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定的政治年代，红与黑是截然不同的群体，不可混淆的。然而，现实生活中情况要复杂的多。

10几天前，刚过春节，依照惯例，与我的恩师蔡教授通了电话，向她老人家拜年。今年不同以往，打完电话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好几天都不太舒服。

去年春节，疫情已经爆发，给老师家连打几次电话都没人接，心中不安，是去德国探亲了，还是中招入院了？通过留校的老同学几经打听，才得知她生病入住高干病房了。电话先是打到护理站，后又转给回国照顾她的女儿，最后老师接了电话。得知她是因其它病入院，不是新冠，而且已基本痊愈，才放下心来。从电话里的声音听得出来，老师的声音略显虚弱，但思路清晰、对答如流、反应灵敏。要知道，去年老师已92岁，有多少人能达到如此的水平？

最近一次在媒体上看到老师的消息，是去年10月份，俄罗斯驻华使馆文化参赞专程去武汉，向她颁发“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奖章。从照片上看，发觉比几年前见到她时，明显老了、廋了。

前几天与她通话之所以不舒服，是发现她与去年比，变化太多。记忆差了，话也多了，但内容却是不断重复；拿着电话久久不愿放下，不停地说着重复的内容……，电话打了1个多小时，是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次通话。当年办事干练、一丝不苟、威严有加的蔡教授已经不见了，她的表现像极了当年我的老母亲。

我与蔡老师的缘分始于31年前的那次考博。30多年前的中国，不像现在，那时博导很少。我们专业全国只有十位导师，而且还有四位当年不招生。泱泱大国，一个热门专业，只有六位老师招学生，可见难度之大。当时我有三大劣势，决定着我考上的希望渺茫：跨专业；没临床经验；外语语种问题。其中外语是致命性的。当时几乎百分之百的导师要求英语，而我学的是俄语。

我的小学及初中教育极不正规。小学和初一，由于当时的形势，基本上没好好学习；真正发奋始于初二。话又说回来，当时就是想学习，条件也不具备。就拿初中来说吧，我们的初中，叫初中班，是小学附属的初中。初一、初二只有四位老师。有的课，由小学老师代课。这种条件的学校是不可能有外语课的。高中上的是省重点中学，很正规，现在这所学校是北京师大的附属中学了。学校名气大，牌子也老，外语教研室的俄语师资很强，英语力量却不足。所以我们那年，全年级学俄语。上大学后，学了一年半医学英语，虽说成绩不错，但总觉得没有根基，又转而自学大学俄语了。这样做，一方面当时苏联还没解体的迹象；另外高中时，作为第一快班的俄语课代表，名气不小，感情也深些。考研时，毫无悬念地进入了国内俄语的大本营 – 哈尔滨。

考研还好，考博就成问题了。我给六位导师都发了信，其中五位老师很快回了信，主要两点：欢迎报考；只考英语。没办法，只好拿起了久违了的英语。那时，如果说我能考上，自己都不信。五月的一天，正在焦头烂额、狂背英语单词之时，突然收到刘教授的回信。刘教授在信中说，之所以回信晚，是因为前一段在德国讲学，刚刚回国。信中也是两点：欢迎报考；我们导师组中有懂俄语的教授。接到信后，欣喜若狂，赶快给刘教授写信，问“可不可以考俄语？”。不久刘教授回信说：“学校已经答应，破例为我加试俄语”。面试时，由于刘教授生病住院，由蔡教授主持。当时对蔡教授的最初印象就是：和蔼可亲。面试外语时，蔡教授给我拿了一本书，让我读其中的一段。我记得，当时发挥的一点不好，读得磕磕巴巴。蔡教授居然没提一个问题，就进入下一个环节了。

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感慨万千。我的三个哥哥小时学习都不错，但由于黑三代的身份，没机会读书，三人受教育的年限分别为5年、5年、6年。尽管我的求学之路异常坎坷，现在居然考博成功了，而且考的是俄语，学校破例加的。由于英语底子差，怕竞争不过本科生，后来选二外时，也没敢选英语，选了日语。记得当年上外语课，一外俄语，只我一个学生；二外日语，一开始两个学生，后来另一人因病退出，还是我一人。一老师、一学生，在国内高校，这种配备实在少见。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次武汉之行，确实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我的小家也起源于此。

入学后，才知道，刘教授和蔡教授是一家。更让我吃惊的是，蔡教授是资深红二代，出自大名鼎鼎的蔡氏家族。我上大学时，由于学医是从“死档”中捞出后分配去的，对医学兴趣不太大，那时看了不少历史、地理、天文方面的杂书。大学期间的考试，唯一的100分就是“党史”，所以蔡老师的父亲、姑妈、姑父对我来说“如雷贯耳”。关于蔡老师的父亲，中国近代史自有他的定位。抛开与本朝太祖与周公的关系不讲，101年前，他为一个即将诞生的组织起了一个名字，并得到认可。今年7月，是这个组织的100岁生日。据最新统计，目前该组织的成员人数，高达9191.4万人。仅此一项，历史就不会忘记他。

由于刘教授身体不好，长期住院，对我的培养绝大多数是由蔡教授完成的。而蔡教授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经历都是在苏联完成的，大学毕业后才回国，所以她的教学风格也异于常人。她突出的特点是严格、规范，容不得半点马虎。做她的学生，没挨过训的几乎没有，而且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我也不例外；当众挨训，非常难堪，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但事情过后，不会对老师产生恨意，主要是因为她对事不对人，好了就表扬，坏了就批评，不管是谁；另一方面，她做到无私无我。她的做法没有私利，不是为了自己，而是让你尽快达标。无我，可以举个例子。由于我源于外校，在几个地方工作过，体检的手法不标准，也不规范。蔡教授为了让我尽快达到她的标准，几次躺在检查床上当病人，让我练习……。现在不少导师，也是老板，既带学生，也开公司；学生是他们的赚钱工具。蔡教授的教学风格，即严肃、严格，也不乏温情，类似旧社会的师徒关系，也像家庭中两代人的关系，与现在的教授不能同日而语。

每逢节假日，刘、蔡两位教授喜欢把弟子们叫到家中聚会。由于两位教授都是老师，到他们家一点也不别扭。这时，两位教授也一改往日的严肃面容，变得和蔼可亲。当时他们的家不大，只有两室半，但大家变忙边聊、边吃边谈，像一家人聚在一起，其乐融融。

我毕业后不久，刘教授就去世了，蔡教授也成了我在武汉的唯一老师。我爱人没调到北京前，每次去武汉，都要去看望恩师，跟她聊聊天。这时的她已经不再是严师，而是一位慈祥的老太太。以前有些误解，认为她自律得近乎严苛，做得甚至不近人情。以前有一位师兄，从东北给她搞来一些木材，她硬是退了回去。毕业后看她时，买点小礼品，总怕她不给面子，给仍出去。但后来发现，她也会“托关系”、“走后门”，有时也能变通。记得有一次，她就托我关照她在苏联时的林姓朋友（林老的女儿）。在家庭方面，与我们普通百姓也无异。记得一次她经北京出国，不在宾馆住，而是住在她妹妹吉提老师家。吉提老师虽是音乐学院的著名教授，那时在宣武门附近的家也很小。吉提老师也顺便在姐姐学生面前，炫耀一下自己，展示了她小时候出国演出的照片。一家人坐在一起说说笑笑，跟大杂院的气氛没有丝毫不同。

出国后，一直与老师保持联系。老师比较老派，不喜欢用电脑，一开始手写书信，这几年年事已高，只能电话联系了。记得那天老师说了一句话，让我非常伤感。她说：“下次回来一定来看我，假如我还在的话……”。

介绍一个视频，是关于老师非凡而又平凡经历的片子。虽然蔡老师出身于政治世家，但是她平时极少谈政治、历史，更不谈她父辈的家事。片子中的有些内容，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片子的开头，使人想起了当年红极一时的叶大鹰导演的片子“红樱桃”。

顺便说一下，片中提到的关于“钩端螺旋体性脑动脉炎的”研究成果，是刘、蔡两位教授的杰作，是他们爱情的象征。这项成果是母校当年唯一的一项卫生部甲级成果。在当前抗新冠疫情背景下，他们当年的奋斗精神仍有现实意义。

https://youtu.be/oTfE0_yFCOk

老师，祝您健康长寿，下次去看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