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旌旗早树淮阴帜” ——读柳亚子赠林彪的一首七律

冯锡刚

近日翻读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的《柳亚子诗词选》，对其中《游园时值林彪将军夫妇，赋赠一首》，产生了特别的兴趣——

战云辽沈讵能忘？君马骁腾我马黄。

论史自推功一等，入关更约法三章。

旌旗早树淮阴帜，山水还容严武量。

俪侣名园欣一握，长驱指日渡长江。

关于这首诗的写作缘起，柳亚子在《北行日记》1949年5月1日条下记载：

午餐後假寐．二时即醒。忽毛主席偕其夫人江青女士暨女公子李纳来访，先至心清处略谈，旋来余益寿堂後轩，谈诗甚畅。佩妹建议去昆明湖坐船，而未能先加准备，余尚能支持，润之则汗珠流面．颇觉过意不起也。途遇林彪将军及其爱人，握手郑重而别。渠大军已发，主将亦不日南下，意将西规武汉云。

之所以引日记中记述毛泽东往访的一段文字，为的是更切实了解作者写作这首赠林彪夫妇七律时的心境。这部以写作时间编次的诗词集，置于赠林彪前一首的即为《是日昼寝方酣，忽闻毛主席携其夫人江青女士及女公户见访，遂起延接，尽出近作相质，复出门游散，联步过长廊，乘画舫游昆明湖一周而返，客去时则己薄暮矣。追记一首》，其尾联为：“名园真许长相借，金粉楼台胜渡江。”用的是毛泽东这年四月下旬唱和柳亚子的“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一诗原韵。为着感念毛泽东的唱和，这位性情中人，竟在一段时间里接连次韵写了四五十首各式题材的七律，其中包括赠林彪夫妇的这一首。格律严谨的旧体诗本就“束缚思想”（毛泽东语），而次韵写作更是又套一重枷锁。故柳亚子纵然诗艺娴熟，才气纵横，连续次韵写作，不免有就韵套句之嫌。

此诗不难解，首句“君马骁腾我马黄”，典出《诗经・卷耳》出“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恰到好处地表达作者写作时的心境（纵然因毛泽东唱和而感奋，但“离骚屈子幽兰怨”的落寞未有稍减）。柳诗喜用典，颔颈两联，连用三则。“入关更约法三章”，典出《史记・高祖本纪》，用在此处不算十分贴切，盖毛诗有“落花时节读华章”故以韵限句，只是差强人意而己。颈联以两位历史人物取譬，乃柳诗惯常的手法。下句标举的严武，《旧唐书》称其“神气隽爽，敏于闻见”，三次入蜀，击破吐蕃，拓地数百里；能诗，与杜甫屡有唱和（也是严武，差点把杜甫杀了。），《全唐诗》收其作6首。然而以这位文武兼资的中唐名臣来比附林彪，似较空泛。“山水还容严武量”，与其行状事迹并无特别契合处，看来是囿于毛诗原句“风物长宜放眼量”之韵。

真正引发笔者兴趣的，还是上句“旌旗早树淮阴帜”。《高祖本纪》中记有刘邦关于“汉初三杰”的经典性评论：“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史记·淮阴侯列传》描述传主东征西讨，“战必胜，攻必取”的赫赫武功，并给世人留下了“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这句成语。以此称颂林彪，应当之无愧。“战云辽沈讵能忘”，其时林彪作为东北野战军（後改称第四野战军）的统帅，挥师入关，复以平津战役而敉平幽燕：“长驱指日渡长江”,5月中旬，林彪指挥四野第十二兵团，在武汉以东四百里江面大规模渡江，白崇禧集团于5月16日全线南撤，17日四野进驻中南重镇武汉。柳诗的预言不日即应验。

1955年9月林彪被授予元帅衔，列于十大元帅朱德、彭德怀之後的第三位。柳亚子患病多年，早己不复吟咏，于1958年6月去世。也就在这年5月下旬举行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晋升为中央常委，中央副主席。这一不同寻常的安排，使当时主持中央军委的第二元帅彭德怀颇不自在，一度向毛泽东提出辞呈。九泉之下的柳亚子，大概要为当年赋赠“论史自推功一等”的诗句而白得。1959年庐山会议後，林彪取代彭德怀，强劲推进个人崇拜，以“高举红旗”“突出政治”治军，竟至成为明文载入中共党章的“接班人”。世事难以逆料，1971年的惊天事变竟仿佛使“旌旗早树淮阴帜”的诗句一语成谶。

1990年代初，笔者读到某擅写纪实文学的军旅作家（权延赤，1945年生），以《龙困》一书述及林彪，谓以战功与性情之故，早在中央苏区即有韩信之比附，及至东北征战时期更其如此。作为比照，这位军旅作家还写到彭德怀有张飞之喻，贺龙有岳飞之誉。

说彭德怀有张飞之喻，多半出自彭德怀因庐山会议上书而自责“有张飞之粗而无张飞之细”：至于称贺龙有岳飞之誉则牵强附会，以其子取名（贺鹏飞）源于“岳飞，岳鹏举”,无非表明对岳飞的尊崇而己，其实并无干系。但经过这样的连类比照，读者当不难体味其春秋笔法，为的是合乎主流意识的道德评判。

《淮阴侯列传》记载：吕後以“谋反”之罪名，“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高祖见信死，且喜且怜之”。太史公曰：“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己集，乃谋叛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

但是，细读《淮阴侯列传》的文本，以作品不合常规的选材、剪裁，实有曲笔存焉。这篇传记除了详述传主的战功，却以不成比例的篇幅记述了传主遭两次策反而不从的始末。

第一次是项羽“使武涉往说齐王信”，以“当今两王（指汉王刘邦、霸王项羽）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何不反汉与楚联合，叁分天下王之”,说动韩信保持中立。韩信以刘邦“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而表示“人深亲信我，我背之不祥，虽死不易”的信念。

第二次则有幕僚蒯通策动。在详尽分析“三分天下，鼎足而居”的大势之後，蒯通强调“天予弗取，反受其咎：时之不行，反受其殃”。韩信则答以“吾岂可以乡利背义乎”。蒯通更进一层指明利害：“曾闻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韩信未为说动。後数日，蒯通复说，强调“时乎，时不再来”，而韩信则“不忍背汉”“遂谢蒯通”。

天下初定後，又以“千金赐漂母”写韩信知恩图报，颇有深意。至于高祖伪游云梦以“人告公反”的罪名而“械系”韩信，显然是莫须有。这就引发了韩信“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慨叹。此虽出自韩信之口，其实也正是司马迁所认同的历史教训。有关“将兵将将”的君臣间的对话，亦含深意。韩信不仅推崇刘邦“善将将”，并且认为这种更高一筹的驾驭能力是“所谓天授，非人力也”，用现代语言来表达，就是天才。这样的佩服之至不说是五体投地，至少也是自愧不如，故虽有对刘邦“畏恶其能”而“日夜怨望”，倘真要谋反，至少须克服漠视“天授”的宿命心理。在临难的一刻，太史公又让传主发出“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的慨叹。这种春秋笔法，除了让读者不能不联想到韩信鼎盛时期“不忍背汉”的知恩图报，再有就是以满腔同情表现传主对人心险恶的不设防。

作为太史令，司马迁不能不正面写到韩信的“谋反”（毕竟是官史啊），但是，作者春秋笔法的苦心，还是为千古以来的读者所体会。

写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赵翼说：“全载蒯通言，正以见淮阴之心在为汉，虽以通之说喻百端，终确然不变，而他日之诬以反而族之者之冤，痛不可言也。”桐城派领袖之一的方苞在《望溪集》中指出：“其详载武涉蒯通之言，则征文以志痛也。”这两位文章家的确读懂了司马迁的一片苦心。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回顾当年柳亚子赋赠林彪的诗句，这位“国党三仁”之一的革命老人（另外两人是宋庆龄和何香凝），自然只是以“淮阴帜”来表达对这位百万大军统帅的钦敬，却在无意间蕴含着这位汉初三杰中唯一未得善终的杰出军事家的悲剧命运。

前面提到的某擅写纪实文学的军旅作家，以彭德怀贺龙这两位已获正面评价的元戎与林彪比对，正是出于对韩信“谋反”一说的正统史观的认同。虽然如此，从这位作家并无碍难地肯定林彪在东北战场的历史功绩来看，这几十年来，多少还是有进步的。记得“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初，在中共中央下达的文件中，林彪是神人共愤的“叛徒、卖国贼”。

此後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之中，为了深入“批林”，广泛散发了军事科学院理论小组撰写的《批判林彪在辽沈、平津战役中的资产阶级反动军事路线》的小册子，倒白为黑，莫此为甚。这就是1970年代前期解读林彪当年参与“伟人的战略决战”的“当代史”。

1980年代，黄克诚、陈云等老一代革命家秉公执言，肯定林彪的历史功绩。此後，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在陈列辽沈、平津战役的历史版图中恢复了林彪的本来面目。以柳亚子的史识，笔者相信，他应当认同赵翼与方苞对《淮阴侯列传》的解读，不然岂能赋赠“旌旗早树淮阴帜”这样可有别解的诗句来呢。只是柳亚子倘九泉有知，面对众说纷纭的“九一三”事件，一定会为当年赋赠这样的诗句而五味杂陈，感慨系之。

後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