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治下中国各地域的概况

    中共治下中国的单一制国家结构，与元明清类似，都是以省（或类似规模和性质的行政区划）为单位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一级行政区。虽然中央在一些重要领域和重大问题上，可以直接管到县级，但大多数事务都是通过省级机构进行管理与处置。而中国的地域及地域差异，也以省为单位划分和比较。不过，在山川地理形势、文化与价值观、历史变迁等因素影响下，往往也会出现一些并不以省级行政区划为界限的区域，如东北地区（东北三省加内蒙东部）、江南地区（一般特指江苏省和浙江省，一般不包括上海、安徽、江西）、岭南/两广地区（广东省和广西省）、西南地区（云贵川，一般不包括西藏）、西北地区（陕甘宁，一般不包括新疆），这些区域也会形成现实的利益共同体，中央也会按照区域来索取和分配利益。

    北京、天津

    建国至今，首都北京是现行体制和国家结构的最大受益者，得到了独尊的地位和极为丰厚的利益。由于北京是中共中国的首都，是决定全国命运的权力中枢所在，又集中了中共统治集团的各种权贵精英和基本盘，所以获得了最大程度的政策倾斜、资源供给、发展优先权。毛时代的北京，既是政治风暴的中心和政治风向标的所在，更是一切大政方针的策源地。而拥有北京户口的市民，则在那个物质极端匮乏的年代拥有令全国其他任何地区都艳羡的食品和消费品配给，以及免费和相对优质的教育和医疗服务。而这些供给，很多都来源于对其他省份的“抽血”，例如前述的在饥荒年代从农业大省强夺粮食供应北京。北京市民不仅在民生上相对优越，也更易参与和渗透国家政治，起码比其他任何地区都能得到更多更好的政策和资源。

    而改革开放之后，北京的政治文化地位仍然在全国首屈一指。虽然经济相对南移，但北京仍然通过行政手段从全国各地获取巨量的资源和利益，全国各地仍然被迫任北京予取予求。无论是南方的税收，还是中原的人才，以及周边河北省的所有有价值资源，都被北京大量吸收。居住在北京的各种既得利益者也在不断增多壮大，并以“北京户口”作为身份认同和利益连结的纽带。拥有北京户口的市民，在教育、医疗、就业、住房、养老及各种公共服务方面，拥有着非常大的优势和特权。例如北京户籍居民高考得到清华北大等全国性名校录取的比例，平均是其他省份的二十多倍。而北京的医疗资源也是全国最顶尖，上海、广州、成都、南京等城市医疗资源相合也不及北京。当然，不同身份的北京户籍居民，其福利待遇也千差万别，如高级干部和普通市民的医疗保障就差距极大，但整体上所有北京户籍居民都是国家的特权者。而国家的内政外交军事民事人事等诸多方面，凡是涉及到北京和其他地区利益冲突时，都优先考虑北京及北京户籍居民的利益。

    而这一切，都是北京利用政治地位、通过行政强制力获得和维护的，而非北京及北京户籍居民的贡献所应得。相对于西安、洛阳、南京、杭州、开封等位于汉文明精华区的历代都城，北京偏居北方一隅，经济文化本来都不发达，仅仅是依靠重北轻南、带有强烈军国色彩的政权和割据势力强制开发的城市。它缺乏自立式经济造血能力，文化底蕴也不深厚，政治上更是顽固保守。而行政手段虽然让北京发展壮大，但是以供给资源的其他区域的损失为代价的。还有，北京虽然从全国得到了丰厚的资源，以及受到中央政策的优先照顾，但北京户籍居民内部也被分成三六九等甚至更多等，按照或明或暗的等级秩序领取所得，少数权贵得到了最优质和大多数的资源，越往下所得越少。而没有北京户籍的外来“北漂”，则更是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人肉电池”（当然他们也能蹭得一些北京相对于其他地域的特权利益，但非常有限）。“北京折叠”不止是科幻小说才有的景象，更是现实北京的文学映射，且现实比科幻小说的描述更复杂更残忍。

    另外，北京虽然得到了如此优越的条件，但却并未有效带动和辐射周边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反，周边地区被北京吸走各种资源，在各领域及政策上也首先要考虑和服从北京利益。河北省是北京虹吸效应的最大受害者，河北管辖的北京市外周边地区被戏称为“环北京贫困带”。与北京相连的另一个直辖市天津，既是北京虹吸的受害者，但同时也在吸取河北的资源。

    北京和天津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在文化、思想、教育等非物质领域，也没有给周边乃至中国带来正面的、文明的、进步的影响。

    北京是北方保守主义文化的中心和封建皇权专制主义的顽固据点。历史上，凡是定都北京的政权，都相对专制保守，政策残忍冷酷。相对于文明浸淫日久的中原和关中，以及经济发达社会开化的江南，北京的文化、社会风气、人的价值取向，都相对缺乏人道和公正，而有着明显的等级色彩和非人权倾向，且社会潜规则盛行，官本位严重，崇尚权力而蔑视契约，还在现实中表现出种种冷酷与暴力。北京虽同为汉文化的辐射区，当地居民中汉族也占绝大多数，但却有意吸收借用北方游牧民族的价值观念和言行方式，以及接纳全国各种少数民族人员和势力，来区隔其他地区尤其中原和江南的文化形态和公民组成。

    虽然近现代以来尤其改开以后，北京的思想文化及北京人的价值观念相对变得多元，但整体上、与其他区域尤其南方相比，以上这些特征仍然相对突出。而且，北京那些思想开明进步的人，更多是自我享受而非传道受业，也并不是北京文化的主流，并不能给他人他地乃至北京自身带来人文关怀和社会更新，其影响力局限在特定的范围内，还与中下层北京人及“北漂”颇有隔膜。相反，北京各种保守落后的糟粕，却在中央集权和“首崇北京”的政策下，会通过制度、政策、潜规则及人际往来等各种方式影响全国，包括影响国家的治国理念和大政方针。这对于中国显然不是什么好事。

    而邻近北京的另一个直辖市天津市，相对没什么需要详细叙述分析的内容。天津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位于渤海湾沿岸、连接东北和华北的水路要塞）及特殊的历史沿革（清末北方军事重镇和租界区、袁世凯等人的苦心经营），以及中共出于发展北方、拱卫北京等经济政治目的，在天津设立了直辖市。天津的地位和获得的利益远远不如北京，但也远超环其周围的河北省，并同样从河北“吸血”。我个人认为，天津并无设置直辖市的必要，未来民主中国也应该废除这一直辖市，将其并入河北（可作为河北省会，也可作为类似于厦门在福建的地位那样的河北城市）。

   东北

    而中共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下，受益仅次于北京的地区，是东北地区。第二次国共内战中，中共之所以能够击败国民党、夺取政权，很大程度就是依靠在东北对苏军和日军武器的接收，以及对伪满军队的大规模收编、对伪满公务人员的全面留用。中共在内战初期不确定能统一全国，甚至准备以哈尔滨为首都，只控制东北地区。而中共取得国共内战胜利后，因为东北籍党政军人员的突出贡献、东北居民对中共的好感与忠诚，以及东北背靠苏联的地理优势，将东北作为国家重点建设地区。在建国最初的十多年，东北以全国八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十分之一的人口，获得了约占全国三分之一至半数的工业投资和苏联援助。而日据东北时代（即“满洲国”时期），日本也对此地有很多工矿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为后来中共统治时期东北工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在全国各地普遍被贫困和饥荒困扰时，东北居民不仅衣食无忧，还享受着质量不算太高但在当时中国已非常优厚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保障。三年大饥荒期间，东北是京沪之外全国为数极少没有大规模饿死人的区域，这也有赖于种种政策和资源优势。而他们享有的这些资源，除一部分为苏联援助及自有自产外，大多数都是从其他地区调集和征收过来的。在这十多年中，东北得到了完全不成比例的资源供给与政策倾斜。直到1960年代中苏决裂、苏联威胁入侵中国并在边境陈兵百万，中共推动“三线建设”，才将在东北和京津等地的一部分工业和重要机构迁往内地，稍稍平衡了全国各地经济投入和工业生产严重不平衡的状况。但即便如此，东北的工业化、城市化及社会保障程度，仍然远远高于除京沪津之外全国所有省级行政区域。而文革期间，东北受到的冲击也相对最轻，其他地方大批打死人和摧毁文物古迹时，东北各种历史遗迹包括满清宫殿皇陵几乎完好无损或只受到轻微损害。当其他各地前国民党人士纷纷被批斗甚至杀害时，原伪满出身的人士则普遍得到保全（或只被象征性“下放”）。东北显然是“前三十年”最大的既得利益者。

    当然，东北也创造了不少财富，如制造了大量工业品、收获了各种农产品，以及提供了各种矿产资源，几十年来为国家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相比而言，其获得还是大于产出，其很多产出也是建立在获得他处支持的基础上。而东北的工业化文化，既颇有可圈可点的值得赞扬之处，也有颇多弊病（下面会谈到）。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优先对外开放和实行非计划经济（不完全是市场经济）的珠三角和长三角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民生也在改善。而东北虽然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因计划经济沉疴已久，积重难返，经济开始有所滑落。1990年代的国企改制和下岗潮，更是沉重打击了东北的经济民生。而对下岗工人安置的不到位及各种贪污腐败，也导致了各种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再后来，南方经济进一步发展，东北经济越发没落。东北曾经的辉煌一去不返（起码暂时如此）。

    但即便如此，东北获得的各种中央层面的政策倾斜、转移支付、高考录取比例优势、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社会福利保障，仍然明显高于全国除京沪津外其他任何地区。虽然东北经济乏力，但大多数东北户籍居民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都不用发愁（这四方面也是民生的基本内容），这是其他地区大多数居民都梦寐以求而难以得到的。尤其在全国各地民众都陷入“内卷化”的恶性竞争时，东北人可以轻松“躺平”。而这些都有赖于中央集权下中央对东北的偏爱与支援。虽然东北户籍居民的各种相对特权不及北京和上海户籍居民，但北京和上海的人口加一起只有4000万左右，东北则有1.2亿人。所以从获取优先政策和利益的总量上，东北超越了京沪，成为中共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和中央集权政策倾斜的最大受益者。（即便东北最悲惨的大下岗时期，东北人整体和平均生活水平仍然高于全国大多数地区。下岗者也只是东北人的一部分。而全国其他地方大多数人尤其农民阶层在90年代也只能勉强温饱，教育医疗养老还是负担不起）

    例如高考录取比例，北京和上海明显高于东北三省（东三省高考录取比例也远高于青海宁夏西藏等人口稀少省份外所有其他省份），但每年北京和上海参加高考者人数加一起也远低于东三省（例如2022年北京参加高考人数仅5万人，上海也是5万左右，京沪共计10万；而黑龙江有18万、吉林12万、辽宁20万，东三省共计50万）。同样，其他如各种教育、医疗、基建等投入，东三省所获的支持从总量上也超过京沪。因此反而是东三省而非京沪获取了利益总量最大的公共资源供给和政策倾斜。而且，相对于京沪许多“后来者”需要拼命打拼才能得到户籍特权、与其他精英残酷竞争，东三省即便平民也能共享各种政策资源红利，不需要多么激烈的与他人竞争（比如黑龙江鹤岗的重点中学很容易上，在北京想上同样高考成绩的学校却需要拼各种资源和关系，仅购买学区房就需花费数百万元）。

    更重要的是，东北的政治地位一直都是极高的。在建国后，东北被称为“共和国长子”，在“前三十年”得到了仅次于北京的地位与话语权。而改革开放至今，虽然东北经济一直不佳，但政治地位和话语权仍旧得到了保持。在江浙、中原、岭南等区域被中央予取予夺的情况下，东北却一直可以保障既得利益（起码保障东北权贵集团的既得利益）。而各种全国性政策，也都优先考虑东北利益和关切。在中国的高度中央集权下，东北某种程度有很大的独立性，不被中央完全驾驭，反而有时可以要挟中央。虽然我对中共内部的政治派系与权力斗争缺乏了解，但我可以肯定，东北地域利益集团及其关联势力，在中共决策层必定有着其他各区域都难以拥有的份量和话语权。

    而由于东北相对独立于关内的地理位置、相对特殊的历史变迁，形成了非常有地域特色的文化风气、价值体系、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在历史上，东北长期是女真/满族、渤海、契丹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区，汉化程度低，缺乏文明的浸淫，因此很大一部分人崇尚弱肉强食、行为残忍暴虐。而且，相对于匈奴、蒙古、突厥等其他民族在征服战争中虽然残暴但也直爽坦诚的特征，女真等东北民族在侵袭内地和统治中国的过程中，不仅手段残忍，还阴险狡诈、流氓成性、背信弃义。这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其吸收了汉文化的“术”而缺了汉文明的“德”。而清末民初“闯关东”的大量汉人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也颇受这类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影响。还有许多在东北的汉人，早年饱受异族屠杀奴役，但被征服和融合后，反而相对汉文化更加认同异族身份和文化，价值观和言行举止皆变得异化。虽然这很大程度也是恶劣的自然和人文生存环境催生，而非种族民族的基因和遗传，但客观上的确成为当地各民族共同的文化特征。虽然并不是每一个东北居民都有这些价值观和言行，但整体的社会风气和一部分占人口少数却非常突出的群体所作所为，的确就是如此。

    清末至民国汉族人占了东北人口的大多数，但并没有促成东北真正汉化，相反这些汉人某种程度被“满化”了，或者说形成了独特的东北文化。无论汉满蒙回朝各族，都认同相似的逻辑与价值观。而日本在东北建立“满洲国”，更强化了类似的价值观念、思想文化认同。日本人虽然利用“满洲国”残酷对待当地民众、血腥镇压反满抗日人士，但血腥残酷程度明显轻于全面入侵中国后对关内各地的所作所为（尤其和华北、江南相比）。而且，日本人在“满洲国”也有许多建设，促进了当地的工业化与现代化，文化教育事业也颇有进展。“满洲国”的政治实体虽然在1945年灰飞烟灭，但是它遗留下来了很多东西，如经济基础和经济结构、价值观塑造、国族/地域主义认知与立场，至今都在影响着东北的方方面面。

     而中共建政后，得益于中共的全力支持及苏联援助，再加之日满时期的基础，东北经济社会得到极大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也突飞猛进。东北以短暂的时间取得了文化教育的跨越式发展，社会文明程度起码在表层得到迅速提高。但历史文化的遗留与惯性仍然影响巨大。而东北是高度工业化的计划经济模式，这也形成了极具特色的社会文化和人际关系。东北高度工业化下高度的城市化，让东北各阶层民众都能够有很高的知识储备和素养，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程度高于其他地区，部分家庭的男女平等程度似乎也较中国其他地区为优（虽然这个是存疑的，不同人有不同说法），作为平民一部分的产业工人也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利与福利保障。东北地区是中共建国后中国最像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地区。

    但计划经济造就的丑恶相对更多。不同于市场经济中相对较多人员流动和人身自由，计划经济形成了工业化下的熟人社会，与乡土中国的熟人社会类似，人与人之间既有脉脉温情也有勾心斗角。一些东北人常为东北去除宗族的影响自豪，认为是进步的表现。但东北工人阶级和干部阶级（两个阶级共同构成计划经济下的城市居民社会）人际关系的紧密和复杂程度，不亚于南方的宗族社会（而且并非没有宗族，在农村，或者满族、锡伯族等非汉民族家庭，宗族影响力非常大，加上更加暴力化，其对家庭成员的控制力甚至超过许多南方省份的宗族）。相对于宗族以亲情为依托，东北的人际关系更多基于同事间的利益交换，少了温情多了算计、少了论理多了论力。同样，东北人骄傲于没有受儒家封建糟粕影响，这一定程度是事实，但其没有儒家糟粕同时也少了传统文明的礼仪教化和道德积淀。还有，计划经济的封闭性，也不利于形成自由开放的市民社会，反而导致托关系走后门和各种暗箱操作的盛行。改革开放后，东北国企也进行了改制和重组，但并未真正摆脱计划经济带来的各种人文社会影响。（另外，与北京一样，东北的计划经济、官僚主义、保守文化，也导致其经济活力严重不足，缺乏造血能力，其经济几乎都依靠政策扶植和各种输血，其创造的物质与精神财富不及所得）

    在这样的历史变迁下，如今的东北有着怎样的社会风气，部分东北人有怎样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就不言而喻了。而且，部分东北人也通过各种方式在全国开枝散叶，并抱团行事，直接影响了全国各地的德行风气与社会民生。我不希望在本文发泄情绪，所以就点到为止。简而言之一句话，东北的地方文化和民风，以及部分东北人的价值观与言行方式，是非常不利于社会进步、文明和谐的，既伤害东北和东北人自身，也有害于整个中国及中国人民。

    需要说明的是，我以上所说关于东北及东北人的问题，并不是说所有东北人都如此，为恶的当然只是一小部分，大多数东北人本质还是好的，有一部分东北人更是非常热情善良真诚的。但即便是一小部分，也足以造成很大破坏和影响。还有，无论在现在的专制中国还是未来的民主中国，东北和东北人当然有权得到其应得的尊严、地位、话语权、利益，但不应该超出必要限度、不能以损害其他区域其他地域居民利益方式获益。东北人如果还自认为是中华民族和中国的一部分，在享有权利同时也要承担义务、得到尊重同时也应遵守公序良俗。

    还有，部分东北人的恶行伤害的最大的还是其他弱势东北人。我虽然痛恨那些作恶的东北人，但也非常同情例如东北下岗工人、因维权被虐待者等弱势者，我认为下岗措施虽必要，但起码应该保障他们下岗后吃饱饭、子女和老人得到合理照顾。对于如建三江、马三家劳教机构恶行中的受害人，我更是非常同情并为其略尽微声声援。部分东北人各种恶行，伤害最大的其实也是其他相对弱势的东北人，因为东北人更多的生活在一起，当然是接触越多者受恶人伤害越大。改变现状，最终也有利于东北的文明进步。就像如果八九民运胜利，中国民主化，虽然大抵仍然要推动国企改制，但90年代下岗潮中的失业工人及家庭就不会那么悲惨，可参考东欧各国（尤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人安置和补偿，是非常有利于劳工一方的。即便被国人嘲讽鄙夷的俄罗斯转型，俄罗斯失业工人所得的补偿和保障，也略好于中国下岗工人。而其他方面的人权改善，也是如此。北欧各国的地理位置与东北类似，历史上也曾多次南下劫掠，但20世纪以来逐渐成为发达民主国家，国民素质极高，还包容移民难民，被世界称道，也无必要去追索其历史上的丑恶了。中国东北如果能效仿北欧，那也会成为中国和世界有益的组成部分。

   上海

    北京、天津、东北之外，上海是另外一个相对其他地区而言的受益者。但上海的受益程度和影响不同。上海早在中共建政前，就是中国乃至东亚的明珠，是与纽约、巴黎、东京相媲美（甚至超越了东京、未来发展可能胜过纽约和巴黎（因为背靠的人口庞大）的现代化都市。民国时上海即是与北京平行的特别市，政治经济地位仅次于首都南京和代表北方的北京。而中共建政后，虽将上海划为直辖市并给予特殊地位，但其闭关锁国的政策反而破坏了上海经济的发展、阻碍了上海民生的改善。当然，上海也的确因此得到了各种特权和资源，但远不及北京。改革开放后尤其1992年上海全面开放和浦东新区设立后，上海才回归到正常的开放与发展状态。

   上海拥有直辖市特殊地位和政策倾斜后，改开以来成为长三角乃至东南沿海的革新进步的领军者，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带动和辐射了周边地区的发展，和江浙皖赣等地实现了合作共赢。而北京、天津、东北，以及北方和西部其他一些被重点扶植的城市（如西安、成都、武汉、兰州），不仅通过行政手段吸收各种资源，还对周边和其他地区有破坏无建设、拉大区域差距和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

     还有，上海户籍居民尤其“老上海人（上海土著居民）”的确比较排外，上海也有倾向于本土主义乃至自治和独立的思潮，但是一种精致利己的、自保型的排外，是希望与外地人互不干扰，而不像北京户籍居民尤其“老北京”那样，一边排外一边肆意从全国各地及“北漂”那里掠夺各种资源。在做人的修养和言行素质上，上海人也好于北京人。北京的排外程度从表面上不如上海强烈，甚至有时对外人还有些开放包容，但那是在没有触及其利益和深度接触的情况下。如果触及北京市民利益或者长住在一起，以及和北京籍公务人员打交道，那各种矛盾冲突都会爆发，外人就能深刻体会到其排外和其他各种丑恶行径。虽然上海的排外也是错误的，其各种所得都有外地及外地人的贡献，但还算情有可原，冷漠但不过于使坏的排外言行也勉强可以忍受。

    不过，相对于北京居民包括户籍居民内部受益严重不均的情况，拥有上海户籍的平民因户籍制度和其他本土主义政策而受益颇大。据说，上海户籍居民一生的福利折合人民币超过一百万元，如得到拆迁补偿款，则不下数百万乃至上千万元。上海平民享有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家政等资源的平均数量和质量，皆居于全国之冠。

    （不过，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虽然上海与北京一样仍然拥有各种政策倾斜，上海户籍居民也享有种种特权，但起码一部分是上海及上海人靠区位优势和自身奋斗而非行政手段就可获得的。甚至，如果没有中共统治，而是民国或其他相对民主开放的政权统治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大陆，即便那时的上海并不拥有现在这样的制度性地域特权，其人权保障程度和公民福利水平，也会远好于几十年来在中共治下的相关条件和所得（尤其改革开放以前的阶段）。上海虽然在中共治下得到了一些地域特权，但只是和相对被中共侵害更严重的地区的比较而言。如果没有中共，上海可能相对中国其他地区的相对优势弱化、优越性不那么强，但本身的权利和民生都要更好于现在。这也从侧面更加凸显了中共统治对中国其他地区更深更剧烈的伤害）

    一种制度有相对受益者，就有相对受害者。而中共中国的单一制和中央集权下，只有北京、上海、天津、东北是明显的受益者，其余地区除个别城市和区域外，都不同程度受害。（不过，这四地的“受益”主要是指相对于其他区域，如果和1949年起步情况类似的国家地区相比，中国所有地区都是受害的。而且，这四地受益者主要是权贵精英，平民大众与其他地区一样受害，只是程度有所差别。）

   江浙

    在相对程度上，受害最大的是江南地区/江浙地区，尤其江苏省和南京市。历史上，江浙地区长期是南方政权的核心地带，南京则是作为首都次数最多的南方城市。江浙两省相比，江苏有更加深厚的政治和思想底蕴，浙江则是民间社会更为发达和活跃，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南方部分的菁华。

    但由于北方在军事和政治上的相对强势，南方政权往往不敌北方而屡次受到入侵与压迫，南京更是遭遇多次屠戮与破坏。民国有十余年定都南京，曾让南京及江浙有了很大发展，政治文化地位也空前提高（经济地位长期都是全国最高）。但1937年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以及八年占领中对江浙各地的多次屠杀与长期奴役，让大量民国精英尤其出身江浙的精英遇害，南京及江浙许多城市都遭遇严重破坏，对南京及江浙的地位、声誉、经济、文化等各领域都造成沉重打击。1945年国府还都南京，本来可能重振南京和江浙，但随着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败、中共渡江战役的胜利，南京的首都地位再次失去。

    中共建政后，南京的地位大大下降，各种资源被夺走、实力和影响力大为削弱。1951年，毛泽东在“镇反运动”中声称，“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南京（镇反）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可以说是中共政权对南京这个城市命运的残酷宣告（且毛泽东是在明知南京曾在十几年前发生惨绝人寰大屠杀的情况下如此发言，可见其心之恶）。而在1950年代初期的高校院系调整拆分中，包括原中央大学在内的南京诸多高校被拆解、迁移、削弱，极大打击了南京乃至江浙地区的教育、人才培养、思想文化发展。在政治地位上，北京拥有了独一无二的、至高无上的国都地位，南京则成了一个普通的省会城市，仅仅可以代表江苏省（甚至在江苏省内，南京的首位度也不高（不过这很大程度是因为江苏其他城市经济文化实力也很强））。中共还有意扶植缺乏政治野心、没有定都历史、文化底蕴不足的上海，以进一步削弱和制约南京。改革开放以后，南京的经济文化有所恢复，但仍然只是一个普通的省会城市，其地位和影响力不仅远不及北京和上海，连广州、西安、成都的区域影响力都不及。

    而南京所在的整个江浙地区，从建国至今也都是被打压的对象。而建国后江浙的处境，也是江浙地区几千年来相对北方弱势的格局的延续，是中国大陆南北两个板块军事冲突、政治斗争、文化对立的缩影和例证。

    早在华夏文明初兴之时，江浙所在地区就是文明发祥地之一，南方河姆渡文化即是与北方半坡文化并列的华夏文明的源头。而从吴越的崛起、夫差勾践的争霸，到秦末项羽刘邦的奋起抗暴、汉初吴楚七国之乱，再到汉末三国孙氏家族数代的文治武功，千年前的江浙曾是尚武之土、兴兵之地。但后来，一方面是经济重心南移下，江浙文教日益兴盛、民生越发富足；另一方面却是相对北方而言武力的衰弱、战略的守势。由于北方异族入侵、战乱频仍、暴政肆虐，原来繁荣的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多次成为贫瘠的焦土。而地理环境得天独厚的江浙地区，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核心地区。“苏湖熟、天下足”、“国家根本，仰给东南”，都在反映着江浙经济的发达与对全国的重要性。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随着经济开发，以及“衣冠南渡”下北方士人阶层的南下、中原文化在江南的传播和与当地文化的融合发展，江南的人文也日益兴盛，并形成了相对独特的、与中原文化等北方文化有明显差异的文明形态与价值观。其文化婉约、含蓄、内敛，思想开明、包容、进取，让汉文明更加丰富与温和。而明代中后期及清前期，伴随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工文明的发展，江浙涌现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新儒学”思想家，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工商皆本”、“经世致用”、“有治法而后又治人”等主张，带有一定的民主和自由主义色彩，其进步性可与欧洲启蒙运动相比。这些思想也已经很大程度作用于现实，伸张了许多民权，打击了封建专制，促进了科学发展（如徐光启、宋应星的成就），让明王朝向开明专制乃至更大的革新迈进。如果江浙经济文化社会继续发展，还能推动中华文明的进步转型。

    但随着满清的铁蹄入侵和文字狱的铺展，江浙的文明被摧毁、社会的进步被打断。在满清统治的二百多年中，江浙一直是被打压和吸血的对象。“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八十一日”，仍未让江南屈服。因此从顺治康熙时的“哭庙案”、“庄廷鑨明史案”、“南山集案”，到乾隆时的“叫魂案”，满清政权又对江南士人和民众进行了许多次清洗，“屠尽了汉人的骨气廉耻”，让江南沉寂了百年有余。这期间江南经济仍然非常发达，但大多数收益被满清统治者和北方保守势力掠走，政治和文化上更是极为消沉。江南士人连本地重要官职都不能担任，满洲贵族的臣属乃至家仆成为了这里的主官（如曹雪芹父祖及整个家族），从官场到民间皆是腐烂，从官绅到黔首俱若奴隶。而到了太平天国时期，江浙地区成为起义军和清军交战的修罗场，再次受到残酷破坏。在这个过程中，江浙人只是被双方利用和屠杀的对象，自身几乎毫无作为。

    直到清末民初，随着满清政权的内外交困尤其对外战争中的一系列败绩，江浙才从压抑窒息统治下得到久违的部分自由。随着国门打开，江浙深厚的人文底蕴与西方及日本的现代思想碰撞，擦出了革命的火花，并逐渐燎原。在思想启蒙和革命浪潮中，江浙涌现了秋瑾、章太炎、鲁迅等革命家和思想家，让江浙的才华与勇气在沉沦许久后重新焕发耀眼之光。“拼将十万头颅血，须将乾坤力挽回”，江浙及江浙人民在民族民主革命洪流中涅槃重生，武昌起义后以光复会为主的江浙起义军在徐州与清军接战，后克复江宁（南京）与杭州，与两广、四川、湖北等地共同迎来光复，实现了夏完淳“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的遗愿。而民国定都南京，发展江浙、经营宁沪杭，让江浙一度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地带。但日寇的入侵再次让多灾多难的江浙蒙难，从社会精英到平民大众都遭遇残酷虐杀。与南京的命运一样，中共对国民政府的取代，也让江浙失去了抗战后再次重生的可能。

    击败国民党的中共政权，对江南的态度和作为，除了没有明显的民族压迫（但有“重北轻南”的政治经济歧视），其他方面与满清几乎没有二致。在“前三十年”，中共的闭关锁国和计划经济模式，对适应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江南显然是噩耗。但由于江南工农业基础的优良（哪怕经历了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破坏），经济仍然优于全国大多数地区。在三年大饥荒期间，江苏和浙江饿死的人较少（但生活水平相较民国大幅下降，苏北和浙江山区也有饿死人现象）。而江南地区的相对富庶，也成了中共政权重点掠夺的对象。

    而中共之所以可以肆无忌惮的掠夺，也在于江浙政治权力地位和话语权的失去。由于国民党的核心一大部分都来自于江浙（核心的另一部分来自于两广），国民政府的核心统治区也在江浙，所以作为国民党死敌的中共对江浙严防死守、百般打压。还有，江浙人崇尚自由、反对专制、主张民主民权、营建和参与公民社会、追求法治透明的社会风气和历史行为，都令高度专制、奉行等级制度和个人独裁、迫使民众仰其鼻息而活、习惯于潜规则和密室政治的中共恐惧。在中共专制极权尤其“镇反”、“反右”、“文革”的摧残下，江浙在清末民初复兴的人文风貌、士人风骨，都毁损殆尽。

    在反右与文革被迫害致死的知识分子中，大多数都来自于江浙。例如有杂志列举文革中自杀的52位名人（主要是学者型知识分子，还有一些艺术界人士，也是广义的知识分子），一半以上都来自于江浙。其他各处关于文革的资料，也都能反映出中国受迫害的著名知识分子中，来自江浙的比例几乎超过全国其他所有地区的总和。具体的例子有，祖籍浙江上虞、生于江苏南京的考古学家陈梦家，从建国后就经常被整，文革中又遭迫害，被吐口水和往头上浇剩饭菜，最终不堪受辱自杀；江苏江阴籍戏剧家上官云珠被迫献身于毛泽东，但文革中也未幸免被批斗，最终自杀身亡；浙江杭州的文学家吴兴华，被红卫兵不断批斗、强迫劳动，最终强行灌下污水将其杀害；江苏南汇（现上海浦东）籍翻译家傅雷被抄家和侮辱，和妻子双双自杀；浙江义乌籍历史学家吴晗，因发表《海瑞罢官》等作品被批斗和逮捕，最终死于狱中；江苏无锡籍的导弹和航空航天专家、研发“两弹一星”的元勋之一姚桐斌，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暴打致死；江苏上海县（现上海市）籍、被称为“大师的大师”的物理学家叶企孙，在文革在被诬陷为“国民党中统特务”，被红卫兵百般羞辱折磨，精神失常，大小便失禁，文革结束后不久即去世（他的同籍贯的徒弟熊大缜，则早在1939年即被中共诬为“特务”杀害）；另一位江苏无锡籍钢琴家顾圣婴，被批斗羞辱后开煤气和母亲弟弟一起自杀；同样是籍贯为江苏无锡的历史学家、南京大学教授钱海岳，因赞颂郑成功被指鼓吹蒋介石反攻大陆，被红卫兵杀害于明孝陵……连死去的秋瑾、章太炎的墓葬乃至骨殖都被破坏（可悲的是，这些主要都是江浙本地红卫兵所为，他们这时已经被洗脑的完全是非不分、将家乡的英雄当成罪人批判和污名）。而幸存的江浙知识分子，绝大多数也都沉默、沉沦、沉寂，在打击和压迫下默默的活着。江苏扬州籍的翻译家巫宁坤，其幸存离国后写下的《一滴泪》，就反映着江浙知识分子的苦难和伤悲。

   面对毛泽东和中共的淫威，毛时代的江浙人噤若寒蝉。毛时代中共对江浙的所作所为与满清对江南的屠杀压迫与文字狱何等相似？死于文革的江浙知识分子，与明末殉国的东林党人的悲剧又多么相通？而反右和文革至今江浙的沉默低调，又与满清两江/闽浙总督治下民众的长久沉寂惊人一致。万马齐喑中，只有苏州籍的林昭奋力呐喊，在那泯灭人性的黑暗时代发出痛斥暴君、反对专制、追求自由的伟大啼鸣。但这无法改变当时的专制暴政，江浙人民也只能战战兢兢、浑浑噩噩的生存与死亡。

    改革开放后，江浙的经济迎来了久违的春天。相对于珠三角更多依靠对外开放和借助港澳台的资本与平台拉动经济，长三角的江浙更多凭借自身的经济社会底蕴恢复和发展。珠三角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贫富分化严重、治安混乱、各种非法活动猖獗，充满着暴力与动荡。而长三角这几十年贫富差距相对较小，治安更是在全国相对最为优良，公然的过恶的非法活动也较少。相对于珠三角的野蛮生长、东北经济的相对衰落、内陆其他地区的相对贫困落后，长三角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最稳健、最扎实、最均衡、最惠民、最具可持续性的地区，域内各地差距和城乡差距都小于其他地区，尤其江浙农村富裕程度冠绝全国。江苏和浙江的GDP总量不仅常年位居全国前四，人均GDP更是居各省份（不包括直辖市）前三位。江浙上缴中央财政的总量与比例，也同样位居全国前四。江浙地区无疑是京沪之外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但经济的发达无法改变政治的弱势和文化的不振。改革开放后，中共仍然实行重北轻南的政治方针，鼓励南方发展经济的同时遏制其政治影响力和话语权的增长。虽然中共两任最高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皆出身于江苏省，但这并不能改变中共在地域问题上的原则和政策。北京仍然是中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引领着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决定着中国的政治特质。中共仍然非常警惕南方出现能够挑战北京权力与地位的地域势力，江浙则是其最为提防和打压的地区。江浙只有在经济上埋头发展和为其他地区“供血”的义务，却没有与付出相匹配的政治权力与话语权利。相反，其地方文化入方言和地方传媒，遭受各种或明或暗的打压，已几乎没有了独特的地方思想价值体系，也没有独立的话语权。

    历经满清屠杀和文字狱、日寇屠杀和奴役、中共的专制及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江浙的文风、民气屡遭摧残折辱，虽几度复兴，但起码如今已不再有曾经的盛况。现在的江浙虽仍是理工和人文学者最集中的产生地区（可以看当今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籍贯，江浙籍的占四分之一，算上受江浙影响的上海、安徽、福建、江西（即华东地区），则占两院院士的一半），但却普遍远离政治或依附强权，不是自私自利耽于享乐，就是成为政权的走狗和喉舌，再也没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观念和“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公共意识。历史上的物理与心灵摧残和留下的阴影余悸，以及如今仍然专制和压制思想文化自由的环境、在地域博弈中的相对弱势地位，都让江浙人变得非常低调、世俗、保守，纷纷在物质享乐和靡靡之音中沉醉，无力也无心去效法先贤、秉笔直书、经世致用了。夏完淳、秋瑾、林昭，这些人的光芒太耀眼，江浙人更多是恐惧和远离，而非效仿和超越。江苏人面对相较很高生源质量而言很低的高考录取率（还包括将本省大学录取名额大量“让”给其他省份）、残酷的中考“五五分流”，选择唾面自干的忍受（虽然也有零星的反抗行动，如在江苏籍家长在省内各级政府机构、教育机构门前的和平抗议，都被镇压下去），也反映了他们已经丧失了抗争的意志，现实中也没有抗争的手段和能力。压抑之下，江浙社会风气也逐渐糜烂，当地的人们也被动或主动的沉沦。

    在沉沦中，许多江浙人纷纷变成精致利己之徒，只顾个人私利而没有家国天下精神和公民意识，乃至为私利损人利己、狗苟蝇营。曾经注重清廉和操守的江浙籍官员，现在也普遍参与腐败，虽然执政绩效尚可，但也不再那么秉公无私，不仅贪腐，裙带之风也极为盛行；许多江浙中产在教育资源和中高考录取名额限制下，纷纷想方设法不择手段挤进名校，还排斥外来打工子女与其孩子同校同班；在医疗、养老等方面，江浙人也越来越为私利钻营……

    而江浙一些知识分子包括一些有话语权的科技医工与人文社科学者，不仅早已没有民国时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追求，反而视野狭隘且保守自利，只有知识没有品德，为前途名利巧言撒谎（有些学者甚至在关系到亿万国民生存和人权、国家发展乃至人类命运的一些问题上巧言令色、歪曲事实、误导大众，如在新冠议题上替官方封城隔离政策背书、推荐并不可靠的中医中药治疗新冠的医学界专家钟南山、李兰娟（李兰娟丈夫郑树森亦为浙江人，其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因无法提供论文中涉及的563例器官移植来源的伦理证明而被撤稿，可想而知其参与了多少丑恶）；在气候危机问题上巧言撒谎、误导公众、造成极大恶果的地理学专家丁仲礼），勇于私斗而怯于公争，歧视弱者而默于强者。他们都不是真正的科学家，而是”高级技术员”。如同明清易代后，“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东林党人成为为官人军头做高级仆役的“绍兴师爷”那样，今日的江浙知识分子再次成为体制和权贵的附庸，为作恶者出谋划策和提供知识与技术。他们被丑恶伤害却又参与丑恶，既是历史和时代的受害者，又是相对更弱者的加害者，令人感到可悲可叹。

    江浙的沉沦，亦是中共式中央集权的恶果。对南方地域势力的忧虑、对江南自由开放文化和市民社会的恐惧，都让代表北方顽固势力、崇尚北方保守文化的中共不遗余力的打压江浙，扭曲当地的文化民风，让这块人杰地灵的宝地，变成世俗市侩的戏园。这不仅是对江浙人民尤其知识分子的摧残，也是对汉文明的破坏，并让中国走入和困在丑恶的歧途。

    广东

    广东和珠三角地区的发展沿革和地位，则是中共治下中国的又一种中央与地方关系形态。广东所在的岭南地区，一直都有着相对汉族其他地区强烈很多的独立性与独特性。这既是地理环境造就的，也是广东历代人民主动抗争与坚持的结果。不同于汉族其他地区已大致“同音同文”，广东一直保持着独特的语言--粤语，以及基于独特语言的独特文化。独特的语言，是强化族群认同和凝聚力、拒斥外部同化的重要工具。正是凭借这一点，广东在历朝历代都比中原和江南乃至云贵川地区都有更多自主性。而广东与香港、南洋的特殊关系和连接，也让这里有着对外开放的条件与风气。还有，相对于江浙相对温婉的文化特征，广东的民风粗犷甚至野蛮，既可为公作战前赴后继，也会因私械斗血流成河；既讲求贸易自由社会契约，也五毒皆兴治安混乱。而且，广东只有珠江（西江北江东江合流后那段）沿岸地带较为富有，其他地区贫穷程度不亚于中国中西部（迄今都是如此），这样的相对贫穷和很大的域内贫富差距，也让许多广东人有强烈的名利动机和冒险精神，并为之不惜性命。

    正是在这样的特色条件下，广东成为清末民族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以及民国南北对峙时期南方革命政府的大本营。不过，不同于紧邻北方、与中原文化密切乃至融合、时而有问鼎中原之志的江浙，广东相对更加倾向于割据一方，保卫自身的文化特色与独特利益。而从广东出兵、志在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其实是相对例外的。而陈炯明、胡汉民、许崇智在广州的坐镇称雄，更能反映广东作为相对独立的政治区域的特征。

    而中共建政后，相对于江浙，广东在中共治下有相对略多一些的自主权（虽然重大和决定性事务仍然要听命于中央）。而叶剑英、陶铸等中共元老的坐镇，一方面保证中共对广东的控制，另一方面也让广东有了更多话语权与自主性。大饥荒期间广东饿死人很少，也和其有一定自主、不用像皖豫川那样被大规模强征粮食有关。在“前三十年”，广东一方面与其他省份一样处于专制和闭关锁国之下，但另一方面却有当时全国绝无仅有的对外开放窗口，即“广交会”，以及与香港的特殊关系及联系通道。广交会的前身可追溯到满清乾隆时期的“广州十三行”，二者都是全国闭关锁国下唯一的对外经贸窗口（这又是一处中共与满清相似乃至相同之处）。除了公开的广交会，还有在广东和香港边界私下进行的各种交易。中共政权利用广东与香港、南洋、西方的特殊关系和历史渊源，在闭关锁国时留下缝隙，以为中共特权阶层谋取利益。例如当时毛泽东、林彪、江青等人都从广东和香港的联系通道获得各种西方新式产品（例如淋浴设备），包括他们看的西方影片也是这样进口的。正是出于中共特权阶层的私利，中共才给了广东一定的自主权，这实在是一件讽刺的事。

   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决定在广东和福建等地进行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试点，在广东设立了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广东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有了更大的自主权。随着经济的腾飞，以及广东与香港联系的日益紧密（尤其香港回归后），广东及整个岭南地区的特色文化也得以恢复和发展，其在舆论上的话语权也明显增强。以《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为代表的南方系媒体，成为中国舆论界放言百弊、监督政府、关怀民生的领军者。而广东的公民社会及街头运动也一度有声有色。这与同样人文深厚（乃至更加深厚）却在舆论方面沉闷低调、几乎毫无声色的江浙，形成鲜明对比，凸显了广东在文化和舆论上的相对独立和富于特色。

    相对于经济上的相对自主和文化上的相对自由，广东在政治上却仍然高度受制于中央。虽然广东的政治自主性和相对独立性高于江浙，但这只是比较而言。随着2013年习近平的上台和中国政治的极速收紧，广东政治、经济、文化、舆论的有限自主自由也很快被剥夺的所剩无几。而2020年中共挫败香港反修例运动和颁布《国安法》，则让作为广东外部依托的香港也日益内地化，广东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也迅速下降。广东现在变得越来越像江浙，成为供给中共权贵集团和其他财政亏损地域的“肉鸡”。

    广东的各领域自主权之所以长期受限乃至最终被剥夺，当然同样是由于中共中国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和中央集权。在这种体制下，即便赋予地方一定的自主权，也必然是有限的，更是随时可以剥夺的。对中共中央来说，让广东保有一些自主性，只不过为了发展经济，以维护中共政权的存续和利益。当地方的发展变革威胁到政权安全，那当然就会改弦更张，收回下放的权力。而广东地方政府和人民的利益，当然是不需要顾及的。

    北京、上海、东北、江浙、广东，是对中共来说最为重要的五个地区。首崇北京、拉拢上海、供养东北、打压江浙、利用广东，就是中共政权对这五个地区的基本政策方针。

   其余地区

    陕西省、山东省、湖南省

    而其余的地区，中共同样有不同的对待。以上五地之外的汉族聚居区，中共相对看重和扶植的，是陕西省、山东省、湖南省。

    陕西省是中原和西部的交界省，一般被划为西北地区（有时也会被视为中部地区的一部分）。而同样属于西北的甘肃、宁夏、青海，体量远小于陕西，新疆则是特殊地区。所以，陕西就成了中共扶植的控制西北的命脉之省，政策上高度倾斜，在此投入的政治、经济、文教、科技等资源，无论总量还是人均，都远超其周边所有省份（包括人口分别为陕西省两倍以上的河南省和四川省）。此外，陕西管辖的延安是中共革命圣地，同样是陕西一部分的榆林则是能源和工业重镇。这两地的特色和价值也是中共扶植陕西的重要原因。但除西安和榆林外，陕西其他地区包括延安都非常贫穷，地理环境也十分恶劣。所以，中共扶植陕西省的结果，是导致西安一城独大（榆林市只有工矿但不适合生活），经济和科教文卫资源高度集聚于西安一地。虽然这种集中也有一定必然性和价值，但即便西安市民，受惠也分三六九等，贫者极贫，富者愈富。而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恶劣的陕西其他地区，就越发凋敝败落。显然，这样的扶植并不利于陕西整体的民生发展，只是符合中共的统治需要、有利于西安权贵的利益。

    山东省则是中共政权崛起地和高层官员的重要来源地之一，政治经济地位颇高。虽然山东省不是土地革命时代的“革命老区”，但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期间却成为中共的重要根据地，为中共发展壮大和夺取政权起到重要作用。山东重农的经济特点和保守的文化特色与中共的“农民党”特质合拍，部分山东民众不怕吃苦、坚韧、顺从、蒙昧的特性，也让中共便于对其收买和利用。无论建国之前还是建国后至现在，中共大量军政人员皆出身于山东，山东也是中共军队主要兵源地。

    中共政权着力培养山东成为北方经济大省，并试图将之与经济实力强劲的江浙、广东抗衡，以提高北方的经济权重。但正是因为山东省位于北方，官僚主义与保守主义色彩极为浓厚，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经济成果也难以普惠民众而是被官僚掠走。山东本来也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孔孟儒学也颇有可取之处，但中共为巩固统治却故意“取其糟粕、去其精华”，利用传统文化灌输忠君和服从，却故意无视儒学思想中的人道理念与民本立场，从而让山东人文环境更加恶化。

    湖南省是毛泽东的家乡，也是中共起家地之一。出于饮水思源等原因，中共对湖南也多有扶植。但与陕西和山东一样，中共的扶植主要是为了巩固统治，其各种建设发展缺乏人道和普惠性。而湖南有“南方的北方”之称，本来风气就相对保守、民众较为愚昧（当然也有许多聪颖刚直之士，但只是湖南人的少数），社会崇尚暴力、官本位思想不亚于山东，精英与平民、城市与乡村（尤其省会长沙与其他市县乡村）有着巨大鸿沟，中共的统治和各种措施更加剧了湖南保守落后、社会不公。

    以上三省，中共都对其有大量政策倾斜和各种资源投入。但由于中共政权的性质和特征，其各种政策扶植和资源投入，都无法真正普惠和可持续性的改善民生，也不能促进当地文教的公平有益发展。三省一直都有非常多的贫困人口，很小比例的人集中了大多数财富和资源。而专制下这些省份更不可能发展民权和兴起公民社会了。所以，即便这些得到中共偏爱的省份，在中共治下也是受害多于获利。

    而上述的五个地区及三个省份之外中国的其他汉族聚居区，则普遍是被忽视、利用、损害、抛弃的对象。

    河北省、河南省、四川省、重庆市

    河北省，如前所述，关于它的各种政策和制度，都围绕着为北京服务（有时还包括天津）的原则，是京津的奴仆。它没有享受到邻近首都的任何好处，却受尽了北京的剥削压迫。河北人是最能感受到中国地域不平等和户籍制度之恶的，是制度性地域不公的最大受害者。河北没有自身独特的文化（“燕赵慷慨悲歌”早已被中共残酷的专制磋磨净尽），也缺乏省籍认同和历史自豪感，全省人民都在浑浑噩噩的为北京当“人肉电池”。虽然有许多中央层面的高官出身河北，但是他们几乎从未为家乡带来发展和利益，甚至总是站在中央和北京的利益立场上要求河北牺牲。这更能反映河北籍的上层精英与河北人民大众的割裂乃至对立。同样，那些在衡水中学等高考工厂里“内卷”出来上了名校的“天之骄子”们，也很少会回乡生活，而是千方百计远离河北，不让自己孩子再遭受作为河北人的种种苦难。如果中共政权不倒台、畸形的京津冀地域关系结构不改变，河北就不可能振兴和发展。

    河南省，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曾经有过辉煌灿烂的历史，从商周至唐宋的一千多年中，一直是中华文明与汉文明的核心和精华地带。但是经过无数战争摧残尤其金国/女真、蒙元的入侵和破坏，异族的烧杀抢掠和横征暴敛，以及起义军与统治者的持续交战，曾经的东京梦华和东都繁盛，都化作过眼云烟。明代的河南，已经非常没落和被忽视。明末农民起义和满清入侵，再次重创了河南。这些残酷的战乱与入侵，让中原文明的中心河南，成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令人厌弃之地。清末和民国的历史变局中，全国许多省份都有枭雄和旗手，只有河南没有可以保境安民、兴建工商文教的政治强人，自然也没有实力雄厚的地方组织和势力。正是因此，河南在近现代继续被侮辱和践踏，人民成为没有主心骨和凝聚力的孤魂野鬼。1942年河南大饥荒中灾民们在蝗虫、日军、国军的夹击下死亡枕藉，就是典型的写照。八年抗战，河南并非主战区，也无发生特别激烈的战役，但死于战争有关的人数却是全国各省最多，也反映了一盘散沙、无人照管的河南人民的悲惨。

    而中共建政后，河南仍然是“朝中无人”。在“前三十年”，河南除了“一拖（洛阳东方红拖拉机厂/中国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和几个依托矿产资源的企业，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业，是十足的农业省份。但由于集体经济的低效和强制征粮政策，种粮食收粮食的河南人却经常吃不上粮食，除占河南人口很小比例的干部、工人、军人得到定量粮食供应（高级干部还有充足的肉、蛋、奶供应）及衣布配给外，大多数民众吃不饱穿不暖是常态。“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辛劳之后，换来的是“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的“回报”。而河南众多的人口和人均稀少的资源，更是加剧了贫穷落后。当时的中国整体非常贫困，河南省则是贫穷中的贫穷。改革开放后，河南经济有了发展，无论本省二三产业，还是赴外打工群体，都创造了可观的财富，民生也得到改善。但由于中央政策仍然不利于河南，如政治地位低于大多数省份，教育上仅给了河南省一个重点院校名额，人均转移支付也低于其他省份，河南省大多数人民仍然在为基本的生存挣扎。

    四川省，是中国兼具庞大人口和广阔面积的超级大省，是西南地区的代表。四川有着独特的地理环境，域内土地肥沃风调雨顺，还和周边尤其中原腹地相对分隔，本来应是安逸和与世无争的天府之国。但实际的历史上，许多中原政权和势力都流亡至此，将蜀地作为休养生息后夺取天下的跳板，多少蜀地儿郎成为外来大人物争雄天下的工具而死于疆场。“终黄土”的不止“卧龙跃马”，更有亲眷们“春闺梦里”才能相思相见的百万千万兵丁。但外来势力的不断涌入，也让四川高度汉化、成为汉民族强固的一部分。保路运动、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近现代的四川人前赴后继的为国家民族的救亡复兴做出了巨大努力和牺牲。民国的四川也有一些能干的地方枭雄，地方自治和经济社会发展也在进行中。

    中共建政后，四川丧失了相对的自主，与河南等地一样成了政权的“奶牛”，大饥荒中饿死的人数为全国最多。虽然1960-1970年代的“三线建设”让其有所受益，但只是让占人口很小一部分的党政军及公营机构人员获利，整体贫困落后的情况基本没有改观。改革开放后，其发展程度和瓶颈与河南类似。中央集权下，地方的发展饱受制约，中央不仅不给予四川和河南这两个历史上有过独特辉煌的地区更多自主，还有意避免其形成地方势力和自我壮大，以保证四川和河南被中央牢固的控制于股掌之中。四川虽被中共当做西南的领军省份予以重视，但大多数民众获益有限。各种政策扶植和转移支付，与陕鲁湘三省一样，都被省内权贵和依附者瓜分，人民并没有得到什么利益。因为四川人口极多、省土广袤，所以人均分得的转移支付相对以上各省更少。还有，与陕西省的资源高度集中于省会西安一样，四川省会成都在全省独大、市民相对富有，而川地其他县市均非常贫穷（排名第二的绵阳市GDP总量仅有成都的八分之一，人均也只是成都的二分之一），发展极不均衡。

    从四川省被分出的重庆市，虽然有了直辖市之名，但很大程度上没有直辖市之实。相对于京沪津，重庆受到的政策扶植较少，也没有它们那样的地位和话语权，人民享有的政策红利和社会保障更是远低于前三者。不过，以市而非省看待的话，重庆的政治地位和经济规模，仍然与四川省会成都并驾齐驱，是西南的重镇，在全国也至少是第二梯队的中坚。

    安徽省、江西省

    安徽省和江西省，自古以来都相对周边贫穷。两地的民风都相对保守野蛮（尤其和邻近的江浙相比），官僚主义和底层暴力都较严重。这很大程度在于其地理环境不佳，以及地理与经济和人文的恶性循环。虽然两地也人才辈出，如安徽合肥、江西吉安和临川，皆是“才子之乡”，但对皖赣整体人文风貌和社会发展影响有限，人才流失严重。而多次战乱和民变让这里的环境更加糟糕。中共这个单一制政权，没有努力去促进安徽和江西的发展以弥合区域差距，而是以严酷压迫让两地安于贫穷，为其他地区输送廉价劳动力、农产品和矿产资源。江西省还是中共的革命老区，但中共并不怎么照顾江西，曾经的革命老区仍然高度贫穷。相对于国民政府和土豪劣绅，中共对江西农民的强制征粮征税更加野蛮无忌。这也反映了中共政权对人民的叛卖。相对于中共和中央政府的野蛮无情，倒是地理相近的江浙沪对皖赣两省经济社会发展有所促进，两省许多民众也通过在江浙沪务工经商得以温饱乃至发家致富（当然江浙沪也利用和剥削了皖赣的廉价劳动力，也对其人才及其他资源有虹吸并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另外，中共在打压江浙同时也对江浙有一定安抚，安抚内容即包括抑制安徽和江西的权力地位，令其在与江浙博弈中处于相对弱势贫乏一方）。

    其他省份

    山西省、湖北省、福建省、海南省，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战略价值，相对独立于周边地区，各自自成一体。中共对这四地的态度都是利用，利用山西的煤炭资源、湖北的地理优势和水文资源、福建的战略位置及与台海的连接、海南的独特地理环境与位置。在利用的同时也有建设，但建设少于索取。

    云南省、贵州省、广西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但一般也视为汉地），则是被忽视和边缘化的。相对于中共在东北三省的巨大投入，地理位置相对的西南三省正是反面典型。这三省在中央也缺乏话语权，很难影响政权的决策和执行。虽然近年来三省也有很大发展，但自力更生所得远多于中央的赐予。中共的确在这些地区进行了扶贫开发，但人均每月实际得到的资源和补助，恐怕还不如京沪一般公务员下馆子的一顿普通餐费。相对于平民的贫苦，三省各地的本土家族、少数民族精英，则被中共扶植和“统战”，获得了各种制度和政策的红利，协助中共政权维持着西南的宁定。

    甘肃和青海两省，虽然因为地理位置的重要（位于汉族和少数民族交界和混居区，甘肃连通中原、西南、西北，青海位于长江、黄河、澜沧江等河流的源头）、自然资源的相对丰富，得到了中央的一些扶植，又因为人口较少所以人均得到的资源较多，但有限的资源主要被权贵和体制内人士所得，平民大众还是生活在贫穷中，文化教育和社会风貌也长期落后。

    总结

    总之，在中共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及中央地方关系模式下，整体普遍受益的地区只有北京、天津、上海、东北四地，陕西、山东、湖南也得到一些相对的好处，但以上各地也只有域内部分人受益，而其余地区整体上都不同程度的受害。而各地的受益和受害，取决于中央的政策导向及各地的话语权。还有，全国所有地区得到的一定程度的优惠政策和资源配给，其利益的大多数皆是被权贵精英及依附者瓜分，平民则都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只不过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细化身份的平民，被侮辱与损害程度有所区别）。

    中共有意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将全国各地以省级行政单位分割，一切管理与政策皆分省而行。中共也在不同地域和行政区域故意实行差别待遇，以加剧地域冲突对立、避免各地方团结，以巩固专制极权。而户籍制度则是分化各地的最重要手段。中共建政后的许多年，不仅城乡之间的户口迁移非常困难，跨省的户口变动也被政权紧密控制。虽然现在跨省迁移户口的政策有所松动，但户籍制度仍然在阻碍跨地域的人口流动，尤其京沪津三地的户籍很难取得。虽然不迁移户籍也可以去外省旅行和工作，但往往难以享受在地的各种权利和社会保障，也会在办事过程中面临更多麻烦。正常的单一制国家，国民是完全自由流动的，在哪里就是哪里人。而中共中国则一方面通过单一制强化中央集权、号令全国，却又设置了比各联邦制国家还严格许多倍的区域壁垒，并将人民用户口绑在特定的省份乃至具体的市县乡村。中国这种畸形的单一制国家结构，世间除朝鲜外再无他例。

    此外，中共政权虽然严格限制地方党政机构和官员的权力，对地方严密管控，打压地方及地方官民自主性，不过这种中央集权主要是用于维护中共政权统治及统治集团利益，对于地方党政机构及官员、公务员、地方强人、农村宗族势力、底层流氓恶霸，以及这些机构、群体、个人的依附者的各种恶行，包括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内的最高层却是默许、放任、鼓励的。例如中国自80年代起至今人口贩卖问题极为严重，电影《盲山》中的情节迄今还在发生，如2022年还曝出如“徐州八孩”事件这样的丑闻，但中央政府却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购买妇女和儿童的买家往往根本不予处罚或量刑畸轻。这显然是出于稳住颇具暴力能力的农村男性和宗族势力考虑，而不惜牺牲女性和儿童的权利自由乃至起码做人的尊严。对于各地方其他同样普遍的恶行如贪污腐败、暴力执法、制假贩假、滥砍乱伐，中央也是放任或选择性执法。

    对于中央统治者而言，放纵地方官员和黑恶势力作恶，对底层种种丑恶不闻不问或有意偏袒强势一方，虽然损害人民利益、影响政权形象、招致民众不满，但却能够变相收买和控制各地官员和强人，既可以通过包庇纵容官员和强人的违法犯罪、满足其各种欲望与利益需求，以拉拢其效忠，又可以借助对他们作恶违法的选择性执法来慑服他们，令其不得不依附与忠诚于中央和最高层的特权者。而各地弱势的民众，则成了中央权贵和地方既得利益者拉拢对方和利用对方的“礼物”和“棋子”。显然，这样的中央集权不仅没有发挥以集权打击地方邪恶腐朽势力的作用，还助长和加剧了各地强人恶人的为非作歹。

    因此，中共治下中国的单一制国家结构，有着极大的弊害。它既剥夺了地方的自主权，又设置了区域壁垒“分而治之”，还在不同区域的发展和竞争中“拉偏架”、制造地域矛盾，抑制可以挑战中央权威的地区发展，并且通过户籍制度迫使国民依附于政权。而且中共的中央集权体制下，中央反而放任地方官员和恶霸胡作非为、鱼肉百姓，集权成为维护统治的工具，而非保护人民的后盾。这对于中国各区域尤其江浙和中原的发展、中国全境的革新进步、中国全体国民的自由与平等，都是极大的损害。

中国各地的统一与分离问题（不包括少数民族聚居区）

    虽然我设计的汉族聚居区是不同于少数民族及港澳台的单一制中央集权结构，但我也认为应该给各地方以分离独立的权利。“强扭的瓜不甜”，民主中国的统一、汉族聚居区的团结，应该是建立在对历史、文化、价值观的共同认同，相同的道德自律和言行方式，以及各地方共同利益的相对一致基础上的。如果某些区域的众多人士离心离德，制造种种事端，那不如一拍两散。

      例如中共中国对首都北京市的独尊和赋予北京户籍市民的特权，在民主中国就不能再存在，这必然导致北京既得利益者们的反弹（即便不追溯此前的既得利益、仍然让他们保留更高起点）。北京在建国以来之所以一直保持繁荣、北京户籍居民得到远超其他任何地区的种种福利配给和特权，几乎完全依赖于中央政策的高度倾斜和其他区域的资源输入。反过来，北京却没有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对全国有反哺和助益。而未来民主中国，无论北京是否还是首都（我倾向于在其他城市建都，如武汉、南京、西安、杭州、郑州、洛阳、长沙，都可作为民主中国首都备选地，个人认为武汉最宜），都不再可能有如今这样的“输血”强度，北京市民尤其中共统治下有北京户籍的居民，也不可能再有如今的各种地域特权。即便还是首都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基本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起码在制度层面也与全国各地相同。

    而北京为代表的北方保守顽固、充满封建皇权等级色彩的思想文化，以及各种文化和制度影响下塑造的“潜规则”和人的言行习惯，也严重阻碍中国的发展进步与人民权利的伸张，民主后必须削弱乃至清除这类思想文化并摧毁其根基。而对于各种通过公然的或潜规则作恶获利的北京居民尤其权贵阶层，也需要进行揭露、批判、审判、改造、自新。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摧毁旧的丑恶的思想、行为模式、社会结构，重塑各阶层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即便废除不平等的制度和法律，各种丑恶亦会以各种相对隐蔽的形式存在，蛰伏待机、勾连内外反动势力，并会在民主法治不彰、正义力量虚弱时卷土重来。

   中共统治下中国重现明清尤其满清时期的专制体制、等级制度、闭关自守、潜规则、各种丑恶的思想和文化、对个人自由和社会舆论的钳制，尤其“红卫兵”和“白卫兵（防疫人员）”再现“义和团”的反智愚昧狂热，各种丑恶百年未变，都是民国时未深刻反思和批判旧人旧物，导致的血淋淋的前车之鉴、正在发生的历史悲剧再现。假如早几十年充分省思历史悲剧、挖掘历史根源，从结构与根底上改变传统，文革和今日防疫的悲剧与荒唐就不可能重演。

   如果未来民主中国仍然姑息敷衍，不审判旧日的既得利益者，不厘清是非曲直，不铲除根基，一时半会可能得到宁定和平，但作恶者实力犹在，也不会真心悔改。即便一时沉寂和边缘化，但其旧日积累的资源人脉仍在，内心也期盼复辟和重作恶行，早晚会趁民主进步势力虚弱时卷土重来（乃至在民主进步势力强盛时，他们也会或明或暗的制造事端，通过“耳语”和“潜规则”继续荼毒国家和人民。或者，直接渗入民主进步政权，让政权蜕变为和明清、中共一样的货色）。对于没有廉耻和自省精神的人，进步势力的宽容大度只会被当成软弱和容易欺骗。而这些素养低下、没有道德和同情心同理心的群体强大乃至掌权后，却不会同样程度的宽容进步势力和弱势群体，而是对前者批伤批残，乃至批斗致死；对后者则予取予求、拼命奴役，在“使用完毕”后冠以“低端人口”加以野蛮驱逐。

    这样的情形不改变，会让未来的北京和全中国持久腐烂，乃至发生更大的祸乱，不断重演历史上的种种悲剧。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多次且现在还正在发生，难道未来还要不断重复循环吗？如果民主之后“算了”，那说不定过几十年又会重蹈覆辙，甚至这些势力就会成为颠覆民主、扼杀自由、破坏进步的关键力量。因此，“转型正义”必须进行，旧制度、旧势力、旧思想必须予以批判和清除，过程中也必然伴有许多惩罚与破坏。

   当然，不仅北京，全中国都要“转型正义”，但专制和丑恶的中心当然需要加倍重视和改造。不过，我并不是说要大肆杀戮，甚至一个都不杀，但要充分回溯历史、挖掘机密、扒开内幕，充分厘清各种人与事的真相并完全公开，然后加以反思和批判，就如纳粹德国的“去纳粹化”过程、南非/韩国/台湾地区/西班牙的转型过程、美国的“扒粪运动”和民权运动那样，从本质上瓦解丑恶存在的土壤和根基。

    而且，如果不如此的批判和改造，而是轻轻放过，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种种行为是作恶，如户籍特权、无人道政策、暴力执法、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阶级/地域/性别歧视、欺压老弱、各种潜规则与私相授受……他们把当成理所当然，认知不到这些是错的、是损害他者利益的、违背现代文明的，甚至许多人还以拥有各种特权和“关系”为荣，以“根正苗红”自居。包括口口声声自由民主法治的许多北京籍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异见人士，也并不在乎或者知道但有意回避户籍特权和阶级特权问题，拒绝谈论是否应废弃，更不谈自身愿不愿意放弃这些既得利益。因此，只有正视这些丑恶和不公，彻彻底底的揭露批判，才能让加害者、受害者、社会各界各方，都从心底抛弃丑恶，重新做人。

    对北京的既得利益者们，对这些改变的感受必然如同“一落千丈”。但民主中国不可能继续让这些人寄生于其他地区及“北漂”人士的劳动成果之上，不可能让河北等地人民在民主之后还忍受被北京制度性剥削压迫的痛苦。民主中国也不能再容忍皇权专制、等级观念、阴损潜规则的大行其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北京市民无法接受失去各种特权、北京变成一座地方城市（而非首都）的现实，他们也有权通过公投等方式离开民主中国。如果要留在民主中国，北京市民同样要放弃一切特权和不合情理法的利益，与他地他人平等相处。（天津市也同理，民主之后将并入河北省，不再享有任何地域特权）（其实，即便废除北京和天津的各种特权，原京津户籍居民仍然可以依靠旧有既得利益拥有远好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生活、更多的资源和机遇）

    还有，如前所述，虽然北京市民尤其户籍居民享有各种福利和优越性，但内部亦分成三六九等，除最高领导人外其他人同样在一些情形上是弱者和奴仆（最高领导人其实也难安枕），没有人是完全的受益者，所有人都一定程度受害。即便相对受益者，也在这样的环境中丧失了纯洁、扭曲了心灵，还因参与丑恶而承受各种压力与负担。如许多“做题家”辛辛苦苦拿到北京户口，甚至进入“体制内”，却仍然只是为权贵打下手的“工作机器”，看着各种丑恶只能沉默和屈从，自身也饱受压榨，甚至成为他人罪过的“背锅侠”。虽然相对大多数国人富足，但是也近距离感受到更多不公不义。这些人难道不希望换一种人人平等、社会自由、有起码尊严的生活吗？

    而对于那些没有取得或暂时没有取得北京户口乃至居住证的“北漂”，身在北京并对北京发展建设有着巨大贡献（甚至远比那些尸位素餐的权贵更有贡献，付出的劳动和血汗则更是多了许多倍）却不能享有权利和福利，难道他们的利益、情感、尊严、人权，就不如北京户籍居民尤其权贵“金贵”吗？这样的人占到北京常住人口的一半，如加上其他经常在京的外地人，起码占到三分之二。难道这些人不配称为“北京人”、不能代表北京的利益与诉求吗？

     北京从中国分离，其实也可以给那些中共统治时期的权贵精英、各种既得利益者乃至恶人一个退路。不仅北京，中共统治下全中国各地的权贵精英，尤其残酷对待民众、背有血债的中共高官和打手，非常担心被人民尤其各种受难者及家属清算、报复，他们也正是因此而恐惧和拒绝变革。

   因此，不如将北京作为民主后给他们的“自留地”，一个能保全自身安全和家人性命的退路，允许其独立建国。不仅北京当地特权阶层，从上海到南京，从广州到成都，从西藏到新疆，全国各地的类似人士及其家属都可以在民主化期间和之后迁到北京，去过他们自己的日子。他们分离出去，和民主中国隔离，人民不用忍受他们的剥削压迫，也能阻塞他们破坏民主转型的企图，而他们自己也可以不用日夜不安的担心，不用害怕人民像他们对待人民那样对待他们。这也是一种另类的“两全其美”了。我想不仅我个人，大多数人民也乐意甩出去这些丑恶的东西。倒是这些权贵精英，或许会为不能再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享有各种特权，而懊恼和不甘，甚至希望留在民主中国，利用旧有资源人脉继续渗透政权、荼毒人民。（其实，不仅北京，全国其他地区若区域内大多数人认同中共统治模式、价值观、社会形态、人文风貌，也可以公投与中共控制的北京合并。这样，那些真诚认为中共统治好于自由民主开放社会的“自干五”们，也就得其所愿。而民主中国则抛掉了这些麻烦和障碍，免去许多不安定因素。两全其美，岂不快哉）

     如果说北京既得利益者起码暂时还乐于留在中国，而中国东北则长期都有一定的离心倾向。如前所述，东北地区有着相对关内而言特殊的历史沿革、族群认同、文化风貌。不同于中国关内各地往往同呼吸共命运，东北的兴衰与关内不仅不同步，甚至往往是关内繁荣时东北凄苦、东北兴盛时关内凋敝，且并非偶合而是相关。东北地区的许多居民，虽然大多数是汉族，但其中一部分人的价值观、利益诉求、立场，与关内各地颇有差别乃至相互冲突。即便他们在中共建政这数十年得到了除北京之外全国最为偏爱的政策倾斜和资源输入，却反而认为自己吃了亏。其经常提及“支援全国”，可这本来就是建立在一开始资源配置就严重不公的基础上的。例如建国初期苏联援助中国的156个工业项目，三分之一以上都安置在了东三省，且重要性和质量更是高于全国其他区域所得。“前三十年”，全国其余地方得到的苏援和其他投入，还不如东北这一隅。这对全国其他地区显然是不公平的，但部分东北人从不考虑这点，甚至认为这种不公平分配天经地义。这就是只要权利和利益，却不考虑作为中国一部分、汉族大家庭成员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

    还有他们声称向全国供给了多少粮食和矿产资源，可这些并不是白送给其他地区的，其他地区是通过金钱购买或资源置换得到的，且往往是以高于国际市场价格收购的。而且，东北各种矿产资源如石油、煤炭，并非东北居民劳动创造所得，仅仅是其居住地区恰巧有相关资源罢了。就像沙特、阿联酋、科威特等国，凭借石油赚的盆满钵满，但根本上说是不劳而获，其拥有的石油资源和其自身劳动创造毫无关系（不仅与现在的住民无关，和其祖辈祖先也没有关系），无助于现代工业文明的铺展（甚至还助力了封建保守顽固、形成能源依赖（“荷兰病”）），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呢（当然，东北还好一些，毕竟当地居民参与劳动了，沙特等国则是雇佣外国劳动力做苦工，本国人只当高管或者干脆躺平不工作拿高额福利）？当地居民真正有资格拿的，只包括自己作为开采者付出的劳动所应得的报酬、资源开采对土地的占用和造成环境污染的补偿，其他收益其实都是非合理所得。何况，其他地区包括南方同样向东北输送了各种有形资源和无形财富，如中部的农产品、南方和西北的有色金属矿产、上海江浙的高校师资。东北所获的“输血”，无论从量还是质，都超过了其“造血”的成果。

    至于90年代的大下岗，的确是巨大的悲剧。但东北及全国各地低效和负担沉重的国企，是必须要改革的，否则国家经济就会崩溃，受害的是包括东北平民大众在内的全国大多数人民（国家经济崩溃，东北也会被波及）。东北在“前三十年”得到了极大的偏爱，那当然也应该要有所付出。下岗工人没有得到妥善安置、各种补偿款被侵吞，其实很多也是东北籍的官员和权贵造成的，歌手曲婉婷的母亲、前哈尔滨市发改委副主任张明杰，就是侵占下岗工人补偿款的贪官的典型。而且，大下岗中的国企下岗工人的确悲惨，但当时中国的农民和没有编制身份的城市居民更加悲惨。国企下岗工人是从天堂坠落地狱，而农民和无编制的城市居民则是一直都生活在地狱里，前者的悲惨从落差上看更大，而后者的悲惨在总量上更多。

    面对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许多东北人仍然视而不见。还有现实中一些东北人也与其他地区的汉族有矛盾冲突，相互都有怨恨。而且很多东北人也怀念当年“满洲国”的“辉煌”，觉得东北工业发达、自然资源禀赋优越，认为独立就能发展的更好。既然如此，那不如遂了他们心愿。如果他们希望与日本或俄国合并，或建立某种特殊关系，那也听凭其愿。中国的确难以管束他们，或许日俄反而能教化成功，历史好像也的确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他们想复制历史上对关内的入侵，那中国内地当然也可以复制二战中联合欧美各国对抗日本的“ABCD（美英中荷）包围圈”，以及如今乌克兰依靠北约和欧盟对抗俄罗斯的模式，捍卫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

   而且东北的社会风气和部分人的价值观乃至言语思路，都与其他国人极不相同。具体差异很多，在此仅举一例。例如部分东北人一方面总是以自己几十年来在社会福利和生活水平方面的相对优势自豪，并通过嘲笑关内的贫穷和苦难炫耀优越性；另一方面在涉及关于转移支付、各种政策倾斜问题上，又不断提及自身的条件不足、贫穷落后，以及南方如何发达富裕、理应让利给东北。他们可以在不同场合同时使用这两种逻辑和话术，并且一点不觉得矛盾和愧疚，实在令人叹为观止。仅这一点，部分关内人和部分东北人就很难能正常沟通。其他类似的价值观和言行想必许多人也都有所领会。当然，这也并不是部分东北人天生如此，也是各种客观环境所致，且其在与中国其他地区民众打交道时，同样感觉不适，认为对方伤害了自身感情、触犯了自己尊严，我相信这种感觉是真实的，好像根据他们逻辑也有一定道理。也就是说并非完全一方对一方错。而是形成“文化冲突”，并导致各种现实冲突，冤冤相报何时了。既然如此，那何必都痛苦呢？（我并不是说关内其他地方的人都没有双重标准和虚伪撒谎，但是要论缺乏羞耻自省、以之为荣，那部分东北人的确令他者望尘莫及）

   如果大多数东北居民还是愿意留在民主中国，那也需要放弃各种不合情不合理的特权，遵守法纪和公序良俗，以及解决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和其他地域同样实行“转型正义”且要更加深彻的思想文化改造，然后和其他地区居民平等的生活在中国领土。

     如果北京、天津、东北一方面希望留在民主中国，一方面又不愿意放弃种种特权，还在民主中国内部使用各种手段专横跋扈、巧取豪夺，破坏国家团结与安宁，那民主中国其余地区应进行集体公投，将此三地从民主中国强行分离出去。另外，对于这三地尤其东北地区出身、在全国其他地区生活的成员，若其里通外国、不遵守法律和公序良俗，乃至成为渗透在汉族民主中国各地的“第五纵队”式的势力，那应将这些人驱逐出境、遣返属地。否则，对于全国其他多数地区，尤其河北、河南、江苏、浙江、山西、山东等地，等于是延续中共治下中国地域不平等的损害，是对数亿国人权利与利益的破坏，也是未来民主中国的巨大祸患。

     清末革命家章太炎就曾对国土问题有过论述：“若满洲政府自知不直，退守旧封，以复靺鞨金源之迹，凡我汉族，当与满洲何怨？以神州之奥博，地邑民居，殷繁至矣，益之东方三省，愈泯棼不可理。若以汉人治汉，满人治满，地稍迫削，而政治易以精严”。而中华民国没有放弃周边而是贪图领土，于是造成了后来百年的各种民族和地域问题及连带的更大问题。假如民国干脆舍弃包括东北、内蒙、热河、北京等与汉族文明离心离德或异化中华的地区，与维藏等西部民族达成友好折中的分治共治协议，守住燕赵之南、陕甘以东的汉族中国本体，其余地区甚至可以作为和缓与俄日关系的手段附赠予之，或许就能让一个真正的汉民族主义国家屹立，然后再软硬兼施的文明渗化和武力防守反击，徐图故土，得到真正心悦诚服的旧地，也就可能避免了后来几十年的祸乱。

    就像美国早年只据有东部十三州，主体人口是英裔移民（另有一定数量的法裔、德裔、爱尔兰裔、意大利裔移民，这些移民文化和价值观较接近，且英裔占压倒性多数），然后随着繁荣发展逐步开拓，反而愈发繁荣。如果一开始就包括西部南部相对落后之地、族群及文化颇为不同的人口，反而可能难以发达，甚至会有更多次类似于南北战争的内战或对峙。而美国发达、文明、强大之后，德克萨斯和夏威夷等地主动要求并入，波多黎各则想加入而不得，墨西哥许多人也都希望成为美国公民。这时强大自信的美国，也能相对从容包容不同族群（虽然仍然没有很好解决族群差异问题，拉美裔的族群问题虽不如非裔严重，但也很是棘手。可想而知早年加入美国会如何）。

    而土耳其的凯末尔，果断放弃土耳其本土外原奥斯曼帝国所有非土耳其人为主体的领土和殖民地（包括近在咫尺的叙利亚），但对土耳其人为主的小亚细亚半岛及首都伊斯坦布尔寸步不让，成功斩断各种内外麻烦、实现土耳其的现代化和民族振兴。而在凯末尔去世后数十年的今天，与其意识形态大异但都热爱土耳其国家民族的埃尔多安，就在凯末尔保有的国力基础上试图复兴奥斯曼帝国荣光，向非土耳其裔地区扩充影响，并有所成就。如果不谈是非对错、只论利弊得失，美国和土耳其“舍外固内”、“先弃后取”的决定显然都是非常成功的。

   而如今的中国，国内民族/族群和地域问题并没有好于民国，几十年来不仅没有解决问题，还愈演愈烈，并成为阻碍国家民主转型和社会进步的巨大障碍。因此，面对价值观念和言行方式与其他区域有明显差异、所获远大于贡献的东北，以及代表保守糟粕思想文化、作为专制体制顽固据点、充满各种权贵既得利益者、向全国吸血却缺乏贡献的北京，人文差劣且价值很低的天津，其他汉族区域人民不仅未因这三地是中国一部分而得利，反而受害不浅，放弃未必是坏事，甚至利远大于弊。

    其他地区也应该基于自愿决定留在中国还是分离独立。就例如四川，如前所述它是一个相对独特的地理区域，也有相对鲜明特色的地方文化。它历史上既被外来的汉族政治人物利用，导致“功成功败万骨枯”，但也得到汉族思想文化的浸润，实现了文明开化并融合于泱泱中华，在近现代更是与中国其他地区同抗争共患难。“天府之国”既在许多短暂时期受害于中州入侵，但长远而言更受益于中华文明。无论是武侯祠，还是杜甫草堂，都象征着汉民族脊梁在蜀地的伸展，让川渝闪耀着华夏英杰的辉光。对四川来说，究竟是留在民主中国且作为汉族聚居区一部分、继续作为中华文明一份子，在经济社会上与周边汉地连为一体，还是分离独立并构建特色的文明形态，哪个更利于四川及四川人民？

   地域特性突出的广东也是类似。广东的一些本土主义思潮可以理解，但细究起来颇有值得商榷之处。广东在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第一大省，也是向中央财政上缴款项最多的省份。但广东的发达，一方面是凭借区位优势，另一方面更利用了中部和西部各省的廉价劳动力，以及背靠全国的资源和市场，并非广东一省的功劳。尤其是小珠三角之外的广东普遍贫穷，更反应了广东自身的乏力。广州和深圳的高度发达，其实和香港类似，都更多是借助天时地利，连通中外，才得以发达。仅靠广东自身，其恐怕并不会比其隔壁的广西和北邻的湖南发达多少。

   广东的粤文化的确独具特色，但粤文化更多是在汉文化的浸润下才更加文明和丰富。 例如香港作家金庸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系列小说及改编的各种作品，成为粤文化和香港文艺的标杆，但这些故事从情节来源到道德价值，皆出自汉地与汉文化。这些作品最广为传诵的地方，也是中国大陆大江南北，因为只有同文同种的中国人才最能感知和明白金庸作品的内涵和意蕴。而其他广东和香港的艺术与人文作品，从武侠小说到言情剧，从纪实文学到政治研究，无不与中国、中华、汉民族和汉文化有关。如果比喻，在一盘菜中，粤文化就像香料与麻油，而汉文化则是菜本身，只有后者没有前者，就寡淡乏味，但前者如果没有后者，就等于釜底抽薪而直接无用。

   显然，广东和中国内地更多是互补互利，而非一方的施舍恩赐。那么，广东究竟是要独立成国以弘扬粤地本土文化和捍卫当地利益，还是作为中华文明一部分、捍卫汉民族的南部陆海之疆，和民主中国其余地区优势互补、一起发展壮大？这当然应由广东人民来决定，并同时考虑中国其他地区的利益与情感。

    而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上海市，在民主中国仍然会是直辖市，但不应再对外地人有各种歧视性政策壁垒，本地居民也丧失户籍特权（不过可以暂时保留部分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的优惠，但会逐步取消，最终会完全废止制度和政策层面的特权和优先权。但原来所获的物质和非物质利益，都不再追溯褫夺。这样原上海户籍居民仍然在起点上优于后来者），上海居民愿不愿意接受？上海的繁荣发展，同样是全国人民共同付出的结果，而地理区位的得天独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上海土著和获上海户籍的“新上海人”的自我奋斗只是占到贡献的一小部分。上海以开放进取包容和国际化自居，那么在制度上难道应该和印度的种姓制度看齐吗（而且印度已废除了种姓制度，还反而给低种姓人士各种优惠政策以平权扶助）？与上海地位、性质、规模类似的城市，如纽约、伦敦、巴黎、东京、孟买、里约热内卢，皆无户籍制度和其他制度性地域特权，上海人民难道真的非要厚着脸皮保留这些专制与等级社会的残渣？如果那样，上海也可以选择公投独立。

    关于中国大陆之外香港、澳门、台湾的离合，也应以民意为基础。在以前，我认为港澳台回归祖国，对中国大陆人民来说当然值得骄傲和自豪，而那些港独台独分子则罪该万死。但是经过多年的了解观察接触，越来越明白是非黑白并非这样简单。国家统一的根本目的，当然是为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全体国民的幸福。而在中共治下，除了占人口少数的权贵阶层，全都生活中在巨大不幸之中（其实权贵也是缺乏安全感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者也是受压迫者，最高领袖也是处于终身不安中）。这样的国家体制和社会状态，为什么非要更多人来受苦呢？

   而“一国两制”同样并非真正良好的制度设计。且不说反修例运动后香港的“一国两制”已打了巨大折扣（虽然仍然有不同制度和社会形态），即便真的履行“一国两制”，不谈对港台人的影响，仅看对大陆人，也不是好的和公平的事。

   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民众赴港都是免签入境，而中国大陆居民却需要额外办理“港澳通行证”且往往停留限期很短（短期旅游仅允许停留7天（大陆人持中国护照过境香港，可免签停留7天，但仅限于过境中转），而与中国大陆人口接近、经济水平更差的印度的国民来港，则可以免签证停留14天）。而香港居民享有的各种权利与福利，即便在香港上学、工作、旅行的大陆人也不能享有或起码无法完全享有。而香港从官方制度到民间社会，也普遍对大陆人施以歧视。

    显然，大陆人在香港只是“二等公民（甚至更低，如欧美日韩公民在香港都得到更多尊重）”。这样的“一国两制”，对大陆人无异于赤裸裸的歧视、剥削、伤害。回归后的香港，对大陆人俨然如外国殖民“租界”，香港人在制度和现实中公然凌驾于大陆人之上，大陆人值得骄傲吗？而具体到大陆人个体，只有权贵精英和一部分与香港关系紧密的民众得益，大多数中国大陆的平民百姓，除了因香港回归有了一些虚幻的自豪感，没有任何实际受益。如对山西某位挖煤工、江西“革命老区”某位农民、云南某位少数民族山民，香港的繁华和陆港的一统，与他/她们在实质上有一分钱的关系吗？（即便反修例运动和《国安法》颁布后日益“内地化”的香港，整体仍然如是）

   而如果台湾回归，同样如此甚至更甚。由于台湾相对香港更大的“统战价值”，大陆对台湾的优惠和许诺更丰厚，特权也更多。如台湾人可以直接申请北京户口并基本100%成功，这就是90%以上中国大陆人梦寐以求而不得的。而澳门居民也有类似于港台的特权，仅118平方公里的面积、65万人口的规模，其政治地位和话语权份量却超过全国大多数省份。

    此外，根据“一国两制”的设计细则，无论香港、澳门、台湾，其都不需要上缴中央财政一分钱，也不需要承担任何经济社会方面的国家义务（仅需承担保持统一和政治稳定的义务，甚至这个义务都不需要完全承担），哪怕其财政收入和人均GDP都居全中国最前列（而人均GDP低于港澳台的上海、江浙、广东，均要拿出巨额财政收入转移给其他省份）。相反，大陆需要不断出台各种“惠港/惠台”政策，许多政策红利反而需要大陆居民付出代价、让渡权利和利益。统一祖国难道只是让大陆人头上多这么一些“大爷”吗？

   而这一切，即便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化之后，也不会有迅速和根本的改变。香港和台湾已和大陆隔离太久，无论利益、文化和价值观、生活习惯，都与大陆相异乃至冲突，并不是制度一致就可以全面接轨的（何况民主制度也分许多种类）。澳门虽然亲近中国大陆，但也不愿意和大陆完全并轨。尤其如果在社会保障和财政收支方面与大陆合并同一，即便循序渐进，他们也很可能会激烈反对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主后三地与大陆的离合，最好还是遵从三地民众的意愿，而非强制统一。而且，如果统一，也必须像北京、上海那样，逐步废止各种“特权”。即便仍然作为自治区、异于汉族聚居区的另外联邦主体，可以拥有一些特别的权力、制度、政策，但是不能有凌驾于中央政府和大陆人民的特权（但旧有既得利益不再褫夺），并且承担与其他地方相同的义务。这样的统一才是真正让两岸四地皆平等的统一，而非为了名义的大一统和被虚化的民族尊严。这也是对大陆人民而言最好的统一方式。

    总之，中国的统一与分离，要尊重全国各地人民的意愿。

但各地自决独立，需要满足一定的面积和人口规模，如需同时满足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域内人口超过3000万且连接成片的区域，才有权进行集体自决独立（如整个区域是完整的省级行政区划，或少数民族自治区中的汉族聚居区、汉族聚居区中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则不满足这些条件亦可公投独立，或并入相同民族的自治区或国家）。否则，每个市县乃至乡镇村庄都进行“独立公投”，国家安定将不复存在、社会秩序也将陷入混乱。此外，与各联邦主体的“公投冷却期”相同，如汉族聚居区中一地独立公投未能通过，则20年内不能再进行独立公投，这同样是基于国家安定和维护社会秩序的考量。

    只有基于真心诚意的国家公民与民族身份认同、同大于异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民主中国各地尤其各汉族聚居区才能真正团结一心、共谋发展。前述的杨度对统一与分离的看法，不仅可以评价不同民族的离合，对同一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意识形态立场群体也适用，对统独问题应顺势而为而非强求统一。而且，对于只是吸血却乏建设、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皆无积极贡献甚至是“负贡献”、破坏国家团结和内部安宁的势力，与其强留导致鸠占鹊巢、内讧不断、如鲠在喉，不如去除以强固本体、摆脱掣肘。尤其对于汉文明的两大核心地带中原和江南而言（还有受压榨更残酷的华北（河北、山西），与压榨和束缚自身的地区分离，是有利无害的事。

    （我内心深处，是非常希望实现全中国包括港澳台在内所有汉族聚居区的完全统一，实现制度和法律的同一、国民享有权利自由和社会福利保障的均一、身份认同和内政外交步调的一致、全境内经济社会的完全一体，整个民族和国家如一人，一元一体。但这不应该依靠强迫实现，起码不应该依靠完全强迫，而应该主要以思想文化的博大与价值观念的先进、制度法律政策的科学进步、经济繁荣和人民生活的殷实安定，产生难以阻遏的吸引力、真诚认同的向心力、强固不破的凝聚力，并完全同化异质族群，让以汉族为主体的民主中国达至真正的统一，并江山永固、长治久安。但是，中共政权的户籍制度、特区制度、两岸分治，以及其他各种或明或暗的基于地域和其他身份的歧视性制度和规则、对不同国人的分割与挑唆，加之各地域固有的隔阂与矛盾，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撕裂了包括汉族聚居区在内的整个中国，让国民人心离散、相互仇视，想真正让两岸四地和全国数十个行政区的民众，舍弃既得利益和各种优越性，并发自内心的走向统一，已是难上加难。当然，无论现在还是未来，无论是否民主，我们都应该竭尽全力促成中国的统一与团结，但如果仍然无法阻止分离，那就“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其自然吧）

    总括而言，民主中国将实行联邦制，将全国划为9个联邦主体，包括“内地汉族统合区（汉族聚居区）”、5个少数民族聚居区、港澳台三个特殊地区。但具体而言，汉族聚居区将实行类似于单一制的中央地方关系结构，保障国家的统一、发展、进步，实现人民的自由、平等、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