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在中国的悲哀

　　　　　　　　　　　　　　　　·陶世龙·

科学在中国，古已有之？

新近在网上看到一篇读《李约瑟文献５０年》记，提到：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问世，使
人们发现“被爱因斯坦判为不具备科学两大关键要素的中国，连冯友兰都论证为科学不毛之地的中国，却原来
在近代以前是个富甲天下、璀璨耀目的科学大国。”

这种看法在我国早就存在，听起来很舒服，流传也就很广。但在古代中国，其实无科学可言，科学尚不存在，
何来科学大国？

我说这话，实在煞风景，一讲出来就会有人反对，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难道不伟大！还可以举出张衡的地动
仪，自流井的盐井。以及孔明灯是航天的嚆矢，爆竹二提脚是火箭的滥觞等等。这些事物，在当时的世界上确
实是无与伦比，所以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航空航天博物馆里真的陈列着孔明灯。但遗憾得很，都只能称之为技
术，而不能算是科学，技术和科学相关，但并不能等同，严格说来中国古代那些技术，并非以科学为基础，与
现代意义的技术也是有差别的，所以有人把那个时代建立的文明称之为工匠文明，以示区别。

下面几个例子，我觉得足以说明。

冶金史专家朱寿康先生领导的一个小组，曾专门用现代的测试手段去研究中国的古剑。他告诉我，１９７４年
从葬秦始皇的陶俑坑中出土的三把宝剑，是直接埋在地下约五、六米深的土中，地上面的水能够渗入和它们接
触，可是经历了两千多年，出土时仍是光亮如新，非常锋利，妇女的辫梢，竟可一挥而断！后来在一次会上，
方毅同志也谈道这秦始皇时代的宝剑，他去参观时曾要出试过，真的有这样锋利。而这些秦剑是用铜和锡，还
有少量的铅造成，并不是钢剑。

朱寿康他们用测试仪器反复检验，还做了一些模拟试验，最后查知，宝剑不锈的秘密是表面有一层厚度仅十微
米的铬；他们还发现，在这些剑中，剑身中锡的含量量高于剑刃，所以刃口锋利，而整体坚韧。这样的剑是怎
样造出来的呢？研究的结果是，先浇铸出中间的芯条，再浇铸两边的刃而作成的“复合剑”。

宝剑的物质组成清楚了，制作方法也知其大概，何不造它几把？有人试过，但都不成功。因为古代这些奇妙的
宝剑，是摸着石头过河，凭个人积累的经验来制造。并不知道炼制宝剑过程中有什么物理化学作用，也没有可
以作为规范的工艺流程，造出这一把，下一把就不一定能依样画葫芦地复制，所以会有这样的传说，铸剑名家
干将和他的妻子莫邪练剑三年不成，最后把头发指甲剪了投进冶炼炉，直至莫邪自己跳进炉中才炼成。而这剑
也有了灵气，成为威慑邪恶的神物，留下的记载不少，由此可以看出，技术高则高矣，但与科学风马牛不相
及，超自然的神秘倒是不少。由于没有上升到科学，只能靠在实践中学，师傅带徒弟，一代一代传下去，不知
到了那一代，这经验随着师傅进了棺材，就完了。

再如张衡的地动仪，的确值得我们骄傲，西方也无疑问地表示了对张衡的尊崇，但里面有多少科学呢？史书的
有关记载只有几行字，有的专家想复制一台，研究多年，造了出来，发生地震时却报不出来，就算是留的资料
详备，能够复制出来并真管用，但这也仅是提供了认识地震的一种工具。张衡以后更无人接班，在中国社会中
对地震的认识仍是天人感应那一套，在我们四川，便有一个故事，清朝同治年间，在保宁府大堂，一天突然陷
落一大块，从地下冒出一座碑，上刻有“牛鸣地震”四字，据说是诸葛亮留下的预言，大家理解为牛叫起来地
就要震，于是禁牛入城，并规定养牛的人，必须给所有的牛嘴中加上一小段横木，让它叫不起来。谁知后来来
了一位知府姓牛，而知县姓鸣，两人还恰好同时到任，就在这一天地震了，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牛鸣”在
此。如此荒诞不经，却是被一本正经地记在书中；许多人是相信这类说法的，所以洪秀全还以地震的发生作为
建立“新天朝”的征兆，而１９７６年唐山地震后，当时的宣传工具还在引用。

还有这指南针，是中国人发明的，但用来做正经事，恐怕没有看风水用的多。到头来航海或做地形地质测量用
的罗盘，在早还得买西方制造的。中国传统的罗盘是圆形，磁针周围加上了些天干地支这类似乎是神秘的东
西，对做地质工作无用，但现在听说比地质罗盘值钱了，因为信风水的人还是很多，包括有些单位的领导也
信，盖房子请风水先生去看风水，收入比干地质强。赛先生潦倒如此，能不悲哀！

一个时期出现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宣传，实际上是不懂得科学的价值，停留在工匠文明的自我陶
醉。在那时的许多影视和文艺作品中，科学家是最蠢的，不仅无用，还在那里碍事。

技术的高超不等于科学的存在，但有人会说，像朱熹对化石的认识，沈括对河北平原是河流带去的泥沙淤积而
成，徐霞客对喀斯特地貌的观察，难道不是科学吗？十多年前，就遇到过这样的质问。

这些古人的认识都是很卓越的，但几句话就等于建立了这门科学吗？显然不是。就是李时珍大部头的《本草纲
目》，里面有许多可用的材料，但也不能忽略其中还有生吃狐之五脏及肠肚，可治狐魅；如以之作羹霍，可治
大人见鬼之类的东西。如果说张衡、朱熹、沈括、徐霞客这些古圣先贤思想中闪耀出来的科学的火花值得我们
自豪，而这些火花为什么没有在中国燃烧起来，自然科学的任何一门学科也不是在中国建立起来的，倒是更值
得我们深思。

我们四川有个著名的经学家廖季平（１８５３—１９３２），在他的《地学问答》（１９１５年，请注意这不
是科学意义的地理学，而是讲堪舆即风水的中国传统“地学”，竺可桢、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引进作为自
然科学的地学把它取代，可是现在有些人还真想去认祖归宗呢）中就发表过这样的高论：“泰山从海底过脉，
当从闰美洲而来，美在昆仑之西，应属少昊，从西潜行到东，中土江河夹其左右，东西合并，乃笃生至圣。”
用以说明出生在“少昊之墟”即曲阜的孔子，成为圣人是得天地之灵秀：中国的风水术竟和现代的地质学也结
合起来了。

稍微有点地质知识，就知道这是在信口开河，但这位老先生是正儿八经的，他是按风水术中的龙脉去认识。而
现在竟有置人类共有的先进文化不顾。而以产生的地域为区分，强调未来为西方文化落后了，东方文化将取而
代之，于是不知是些什么货色的金人玉符，秘笈宝典，纷纷从箱底翻了出来，打着宏扬民族文化的旗号，同时
不忘穿上科学的袍服，你方唱罢我登场；孔夫子也不屑一顾的怪力乱神，竟成了超科学或另类科学，并得到为
数可观的精神俘虏；其心不可测，还不如廖老先生有几分书呆子的真诚，另一方面，渲染科学带来的负面影
响，反对科学主义的声音也在吠声吠影，成为世纪之交的中国的奇观。这种现象，恰恰证明中国古代没有科
学，的确是看看他的现在，就可以了解他的过去。

我以为，还是爱因斯坦在１９５３年致斯威策（Ｊ．Ｅ．Ｓｗｉｔｚｅｒ）的信中说的对：“西方科学的发展
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
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不用惊奇
的，若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倒是令人惊奇的。”（爱因斯坦文集，中文本，商务印书馆，页５７
４。）（商务中译本末句翻译有误，此处引用时已根据李醒民老师的译文改正。——刘华杰注）。

徐霞客的不幸

还是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引出的问题：既然古代中国科学那么发达，为什么后来却落后了？，被称
为“李约瑟难题”；有人认为这个问题实际不存在，因为本来在科学上就没有领先过。或者说研究这个问题会
徒劳无功。都有道理，不过我想，无论原先是不是领先，现在落后的是事实，认识造成落后的原因，很重要，
因为如果认识不清，就不能去消除那些障碍科学发展的因素，甚至还可能把它们当宝贝。

事实上这个问题已讨论很久很多了，开了不少会，专家们发表了许多文章，印出的书一大摞，我在这里是班门
弄斧，讲不出什么理论，仅仅是就一些具体的人和事，谈谈我的认识。

时间是１９８７年，纪念徐霞客诞生四百周年的活动正在热闹地进行。一天，在侯仁之先生家中闲谈。侯先生
突然感叹地说：你想过没有，为什么徐霞客早于德国的洪堡（１７６９－１８５９）那么多年，但自然地理学
并不是中国首先建立？是呀！怎么过去就没注意。我说：侯先生你来一篇。他说，你要有兴趣，你写吧。回去
就查书，把洪堡的经历和徐霞客对照。

我发现，就个人的聪明才智、精神毅力而言。中国人决不比西方人差，徐霞客就是代表；今天在此所见，美国
一年一度在高中生寻求科学人才的竞赛结果，前十名一般总有三、四人是华裔；加拿大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
比赛的代表中也少不了有几位华裔青少年，都大大超过华人在这些国家总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数，也是证明。所
以，我认为科学未能在中国生长起来，不是个人的基因有问题，而是他所处的环境，也就是当时中国社会，没
有适于科学种子生长的条件。将徐霞客的遭遇与洪堡一比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两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有探索大自然的高度兴趣和献身精神，有高于一般人的观察记录能力；多次去野外
考察，均有一次长达四五年的旅行。

再就是都继承有丰厚的遗产，不仅不用操心油盐柴米酱醋茶这些事，还有钱去做花销很大的自费旅行。别的方
面一比，徐霞客就差远了。

洪堡出去考察前，在弗莱贝格矿业学校上过学，学了地质学；地质学成为一门课程，就是洪堡六岁那一年在这
个学校开设起来的。开这门课的魏纳被公认为地质学的奠基人，尽管他提出的水成论有许多谬误。这个学校现
在还在德国，老地方，仍使用原来的名字，没有“ 升格”成大学或与别的大学合并。

徐霞客青少年时学的是四书五经，那时程朱理学的道统已经成为主流，八股文统治文坛并成为进入政坛必不可
少的敲门砖，徐霞客算是看的透，不愿去做“举业”即参加科举考试，而走向山野，考察自然，但在知识上做
的准备，最多是看点古今史籍、舆地志、山海图经；而且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落进了唐太宗设下的这个圈
套，钻在故纸堆中苦读，希望能像范进中举那样走上升官发财的道路，谁会和他一起去干这种蠢事。因此徐霞
客出游，常只有和尚与他作伴。而洪堡那次长途旅行则有法国一位植物学家和他同行。

洪堡从美洲考察回来，住在当时欧洲的学术文化中心巴黎，用了二十多年时间整理考察所得，不惜巨资自费出
版了《１７９９－１８０４年在新大陆热带地区的旅行》，计三十卷。

徐霞客则在时间最长的一次旅行结束后，不到一年就病死在家乡，江阴马镇南炀岐，遗稿未及整理，复经兵祸
残缺，等到他的子孙整理刊印出来，已换了朝代，是一百三十五年后，即清乾隆五十二年的事了。

洪堡在他的考察成果出版后，于１８２７年回到柏林，登上大学讲坛，培养了一批学生，他建立了自然地理
学，有人承传，得以发展。

徐霞客无此幸运，即使他不早逝，游记或许能早点印出，但又有谁会去从他学习，也就是到他为止。

洪堡的考察成果在欧洲受到高度重视，俄国沙皇也慕名邀请他去考察西伯利亚的矿产资源；在他逝世后，普鲁
士摄政王下令为他举行国葬，全柏林居民为之服丧。

徐霞客的游记刊行后，也曾引起不少文人墨客的惊叹，但最多不过是作为奇书以供卧游而已；他死后二百七十
三年，才有地质学家丁文江发现这本游记的科学价值。

也许有人会说，霞客条件不好，那是他比洪堡早生了近两百年年。但是晚生一点又如何呢？洪堡出生时是清朝
乾隆三十四年，正是八股文盛行加上文字狱兴起的时期，手头缺少历史资料，有本剪伯赞主编的《中外历史年
表》，翻开一找，在洪堡出生后就找到两条，乾隆四十三年，洪堡九岁那一年“九月，徐述夔诗狱起。十一月
案结，本身戮尸，子孙斩监候”。三年后，又有“尹嘉铨文字狱起，旋被处绞 ”。年表能记下的事件是很有限
的，按故宫保存的清文字狱档案，乾隆年间，有三四十起，对思想的控制比徐霞客时代严酷，再没有第二个徐
霞客出现。

文字狱是大棒，也有胡萝卜。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高在何处？在当官，这叫做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
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都是靠读书作官来实现的。

事情就如蔡元培指出的，自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开辟了通过读经可以做官的“利禄之途”，以后发展为科举制
度，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便入其彀中，把聪明才智都耗费在读死书上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新文
学大系导论集》１９４０，良友图书公司初版，１９８２，上海书店影印，第３页）明、清用八股文开科取
士，把这个制度控制思想，扼杀创造精神的作用，发挥到极度。科举制度使出身寒微的知识分子有出头的希
望，诱导知识分子去白首穷经，读死书，死读书，直至到读书死。

中国历史上的大思想家都出现在先秦时代，后世仅能拾其唾余，一代不如一代，到了明清，更无足取，都说明
独尊儒术政策的实施，特别是科举及与其配套的一系列的制度，对控制思想、维护封建秩序起了重大作用。

科学是人创造出来的，学而优者都当官去了。没有人去研究创造，何来科学？特别是中国的治学传统，讲究坐
而论道，内省以求诸己。宋代的程颢和朱熹，将《大学》中的“致知在格物”解释为就“物 ”的本身去了解
“物”，有点到自然世界中去认识自然的意思。但他们说的这个“物”，是把人的主观意识也包括在内的，着
重研究的还是人的精神世界，对自然界并不重视，而且也没有“格”的方法。一个引用很广的故事是明代著名
学者王阳明“格”竹子，他在竹子旁边坐了七天七夜，什么也没得到，就放弃了。而这个“物”到后来也仅剩
下所谓“心”，即人的主观世界，更与科学不沾边了。

先秦以后的中国学者，最擅长的是就前人的经典做文章，从书本到书本。在人文学术方面，还有人去做些社会
调查研究，为数也不多。更难得有人肯象徐霞客这样到山野中去考察自然。难怪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要
说，中国学者做别的学问还行，做地质学不行，但今天的事实已证明中国人其实是能做的，问题出在这个社会
推行的制度和因而形成的学风。一旦把这些制度上和精神上的桎梏消除，中国学者在探索自然，发展科学上的
潜力一定是很巨大的。徐霞客的不幸，非仅他个人的不幸，也放映了科学不能在中国生长起来的悲哀。

中国本信巫

鲁迅先生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
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中国小说史略》“六
朝之鬼神志怪书”）

我感到，鲁迅先生对中国的这一特色抓的真准。巫风在中国，六朝以后也未曾稍减，它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遍及社会底各阶层，渗透在我们生活的各方面，有的已成为风俗，被他潜移默化而不自知。科学在中国最大的
对手不是别的而是巫术，或者说巫教、巫文化。

巫的源远流长，甲骨文中已有巫字，说明在殷商以前就已出现了。甲骨文专家许进雄教授将巫字的演变归纳如
右下图（据许进雄，古文谐声字根，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５台北第一版）最早的巫字是两个工字的交叉，
大概是行法术时所用器物的象形；以后加上两个人在跳舞，是巫用形体动作请神灵降临。

甲骨文时代的巫，是男巫女巫的通称，后世女巫才称为巫，男巫叫觋，《说文》中对巫的解释是：“女能事无
形以舞降神者”。据说他们能使鬼神附体，或用其他方式见到鬼神，总之是具有与鬼神沟通的功能而不同于常
人。传说有个巫咸，能知人生死祸福；黄帝作战前，要找他用蓍草来占卜；还有记载说，他的儿子巫贤当了辅
佐殷王祖乙的大臣。论起来，祖乙与黄帝年代相去很远，他们父子的寿命真够长了。但既是传说就不必那么较
真；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时的巫，地位是很高的，因为他们是那时最有文化的人，又能将人间事向鬼神报
告并把鬼神的指示带回来。但担的责任也大，譬如天不下雨，便将巫脱去衣服放在太阳下曝晒，甚至架起火来
烧，以为这就可以惊动鬼神，下雨来救他，结果烧死了不少；战国时西门豹治邺，将用河神的名义诈骗钱财危
害人民的巫，统统扔到河里去，说是请他们去通报河神，就是这古法的应用。治病也是巫的专业，那时得病以
为是中了什么邪。就找巫来驱邪。用唱歌跳舞，或口中念念有词及其他奇怪的形体动怍来行使法术；有时也给
病人吃点药物。巫在表现鬼神附体或作法前，自己也常要吃某些药以求得兴奋，因为他得表现出与平时不同的
癫狂状态，这些药是他们一代一代靠经验积累起来的，只有他们才有和敢用；还有象占卜的时候需要将龟甲或
兽骨烧出裂纹，一般人不会烧，而巫则能很快就完成，他们确一些有别人没有的本事，于是成了“招神，逐
疫，禳灾，除不祥”的专业户，巫是他们的姓氏。

殷人特别崇奉鬼神，杀了许多牲口还有俘虏和奴隶去祭祀，但最后被周人灭了。比起来周人不那么信鬼神，治
病也开始有专门的医生，巫不那么重要了。医是从巫分化出来的，传说巫彭的是医的开山祖。

儒家的兴起并成为正统后，子不语怪力乱神，巫的社会地位变得低下，加上有些巫（这时一般是女性了）出入
宫廷，交通权贵，介入宫廷权力争斗，在政变失败后受到严厉镇压；而野心家用巫术来蛊惑人心，制造社会动
乱，历代都有，皇帝对这种人也很警惕，从社会的表面看，以巫为职业的人不多了，但要从人的思想与行为来
看，巫风实仍未减，不过不叫做巫而用其他名义出现，以及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像黄历中关于什么时候
出门、嫁取、动土才吉利，扶乩请神看相算命等等，也都是巫的职能。所以我用了巫文化这个词。以巫为职业
的巫婆神汉也仍然有，可能因与巫蛊之类害人之事，名声不好，但人们实际上还是信的；换个装束，以什么高
人、大师之类的面貌出现，更可以风行社会，甚至成为国师了。宣称自己能与无形的神仙鬼怪沟通，能预知未
来，致人祸福，总之是通灵不凡之人，是他们共同的特征，把握住这特征，要有科学的武装，识别他们其实也
是不难的。可惜在中国信巫而不信科学，因无科学而更信巫，形成了一个循环往复的怪圈，要突破实在是太难
了。而且巫风所及并非尽限于市井，往往高层还更热中。

在历史上，随手拾来就有：

南北朝时南齐的末代皇帝萧宝卷，信奉据说是死后成为钟山之神的蒋子文，还有个宋徽宗，相信妖人林灵素，
都是昏庸的亡国之君。

汉文帝是个比较好也有文化的皇帝，他在听取青年思想家贾谊的意见时听到半夜，但对鬼神之事比对贾谊的治
国之策更感兴趣，致使后人有“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之叹。

令曹操叹羡“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孙权。到了晚年相信一个名叫王表的神，这位神，“不见其形”而是由一位
婢女沟通，孙权把这位无形的神封为辅国将军罗阳王，在都城修建馆舍迎去请教。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
听于神。这句名言就是后人孙盛对此事有感而发的。

近在清代，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荒唐的事。那是在鸦片战争后期，道光二十一年，林则徐因主张抵抗英军而皇
帝想和而早已被撤换，这时皇帝忽然又要抵抗了，将主和的钦差大臣琦善撤职换成奕山，还派去了一位打内战
很内行的果勇侯杨芳当钦差参赞大臣。这位果勇侯一到广州，马上下令“广收马桶，排列沿河”，还在城隍庙
做法事，将符水装入坛中埋在地下，“种种设施，不一而足，其捍患御侮之法可谓良且尽矣。”（广东军务
记，收在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Ⅲ，神州国光社，１９５４）须知这不是在武侠小说或仅供消遣的影
视中，而是面对英军入侵的备战行动！

类似的巫术与科学创制出来的产品的较量，还发生过更大规模的一次，大家都会想得到。那就是义和团的行
为。

西方科学技术与中国巫术较量的结果，中国方面一败涂地，于是也想到应该向西方学习了，但是当时的当权者
以为洋人比我们强的，无非是船坚炮利，想要的仅是西方的技术，叫做“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在精神世界中
还是“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也就是后来概括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连最著名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
也这样认为：

“吾国人之所以逊于世人者，但在物质而已。物质者至粗之形而下者也。吾国人能讲形而上者，而缺　于形而
下者，然则今而欲救国乎，专从事于物质足矣；于物质之中，先从事于其工艺兵炮之至粗者，　亦可支持焉。
（《物质救国论》，１９０５）

此时中国人没有科学这个概念，连“科学”这个词也没有。科学一词是日本人翻译时用的。１９０２年，桐城
派文学大师吴汝纶奉命筹办京师大学堂，因中国从未有过这样的学校，便到日本去取经，日本人告诉他，日本
的兴起是因为重视教育，而他们的教育已不是以中学为体。他们说原先日本也是“专奖励孔孟朱氏之学，童儿
八、九岁读书，先自四书始”但是他们在美国的炮舰打开日本的大门后，便“上下一心，学泰西之学”。他们
不把科学当成形而下者，而是认为这是古代东方所从未考究过的，“其理则天地固有之理，而世界万国所通
有，决非西人之宜私者也”。他们不赞成“中学”“西学”的提法，认为你中国人学到手了就成了你中国的
学，何必计较用什么名字。

对待“西学”的这两种态度一比，中国败于日本的原因，也不难清楚了。日本人是把科学真当一回事来学，而
且是作为“普通学”，全民来学。中国则不然，就要技术，如翁文灏后来所感叹：“试想中国自咸同以来，即
重洋务，即讲西学，也就是现在所谓科学，设局印书，出洋留学，提倡甚是出力，但所谓西学者，仅视为做机
器造枪炮之学，惟其只知实用不知科学真义，故其结果，不但真正科学并未学到，而且因根本不立，即做机器
造枪炮之实用亦并未真正学好。而且只知读他人之书，不知自己研究，结果译书虽多，真正科学并未发生。”
（科学，第１０卷第１期，Ｐ１－２　，１９２５）”高级知识分子尚且如此，遑论一般民众。

这就是尽管中国巫术在物质世界中的较量失败了，在精神的领域中仍能对科学占优势的原因。所以在鸦片战争
结束后半个世纪，鲁迅的保姆长妈妈还在一本正经地告诉他，如果妇女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
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朝花夕拾，阿长与山海经）

在长妈妈的面前，科学没有立足之地了。无奈在中国至今恐怕还是不知科学为何物，不信科学信鬼神的人多。
当然不会重复长妈妈讲述的故事，但什么意念可以动物，发功可以灭掉千里之外的森林大火，如此等等仍广有
信众。科学远不是中国巫术的对手。

其实巫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早期现象。那时人们对自然界的威力心存恐惧，对人生感到命运莫测，
巫术由此而生，只是在西方巫的这两部分职能分别为科学与宗教取代，基督教的一主一上帝的教义，是不容许
白日见鬼，狐狸成精和由什么大师来扭转乾坤的。而在中国，既无科学，又无强有力的宗教，这就使巫的影响
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始终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中国本无科学，进入也不是明媒正娶，是搭着技术的车混进来的，清朝统治者不懂得现代的技术是以科学为基
础，就要这技术，于是科学也随着进来了，象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地质学的奠基之作莱伊尔《地质学原理》的
选编本《地质学基础》，便是作为矿学一类翻译过来的。也幸亏他们不知道有什么科学，而科学是冲破欧洲中
世纪的黑暗专制，摆脱神灵的桎梏而发展起来的，它反映客观存在真理，不因任何权力的干预而改变；是人作
为有了独立人格的人，在精神上独立的标志。否则早就把他扼杀在襁褓之中了。

总之，科学在中国可谓先天不足，但也一百多年了，仍处于困难的境地，常听到呼吁，需要启蒙。我以为如对
这巫文化仍无认识，甚至把巫术当国粹，当宝贝到处推销。科学在中国的前途，仍然不妙，尽管崇尚科学已喊
得震天价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