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随笔|人性逻辑30.“正当”不能定义么？

“好与对”的关系问题，文言又叫“善与正当”，是近几百年，西方学界在理论上明确提出来的。英国的罗斯爵士，就写过一本《正当与善》的专著，相当有名。更有名的呢，自然是美国罗尔斯的《正义论》，其中特别强调了，“正当比好优先”的洞见，并且引发了一大波讨论。

说到浅人，是在批儒家的过程中，想从应然的角度论证，为什么把血缘亲情这种“好”，当成至高无上是“不正当”的，才以半路出家的方式，转了过来，从二者的关系开始，研究西方道德和政治哲学，最终形成了本系列的看法。

友情提醒一句：当年俺老汉批咱儒家的“父子相隐”，也是因为研究中国美学史，拜读孔孟文本的时候，发现了这个严重的问题，才以半路出家的方式，转了过来。可见三心二意，不务正业，转来转去，不求甚解，构成了浅人做学问，免不了浅薄，甚至带坏了国内学风的一大原因，幸好尚未影响到国外，嗯哼。

想当初，刚转过来的时候，最挠头的一件事，就是找不到“right”的定义了。查了许多辞典论著教科书，还求助于互联网，依然一无所获，让喜欢从概念入手的俺老汉深感困惑，一度准备真心相信，它没法界定的无稽之谈啦。

不好意思哟，亲，私下透露一个，从没对别人说过的小秘密：当年浅人甚至严肃地打算，隆重推出一个结论：既然我们永远找不到，“正当”能用其它字词，加以表述的确切语义，那就只有诉诸生动活泼的手势表情，上下腾挪的行为动作，才能把它高深莫测的晦涩意思，勉为其难地传达出来了……

第6篇帖子提到，若干西哲的大咖英雄，声称“好”没法定义。其实吧，里面有几位这样子宣布的时候，还顺带着主张，“正当”同样没法定义。最有黑色幽默意味的，就是罗斯了，因为他接着摩尔的话头，进一步声称：既然“好”和“对”都是“简单的属性”，不像马那样子复杂，既长了四条腿，跑得也不算慢，它俩就统统不能界定了，俗话或曰“只可意会，不能言传”，不是？

说句老实话哈，这也是俺老汉最佩服他的地方了，居然围绕两个不知道啥意思的概念，动笔写了本专著，长篇大论地告诉各位，它俩的关系，究竟是个神马样子，并且还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不免让人暗暗怀疑，他以及西方学界，是不是忘了维特根斯坦给出的那个，虽然没说清楚，可还是反复被人引用的金句：对于说不清楚的东西，理应闭嘴不谈，英文或曰“shut up”，嗯哼。

严格说，这几位宣称，“好”没法定义，其实有点欺师灭祖的意思，因为古往今来，还有很多西方的英雄大咖，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内，脑子没那么糊涂，分别从“有益”“值得意欲（desirable），通常译成‘可欲’）”等等角度出发，界定了“好”的概念，让后人接着琢磨的时候，有个下手处。

相比之下，这几位宣称，“正当”没法定义，底气倒更足一些。怎么讲啊？尽管浅人的文献综述十分有限，可好歹还是读过一些文本的，却几乎没看到，两千年来，有谁给“对”下过一个，有着分析论证的严格定义。

拿罗尔斯来说吧，他和效益主义一样，“假定了‘好’，能被定义成理性意欲的满足”，虽然依旧没能摆脱，“理性”精神的潜移默化，毕竟还是从“满足意欲”的角度，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界定，不是？

然而哦，对于“正当”，老先生似乎就不这样子“理性”啦：尽管《正义论》的全部论述，都以这个概念为基础，他却不肯劳神费心，对它给出一个明确的概念界定，如同把“好”定义成“理性意欲的满足”那样子。

同样令人钦佩的是，这一点也没妨碍他，下笔弄出了一本几十万字的大部头，试图论证，不知道啥意思的“对”，对于知道了啥意思的“好”，为啥享有优先性的问题，还因此开启了20世纪下半叶，全球学界的一个支柱产业，嘿嘿。

本来嘛，与“好”比起来，“正当”的意思的确要复杂一些，不容易概括；语境宽泛的日常言谈里，更是丰富多变，眼花缭乱。但尽管如此，咱们玩学术的，总不能因此就悄不作声，偷偷摸摸绕了过去，然后再装出一副胸有成竹，很有城府的样子，围绕这个没给出定义的概念，高谈阔论吧。无论如何，这样子做，指不定就会给人留下，大庙门口房檐下，摆摊算命的朦胧诗印象，不是？

说一千道一万，既然现代英美哲学，西哲中的主流，总是拿通过语义分析和逻辑思维，解答各种问题，当成了自己的头号使命，和特色贡献，你在那里热火朝天，说了老半天，却居然忘了，先给“正当”下个定义，帮大家拎拎清楚，你讨论的究竟是个啥玩意儿，成何体统呀？正是考虑到这一点，俺老汉才想以重说三的方式，振臂高呼：回到苏格拉底！回到苏格拉底！！回到苏格拉底！！！

有人或许说了，各种论著里，经常看到下面的命题，等于给我们解释了，什么是“对”啦：当且仅当一个行为，或者实现了自我利益，或者达成了最大福祉，或者尊重了个体权益……的时候，它就是“正当”的。

然而吧，这样子的命题，有着浓郁的规范性内容，强调的是怎样的行为，才能在应然维度上，被人们评判成“对”的，所以根本不可能构成，有关“正当”概念的严格界定。换个方式说哈，如同柏拉图早已指出的那样子，这样子的命题，只是回答了“什么东西是正当的”，丝毫没说出“正当自身是什么”。

不错哦，后面还会谈到，后果论在实然维度上明确主张，“正当”取决于“好”。可是呢，这样子说，也仅仅涉及到它俩的相通处，依然没能告诉我们，“对”自身是怎么个意思，尤其没能告诉我们，它到底有没有不同于“好”的独特内涵。

不好意思哟，亲，恰恰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要是二者的意思，原本就没多大差异的话，普通人在日常言谈中，为什么会说了好，又说对呀？学者们为什么也要深入琢磨，它俩的纠结互动呢？

拿“好”和“有益”做个对照，就能看出这一点了：由于它俩的语义直接相通，不存在什么区别，所以我们也无需讨论，二者的复杂关联，只要指出“好”即“有益”，“有益”即“好”，事情就成了。但麻烦在于，对于“好”和“正当”，我们也有底气这样子说吗？

进一步看，许多西方学者，无论站在义务论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后果论的立场上，都很强调“正当”与“应当”和“义务”的密切关联，认为符合了“应当”和“义务”，就是“正当”的；违反了“应当”和“义务”，就是“不正当”的。这样子说，倒是蛮接地气的，因为人们确实经常讲，“这样做是对的，我应当全力以赴”；“那件事错了，你不该去干”……

不过哈，这样子说，好像又开放了另一个，更棘手的理论麻烦，因为“应当”和“义务”，解释起来比“正当”还困难，以至于要是不先把“正当”弄清楚了，我们几乎不可能说明，它们之间为啥会形成，这样子的密切关联。

大概由于这个缘故，某些英文词典阐发“right”“ought”和“obligatory”的意思时，才玩起了弯弯绕，先用“ought”诠释了“obligatory”，再用“right”诠释了“ought”，接着又用“obligatory”诠释了“right”，结果画了一个，比阿Q不知圆上多少倍的圈，嗯哼。

于是乎，这种古往今来，有点普适性的一筹莫展，就给俺老汉留下了，另一块小小的原创空间，能够前无古人地，通过分析论证，严格定义一下，据说是没法定义，也很少被定义的“正当”概念。欲知怎样界定，请看下篇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