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和
　　2000年3月4日，一个普通的休息日，噩耗从海峡彼岸传来：一代物理学宗师吴
大猷先生在台北仙逝，享年93岁。吴先生是一位见证了中国物理学的坎坷风雨的世
纪老人，一位享誉国际物理学界的物理学大师，也是一位桃李满天下、造就了一大
批 优秀华人物理学家的杰出教育家。然而，即或在专业领域之外，他对于科技政策
的洞见，他为人所著称的坦诚执著、率直不呵的秉性，又何尝不具一种动人心魄的
人格力量？
　　笔者晚学，孤陋寡闻，直到80年代上学期间才由拜读吴先生煌煌七大卷《理论
物理》（科学出版社， 1983年版）而得闻其人；此后于90年代中期有幸参与翻译出
版了吴先生有关科学哲学的两部书《吴大猷科学哲学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1996年版）和《物理学的历史与哲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了
解到其与我的专业兴趣相关的诸多见解和思想；近来又读到新近出版的《吴大猷文
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其中较多地展示了他的人文思想；由此，形
成了对他的一个初步认识。
　　正如吴先生自己所说，“大致上讲，一生从来没有离开过学校生活”。他1929年
南开大学毕业后留母校任教，1931年赴美国密西根大学深造，1934年回国任教于北
京大学和西南联大，1946年起先后 任 中 央 研 究 院 院 士 (1948 年， 第 一
届), 任教美国密西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布鲁克林理工学院，纽约州
立大学，瑞士洛桑大学，后又在加拿大国家研究院理论物理组，后任中 央 研 究
院 院 长。吴先生确实毕生致力于教育和学术，成就卓著。
　　──以培育人才论，仅中国成名的科学家，他的学生中北大时期有马仕骏、郭
永怀、马大猷、虞福春等，联大时期更有他称作“群英 会”的杨振宁、黄昆、胡宁、
黄授书、张守廉，和后来因选派出国又专门加课的李政道、朱光亚、唐敖庆、孙本
旺等。其中杨振宁在获取诺贝尔物理学奖后向恩师致敬，称自己后来的工作和获得
该奖金，都可以追溯到在先生指导下所做的用群论研究多原子振动的论文；而李政
道更是受益于吴先生慧眼识英才，未经考试即收录听课，后又以大二学生身份被选
派赴芝加哥大学攻博，成名之后，对吴先生知遇之恩感铭至深。
2000年1月下旬，李政道曾专程携鲜花和自绘龙年贺卡，探望病卧有日的恩师，他紧
握吴先生的手，反复按摩，并贴近他的耳朵，说“我们都在这里”，而吴先生的女
儿吴吟之表示，支撑吴先生的最大力量，就是要等着李政道来看他。师生情深，至
为感人。
　　──以学术成就论，吴先生计发表论文一百二十篇并有《多元分子的振动光谱
学与结构》等10多部专著，主要独创性的工作分布于原子分子理论、散射理论和统
计力学等方向。他关于铀后元素的理论预言， 原子光谱中后来被称作“吴态”的研
究等，都具有世界性的影响。他所撰写的一些专著，已成为本领域中世界范围内的
经典。即以七卷本 《理论物理》来说，以一人之力完成如此鸿篇巨制，确实无人可
望其项背，充分体现了其学识之博大精深。
　　然而，吴先生的建树远不止于这两方面。比如，在哲学思想、尤其是我个人的
学术兴趣──科学哲学方面，吴先生有许多值得重视的观点。对于科学理论的结构、
胡适所提倡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的科学方法等都有不少精辟见解，其中最为
突出、也为他屡屡提起的， 是他认为量子力学的解释问题上爱因斯坦与玻尔之间的
争论，本质上起因于两人对于物理理论本性的不同哲学观点。前者出于他的物理实
在概念，认为现行的量子力学不完备，而后者则认为互补性正反映了我们的知识本
性，因而量子力学不仅是完备的，也是唯一的理论。
吴先生本人指出，在这场争论中，绝大多数赞成量子力学的主流派人士都在力图证
明量子力学的一致性，这与爱因斯坦的诘问是文不对题的， 而“断言现行体系是唯
一最合适的体系似乎有悖于科学的基本精神”， “一种真正的科学态度要求一种开
放的精神”。可以说，深谙量子力学且有英文专著的吴先生本人的坦诚直率，正是
这种科学精神和他的学术勇气的体现。
　　从公共领域讲，吴先生始终心系中国，始终关注着我们国家科学的总体发展，
对我国科技政策的制定和科教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自1967年起，吴先生被
委任国防安全会 议之科学发展指导委员会主任和国家科学委员会主任，主持制定了
改进科教、加强科研、应用科学与工业发展相配合三大方向，制定了台湾的十二年
科学发展规划，重新编写了中小学的所有科学教科书，为我国的科学发展和经济腾
飞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被誉为“中国 科学发展之父”。
吴先生一再强调，发展科技，以基础科学为本；而发展基础科学，又以人才为本，
“人的因素重于物质”。切忌急利风尚，偏向应用科学，导致人心的功利化和求知
志趣的低减。他以树根、 枝叶和花果的关系，来比喻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技术之
间的源流层次。他进而强调发展教育，培育人才是一个国家科学发展的关键，人才
缺乏，是“目前推进科学发展工作所遭遇之最大困难”。而更为重要的是“真正 的
科学家（自然科学家或人文和社会的科学家），不仅是要有天赋， 有训练，和能够
从事研究工作，并且必须对学问有极浓厚的兴趣 做学问工作，必须很早就养成对学
问的兴趣和研究的习惯，使学问变成一种强烈的‘嗜好’；到了学问成为一种‘嗜
好’以后，做学问的人便能够终年努力而自得其乐了”。从眼下应试制度的枯燥和
紧张中， 又如何能培养出对于学问的兴趣和爱好，从而使教育成为科学家成长的沃
土呢？
　　吴先生为人们所称颂的见识和人品，可见之于一个实例。1964年 10月内地首次
进行了核试验之后，时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科研顾问小组委员会主席的吴大猷 奉命对
国防部的建议进行可行性研究。结果吴大猷坚决反对这一绝密的核武器研制计划。
他给蒋 中 正 总 统 写信说，他本人不反对获得核科学或者核技术，也不反对训练
我国的军用或者民用核技术人员，但他觉得中山科技研究院制定的计划有着几个致
命的不足： 首先是对核武器研制经费过于低估；其次是必须冒着与美国冲突的风
险；高估了研制成功的机会。吴大猷认为，如果再算上弹道导弹的研制经费，那么
总体的研制费用绝非当时国家所能承担得起的，所以，中山科技研究院提出的这一
绝密核武器计划实际上不符合国家的 安全利益。
　　吴先生有言：“我以为当前知识分子最应具备的一点即前人所说的骨格。我最
看不起的，是逢迎阿谀、睁眼说瞎话的人。”铿锵言行， 折射出这位慈祥老人内在
的科学精神。“作为一个曾与任何组织和党 派无瓜葛的‘局外人’，使我在决策时
更独立也更客观。经年的严格学术生涯培养了我独立思考的习惯和思想的诚实性。
无论个人或小集 体利益的淡漠使我弥补我的坦率──对于过失直言不讳──可能带
来的损失。”他的无私无畏，坦诚率直赢得了公众的敬重。
　　吴先生有言：“我极赞成海峡两岸间的有实质的文化（学术）交 流；望政府能
在学术文化和政治性考虑间，作些决策，使有实质 的学术文化交流，可以进行。”
1992年5、6月间，他在李政道陪同下回大陆参观访问并参加学术会议，先后被北京
大学、南开大学授予名誉教授、名誉博士称号，并被聘为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名誉
会长。

　　吴先生有言：当前人类面临的生态和环境危机，表现出物质文明随科技高度发
展，而精神智慧似无大进步，“这些情形只能靠人文的打破来解决”；“‘人文’
与‘科技’结合，可能是条出路”。应使 人类的教育兼具人文与科技的性质，“使
人类有更高的智慧──兼哲学、科学的智慧。这显然是一个‘理想的境界’”。这
是一种有别于科学工匠、或是科学从业者的大师的境界。如同爱因斯坦、玻尔、薛
定谔等众多科学大师一样，吴先生当无愧于这一境界。斯人已逝，风范长存。缅怀
吴先生，追思吴先生的洞见卓识，我们期盼着我们也能真正注重基础科学与培育人
才，也能创生出这么一种环境，培养出一 批运用着自己的知识力量、情感力量和人
格力量去教育后学的教育家， 一批既不乏真知灼见又能坦诚直言的科学家，一批兼
具科学与人文精 神的学者。这不也正是吴先生在天之灵所寄希望于我们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