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上大学为何苦恼重重? (1) |
| 送交者: dayang 2002年04月25日17:54:27 于 [教育学术] 发送悄悄话 |
|
考上大学为何苦恼重重? 走近被称作“天之骄子”的当代中国大学生群体,你会发现,这些经历了炼狱般的苦难好不容易挤过独木桥的大学生,他们中的许多人似乎并没有胜利者的喜悦,相反心里充满了失望和迷惘…… 作者:吴雯 那是个星期天,上午还一片阳光灿烂,下午却突然刮起了北风。那不知从何而来的风携着沙尘,不到一个时辰就将北京城搅得天昏地暗。 我和小路约好在报社见面。这是我和小路的第二次见面,第一次见面是在2000年8月。 那天,一位朋友从香港来北京,晚上约了几位新知旧友在城东的一家酒楼小聚。席间,朋友的一位旧友谈起了她的儿子,说:"苦熬了十几年,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可是没读到一半他就跑出来了,连文凭也不要了。他的一个同学,以高分考进上海一所重点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只读了一年也跑出来了。还有我老同学的儿子,在北京上大学,也在闹着要退学。你说,这些年轻人是怎么了?就是不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想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也得先拿到文凭啊……"在座的人听了,也都唏嘘不已。 饭吃到一半,一位高个儿,背着黑色摄影包的年轻人推门进来。 "这是我儿子小路。"他妈妈站起来给大家介绍说。梳着马尾辫,穿着大红T恤的小路,朝大家微笑着点点头。因为是母亲的老友请客,他似乎也没有什么客套,坐下来便狼吞虎咽。 分手时,小路母亲悄悄跟我说:"你是记者,也许他愿意跟你谈谈,你问问他,他是怎么想的。"这之后,我曾多次给小路打电话,都是他母亲接的。他不是在忙着拍电影就是去法语班听课或是去酒吧看电影会朋友。 不久前的一个深夜,我终于在电话那头逮着了小路。他答应和我聊聊。 18岁以前,所有的人都告诉我: 人生的路只有一条,这就是上大学 从小学到高中,我一直都是好学生,虽然初中毕业以几分之差没考上重点高中,但是高中三年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那些年,我满脑子就想着一件事:一定要考上大学。 我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不像我有些同学的父母那样将考大学挂在嘴边上,但是他们每一点细致入微的关怀,每一句殷殷叮嘱的话语,都能使我感觉到那份沉甸甸的期望。我还有一位姐姐,她在国内读了大学后,又留学日本,每逢谈起她,爸爸妈妈总流露出掩饰不住的骄傲。那时,姐姐就是我的榜样,姐姐走的路似乎也是我应该走的路。后来我才明白,不管我和我的同龄人愿不愿意,上大学,这似乎是一条规定好了的路,在我们前面,已有无数师哥师姐从这条路上走过,在我们后面,还将有无数的师弟师妹从这条路上走过。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告诉我们,你们人生的路只有一条,这就是考大学。 为了考上大学,虽然我没有头悬梁锥刺股,学习也算是刻苦的。我不喜欢英语课,可是为了高考不拉分,我不得不硬着头皮背单词,记句型,那些日子背单词我背得昏天黑地。虽然下了这样的苦功夫,后来进了大学,我对英语也没热爱起来。上课时,我不得不跟着老师的指挥棒走,因为老师告诉我们,只有跟着他走,才能考上大学。 记得上高中时,一次,语文老师让我们给一篇课文分段,并写出段落大意和课文的中心思想。我向来就对这种划分段落,总结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的作业很反感。一篇好文章,一千个人阅读,会有一千种不同的理解和感悟,怎么可能只有一种答案。况且,划分段落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怎么可能只有一种划分。那次,我的作业得了低分。老师在课堂上严肃地说,有不同的看法可以保留,但是考试时,必须按标准答案答题。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随心所欲地答题了。因为我知道,如果随心所欲下去,我也许就考不上大学。 记得有一次,化学老师给我们布置课堂练习。我做错了一道题,是因为粗心大意,而不是不会做。老师将我狠狠训了一顿,罚我回家后做100道化学题。那天晚上,我做题一直做到凌晨。心里虽然百般委屈,却不敢说半个"不"字。如果当时不是一心想上大学,我一定受不了这份委屈。 上小学3年级时,我爱上了摄影。开始,也就是拍拍风景照、人物照。后来,我进行了一种尝试,就是将正活动着的人或动物拍成一组,有点像动画片。我将这种反映连续动作的照片给同学看,同学说,你这拍得有点像电影。我一下子很振奋,觉得拍电影也许并不是什么难事。虽然当时的想法很幼稚,但是后来我知道了,我的兴趣和爱好其实早在小学时就开始潜伏在身上,只是为了考大学我闭目不见而已。因为上大学与玩摄影比起来,前者似乎实惠得多。 但是,上高一时,我又一次产生了搞摄影的冲动。一天,我无意间看到了一篇报道,说由于城市建设,北京的胡同正在逐渐消失。我产生了一个冲动,我想去拍胡同,去将那些正在逐渐消失的胡同拍下来,留下一份史照。那年的寒暑假,做完作业,我就背着相机、骑着自行车出去,见胡同就钻,拍完了,还找那些爷爷奶奶或大伯大妈们打听胡同的起源和历史,记下了不少资料。一直到上高二,寒暑假时,我还骑自行车出去拍照。那时候,我陆陆续续已经拍下了几十条胡同。可是到了高三,一日重似一日的学习压力终于使我不得不中断了拍摄计划。 为了考上大学,我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爱好,那是我对自己内心欲望的一次妥协。后来我才明白,那种欲望并不是我自己的,它是外界强加给我的,因为我并没有想过:上大学以后呢?以后的路怎么走?回想初中到高中那6年,其实是糊里糊涂过来的。我从来就没有问过自己将来想干什么,从来没有真正审视过自己。因为在那时,上大学似乎已成为我的终极目标。 这种随波逐流,在我填报大学志愿时又可略见一斑。1997年,我参加了高考,总分超过了重点大学本科录取分数线。填报学校和专业时,虽然我很想上电影学院,可是听说电影学院不是重点大学便犹豫了,觉得亏了。父母建议我报考上海一所重点大学。母亲是上海人,对上海怀有一份特殊感情,我也很喜欢上海这座城市,于是,学校很快就敲定了。父母问我想学什么专业,我将那所大学所有的专业都看了一遍,似乎没什么感兴趣的,后来觉得自己化学还可以,就胡乱填报了"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当时我的感觉,就好像一场马拉松比赛终于跑到了终点,我只知道自己是胜利者,其他我就不关心了。 进了大学才发现我犯了一个错误, 所学的并不是自己所热爱的 刚进大学时有一阵子兴奋和新鲜。可不到一个月,这种感觉就没有了,随之而来的是沮丧、失望、苦闷和彷徨。因为我发现,所学的并不是自己所热爱的。我对"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压根儿就没兴趣。这时我才知道,当初一个轻率的选择已铸成了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我为自己错误的选择懊悔。但是,我已没有改正的机会,学校不允许转系换专业。 最初,我也曾试图说服自己学一行爱一行,也曾尝试着进入学习状态,但是,我最终不能说服自己,如果学了一辈子、干了一辈子,也不爱这一行怎么办?我为这个假设的结果不寒而栗。 不热爱自己所学的专业,也就没有了学习的热情和动力。第一个学期我算是硬着头皮撑过来了,各门功课勉强及格。可是到了第二个学期我再也打不起精神去听课了,同学去上课,我就躲在宿舍读自己喜欢的书。我还开始写诗,不是为了发表,也不是想当诗人,而是宣泄内心的苦闷。 那段时间我很彷徨,我不知道脚下的路该怎么走。如果就此放弃,寒窗十几年的努力将付之东流,如果不放弃,学一门自己不喜欢的专业是一种痛苦,也许会是终生痛苦。就在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计算机系一年级的S君(请原谅我不说出他的名字)。 S君来自青岛,虽然他学的专业令许多人羡慕,可他自己并不喜欢,他喜欢的是音乐,他收藏了1000多张CD,书桌抽屉里,放衣服的箱子里、纸盒子里装的全是CD。自从进了大学,S君就很少去听课,不是躺在床上听CD,就是趴在桌子上写词作曲。大一上学期,他每门功课都亮了红灯。我没有问过S君,他为什么要读自己不喜欢的专业,也许是父母武断的决定,也许是阴差阳错的无奈,也许是像我这样糊里糊涂进错了门。因为在我的同学中,不少人就是这样进来的。 如果在大学生中作一个"你所学的专业是你喜欢的吗"的调查,我敢肯定,起码有一半人会答"不是"。因为当初,大多数人都将考上大学作为底线,而并非将志趣和爱好作为底线,不管是考前填报志愿还是考后填报志愿,都会有人为了能上大学而作出无奈的选择。 如果这个调查结果成立,该是一件多么可怕而又不幸的事啊,也就是说,大学生中有一半人是在学自己不感兴趣的专业。不知有没有人对大学生的就业去向进行过追踪调查,他们中有多少人是在干本行?如果学了4年又干别的去了,对于个人来说,辛辛苦苦拿到的文凭只不过是一块敲门砖。可是对于教育资源本就短缺的国家来说,却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当然,我是进了大学以后,才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是进了大学以后才知道,真正理想的专业是建立在个人兴趣、爱好基础上的,只有那样,学习才是一件快乐的事。可是,我已悔之晚矣。 认识S君后,我们常在一起唱歌、弹吉它、聊天,也倾诉各自心里的苦闷,我们觉得,仅仅为了一张文凭在学校混下去,是浪费生命,不如离开学校去做自己感兴趣的、喜欢做的事。到那个时候我已经明白了,我之所以对所学的专业提不起兴趣,是因为那个在儿时就潜伏着的梦苏醒了,摄影才是我最喜欢最热爱的。 1998年5月,我给父母写了一封信,态度坚决地提出要退学,并谈了退学的种种理由,我说,我不愿将生命耗费在我不感兴趣的学习上。我不知道我的信给父母带来怎样的震惊和不安。几天后,母亲从北京赶到上海。我以为母亲一定会严厉地训斥我、数落我,没想到,她见到我后平静地说,你不喜欢现在的专业,我跟你爸都能理解,但是,你不能不上大学。 那天晚上,我和母亲在学校旁边的林荫道上一边散步一边交谈,母亲讲了许多鼓励我继续上大学的话。她说,这个社会是一个重文凭重学历的社会,没有大学文凭你将如何在社会立足?她说,我不反对你以后去干自己感兴趣的事,但是必须先拿到文凭,即使以后不干这一行了,有个大学文凭,出去的身份是大学生而不是其他。最后,母亲答应让我转校,改学文科专业。从不求人的父母,几乎动用了他们所有的关系,上海另一所重点大学终于同意让我转到该校广告专业。虽然这并不是我喜欢的专业,但我不忍心伤害四处为我奔走的父亲和母亲。1998年9月,我作为该校98级新生入校学习。 既然结论有了,还是唯一的,还用得着学吗 刚进校我就打定了主意,好歹将4年学完,拿到本科文凭后再去干自己喜欢干的。 没想到,不到一年我就坚持不下去了。我的失望是从哲学课开始的。 我对哲学一直怀有好感,如果没有哲学家,人类也许还在黑暗中摸索。可是学校开的哲学课却让人失望。单一、陈旧的教材,死板、僵化、照本宣科的教学,使这门课变得索然无味。 哲学本是引发人思考的学问,本是思想火花的撞击,可是我们的哲学教材却已经将自认为正确的观点和结论告诉你了,不管你同不同意,你只能接受这样一种现成的观点和结论。考试时,你的回答也只能是这种现成的观点和结论,只能是一种标准答案。往往在考试前,老师就告诉我们哪些是重点,哪些内容应该背记,让我们在教材上划出来。没有谁敢斗胆将自己的观点和结论交上去,除非你不在乎那门课的学分。所以,就是一个学期不去听课,只要考前背几个晚上也一定能过。既然别人已经代替我思考了,我还需要思想吗?这样的哲学课培养的只会是思想的懒汉和唯命是从的思想奴隶。 这个世界一刻也没停止过思考,每一个时代都有以思考为职业的哲学家。从古希腊哲学到现代哲学,从泰勒斯、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尔、休谟、康德、到20世纪分析哲学家群体,在浩瀚无边的思想海洋里该有多少智慧的浪花,可是我们的哲学课却视而不见。这样的哲学课只会使我们成为井底之蛙,使思想神经萎缩。 大一上学期临近期末考试时,老师让我们写一篇论文,我写的题目是"哲学的末路",探讨的是哲学的危机和困境。几天后,老师找我谈话,说:"你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最后评价你的还是考试,如果考试时你这样答题肯定不行,你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但是答题时,你必须按标准答案做。"当时我心里就很悲哀,不知是为老师,还是为自己。既然结论和观点都是现成的,而且还被规定为是唯一的,还用得着我去学吗,还用得着我去思考吗? 记得哲学家康德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人不应该被作为手段,不应被作为一部机器上的齿轮。人是有自我目的的,他是自主、自律、自觉、自立的,是由他自己来引导内心,是出于自身的理智并按自身的意义来行动的。" 而我们的哲学课,从一开始就不打算教我们如何去思考,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培养我们具有批评性思考的能力,而是用统一的思想和观点、统一的训练手段,让我们在强大的社会机器上做一个特定的垫片或铆钉。这样的哲学课不听也罢。从那以后,哲学课我基本上不去听了。 这一切都让我失望,这就是我十几年 寒窗苦读梦寐以求的大学吗 英国人纽曼说:"大学不是诗人的生地,但一所大学如果不能激起年轻人的一些诗心的回荡、一些对人类问题的思索,那么,这所大学之缺少感染力是无可置疑的。" 而我们的大学,大多都是缺少感染力的大学,她既难以激起我们诗心的回荡,也难以引发我们对人类问题的思索。她像一座庞大的专业工厂,在一条巨大的生产线上,怀着热情和梦想的年轻人被整齐地打造成同型、同质的产品。 大一下学期开了现代诗歌课。这本是我很喜欢的一门课,可是听了几课后,我再也不想去听了。 记得有一次,老师讲冯至的诗。冯至的爱情诗我读过一些,特别是他的十四行诗,他的诗一般比较柔婉并略含感伤,我还记得那首"我是一条小河/我无心由你的身边绕过/你无心把你彩霞般的影儿/投入我软软的柔波……"有着不同心情,不同经历和故事的人读这首诗时会有不同的感受和心灵体验。可是老师在讲冯至的诗时,却大谈冯至在写这首诗时是如何如何想的,他为什么会这么想。诗人当时想了什么,谁知道啊,更别说诗人当时为什么要这么想了。也许诗人心仪一位姑娘,却不知道姑娘是否也心仪于他,为此而苦恼;也许这是一种拟人写法,暗喻的也许是诗人萦绕于心的另一种情愫。谁能说得清呢,除非诗人自己来说明。更要命的是,考试时你还必须按老师的要求回答问题,给冯至加上莫须有的想法,还莫须有地编造一堆他为什么这么想的理由。 那个学期还开了现代文学课。这门课应该是能讲得很生动的一门课。可是老师讲起来却味同嚼蜡。听课的后果是,失去了看这些作品的兴趣。 教育应该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可是我没有那种被摇动的感觉,也没有被推动的感觉,更没有灵魂被唤醒的感觉。 当然,也不是每门课都讲得不好。大二上学期开的广告创意课就讲得不错。讲这门课的老师本身就是一位很成功的广告人,他讲课的方法是一种聊天式,他会用他智慧的火花撞击你,让你与他一起互动。他会用一种既轻松而又充满睿智的语言激活你,使你不知不觉地张开幻想的翅膀。但是,这样的老师在大学里确实太少了。 这一切都让我失望,我想,这就是我十几年寒窗苦读梦寐以求的大学吗?我来这里求知,可是我又学到了什么呢?有的老师十几年讲一本教材,有的专业甚至还在使用六七十年代出版的课本。计算机硬件和软件技术的升级更新,已经在以"月"和"日"计,可是我们使用的计算机教材还是90年代初的版本。 失望还来自周围的环境。我有一位同学,每天都过着机械、刻板的生活,专业课不怎么上心,却拼命在学外语。我问他学了外语以后干什么,他回答说:"出国。"我又问,"你出国以后干什么?"他一脸茫然。在大学里,像这样的同学为数不少。还有一些同学终日无所事事,经常逃课到校外泡网吧,在网上聊天玩游戏,因为他们太空虚太无聊。 到了大二上学期,爱好音乐的S君已义无反顾地退学回了青岛,快乐地做着自己想做的事。那些日子,我一次次问自己,仅仅为了一张文凭付出4年时光值得吗?虽然一百次一千次地认为不值得,但是我怕又一次伤了父母的心,所以一直迟迟不能下决心。也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老师将经常旷课的学生名单交到了学校,那上面就有我。有关领导找我们谈话,让写个检查保证以后不旷课。其他同学都写了,只有我没有写。我想,我该下决心了,如果再拖下去,也许我会失去今天的激情。 2000年2月,我去学校办了退学手续。 离开大学后我活得充实和快乐, 父亲说他最欣赏的是这一年里的我 感谢我的父母,他们平静地接受了我退学的事实,使我没有太大的心理负担和压力。他们每个月给我200元零花钱,他们说,这条路是你自己选择的,希望你走好。我将父母每个月给我的200元钱几乎都花在买影碟上,我常常通宵达旦地泡在影碟机前,大半年时间,我就看了四五百部中外影片,一些优秀的大片和艺术片我反复看,分析和研究各种镜头的运用。除了看电影,其他的时间几乎都放在阅读有关电影摄像、电影导演的书籍上。 一位朋友告诉我,北京电影学院后面有一家黄亭子酒吧,每周六、周日放电影,在那里看电影的大都是一些电影爱好者。从这以后,黄亭子酒吧成了我每个星期必去的地方。在那里,不但能看到在电影院难以看到的欧洲艺术片、亚洲的新电影,还能看到很多独立电影、纪录片、留学生短片、"实践社"社员的DV作品。"实践社"是一个由喜欢看电影和拍电影的年轻人组成的民间组织。 去年4月,我随父母去日本探亲带回了一台小型数码摄像机。拿着这台摄像机,我急不可奈地开始了尝试,急不可奈地要将自己的电影理念用镜头语言表达出来。我的处女作是一部实验片。讲的是两个年轻人甲和乙的故事。甲在一家机关上班,每天都过着机械、呆板却很平稳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似乎将甲变成了一个中规中矩,四平八稳的人。乙是做音乐的,喝酒、打架,有点玩世不恭。可是这两个有着不同生活背景、不同性格的人,内心却有着几乎相同的苦闷和压抑。我将两个人同时表现在一个画面上,屏幕一分为二,这一半讲这个人的故事,那一半讲那个人的故事。拍完素材给圈内人看,有人说看了很新奇很震撼。 去年国庆节,我一天都没休息,日夜赶拍一部新影片,片名叫《试探或恋爱的魅力》。剧本写的是一个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局的故事。通过一对青年在恋爱中相互躲藏又相互寻找,表达了人们对于爱情不可把握的困惑。影片中,我采用双镜头相叠的手法,强烈地营造出一个或虚或实的意境。白天,我背着摄像机乘公共汽车从一个外景点赶到另一个外景点,晚上进行剪辑,常常忙到天亮才回家。片子拍完后,我们拿到北大、清华和三味书屋放映,受到欢迎,网上还出现了评论文章。 前不久,我与一位朋友合拍的短片《明天》,获得了"三星"数码专题片优秀奖。这个短片还被推荐参加纽约短片节,最近,我们已得到了入围通知。 最近,我又构思了一个短片,正在筹备拍摄。这是一个看起来有点荒诞的故事。一位疲惫的男人,推开一扇熟悉的门,他发现那不是他要去的地方。他又推开了一扇熟悉的门,发现仍不是他要去的地方,他执着地推开一扇又一扇熟悉的门,最后发现自己站在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大街上。我是想通过这个片子说点什么。其实我们的生活常常充满了这种荒诞。比如说,我苦读了12年就是为了能考上大学,可是进了大学后却发现,那不是我想像的大学,我走进了一个让我陌生的莫名其妙的地方。 这一年,我是在忙忙碌碌中度过的,可是却过得充实和快乐,每一次创作的过程都是一次神秘的游历,充满了探索、困惑和喜悦。那天,父亲笑着说,他最欣赏的是这一年里的我。其实,在这22年的人生中,我最欣赏的也是这一年里的自己。 说到这里,小路舒心地笑了。 窗外,风已经停了,一缕夕阳正奋力穿过云层,似乎要给这个灰蒙蒙的下午抹一笔亮色。 小路说他的朋友里,有不少是像他一样逃出大学的。他说前不久那个跟他一起逃出大学的S君到北京来了,他带着S君几乎跑遍了北京城里所有的音像店,S君喜滋滋地买了一大堆CD、VCD,直到兜里只剩下返程的车票钱才罢手。临走时,S君对他说:"我也许不会成功,但是我很快乐,这就足够了。" 我送小路出门时,他告诉我,他正在法语培训中心学习法语。他说:"我想去欧洲学习电影摄影或电影导演,但是我一定会回来,因为,我想拍的东西是中国的。" 当我在"服从调剂"一栏上签字后,我就交 出了自己的理想,交出了自己选择的权利 与王姗见面的那天,太阳像个火球挂在天上,空气燥热得彷佛一点就着。路边的树上,那些往日爱扯着嗓子嘶叫的蝉儿也热得失了声。 我和王姗相约在学院路附近的一家酒吧见面。 这次见面缘于我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我为何逃出大学》,在那篇文章里,我讲述了小路的故事。稿子见报的当天我就接到了十几个电话,他们中,有在校的大学生,也有已走出大学的年轻人。有的向我诉说不喜欢所学专业的苦恼和茫然无措的彷徨,有的向我抱怨大学里,生活乏味、教材乏味,教师乏味。也有的向我打听那位逃出了大学的年轻人的电话及通信地址,他们认为他是一个勇敢者,作出了他们想作而不敢作的选择,走了一条他们想走而不敢走的路。 在这之后的一段日子里,我不断接到类似的电话,并收到了一摞来自四面八方的信。 王姗没有给我打电话,她的信也姗姗来迟。收到她写给我的信时,距离发表那篇文章已经一个多月了。那是一封字迹娟秀的信。信很简短,却一下抓住了我的心: 我是一名大二学生,提笔给您写这封信之前,我想了很多,也想了很久。 在世人眼里,在父母和亲友的眼里,我是一个幸运儿,我考上了我一直希望考上的这所名牌大学。可是两年来,我无时无刻不生活在痛苦中,因为,我不喜欢我现在所学的专业,一点也不喜欢。开始,我也想培养自己对这门专业的兴趣,希望自己能喜欢上它,结果发现,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可是,我每天仍必须面对这些令我憎恶的面孔:一本本教材和讲这些教材的老师。痛苦中,我选择了逃课,选择了沉沦,选择了玩世不恭,可是在我的心灵深处,有一个声音总在向我呼唤,你不能这样,你不能就这样毁了自己。我知道,如果这样下去,我也许连文凭也拿不到,即使拿到了文凭,走出大学校园的我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又如何在社会立足?写到这里,我的心又沉入了黑暗…… 我很佩服那位逃出了大学的大学生,我也曾无数次地想逃出去,但是面对父母期望的目光,面对校园外那个复杂多变的社会,我缺乏像他那样的勇气和胆量。我正站在十字路口,很迷茫,也很恐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后面的两年时间如何度过。 给您写信,我并没有期望能得到您的回信,我只是想倾诉,因为我心里实在太压抑,太痛苦。您知道我的理想是什么吗?告诉您吧,就是想当一名像您那样的记者。 谢谢您抽出宝贵的时间看这封信。 我的呼机号是:191×××××××× 苦恼的叶子 第二天,我试着拨出了那个呼机号,并留下了我的名字和电话。没想到一会儿她就给我来电话了:"您好,我是叶子。" "叶子,我看了你的信,知道你很苦恼,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跟我聊聊。" 她在电话那端沉默了一会儿后说:"可以,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如果您要写文章,请不要写我们学校的名字好吗?"我答应了她的要求。 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我正准备放下电话,她说:"我不叫叶子,我叫王姗。" 见面地点是王姗定的,那里离她学校不远。当我裹着一股热浪走进那间酒吧时,发现靠窗的一张小桌旁已坐着一位女孩,虽然她背对着门,但我猜想那一定就是王姗了。我径直走到那张小桌旁。女孩站起来笑了笑,说:"您是吴老师吧,我是王姗。" 面前的王姗,高挑个儿,肤色白皙,细眯眯的眼睛,笑起来像一弯月亮,很温柔,很妩媚。可是那天下午,我只见她笑过一次。
|
|
![]() |
![]() |
| 实用资讯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