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风气

陈：那么，你刚刚提到念书风气很重要，像现在这个时代，不光是美国，像很多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很多人都不愿意吃苦，不愿意念数学。像在台湾，我记得我们念初中的时侯，李政道、杨振宁他们得了奖，那时候给年轻人的冲击很大，所以那时候台大物理系是甲组第一志愿，很多年轻人追求理想。现在这个时代功利主义色彩很浓厚，美国也是这样。你是中国第一个在数学上得 Fields 奖的数学家，你能不能这里，谈谈你对年轻人的一些期望和勉励？

丘：其实整个社会的风气要改不太容易，很多时候自己容易讲，真的要讲起来很难做得到。我有时候跟朋友讲你赚了很多钱，到了一个地步以后，是不是觉得很快乐。我看是不见得，我有些朋友在香港，他们很有钱，他们有的本来家里有钱，有的自己赚的，他们倒是觉得有点空虚。我觉得我们在学术上学问做得好的话，社会在物质上不会亏待我们，做一名教授，不论在美国或台湾生活上都没有什么问题，要说奢侈是办不到，但至少小康之家是可以做到。可是在内心上相当的满足，可说有相当愉快的生活，只要学问上做得好的时候，受到人家的尊重，就对自己有很大的满足感。就像去钓鱼一样，钓得很高兴，有时候你在那边坐得很久，才钓到一条，你觉得很满足。这跟做学问是一样的，在那边坐很久，想了老半天，才想通了一个问题,你觉得很满足，这种满足的想法跟赚钱不大相同，刚赚到钱的时候觉得很高兴，就是不能够持久。

对一般年轻人、大学生来讲，问题是你以后想做什么事，做到什么地方。假如你觉得很有钱是一种满足的话，当然肯定要去做生意。不过有钱也不见得能心满意足，反而做学问做得好的话会觉得心满意足。我觉得赚钱能对社会有点贡献也很好，也不一定勉强。问题是赚钱或做其它的工作，这是你想要的。我是觉得很多年轻的大学生，对学问有很大的兴趣，数学也做得很好，大学毕业后去念工或商，就是为了要赚钱。他本来对数学的兴趣很大，可是宁愿挑其它的学科，因为赚钱很多。

陈：这是一个社会的风气，常常会引诱一个人。好比说做数学，你要做到一个层次，可能要下很大的功夫。

丘：我觉得倒是很多人以为是这样子，因为做学问谁晓得以后自己能够做得多好。其实在我来看，基本上有能力念数学的大学生，只要他脑筋不错，同时用功有一定的程度，念书的方法对的话，不会太久就能够做得到。

对政治的看法

陈：另外一个问题：你刚才谈到在钓鱼台运动，我也看了很多优秀，很聪明的人（不管在美国、在台湾都是这样）对政治很关心，以后就自己投进去。投进去以后，整个人就发烧起来，所以到后来，书也念不下去，课业差不多都放掉了。但是时间慢慢过去以后，十年过去了，以前自己所认为的真理，经过时间的洗炼以后，发觉也不见得是真理，但是年轻的岁月就这样过去了。我知道中国近代，尤其是钓鱼台事件，很多聪明的人就这样消失掉了，这些事情我想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很可惜。你那时候也在美国，你为什么能够静得下来，你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如何？

丘：我很难讲。因为前些时候是为钓鱼台而钓鱼台，慢慢地演变，因为刚好中共进联合国，过了一年慢慢变质了，整个事情变得政治性浓厚得多了，我就不愿意再参加了。当时主要是为了爱国的事情，我去参加了，以后慢慢有些人引进，分成左派、右派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些是很无聊的事情，我不愿再跟这些有任何的关系。

一个人的能力有限，不可能把脑袋分两个地方同时做事，学问真的要做得好的话，要「朝思梦想」，可是如果朝思梦想有一半的功夫在政治上，我想这是基本上做不到的。政治的活动跟赚钱的活动一样，你想静下来，人家不见得想让你静下来。譬如你今天想坐下来做问题，中午接到电话，要你去见某某大使，在这个情形下，你看这个事情看得重要，某某大使来了，对你的政冶活动有很大的帮助，你不可能不想它。你明明在需要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即使不参加也得花了功夫去想这个事情。所以就受到了影响，受到了影响就很难做下去了。

今天有今天的麻烦，明天又有明天的问题产生，整个旁边混淆你了，使你不得安静，所以除非你跟他们讲你不再参加了。所以就像刚才讲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就像你去某个学校做研究，你的朋友、同事都在做研究，所以跟人家讨论的基本上是研究上的问题，所以你的同事如果跑来跟你讲股票之类的事情，他心理晓得你不见得有兴趣听。所以环境是个很重要的事情。

意识形态

陈：我读牟宗三的「中国哲学史」，记得里面讲的一句话：「这个时候中国的灾难不是经济不好，不是科学不好，不是政治不民主，主要的是意识形态的灾难。」大家的意识形态难有一个共识，所以像在美国，那些人投入运动里面，也是一腔热血，他也认为他是爱国。很多人都是这样投进去，就迷失掉了，很可惜。

丘：刚开始投进去是爱国。慢慢变了，不念书以后就下沉了。反正我不念书，因为搞政治，很多人是这样子。很多人愈搞愈深，半年以后做学问的态度就不同了。做研究很难断，断了以后，要更新再回去得花点工夫。可是有些人反正是认为为了伟大的事业，我学问不做了，我愿意牺牲。这是托辞，我想。

陈：我记得在 Stanford 有一个中国同学很不错，他念 OR，毕业了。他告诉我说，学问是个无底洞，于革命无补。他脑子这么想的时侯，根本没办法跟他谈学问。很多中国的年轻人就这样子让他年轻的岁月消失掉。

丘：你刚才讲的有一点我不大同意。你讲经济跟整个中国无关。其实经济跟中国有很大的关系，这是分不开的。

陈：经济当然重要，科学、民主当然也重要。但意识形态隐藏在背后。譬如现在在台湾，不能说经济不好，台湾现在也是存在意识形态的问题：我跟你之间没办法讲话，表面争的是一套东西，背后的问题就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你怎么做，我都不高兴。

丘：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人不合作，中国人其实个别来讲，做得很好，但是中国人不大愿意合作。可能是中国人从小考试的问题。一班四、五十个同学，排名一、二、三、四……，我总是希望排第一。

陈：日本人考试考得比我们还厉害。

丘：我不大懂，可能还有其它的因素在里面。中国人希望考第一，希望别人比他差。所以明明自己懂的东西也不愿意告诉其它的人，有点奇怪。我想台湾也是一样，希望对方不懂，我就可以自动第一。美国人有一个好处，你做得好，我佩服你，就是比较崇拜英雄。中国人不崇拜英雄，希望打倒你，用不正当的手法打倒你，所以中国人很难 Communicate，因为他不大希望你出名。这些我想跟从小的教育有关，跟排名的观念有关。美国考学生，考多少就分A、B、C、D，我想这是有好处的。

中国意识形态最大的毛病就是能不能做到同心协力。这是数学界的问题，我想不要讲数学界，整个中国做学问的人是不是能做到。文人相轻，自古以来如此，现在更糟糕。我想这跟教育有很大的关系。

古时候考科举也就是考排名，最高的状元，这样子慢慢下去，希望你不行，我就上去。美国人比这个好多了，譬如某某人做得好，我就佩服他。在中国大陆或其它地方，我发觉很难几个数学家站在一起，真正谈起问题很清楚、很干净的样子；就是说，自己懂多少告诉对方多少。你看我跟 Schoen 什么问题都谈，我懂多少讲给他听，他懂多少讲给我听。

我想台湾的数学，不单是台湾的数学，中国的数学也是，很重要的问题是数学家应当自己想做事。数学有很好的 Special picture，就可以自己问自己问题，不一定要实验才能做到。

要自己走自己的路，才能将整个风气打出来。台湾有钱得多了，现在到外国的留学生慢慢回来了。

时代在变

陈：我想这个时代是在改变。像陈省身他们算是第一代。他们那一代年轻的时候环境很差，那么坏的环境都可以出现一流的数学家，我们这一代环境好得多了。

丘：他们那时候全部回国，我们这一代做不到。

陈：你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丘：这当然跟观念有很大的关系。

陈：那时候的物质环境更差。

丘：他们那时候在美国留不下来，很多是因为这个缘故。留学生大部分都回中国，那时候的风气是这样子。现在的风气不同。

陈：据我所知，有不少留学生认为回到大陆去是丢脸。

丘：我想跟台湾从前的留学生是一样嘛！五○年代，拿个博士回来，他们也认为是丢脸。很多人出去的时候，父母希望他们留下来。从前台湾跟美国、香港差了好几年，现在就差不多，所以现在回国没有人讲丢脸了。所以经济是有很大的因素在。希望台湾慢慢改变，以后会多一点年轻人回来是有帮助的。韩国也是一样，韩国原来没有人愿意回去，南韩主要也是经济比较好了。日本人在六○年代的时候，很多留学生到美国去，七○年代初期也有。现在基本上没有人愿意去美国，日本数学也不错了，他们没有必要到美国去。所以我想台湾慢慢会改善，因为台湾的经济好多了。1985年我到台湾来，感觉完全不同了，当年我想很多台湾学生不见得想回国，现在就多得多，「人穷志短」。

父亲对我的影响

陈：你提到早年想念历史，我看你那篇文章(注2)里面，你提到你父亲，我看你对你父亲的感情很深厚。能不能谈谈你父亲对你的影响？

丘：我刚才讲初三那年我父亲去世了。以前我父亲常常教我不同的书，中国小说、历史、文学跟哲学，我很年轻时他就教我看，有的东西不懂，不过慢慢学一点。他是一名教授，我常常看到学生来家里看他、谈学问的东西，也谈些政治上的问题，但主要是谈学问的东西。我在旁边听得不少，慢慢吸收了不少他的想法。那时候小，不大懂。慢慢以后再想回去，受到影响。

陈：从你父亲那里潜移默化，你对历史至少有一个训练，这跟你在美国政治运动中，你能够站得住，没有卷进去有没有关系。

丘：反而对我卷进去有影响。我总觉得中国对我是很重要的，所以对政治的问题我很关心。不卷进去嘛！因为我父亲有很多朋友和学生，我们亲眼看到他们卷进政治运动后就完全不行了。不行其实也没有关系。你眼看很多卷进去的人，讲话越来越不老实。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也很诚意、很诚信，学问也做得不错，很多人慢慢地愈来愈空虚。

可以来讲，我父亲做人方面对我影响很大。其实讲，我父亲是香江书院的教授，他当文史系的系主任，他是创办那学校的主要人之一。那时候的待遇很差。你听过陈济棠吧?广东的大军阀，广东省长。他的儿子是书院的校长。他们那时候是一年、一年的换聘书，他在有一年，突然不叫我父亲当系主任，请台湾派来的一个人当系主注。当时的原因是因为台湾买好陈济棠的儿子，要送他一个云南省的省长做。这是假的啦!台湾那时候不是讲反攻大陆成功，送一个什么省长、院长之类，全部是假的东西，不过很多人还是希望有这种甜头。我父亲不干，所以要辞职。当时我家受到很大的影响，因为没钱。

那时我们很穷，父亲跟我们讲过，做人的人格，做学问也有一定的做法。这些话给我的印象很深。那时候靠薪水吃饭，很多行为对我们影响很大。家里有钱的时候，你不大觉得，没钱的时候，做出这样的行为来，对我们影响很深。

其实我受我母亲影响也很大，他在这一段时间以内，从到父亲死了以后，整个 process 我们受到很大的压力。以后几十年，有很多人对我们有一定的欺负，你想象不到。不过我们怎么站得住？

我受到我父、母亲的影响很大，所以影响到我以后做学问的时候，我不一定要跟人家走，我觉得要自己走出自己的脚步出来。生活上，做学问都一样，不能常常看别人怎么做。

陈：所以影响一个人的学问事业，有时候常常在一些跟学问无关的事情。

丘：你要觉得什么东西比较重要，你要不要坚持这些东西？

陈：现在这个时代很难，这种人很少。你父、母应该是比较属于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

丘：我父亲是农村出身的，我母亲也是。当年（清朝末年）的中学教员待在乡下教很多学生的，学生有很多很出名的学者。所以我们出身基本上是没有钱的。其实我教的学生很多是农村出身的，他们的成就不错，可能是杂念比较少，不想去赚钱。赚钱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是不同的……。

陈：人生选择。

丘：有的人赚钱对国家有很大的帮助，对做学问来讲是不同的志向。

陈：这就像有的人跑得很快，有的人游泳游得很好，有的数学很有天份，这样的人受风气左右，跑去炒股票，这是一种人才的浪费，这很可惜，时代的风气常会把一个人才流失。

丘：这是这样子，我跟大陆很多数学家谈过，很多人是学问能力不错，他们很多是不大长进，不愿花那个时间。他们将时间放在拉拢做大官的人，或学问上比较有名气的人。我有时候问他，你学问其实不错，能力也不错，你将时间全部放在做学问之上，得出来的结果，跟你做学术上的政治是一样的；同时我想从学问正途出身，比你从不正当的手法出身更有意思得多了。

陈：在这地方跟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很有关系。像你说你家庭过去的历史，对你当然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假如说一个人能力很好，但是家里环境比较喜欢逢迎，从小这样，影响他做学问。

丘：其实有些人能力很好，他不需要这样。比如讲，你得的荣誉真正是靠自己的本领得到的，是不是这样你才比较高兴一点呢？

陈：其实那荣誉也不是真的荣誉，那只是一个 position，一个位置。

丘：对。

陈：荣誉是给外行人看的：你在某某大学当教授。真正内行人是不会这样看。

微分几何的展望

陈：(对吕说)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其它的问题？

吕：关于微分几何的过去发展、未来展望……

丘：展望很难讲，不过微分几何总是跟自然界的现象有关，跟物理上的很多问题有关。除了微分几何本身的问题以外，我想微分几何未来会跟 technology 的发展有关，跟空间上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举个例子来讲，最简单的问题就是所谓的 computer graphic 的问题，现在计算机为了要电传图形、照片，会牵涉到微分几何。很简单的一个问题，譬如讲，要将一个照片用最简单的方法电传到对方去，你怎么将那个照片用最简单的方法传到对方，你怎样将那照片处理，就是一个几何的问题。

其它还有很多 technology 的问题跟微分几何有关，譬如像在医院照X光，这是一个几何的问题；还有立体的断面扫描。我想工业上的很多问题也都是几何问题，这是可以想象的。现在一般微分几何学家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我想慢慢会注意到。

数学在中国的发展

陈：你对数学在中国的未来的发展有什么看法？

丘：这跟中国的政府（不管大陆或台湾）本身有多大要求有很大的关系。譬如在香港，香港大学对研究的投资不够。台湾现在慢慢有钱了，也比较稳定。香港缺乏的是稳定性，你做学问总是要稳定性，台湾假如能够对研究投资大一点的话，我想台湾慢慢会很好。

当然，台湾缺乏的是 leadership 的问题。希望年轻人能够回来，不过年轻人回来还是不太够，因为还有 leadership 的问题。假如一方面能够请比较出名的人到这边来，另一方面年轻的数学家多讨论是很重要的。台湾的数学家碰在一起讨论学问的时间总是不太够。这方面的问题能够解决的话，台湾的数学一定能够做的好。

其实台湾很多年轻刚在国外毕业的数学家做得很好，他们能不能够回来是一个问题。他们能不能够回来跟台湾本身的环境做得好不好也有关系，就像研究的条件够不够。

我感觉台湾的研究环境比十年前好得多了。台湾的政府应该再投资进去，投资研究对台湾的经济来说是很小、很小的钱。我觉得很多都靠政府的观念。中国大陆其实也可以投资得很好，但就是不大愿意投资。中国大陆决定要将体育弄好，就真的的弄好了，因为中国其实是有人。

中国大陆现在也有 leadership 的问题，从前华罗庚等几个出名的人在，现在他们有的老了，有的死了，所以也有很大的问题。不过中国的教师比台湾差得多了，不受到重视。中国有大批的人不愿意回国，跟环境有关。

陈：跟学生一样，好比说在数学上有一点好表现，老师一句话，给他一个鼓励，对他影响终生。国家、社会对学问重视，很多做学问的人不一定要物质怎样，基本安定的生活有了，精神上能够得到鼓励，社会给他一些认同，这很快就很好了。

领导阶层不能短视，应认定基础科学是一条长远的道路。

丘：中国大陆兵兵球很好嘛！游泳也是，表示有决心真的可以做到，但就是不做。其实投资是不需要多少。

陈：是，不需要很多。

丘：其实不要讲数学，整个纯科学的投资不需要多少。

陈：物理可能……。

丘：只要不搞大的，其它的加起来也不需要很多。所以中国整个数学可以做得很好，没有什么问题。

吕：谢谢丘教授，谢谢陈教授。

註1
指陳省身教授。

...註2
指 "On the Ricci Curvature of a Compact Kähler Manifold and Complex Monge-Ampere Equation", 《I. Comm. Pure. Appl. Math.》, 31 (1978), 339-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