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要契合国情

张 箭（四川大学教授）

1998 年和2001 年，江泽民同志分别在庆祝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创办100 周年和90 周年的大会上，提出了在中国建设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的希望和要求。于是近几年来，介绍、研究世界一流著名大学的文章频频见诸报刊杂志；主张在中国创建、讨论怎样建设中国的世界一流著名大学的文章也不少。从2001年1月起，《 人民画报》 设立了“国外名校连载”专栏；从2001年秋季起，《求是》杂志又开辟了“建设一流大学”的征文园地。读过上述诸多论文文章后，我有些感到，人们为此所主张和建议的一些观点、设想似是而非，不符合国情，脱离实际，并形成了某种学术和舆论误导。其中最突出的便是世界一流名校的一些标准问题。故有必要加以辨析和阐述。

以人们最爱提到的《人民画报》率先介绍的世界一流著名高校之一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为例，这两校的规模与中国著名高校的规模也差不多，适合为例。论者或说它们培养了（即它们的毕业生中有）多少首相大臣等大政治家，或说它们培养了多少世界著名的社会科学家、艺术家，或说它们培养了多少诺贝尔奖得主，或说它们的教授中有多少诺贝尔奖获得者。言外之意这些便是检验和衡量世界著名一流大学的主要标准，而且国内的著名大学比之相差甚远，甚至根本不能一比。上述说法实际上便是误导。这是因为，首先那是毫无历史感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己分别创办近八百年、九百年。而中国最著名的大学北大、清华才创办百年，中国科技大、国防科技大才创办五十年。以它们在八九百年中培养出来的政治家、艺术家、科学家与我们的仅几十年上百年的大学所培养出来的各种家相比，它们的“家”自然多得很多很多，我们的“家”自然少得很多很多。若是以近五十年来双方培养出来的各种家相比，则英方未必就比中方多什么。

第二，自1640 年资产阶级革命以来，英国便在世界率先逐步建立起君主立宪制、议会两院制、两党制、大选制等资产阶级民主政制。也就是说英国（包括西方）早就建立起了高层政界的任期制，取消了终身制。这就意味着它们在单位时段内所能培养出的首相、大臣、议长、元帅等会很多。而我国自创办现代高等院校一百一十年来，虽经历了几个时代（清末、北洋军阀、国民党、新中国。新中国似可分为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两个时期）,但基本上一直是终身制。在高层政界，因年老而自然退休的很少，因政治失势而下台的很多。改革开放以来情况好得多了，但仍不如人意。“第几代领导集体核心”中的“代”便有终身的意味。所以我们在单位时段内所能培养出的总理、部长、省委书记、司令员们必然会很少。这种情况的改善和改进主要不是靠大学的师生奋力拼搏，国家对大学多投资便能奏效的，而主要得靠政治体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有序的改革。若是比较近五十年来剑桥、牛津与清华、北大各培养出了具体的多少名部以上大官、高干，英方未必就更多。

第三，中国有13 亿人口，英国只有近六千万，中国的人口是英国的22 倍。这就是说在单位时段内英国所能培养出的首相、大臣、议长、元帅等政治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会比我们所能培养的总理、部长、人大主任、司令员们多21倍。其他西方国家的情况也类似。而且这种情况不仅上个世纪存在，这个世纪改善不了，下个世纪（22 世纪）也只能改进得有限。如果把我们的地市厅级主要领导干部定位为相当于英国的郡长、郡议长（中国的地、市和英国的郡所管辖的地域和人口差不多），那么近五十年来清华、北大培养出来的地市厅级及以上干部肯定比剑桥牛津培养出的同级官员多。所以，把上述内容作为衡量世界一流著名大学的重要标准之一，显然是缺乏历史感和不合国情的，是不具备可比性的。

关于诺贝尔奖问题需多说几句。这是令国人最汗颜、最抬不起头的问题，也是我们的著名高校与外国著名高校似乎差距最大甚至没法相比的一个问题（我们的高校毕业生和教授得奖是1 次，别人的高校毕业生和教授得奖是10 次，则可说相差九倍。我们的得奖是O 次，别人的得奖是10 次，则可说无法相比）。其实这首先仍是个历史感方面的认识误区。英国是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的发祥地，近现代的日不落帝国，拿破仑战争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世界头号超级大国（“二战”结束后美苏取代英国成为超级大国）。而中国长期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建立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才半个世纪。中国的科学家、文学家、社会科学家能获得诺贝尔奖的自然比英国少得多，甚至没有（至今仍无中国公民在中国的领土上获诺贝尔奖）。第二则是诺贝尔非科技奖的不公平性。诺贝尔非科技奖的得主当然有不少是大文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但也有不少是反马列、反共、反社会主义、反华分子。例如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中便有达赖。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中有所谓持不同政见的作家高行健。第三则是诺贝尔科技奖的片面性。诺贝尔科技奖的声誉和公允当然比非科技奖大得多好得多，但也有不少缺陷。它（们）只限于理科、医科，无工科、农科（暂按中国授学位的门类分）。在理科中也只设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医学奖，而无数学、天文学、地学奖。就是在同样水平价值的研究成果中，由于种种原因西方人得奖的机会也比东方人多得多（包括苏联—俄国、日本，其获奖者也较少）。关于诺贝尔奖的片面性，笔者写有专文（待刊，这里限于篇幅和主旨就不详谈）。第四，即使用诺贝尔奖来衡量，近二十年来剑桥牛津的毕业生和教授中也没有什么人获奖。有什么理由说我们的清华、北大比它们差得很远，甚至望尘莫及呢。

有一个被说得很闹热的世界一流名校的标准，其实也是悖离国情，似是而非的。即它的国际化和开放性。具体说来便是有多少外籍教授来任教，有多少外国留学生（本科、硕研、博研等）来求学。在这个指标上我们的名校大可不必去争，争也不可能争赢。因为大学吸引外国留学生（包括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等）的因素除了它的名气、水平、学科专业、师资、设施等等之外，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便是能否提供、能提供多少奖学金助学金等。而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虽已名列世界前四名之内，但中国的人均产值人均收入恐怕还排在世界第一百名之处。中国政府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向外国留学生提供多少奖学金、助学金（除非是双向互派留学生，对等享受）。中国的老百姓纳税人也不赞同要向外国留学生提供多少奖学金、助学金。因为中国的大学（本科）入学率才只占适龄青少年的八分之一（17 岁的大一学生不少，他们可算少年）。中国老百姓自然首先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上大学，希望把他们向国家缴的税多花点在自己的孩子身上而不是在外国留学生身上。聘请外籍教授任教也是一个凭空想象一厢情愿的事情。大学的教师教授首先是个工作岗位、就业机会。中国的人口最多，领土相对于人口并不太大，就业问题已很严重。中国的硕士、博士、博士后们待业的都不少，他们完全可当大学教师并逐渐成长为大学教授，有什么必要和外国名校攀比要聘请多少外籍教授来任教呢。我们已聘请的或是想聘请的主要是发达国家的教授，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教授收入比我们的人均收入教授收入要多得多，我们也不大聘得起。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大学包括名校只需聘请一些教外语的外籍教师教授即可。其他各学科各专业就只需临时聘一点外籍教授来华来校短期讲学、作访问学者、合作科研、开研讨会等即可。

与国际化开放性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外语问题，这是许多中国人误解最深的一个问题。为了赶上达到世界一流，国内有的名校有的系科准备要用外语教材、用外语讲课（这里所说的是非外语系外语专业）；有的系科有的专业要求多少岁以下的教师应能用外语讲课（有的院校的旅游、世界史要求35 岁以下者能行，所说的外语一般指英语）。可殊不知那样反而妨碍中国的名牌大学赶上和达到世界一流。这又涉及到世界名校的标准问题。我想，一流著名高校最重要的标准恐怕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它培养的毕业生中（包括本科、硕士、博士等）涌现了多少著名的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社会科学家、文学艺术家；二是它的教师中有多少是著名的科学家、发明家、社会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要成为那些家就得有比较多的、水平高的、价值大的、影响深的科研成果、创作成果（政治家除外）。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把过多的时间、精力耗在外语上必然负面影响科研、影响多出、快出、出好、出大成果。因为非外语专业若用外语教材用外语讲课，便意味着要用外语思考和记忆。这势必影响思考和记忆的质量和效率。而绝大多数大学各层次的毕业生都将长期生活工作在中国的土地上。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可能学会用双语思考和记忆。否则还大办外语系、外语学院干什么。中国今天未改操汉语的少数民族，它（他）们中的科学家发明家工程师按人口比例大大少于汉族和其他己改操汉语的少数民族。我认为其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他）们要比其他中国民族多学一种语言（即母语、汉语和外语，一般为英语），并为之耗去许多时间和精力。这就使得他们成为科技专家的可能性和机会大大减小减少；当然也使得他们成为研究本民族学（如藏学、蒙古学、维吾尔学等）的学者的可能性和机会增大增多。

瑞士是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一般老百姓都得会作为正式语言的德、法、意三种语言。因此近代以来瑞士产生的大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艺术家很少。毛泽东、邓小平不懂外语（至少是不能用外语工作—— 熟练阅读），但并不妨碍他们成为世界顶尖的伟大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改革家。施耐庵、曹雪芹不懂外语，他们的不朽巨著《 水浒传》 《 红楼梦》 仍使他们当之无愧地稳踞世界顶尖级的大文学家、大作家宝座。我这样说并不是反对学习外语掌握好外语，而是说凡事都要适度。对于中国的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艺术家和非外交家的政治家来说，能熟练地阅读外语文献，利用外语获得信息即可，而不必精通听说读写译五会；个人所掌握的外语门数也是一两门即可，而不必好几门（以上所说的是指一般，个别外语爱好者除外）。再说把外语作为重要的标准之一来衡量中国大学的师生的水平也不公平。因为西方的名牌大学并不用汉语其他外语的教材，用汉语、其他外语授课（外语学科专业除外）。就拿剑桥、牛津大学来说，在中世纪和近代初期，他们主要是用欧洲学术界通用的拉丁语教材用拉丁语授课。但从18世纪中叶起，他们己改为主要用民族语言英语授课教学了。所以，在大学中用什么语言教学还涉及外语和民族语言的地位问题，民族文化问题，法律问题。这个问题就点到为止，不再深论。

还有一个教师教授的学位问题。论者常说剑桥牛津的教师教授绝大部分都是博士，我们的名牌高校教师教授中相当大部分都不是博士。弦外之音我们的名校比之差得很远。这种看法其实是不懂历史不符国情的，是有点糊涂的。第一，西欧英国建立起完善的学位制度己七八百年，我们建立起完善的学位制度才二十几年。我们的名校其教师中的博士自然比他们的少得多。第二，博士不等于己成名成家，获得博士学位只是在成名成家的路上迈出了坚实的重要的一步，以后的路还长着呢。中国的两院院士中大部分便不是博士，但院士比博士高得多，大部分院士都在指导博士生和博士后。非博士者靠自己的努力成名成家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已成名成家者也很多，例如院士们。第三，大学包括重点大学乃至名牌大学，也不需要教师都是博士，例如数量不少的教公共课的教师教授们（包括教公共外语、公共数学、公共计算机、公共物理、公共生物、公共马列、公共党史、公共德育、公共军事、公共体育，等等）。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求著名高校中的绝大部分教师应是博士，那么那些教公共课的博士们便被大材小用了，那样将是人才高消费，也是对教育资源的浪费。

最后简单谈谈世界一流著名大学的标准和为之应怎样努力的问题。还是那句话，即一看它在单位时段内在单位毕业生中成长起来的政治家、科学家、发明家、社会科学家、文学艺术家多不多；二看它在单位时段内在单位教师教授中的科学家、发明家、社会科学家、文学艺术家多不多。所谓单位即涉及到比例，即毕业生中、教师中成“家”的应比较多，占较大的比例。清华、北大之所以一直是人们公认的中国顶尖名校，还不是因为他们的毕业生中和教师中各种“家”比较多。两院院士堪称中国最优秀的科学家发明家了。清华、北大的教授中现有两院院士均为5O 多人，毕业生（本科、硕士、博士）中的院士分别逾三百人或二百多人(在这个重要方面我们川大自愧不如：教师中的院士仅8人，毕业生中的院士仅三十几人。如果把中国的院士视为相当于英国的皇家学会的会员，那么清华、北大在这最重要的方面并不逊色于剑桥、牛津。不管是院士还是皇家学会会员，遴选的最主要最重要的标准便是要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领域做出了创造性的、高水平的、系统的、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的科研成果。

或许有人要质疑，你为什么在上述五大“家”中只举科学家和发明家的例子，不举其他三大“家”的例子。那是因为：一是政治家不好界定，哪一级的官员干部才算是政治家。二是政治家的杰出平庸也不好判定。在当代社会，政治家必然是大官、高级干部，但大官高干不一定是政治家，有的可能是政客，还有极个别的可能是腐败分子、反动分子。政治家的评价就更有争议。丘吉尔是大政治家，可也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老手。三是社会科学、文学艺术都有阶级性、民族性和地域性，有国情和民情的不同。中国的社会科学家、文学艺术家及其成果作品与西方的孰高孰低谁优谁劣似乎永远是至少是长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见仁见智，难以说清。随便举个例子：西方自然认为英语国家的学者编写的《 剑桥中国史》 最好（分《 剑桥中国先秦史》、《剑桥中国秦汉史》、《剑桥中国魏晋南北朝史》、《 剑桥中国隋唐史》 、《 剑桥中国五代两宋史》 、《 剑桥辽西夏金元史》 、《 剑桥中国明代史》 、《 剑桥中国清代史》 、《 剑桥中国晚清史》 、《 剑桥中华民国史》 、《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各卷），而我认为白寿彝总主编的《 中国通史》 （共22 册）更好；他们自然认为他们编写的卷帙浩繁的《 剑桥古代史》 、《 剑桥中世纪史》 、《 剑桥近现代史》 最好(第三套题为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 Modern 既有“近代”又有“现代”之意。但《 新编剑桥近代史》 写至第二次大战结束才结束，己覆盖了我们所说的世界现代史的时段[十月革命以来] ，故我译成《 剑桥近现代史》) ，但我以为苏联科学院编写的《世界通史》（《Все Мирная История》）更好（俄文本为16 开13 卷，中文本为大32 开26 卷）。唯有自然科学家工程技术家及其成果作品（建筑师等设计的大型建筑也可称为建筑作品等），其评价标准游戏规则才比较统一，人们的看法才比较一致。也随便举个例子：若要评比美制战斗机和苏—俄制战斗机谁家的更好，半个多世纪以来朝鲜战场、越南战场、中东战场、科索沃战场反复较量的结果表明，是各有千秋，难分伯仲。再譬如说国防科技大研制的银河系列巨型计算机，高端路由器（router）、遥控压路机、蛇型机器人等便均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

综上所述，我认为我们在建设世界一流著名大学的工作中不应妄自尊大，也不必妄自菲薄。我们要选准主攻方向，也应避免自己的努力方向出现不合国情的偏差。我们可对条件好的基础厚的理工科大学和综合性大学下点力气投点资，争取在二十年内把清华、北大、中国科技大、国防科技大、复旦、上海交大、航空航天大等国内著名高校办成国际著名的一流大学，使它们丝毫不逊于剑桥、牛津这些公认的世界名校，甚至还要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