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社会在议论政府预算之使用优先顺序时,值得提醒我们自己的是,在台湾任何未
来重要发展规划中,将经费用来提升几所一流研究型大学为何须要列为非常高之优先度
。在大太平洋区及欧洲其他国家已将提升一流研究型大学这个目标列为他们教育与科研
的最重要课题。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为了其年轻一代的经济及文化远景,都不能忽略
提升几所顶尖研究型大学这项重要工作。台湾在国际竞争中,在支助研究型大学方面,
不论在经费额度及施行适当再造之时程,已经落后其竞争者。我被聘为三个国家的相关
评审委员会委员,来评审其高教计画的执行成效:1.由荷兰科学基金会赞助的荷兰顶尖
大学NOVA计画、2.汉城大学的BK21 (Brain Korea 21)专案(汉城大学在上海交大世界大
学排名中列于153至201名)、3.澳洲国立大学(排名53)之品质评量。台湾五年五百亿
提升台湾研究型大学计画,如果再延搁,将对台湾未来竞争力有长期不良影响,也会危
及下一代经 济及文化发展之前景。
其他三个国家之经验
相对于我参与评审的3个国家:荷兰(人口1600万人)、南韩(人口4800万人)、澳
洲(人口1900万人),我认为行政院及教育部提出的计画更为优异也切合需要。荷兰的
计画可以用来说明,荷兰的人口比台湾(2300万)略少一些,但相对于台湾有160几所大
学院校,荷兰只有24所大学院校。因此荷兰在几世纪来都能比台湾更为有效的集中其资
源,用于发展其顶尖的四、五所大学。荷兰目前的问题是如何激发这几所顶尖大学中在
选择的重点研究领域上的合作,这正是NOVA计画提出的目标。
当台湾顶尖研究型大学达到如荷兰来登大学(Leiden University)(排名63)、乌
德斯勒大学(Utrecht University)(排名39)、葛洛宁恩大学(Groningen Universi
ty)(排名101~152间)及阿姆斯特丹大学(Amsterdam University)(排名101~152间
)相同国际水准及成熟度时,针对几个久已建立但不同领域重点发展,一个类同NOVA之
方案或可证明有效,但这一天尚未到来。除非这些大学周边之软硬体基础建构已经够强
大,我担心在五年五百亿专案中,利用部份经费提升10个杰出研究中心是否能够达成其
基本目标。一个整体仍薄弱的大学欲建立一单独的卓越研究中心将困难重重,因为缺乏
健康研究文化的教授们很少会有动机去邀聘比他们更积极的同侪。此类补助不如直接拨
给大学,因为一个研究型大学校长会尽其大学所能的邀聘最好的教学及研究师资 。
南韩BK21专案致力于增加研究生数目,而且此专案在选定之重点领域里,已成功的
在南韩顶尖大学中增加了近三倍的研究生。可是在这些给予特别经费资源的目标领域中
,此专案并未能提升这些重点领域的整体素质。我认为经费应花在改善师资上。一个顶
尖的大学最重要的资源在于杰出的教授。有了杰出的教授,杰出的学生将自动的流向正
确的研究领域,因为是最好的研究者在决定什么才是经济的、科学的、文化的或智识的
最有前途的领域。分配资源以吸引最好的教授乃促进大学卓越最有效的手段。当然,由
于大学之特别任务不外乎在训练新一代之学者、艺术家及其他工作者,我们不能忽略学
生之需要及发展。欲在教授及学生需 要间兼顾适当之平衡,最需要创意者乃在一开明的
大学行政体系。
因此,拥有一直接拨给特别常编经费(block funding)之澳洲国立大学,应是台湾
的一个(近乎)正确模式。澳洲国立大学设立在略微超过50年前,因为澳洲政府智慧地
预为看到,除非它拥有至少一所排名在世界前端大学中之研究型大学 ,想具有世界层级
竞争力将不可能。澳洲国立大学在世界的高排名显示,澳洲藉着给予澳洲国立大学远超
过雪梨(Sydney)、墨尔本(Melbourne)、伯斯(Perth)等大学之确定、持续且充分
弹性资源,而确实达到它的目标。澳洲国 立大学因此可以吸引国家及国际上有才干人才
到其校园,假如它没有额外之资源 ,将无法见到。此一杰出教授群不但对澳洲的工业及
文化提升,或对澳洲其他未获得常编预算大学,均已成为一巨大帮助。在国家迈进之路
途上,澳洲确已受到因拥有一世界级大学交互提升的好处。
但是,此澳洲模式正陷入失败的危险中,这也是成立本人目前为成员之一的委员会
的理由。如果只有一个澳洲大学获得特殊待遇,要求平等对待的政治压力将很难抵抗。
同时,由于澳洲国立大学设立两类不同工作性质的教授,一类主要工作在于教学,另一
类主要在于研究,我认为这也是不对的。因为教学与研究,两者同为任何大学的首要任
务,以为国家培养一个更好的未来。任何国家的未来最终都落在它的年轻学生身上。为
了使这个由现在到未来的发展渠道更为顺畅,使心智可塑性高之年轻人能感受到健康的
研究文化薰陶是极度重要的。这里所谓健康 的研究文化就是指在实验室、教室、与校园
生活中弥漫的创新概念与创造精神的方法、学习与价值。能够经历感受这样的文化对于
发展学生的智识是极为重要的,即使这些学生未来并不想成为研究人员。这些具有弹性
与提升自身价值热诚的年轻心智,加上有经验与智慧辅导者的导引的不可取代组合,正
是使教学与研究 型大学能成为世界上创新进步的基本动力、创造工作机会的主要资源、
以及各国 知识活力的推动力量。
更特别的是,在最高国际层级的研究是一种具有竞争性的活动,就如任何运动中的
追求卓越,学术的卓越也只有经过健康的竞争才能获得。因此,只有一个参赛者的运动
,因为缺乏竞争,是无法激起技能与斗志的挑战。加州现有数个具世界级的学校,如史
丹福大学(Stanford)、柏克莱大学(UC Berkeley)、圣地牙哥大学(UC San Diego)
、洛杉矶大学(UCLA)、旧金山大学(UC San Francisco)、圣芭葡拉大学(Santa Ba
rbra)以及戴维斯大学(UC Davies)等。如果加州在高等教育只有一所世界级的学校,
加州将不会有今日它所拥有的强大经济与文化影响力。同样的, 哈佛(Harvard)与麻
省理工学院(MIT)的竞争精神使麻州位于世界智识与创造力阶梯的顶层。反过来说,
因为只有一个受特殊待遇的大学,澳洲尚无法在高科技创投、艺术创新,达成与美国这
些引领世界潮流的州一样的成功纪录。
五年五百亿新台币专案特定条件
最后,让我提出个人对于仍等待台湾立法院通过支用之五年五百亿特别预算案三项
推动目标之看法。第一个目标旨在揭示须于台湾成立第一流研究型大学之迫切性。我已
指出为什么这个目标对于台湾未来的经济与健康文化息息相关,因此, 快速通过立法是
刻不容缓的。然而,这并不意谓着政府或教育部唯一应该考量的只是研究型大学。一个
世界级的国家需要许多不同种类的人力资源与才能,其中仅有少数人力需要投入最尖端
的研究工作。一个国家如果不能让每一个学生都有机会达成或发挥他的最高潜能,不论
这个学生的才能或性向是在研究或在其他方面,是不可能有良好发展的。因此,我非常
赞同教育部的决定,今年度另特拨出预算10亿来提升台湾非研究型大学及学院的教学卓
越计画。我更赞同陈水扁总统在今年宴请大学校长的餐会上所做的决定,在下一个会计
年度中提拨50亿的经费给这项重要计画。我希望教育部能先行周详设想应该推动的计画
内容,然后再依此提出预算需求;而不是先争取预算,然后再推动计画。
五年五百亿的第二项目标是推动大学法人化。法人化最重要的结果是把大学运作的
决策权交给董事会,而由董事会任命、考核甚至若需要的话可解除大学校长职 务。在这
样的系统中,决策机制是明确的:校长和行政主管负责大学日常的运作 、学术及研究计
画以及学校基础建设的发展及维持。大学校长须向董事会报告整体的校务政策事宜,而
董事会则负责向教育部争取各项预算经费。
而在目前的大学体系中,决策机制是模糊不清的,任何一个大学名义上都有三个各
自独立的负责人:教育部、大学校长及校务会议。任何法人组织的负责人都知道当一个
团体有许多老板的后果会是什么,一团混乱。良好的治理原则在于有权力的人同时必须
承担责任。目前,台湾各大学的组织架构让校务会议拥有最高的权力,然而在这么一个
成员众多的团体中,却没有一个人可以承担任何责任。相对来说,承担责任的大学校长
,却没有最后的决策权。这是一个功能不良的系统 ,也是对于美国大学共同治校理念完
全的误解与扭曲。在美国的大学,校务会议是大学行政的顾问组织,大学行政部门拥有
决定权,但是在重要政策上的决定, 则必须经过负责任而且任期长的董事会的批准。因
此,我支持政府所提出的法人化的方案,不只是因为它可以让台湾的大学有自由能决定
各自可以发展的卓越利 基,也是因为法人化可以让高等教育机构解决目前在管理上的僵
局。
申请五年五百亿特别预算的第三个目标为符合申请此特别预算大学资格的限制,须
具有足够的运作及人事规模。虽然我自己的大学目前的状况并不符合此项条件,我仍然
支持此目标。我仅希望政府及教育部能予足够的时间进行需要的改变, 而非强迫尚未准
备好的大学校园在不实际的步伐下进行。如同我在给清华大学师生的公开信中曾提到,
我知道世界上仅有少数顶尖大学的教授人数少于1,000人。 这项认知已经由本校研发处
所收集的资料获得证实。在上海交大世界百大的学校中,只有一个大学教授人数明显低
于1,000人。富有、私立且仅发展特定领域的加州理工学院大约仅有345位全时教授,但
其附属之实验室及研究群体却有数倍于此之研究人员(单附属于加理工学院的喷射推进
实验室即有超过5,000名员工, 其中64%为科学家与工程师)。此外,加州理工学院只有
2,172名学生,超过一半 为研究生。因此,加州理工学院的生师比约为6:1,尚不及台湾
国立大学的三分之一。要政府提供与加州理工学院所享有的相当资源的经费给国内的大
学,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当一个系所如台湾大部份系所一样,没有足够的人力时,会产生下列几个问题。首
先,研究人员将没有与其研究领域相近的人讨论共同兴趣相关问题的机会。因 此,与其
他人力较充沛的国外大学相比,台湾的教授在学术上将较为孤立。第二 ,国内的教授须
较其他国外大学教授要开授其专精领域之外更多的课程。结果,学生所接受的资讯可能
较不正确或较不具启发性,而它对学生的生涯选择却极为重要。第三,由于缺乏师资教
授所有需要的课程,教授们的教学负担加重,减少了教授与学生相处的时间,也降低了
教授们对学生生涯指导的成效。最后,目前台湾所有大学的硬体设施均已不敷使用,且
极度缺乏适当之行政支援人力,使得台湾的大学教授与学生都常要做一些他们不感兴趣
也非专业的行政工作,不仅浪费了老师与学生的时间,更严重的是该做的重要事情就没
人做。如果大学的学术及非学术的营运规摸能够适当的扩大,将可以更充份有效的利用
贫乏的资源。对企业而言,规模大代表具有优势,它也适用于大学之经营。
综上所述,行政院已经提出一个明智且深思熟虑的计画以在台湾提升数个大学为顶
尖研究型大学。任何关心台湾未来的人都应该支持此项有魄力且具前瞻性的计画。任何
缅怀过去传统的争论,都不应超越提供台湾子子孙孙一个更光明、美好未来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