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情爱史---原始的激情

蕾伊·唐娜希尔 著

（台湾）李意马 译

12、十九世纪

维多利亚保守主义

有时候会觉得，在19世纪的舞台上，如果没有穿束腰紧身衣及膨大铁环衬裙、弱不禁风的妇女在场的话，19世纪就很难给人完整的印象。维多利亚主义（Victoranism）并不是只有在19世纪或在大英帝国里才有的独特现象。即使在中国，也因为受到西方帝国主义威胁及新儒家道德规范的刺激，而有她自己的保守作风。美国和德国，则比英国更早开始维多利亚式的保守主义，在美国，它部份是清教主义的产物，在德国，则是出于对政治分崩离析及18世纪新抱负的一种回应。法国在时间上稍晚，她于1848年之前，经过60年危机期的不断挣扎，正开始追求能弥补政治出卖伤口的私人理想，而英国，新兴而自我意识浓厚的中产阶级，在饱受贵族批评为野蛮的商业主义後，亦开始将古老哲学和新的理性时尚融为一炉，产生一种适合他们社会野心的道德与礼节。

在复古保守的气氛下，维多利亚时代穿着大礼服，并逐渐蓄起胡须的绅士们，对中古世纪产生一种奇怪的乡愁，他们对“淑女”再度培养出矫揉做作而夸大的优雅态度，乐于相信她们是骑士心目中的理想伴侣。而这些绅士们在没有恶意的情况下，又再度将女人贬为在人生旅途中供人瞻仰的雕像。1830年代，马提纽（H. Martineau)说美国男人将耽溺于歌颂女人视为正义的化身，这对欧洲男人来说亦同样真实。而女人也鼓励他们这样做，她们发现被男人爱慕、歌颂、祟拜是一件快乐的事。在现实残酷的商业社会里争得头破血流的男人，在淑女的面前都一下变成了纯洁的天使。

这种游戏是两个人就可以玩的，1842年，艾里斯夫人(Sarah Ellis）在写给英国妇女看的一本书里说，妻子对丈夫的美意应有所回报，最好能把丈夫看成是上帝与知名的圆桌武士盖拉哈德爵士（Sir Galahad)两者的混合体，她说做妻子的基本上要认识到

“你丈夫身为一个男人就是优越的……在高贵、文明而真正善良的男人本性里，有一种近似于我们认为天使才拥有的气质与力！……思及这种令人兴奋的本性，它所激起的钦佩与尊敬之情实非语言所能形容……我们要做他的心——替他分劳解忧，同甘共苦！”

这种论调可说古已有之，艾里斯夫人更进一步明白指出，男性优越乃是“自然法则”的一部分，尽管有些妻子可能比丈夫有能力，但无损于此“自然法则”的正确性。

时代无疑已在改变，但女人的处境在变得较好之前似乎要先变得更糟。在工业革命以前，欧洲的历史只有贵族阶级与非贵族阶级，但现在，中产阶级在权力结构里开始取代贵族阶级，经济上的成功如果没有社会地位的成功就显得无意义，因此，19世纪大家一心一意要往上流社会的阶梯攀爬。在美国，这种竞争并非垂直的，而是平面的，虽然每个人都平等，但每个人都希望比别人有更多的平等。

成功的一个指标是家中的女主人凡事都有佣仆代劳，当时的就业统计资料很生动地显示了中产阶级的胜利。1841年对英格兰及威尔斯1600万男女居民的普查记录显示，当佣仆的还不到100万人，但10年後，在300万个就业妇女及少女中，有75万人是在做女佣，到1871年时，女佣的数目激增到120万人。在整个19世纪，甚至直到1914年，女佣一直是英国妇女最大的职业项目。

中产阶级的妻子在免去家务操劳後，却不晓得如何打发休闲时间，她和她的丈夫都相信―当时充斥于市场的社交礼节书籍也如此强调―她现在的生活耽像一个“淑女”,但其实大谬不然，中产阶级的妻子和早年出身于贵族家魔的淑女有一个基本差异之处，以前养薄处优的淑女可以由同样悠闲的丈夫或情人护送到她们想去的地方，享受各种生活乐趣，但中产阶级的丈夫却为生意忙得不可开交，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必须自己想办法打发时间，虽然有些人利用时间做了一些有益的事，但绝大多数都将时间浪费在逛街、聊天、游手好闲及浮面的淑女礼仪上。

1842年，格拉维斯夫人（A.J.Graves）在“美国妇女”一书里说，她们“怀抱希望被人们视为淑女的野心，玉手只用来抚玩她们的项链，或者弹钢琴”。同年，艾里斯夫人在“英国妇女”一书里抱怨说：“现在一些弱不禁风、慵懒为年轻女士斜躺在沙发上，呢喃抱怨，无病呻吟”。妇女以懒散为尚，而懒散本身最後竟变成一种疾病，摧残她们的身心健康。

这些如花似玉但却日渐枯萎之淑女的丈夫，保护她们免于接触残酷无情的现实，使得情况更加恶化。1840年代，伦敦的一家法院甚至准许丈夫将想离家出走的妻子用锁锁起来，因为“妻子需要在丈夫的保护之下，才能有快乐而体面的家庭生活，丈夫可以强制妻子与他同住，免得她与外界接触而产生危险。”

这种对淑女做“无微不至”之保护的措施亦包括医学在内，妇女有病，在有女伴在场陪伴的情况下，可以请医师来诊疗，她只能指着人体模型像告诉医师哪里在痛，医师也只能猜测，除非是非常严重的病例，否则绝不准做妇产科方面的检查，医学必须向淑女的贞洁让步，很多医师甚至鼓励这种要命的贞洁观，1852年，美国费城的一位医学教授甚至为“美国妇女宁愿忍受身体上的极度痛苦与危险，而不愿将自己赤裸裸地暴露在人前”感到骄傲，他认为这是“美国妇女道德的精致表现”。

这种态度不仅阻挠医师做他们应做的工作，也使妇女对自己的身体及生理毫无所知。譬如“月经”即很少被提及，当时的医师和妇女认为月经是一种不正常的东西，迟至1878年，“英国医学会刊”还花6个月的时间去讨论“火腿在月经来潮妇女的触摸下会不会腐败”这个问题。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也认为“一个有德行的妇女很少有性欲”，医师因为平常接触的多属非德的妇女，因此，他们对女性性高潮及阴蒂功能的看法乃是不正确的。

骑士精神、绅士风度、优雅高贵与幼稚无知等等，将中产阶级的妇女束缚在家里，成为温室中的花朵，即使发现女性在生殖中所扮演的角色（见前期）一事也无法改变情况，因为这种生物学上的平等适用的对象并非“女人”，而是“母亲”。对母系及其与家庭关系的强调，产生了19世纪最大的学术争辩之一，此即“母法”(jus maternum）的问题。

所谓“母法”（母性的律则）其实并不是一个新观念。但当它在1861年由瑞士的法理学家及历史学家巴克芬（J.J.Bachofen)以严肃的哲学科学语言提出时，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士发现实难以反驳。巴克芬否认“男人天生即比女人优越”的论调，他说，大量的历史及人类学资料均显示，在人类仍然接近于自然生活时，母系是唯一可辨认的亲性关系，女人是统治者，男人取得统治权是以後的事。美国的种族学家摩根也同意巴克芬的看法，他认为人类在最早期是完全杂交，猎集时代则是群婚，当时的情况无法区别谁是孩子的父亲，只有母子关系是明确的，因此母亲的影响力优于一切，只有当农业开始发展，准许拥有私人财产，小家庭能够自足，一夫一妻制通行後，女人才开始顺服于男人。

前进份子以最大的热情欢迎这种理论，特别是私有财产制直接导致女人顺服于男人的说法，“母法”成为社会主义教义问答中的精华，也是早期女权运动者信念的来源，更是任何讨论女性之社会角色所必提及的口头禅。但是说归说，“母亲”虽被提升到“女神”的高位，女人的实质处境还是没有多大改变。

女人应“安于家中”的观念并不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士所发明出来的，它由来已久，只是维多利亚时代碰巧必须将此观念形诸文字提出来讨论，因为19世纪的妇女正面临了真正独立的突破性边缘，它已呼之欲出，但若没有经济上的自足，一切都是泡影，女性经济独立的奋战要直到20世纪才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