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杰本科毕业后，又在国内获得硕士学位，接着还在日本获得博士学位。一般说来，以这样的学历，在美国大学里做个讲师也罢，做个助理教授也罢，乃至做个终身教授也罢，都是能够胜任的。而有过在日本、美国的如上学术经历，回到国内做个学术团队的领袖，并不过份，而是适得其所。至少，比起文化大革命时代凭着老茧当工农兵学员要合情合理得多吧。这也即是说，杨杰根本不需要做假。

那么，杨杰究竟为什么要做假？这个问题也许应该变换成，假如杨杰不做假的话，评审团会不会最后审定他为院长人选？

按说，杨杰是确实具备那样的能力的，根本不需要做假。但杨杰做假了。

观察家认为，杨杰做假与其说是担心自己的能力，不如说是害怕别人不相信他的能力。因为评审团首先看重的，并不是被选人是否有能力，而是被选人在美国的学术经历，尤其是被选人在美国的学术地位。这可能是杨杰做假的关键所在。

假如评审团看重被选人的个人能力，远胜于看重被选人在国外尤其是在美国的经历和地位，那么，被选人就根本没有做假的必要；或者说，被选人造假的前提，也就不存在了。

试想，假如当年梁漱溟面对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挑选，有必要造假么？当年北大校长蔡元培以兼容并蓄的心胸和眼光，不拘一格选人材。蔡元培聘请梁漱溟到北大教哲学的全部依据，仅仅是梁漱溟发表的一篇哲学论文，根本不考虑梁漱溟有无高等学历，有无在国外的留学背景，有无在美国的学术地位。

在当今的中国学界，流行着一种比学术造假更为可怕的学术头衔之真。这在美国的中国学人圈子里，可说司空见惯。一些来自国内大学的教授们，喜欢在自己的名片上煞有介事地印上“博士导师”一类的学术头衔。这样的头衔在中国人眼里也许金贵无比，可是在美国学界看来，不知所云。因为美国大学里没有这样的头衔。一个中国教授向一个美国教授炫耀自己的“博士导师”头衔，需要解释大半天，才能让人家弄明白。至于那些个博士导师究竟有多少学术能力，也只有天知地知，博士知，导师知了。

在如此一种假作真是真亦假、真为假时假亦真的真假难分时代，人们确实很难分清谁是真，谁是假。假如杨杰是假的，那么那些博士导师们难道就是真的了么？不管怎么说，比起当年仅仅凭着一篇论文就去北大教书的梁漱溟，杨杰的学术履历也罢，学术能力也罢，去同济大学担任一个学术团队的带头人，主持一个学术项目的资历和资本，可说是绰绰有余。可是杨杰却依然担心自己的资历不够。是谁在觉得杨杰的资历不够？是谁在逼使、或者说诱惑杨杰造假？

俗话说，上有好之，下必附焉。没有评审者的虚荣，又怎么会有被评者的造假？而评审者的虚荣，又折射了整个社会的虚荣。那样的虚荣如同一种看不见的疾病，在中国的学术界，科学界，思想界，文化界，等等界，到处传染，四处蔓延。

在一篇有关方舟子打假的报道中，如此例举出方舟子的二次辉煌战绩：一次是有关“基因皇后”的打假，一次是有关“核酸保健品”的打假。报道写道：

那年8月，一条消息在国内引起强烈轰动，美籍华人科学家陈晓宁携带着她研究多年的科学成果─三个人类基因库回到北京。据陈晓宁介绍，这三大基因库目前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价值无法估量。陈晓宁更是被人称为“基因皇后”。9月，方舟子发表公开信，称同等产品在美国用3000到4000美元就可以买到。

2000年，“基因皇后”事件刚刚平息，方舟子又把学术打假的矛头指向了风靡一时的“核酸保健品”。他说经过调查，发现上世纪80年代初“核酸营养”在美国已经被认定为商业骗局。

观察家对多维社指出，在这二起打假中，造假者迎合的与其说是科学界、学术界、不如说是整个社会的虚荣心。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弥漫着一种狂热的崇美风尚。只要是来自美国的东西，全是好货，都是名牌。就连吸烟者，都以吸美国烟为荣。美国的烟草商为此乐不可支，把在美国越来越受到限制的烟草业，劈头盖脸地倾销到中国这样的崇美国家里。虽然美国香烟并不掺假，但比起有过美国学术经历的中国学者，难道更有价值、更值得崇敬么？

在如此一片虚荣的社会风气中，学术造假与其说是一种迎合，不如说是一种屈从。虽然屈从者本身在人格上过于怯懦，并且多少掺带有作为一个学者不该有的虚荣心，但学术造假的根本动力，却是来自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虚荣心。就像在反美的狂热中可以看出中国人的怯懦一样，在崇美心理的背后，同样可以看出中国人的缺乏自信。

在学术打假背后的娇情和媚俗

方舟子一次出色的打假，是他揭露清华大学教授、前校长助理刘辉的造假。在《北京晨报》的一篇报道里，方舟子向新闻界描述道：

“在刘辉的网页上，论文署名中的‘Liu.H’和其他论文一样是用黑体字标出的，以表示是他本人。但是这篇论文显得很奇怪。刘辉是个外科医生，其科研领域是‘消化外科，肝胆外科，移植外科，血管外科，人工脏器，移植免疫’，而这篇发表在美国《普通病毒学杂志》上的论文研究的却是艾滋病病毒蛋白的作用机理，和他的科研领域并无交叉之处。于是我到《普通病毒学杂志》把这篇论文调了出来。”

“原来那个‘Liu.H’是纽约赛奈山医学院病理系Edward M.Johnson实验室的‘LiuHong’，即刘宏，并不是刘辉。”方舟子说，“以前听说过把同名同姓的人的论文拿来冒充自己的论文的，但是像刘辉这样大胆到把不过是同姓、名字拼音缩写相同的人的论文也拿来为我所用的，倒是第一次见到。学术腐败的花样又有了创新。”

方舟子的这次打假，把造假的刘辉教授置于了死地。《北京晨报》的一则报道不无激动地宣告说：

清华大学“经校务会议讨论，学校决定撤销刘辉清华大学教授职务，解除与刘辉的聘任合同。”日前，一则《清华大学校务会议关于对刘辉的处理决定》公布，造假教授刘辉被处以“极刑”。

这样的兴奋，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中国人最为津津乐道的传统道德节目，捉奸。把一个在学术上造了假的教授处以“极刑”，就像把一对奸夫淫妇送上公堂一样，打假的英雄也罢，旁观的观众也罢，全都非常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