然而俞教授今天的学生却是另一种思维。一个学生说：“物理是比较清苦的学科，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在国内学物理的，最好的前途是当个学者，大学里的待遇虽然也还不错，但想开宝马车就不可能了。学计算机、学经济的经济前景更诱人。”价值取向如此错位，固然与当前的社会风气有关，但近十多年的中学应试教育难辞其咎。

无论是目的还是方法，应试教育都充斥着功利色彩，执意回避终极价值问题。为了驱使学生泡课堂、游题海、夺高分，惯用的激励就是灌输诸如“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世上的一切都必须为我服务”、“金钱比思想信仰更值钱”之类的人生哲学，宣扬类似读书是为了“黄金屋”、“颜如玉”，“挣大钱”、“娶美女”的价值导向。凡是狂热维护应试教育、鼓吹中学生“不是要‘减负’而是要‘加负’的人，基本上都是这样教育学生，智育上把学生看成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实验中的动物，德育上则把人性曲解为单一的生物性，把幸福的人生主题异化为单一的对物质欲望的追逐，引导学生回归动物世界。他们甚至“率先垂范”，言传身教，利用职责之便，打着一切为了高考的招牌，不断违规成建制补课，成建制订购五花八门的书刊习题资料和其他商品，以达到乱收费、挣大钱的目的。谁要是公开拒绝同流合污，反对搞应试教育乱收费，破坏他们一本万利的财路，就会遭到文革式的口诛笔伐，甚至暴力攻击。人生价值观趋向形成的中学生耳濡目染这样的教育氛围，其价值取向能不错位的恐怕只能是个别的“出墙红杏”了。

“ 如果不想出国，90分和60分没什么区别 ”——可叹的利害计较

“电动力学考了94分的男生小C”对学校“不及格的人数不能超过20％”的制度的批评是中肯的，但“ 如果不想出国，90分和60分没什么区别 ”之说则非常偏颇。出国留学“师夷长技”无可厚非，但把出国当终极目标，那又是无根的价值取向。每年全国本科毕业生能获全奖出国读研的恐怕只有百分之一、二，而且集中在少数大学少数专业；如果不可能出国的绝大多数因此不爱读书、只求60分混个文凭，那将意味着“取法于中，故为其下”，大学生成绩不只是“稳步下降”，而会是灾难性的整体滑坡。出国的那极少数如果仅仅是耽于物欲，实现买宝马车之类的目标固然不难，学术上有所作为则会很难。有的以理科的名义出申请，由于怕苦怕难就业，出去后就改行；有的有条件读博士，但为了早赚钱，读个硕士就不愿再读下去。

本来，赶超世界科技先进水平，实现诺贝尔科学奖本土零的突破，国人普遍寄厚望于名牌大学的“精英”们。“精英”们为何争相出国？这还得在应试教育上找原因。

俞教授的学生的直言不讳，触及了当今大学应试教育的痛处。大学虽不像中学那样补课打题海战，但在考试评价机制上与中学堪称同病相怜，都是老师教什么就考什么；老师考什么学生就学什么、记什么、练什么。

复旦大学前校长华中一教授在《论应试教育》（见《新华文摘》2000年第7期）一文中说：“在大学里，应试教育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偏科’。因为考研究生一般不需要考实验，所以有的学生在本科阶段就不重视实验，以致动手能力很差。有的学生听别人说‘将来双向选择时，用人单位不可能深入了解毕业生的基础和能力，一般只要会讲点洋泾浜英语，以及说明一下会些计算机操作就可以了’，因此连专业课的学习都不重视，出现严重的偏科现象。”

这位前校长在斯坦福大学讲学时搞了点调查，发现我国评分制“有很多弊端”。“对学生来说，百分制使他们严格遵守教师所讲的一切，不敢越雷池一步，根本不能发挥其创造性。对于教师来说，也不敢出要求学生认真思考的题目。因为如果考这样的题目，很容易使班上的成绩‘普遍下降’……”他认为欧美采用的“浮动记分制”好，“教师可以任意出题，学生也可以没有任何顾虑去应考，因为所考的是比较能接近自己的智力水平而不仅是局限于老师讲过的那些东西。”

我有个学生在某著名高校现代物理系读了本科和硕士后获全奖去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读博士，不到一年就考过了前两年的课程，门门成绩优秀，但派往美国某国家实验室做论题实验时，就感到不如外国同学。他在一封email中说：“一开始感觉有些举步维艰，太多的以前从未接触的东西需要学习，硬件的，软件的……。不过现在情况好多了，但与外国学生比起来，动手能力还是太差，只能自愧不如，毕竟人家从小就开始注意这方面的培养了。”另一封email专门比较中美教育，认为“中国教育的关键问题还是考试制度”。他说：“现在我觉得在从小学到大学的学习过程中，一直在被灌输教科书上的知识,为了应付考试，拿一个好分数，只需要多做题，死记硬背就行了。在美国，可能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兴趣和创造力以及动手能力。就我而言，我发现自己在做科研的过程中，缺乏一种象外国学生的活力。文献，别人做了的东西能看懂，但要我自己提出方案，解决遇到的问题就有些束手束脚，而外国学生总是能提出各种办法，即使他们对问题本身不一定了解得比我更清楚。这当然主要还是我自身的原因，但与从小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也不无关系。……在美国，很多课程是要求作presentation的，而且会作为成绩的一部分。做presentation的学生必须提前阅读大量的文献，准备好透明片，教授与别的学生在台下随时都可以提问。在美国，教授讲课，学生也可以在下面任意发问，即使提的问题很幼稚，教授也会认真地回答，绝不会嘲笑。相对与中国学生的沉默，在课堂上，美国学生总是很活跃，敢于提出自己的疑问，不轻信权威，学生与教授是一种完全平等的关系，这一点在中国还没有形成一种风气。”

我问过一位保送某著名大学读本科、现已免试读研的女生：她们考试除了笔试，是否有口试，是否有presentation？她的回答是“不可能有”。她所在大学的名气和生源与俞教授那所大学旗鼓相当，但教学和考试模式使她失望。许多课，包括高数、英语这类工具课，都是百多人的大课，老师照本宣科满堂灌，与学生的零距离交流几乎等于零，课内收获小，主要靠课外自学，应付考试只须考前借同学的笔记背一背就行了，所以逃课很普遍，她若不是党员学生干部，也会逃课的。究其原因，乃是老师忙于办公司、写论文、去外面兼课，忙不过来。应付英语四、六考试的办法还是中学的题海战术，通过率虽然高得惊人，然而实际应用能力悬殊很大。一些能力差但又想考托、考G出国的于是“堤内损失堤外补”，花大量时间精力去读“新东方”之类的补习班，当然会冲击其他课程的学习。她本不想出国，听到已出国同学介绍美国大学的情况，忍不住也去考了托、考了G。

在另一所著名高校读硕士的女生近日写email告诉我，她即将出国，理由就一个，她“很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真的发现自己是井底之蛙，什么都不会，从6岁开始到24岁，就只干了一件事情——考试。”看来时下的出国热中，有的是基于在应试教育中养成的物质利害的计较，有的则是基于对应试教育本身的逆反。

近十几年来，国内教育界、新闻界对应试教育的危害揭露、批评很多，教育系统的干部出国考察的也很多，对发达国家学校教育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都很了解，为什么应试教育仍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为什么教育改革这么难深化，素质教育这么难推进？除了思想认识有差距，是否还涉及某些人的利益驱动？在分析“学生成绩稳步下降”现象时，这些问题似乎不宜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