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分子看世界
做科学，要最大程度上克服主观因素，不要把任何事情看成是理所当然的（take for granted），不要相信虚无缥缈的东西。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使我们对客观生命世界的了解越来越精细化、物质化。

从最新的生物科学研究来看，无论你研究的是哪一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从宏观或是微观的水平，分子生物学基础是必不可少的。精通分子生物学，可以使你的生物科学研究如虎添翼，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就不一样了。

这里，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例一、发育生物学：

发育生物学是研究一个生物个体是如何通过不断的细胞分裂过程，从一个单细胞的受精卵发育形成如此丰富多彩的动植物生命个体的规律。由于每一种生物都有它特有的形态特征，而每一个生命个体都与他的父母之间存在非常多的相似性，可以想象是通过遗传基因来控制的。但是，从一个携带一定数目染色体的基因组到大量的转录产物，再到形成一个复杂的生命个体，这中间“未知的距离”非常遥远，也极其复杂。发育生物学的研究就是要从分子水平上来解析生物体是如何操作这个过程的发生。

简而言之，生物体在不断的细胞分裂过程中，每一个子细胞的功能不断特化。而器官的发生几乎和细胞功能的特化是一个平行发生的事件，即细胞通过调节分裂与不分裂、分化与不分化、未来分裂方向所决定新器官的形成与否、新器官的形态和功能特征。从分子角度上说，所有这些过程，都是由控制化学物质的合成与降解，酶的激活与失活来实现。细胞在接受自身或外来信号的影响之后，将基因组中一些基因的“开关”，通过信使RNA的产生和翻译，产生特异的有调节或催化活性的蛋白质。在单一蛋白质或多个蛋白质一起协同作用下，控制细胞内大小分子（包括代谢物）的合成与降解。因此，如果把一个细胞看成是一个可以执行化学合成与降解过程的发酵罐的话，一个生命体便可以看成是将无数个的发酵罐连接在一起的工厂。生物体的每一个器官则可以看成是一个车间。每一个车间在同时干着一件或几件不同的事情。这些发酵罐之间，车间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像细胞之间、器官之间所存在的高度敏感的信号转导机制一样。

例二、分子分类学：

分类学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学科，在林耐之前，人们就已经掌握了分类的一些基本标准，在过去一两百多年里，系统分类研究和对物种的鉴定不断精细，物种的群体也越来越庞大，鉴定物种的难度系数也越来越高。特别是当你的取材样本不完整，比如待鉴定的植物只有茎叶而没有花器官时，物种鉴定就变得非常困难。但是，过去一段时间，人们发现可以利用不同物种之间所存在的基因组变异，建立了每一物种的”分子磁条（molecular barcode）”。这些分子磁条是基因组内一些特异的而且有一定变异的核酸序列。这种遗传稳定性和可变性为鉴定物种提供了一个精确的分子手段。这样人们只要利用PCR扩增和顺序分析技术将这一分子磁条解读一下，就可以非常准确地鉴定出一个植物。由于PCR技术的高度敏感性，可以对一小块组织、一部分叶片、一粒种子、花粉甚至化石材料进行物种鉴定。因为该技术是完全建立在生物化学水平上，它对分类学的基础知识要求很低。当然对分子磁条的核酸片段的选定有非常高的要求，否则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闹出张冠李戴的笑话。

遗传病诊断：

遗传病是一种广泛发生的先天性功能缺陷。超过10%的人有这样或那样的遗传性疾病。由于分子生物学的发展，特别是对很多遗传疾病的致病基因的了解，使医生能够对大龄孕妇或有遗传病史的夫妇进行遗传咨询，分析其基因型，甚至对胎儿的羊水进行分子鉴定，从而早期发现胎儿所携带的遗传性疾病。这些技术是建立在对遗传疾病发病的分子机理有详细了解的基础上。例如，舞蹈症（Huntington syndrome）便是一种显性遗传疾病，1872年由乔治•汉丁顿发现。携带这种致病基因的人一般在三、四十岁之后才会发病，脑功能退化，四肢动作失控。他们在青壮年时和正常人没有区别。

父母任何一方如果携带此遗传病的话，其后代有50%的机会发病。1993年科学家找到了控制这个遗传病发生的基因（Htt），并发现在这个基因的编码区有一个CAG的重复序列。在健康人中，这个重复发生次数在35次以下，当发生次数在36-39之间时，发病的机会很高；而这个重复超过40次时，携带者在一定年龄之后则难以幸免发病的可能。现在，人们只要通过PCR技术，将基因组中这个核酸片断扩增出来，检测一下其长度或重复次数就可以知道该人是否带有这个遗传变异。如果这个检测是在怀孕早期的话，人们便可以通过引产的方式降低此遗传病的发病机会。同时现在也发展出一些分子治疗手段，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对舞蹈症的携带者进行基因治疗。

由此可见，分子生物学已经渗透到包括发育、传统分类和临床诊断在内的很多理论和应用研究领域。但是，分子生物学毕竟是一门实验技术，如果研究者不能将它同探索生物学、医学的基本问题结合起来的话，也就是前面说的选题的问题，那永远只能停留在技术阶段。他的工作也就不可能有理论或应用上的突破。因此，我这里所说的透过分子看世界要比这三个例子更加广泛，是指在课题设置上从分子入手，在研究过程中的每一个试验的设计尽可能从分子角度去验证，并对每一步所得到的结果、从进行分子水平的思考，并对生物的任何表征的变化从分子角度去理解。只有这样，你的研究才能够愈来愈深入，你的研究结果才会越来越具有广泛性意义。一言以蔽之，再精致的螺钉不用在机器上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功能意义。

6、做研究的“黄金准则”
从事科学研究和做其它任何工作一样，只要潜心钻研，就会发现窍门很多，只是个人体验不尽相同而已。 所谓的“黄金准则（golden rule）”，一般是指许许多多人公认的窍门，在一定程度上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味道。以下我列举的五个黄金准则，是我个人所欣赏的搞科研（特别是试验学科）的灵丹妙方。有的是 亲身体验的收获，有的则是师承而来。如果能够真正领会贯通这些准则，将使你的研究工作如虎添翼。

“大问题，小研究”
这个准则的关键是大和小两个字。

“大”意味着在研究开始时所提出要解决的问题一定要大。触及尽可能显著的基本科学问题，或是一个科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盲区。而对这个盲区的探索，很可能是解决一系列问题的关键枢纽。大还意味着大范围内的开放性思维，就象探照灯一样，尽可能有一个大的投射区，从而对诸多领域的研究产生影响。既要敢于挑战传统，勇于对传统观点提出异议，也不要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一般地说来十个想法中有九个是完全是错的，或目前尚无法解析的是很正常的。即使这样，你仍然是很幸运的，系统而深入地跟踪这一个想法便有可能解决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

此外，“大”的分寸很重要，所提出的选题要最大程度地接近你能力的极限。这里所说的能力既包括个人的知识背景，也包括有可能利用的设备条件。太低于极限的问题等于是隔靴搔痒、大材小用，探索的是相对比较肤浅的问题；而超过极限的问题不仅不现实 ，也是没有意义 。力所不能及，则自然不能有所作为。因此，在选择问题时，要综合客观和主观因素，考虑到人力、物力、资源等限制因素，在可能的范围内创造最佳条件、研究最重要的问题。用生意场的术语说是“充分利用资源，追求利润最大化！”

“小”是指研究过程中的细致化。从设计实验开始，必须做到严密谨慎，把各种细小的可能性都想到，并逐一进行阐明（这一点我后面将详细阐述）。做到一步一个脚印。怕麻烦不行，因为精明地绕过当时的 一个小麻烦，可能会误导自己的思考，创造了后面的一个大麻烦。

一个比较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低估事情的复杂性，只想做一个复杂实验系统中的最“重要”的部分。最近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发现至少有四个学术报告里说发现了抗盐或抗旱基因。使人感到我们的抗盐抗旱问题似乎要解决了。事实并非如此。两盆植物在胁迫情况下表现不同是有很多可能的因素造成。一个简单的逻辑，一个人如果喝了一碗水后死掉了，并不能下结论说这碗水是有毒的。究其死因，我们至少可以想出其它360种可能，只有通过一一排除才有可能找到真正的原因。

斯坦福大学郎•戴维斯（Ron Davis）教授实验室所作的“触摸”基因的工作便是一个反常规因果关系的例子。

戴维斯教授和他的助手们本来是想分离受激素诱导的基因。实验中用了两组植物，一组喷洒激素，另一组什么也不喷洒。结果，他们从喷激素的植物中分离到一个在喷洒后半小时表达便成百倍增加的基因。一般情况下，像这样的工作在当时也只能发表一篇象[植物分子生物学]（影响因子3左右的文章）杂志的文章。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交差。他们在此基础上对两组植物分别进行喷水或不喷水的比较研究，结果发现该基因的表达也受到喷水的诱导。后来他们对四组植物分别进行了触摸和不触摸、有风吹和无风吹的比较，结果发现该基因的表达可受到任何形式的触动的诱导。由此，作为植物中发现的第一个能够感受动作的基因，这篇轰动性的文章1990年发表在生命科学影响力最高的杂志[细胞]上。

“复杂问题简单化“
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是科研过程中的一个最基本法则。但是，如何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却不是那么容易，需要非常巧妙的思维。我们正处在一个组学（omics）时代，是以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组学、代谢组学等为代表的高通量研究体系。这些不同的组学方法从不同层面上去了解基因的编码、转录、翻译、蛋白质的修饰及相互作用、细胞内代谢物的转换等生物化学过程。 全基因组分析结果表明，看起来结构和功能如此简单的河豚鱼和水稻却拥有比人类有更多的基因。是什么机制在控制人类如此复杂的形态和表情特征、劳动技能和信息交流能力？显然不是基因数目。因此，纯粹的解析基因组中的ATGC排列规律不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基因功能情报。人们便首先把希望寄予转录组学，研究基因表达的调控。

基因微芯片出现之后所带来的转录组学研究使我们有能力对一个生物的基因组中成千上万的基因同时进行研究，并由此得到大量的基因表达量变化的数据信息。但是，令人为之失望的是在基因微芯片出现之后，虽然科学家能够大规模地解析很多基因的表达，甚至是整个基因组中所有基因在某一个或几个特殊条件下转录产物的定量变化。但是，当得到这些结果时，面对这几万个基因在不同发育时间、不同环境条件或不同组织器官内的打开与关闭以及表达量的变化，人们发现这些信息高通量地获得并没有使我们比以前对生物的功能了解更多。相反，在信息流的旋涡中，可能使人们变得更加迷茫而找不到头绪了。

此时，人们被围困在信息的海洋中并同时忍受着知识的饥饿。信息只是数据的堆积，不是知识。要想通过所获得的信息来找到揭示控制事物内在规律的知识，还有相当长的距离，需要很多细胞学、遗传学、生物化学、生理学以及统计学的验证和分析。

究其原因，因为人们一开始便低估了生物的复杂性。基因表达只是其功能执行过程中的很小一部分；基因表达之后还有另外一套机制来控制蛋白质的产生与否；翻译产生的每种蛋白质还将面临着影响其功能的状态修饰（动植物体内有超过200种不同的修饰方式）；每一种有酶功能的蛋白质将影响到几种甚至几十种不同代谢物的产生；这些代谢产物又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基因的表达、蛋白质的翻译和修饰、蛋白质之间的相互作用。除此之外，细胞内不是一锅粥，它拥有一个高度复杂的亚细胞结构。其中的大小分子通常是经过特殊形式定向地运输到细胞内外的某一特殊位置。

这样一个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基因及其产物的复杂存在形式、及其相互作用所涉及的信息量如此之大，足以令很多人望而生畏。任何想从中找到有价值的知识（请注意，我这里说的是有价值的知识，而不是数据！）都会有点大海捞针的感觉。所以，如果没有一些简单的、有严格控制条件的实验系统去解析这些包罗万象的复杂生物信息，我们对生物的认识就很难有所提高。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过去二、三十年对高等动植物基因功能的研究普遍使用的一种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研究方法是遗传解剖（genetic dissection）。它的基本手段是通过突变来观察当一个基因被敲除之后动植物形态和行为的变化，并由此来推断该基因的功能。对这种研究方法的一个形象比喻就象一个无法同人交流的外星人来到地球之后，发现了一辆可以跑动的汽车，可是他不明白汽车为何可以跑，每个部件是干什么用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找来一把锤子，对汽车的零件逐一破坏，然后看对汽车性能的影响。可以想象，当刹车板被敲掉之后，汽车便不能被煞住，而车灯被敲掉之后，汽车便没了照明设备。这是一种简单易行的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法。

例如，当科学家想知道有哪些基因控制花器官的形状，人们便通过化学诱变，然后再从自交后代中寻找花形改变的突变体。由于这种突变体一般是由于单基因突变引起，人们便可以通过遗传定位来分离控制这个花形状的DNA片断。可以想象，通过这种非常有效的方法，帮助科学家了解相当一部分基因的功能。虽然这个方法听起来有点像盲人摸象，但是如果有很多的盲人在摸同一只象，他们之间又不断进行信息交流的话，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对大象有一个比较准确地描述。包括Paul Nurse, Sydney Brenner, Urhard 等很多科学家的主要贡献都是利用这一方法对包括酵母、线虫、斑马鱼和果蝇等不同模式生物进行系统研究的结果。这个方法将在未来的几十年里继续帮助科学家了解生物学过程。

诚然，经过多年的研究之后，人们也发现了这种方法的局限性。比如，相当多的基因在敲掉之后没有任何可以察觉的表现。这并不表示这些基因完全没有功能，而是说这些基因的功能的缺失被拥有同样功能的其它基因的存在所补偿了。就像外星人将固定车轮的六个螺丝去掉一个时发现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另外一类麻烦是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基因在去掉之后都产生致死或堕胎现象，尽管因此可以肯定这些基因相当重要，但是其确切功能却非常难以透析。一定意义上说，好像将汽车的发动机的气缸或电源去掉之后汽车都不能被发动一样。

回到复杂问题简单化这个题目，我很欣赏在北京机场高速看到的PHILIPS的一幅广告语：科技就是简单：“攻于心，简于形”！做试验科学也是这样，设计试验体系时的大量信息获得与信息整理是耗脑伤神的“攻于心”，一个具体巧妙简单的试验设计当然就“简于形”了！

“正结果因负结果的存在而有意义”
你在展示一个阳性结果的同时，必须展示足够多的阴性结果，从而排除其它可能的出现，最大程度上减少主观或客观因素的干扰。例如，在一个患有遗传病的病人基因组内找到一个点突变并不能因此而下结论说该点突变是引起遗传病产生的原因。你必须在一个比较大的群体内研究，展示所有的患病个体都带有该基因的纯合突变，而所有不患病个体都带有正常的基因。这种表型与基因型之间的连锁分析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比较可信的间接证据。如果想拿到直接证据，你需要从正常人体内分离该基因，转到病人体内，从而使病人康复。但是由于伦理道德因素，我们在没有搞清楚其功能之前，不可能在人身上只以实验动物为对象做这个试验。

在研究中人们会不知不觉地犯一些主观错误，就是去刻意寻找支持肯定答案的证据。这是科学研究的大忌。例如，一个学生正在研究基因X，他认为该基因应该在花器官中表达。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做了RT-PCR（一种敏感的分子检测手段），如果他试了3次，都是负结果，到第4次是他终于看到了你所想看到的阳性结果。一个很多人容易犯的错误是在一声“乌拉！”之后，他便心安理得地认为第四次结果是对的。其实，只要他稍微多动一下脑子，就应该想到如果不去重复第四次的结果，只凭3负1胜的比例去下结论是有很大问题的，也难以令人信服。

实验过程中出现假阳性很正常，但如果不保持清醒的头脑，对诸多可能性的存在正确分析，那就违背了做科学揭示事物真相的基本目的。 即使在发表的结果中出现假象也是常有之事，关键是错误一旦发生了，要及时纠正，千万不要掩掩盖盖。不敢面对失误的人，只会走向更大的失败。

“不要拿着鸡蛋碰石头”
这一规则阻止你去与比你强的对手直接竞争。荷兰籍的电脑程序奠基人之一戴克斯加（Edsger W. Dijkstra）曾经说过，“如果你知道你的同事和你有同样的想法，或正在做着同样的事情，而你并没有比他更先进的设备和更便利的条件，你要放弃干这件事，去干一件更新颖的事。当你不能肯定你是否有优势时，也不要去冒险”。设想你化了三年去研究， 正洋洋得意准备写文章时，突然发现别人已经把这个工作领先发表了，没有比这更令人倒胃口。

也就是说，只有当你确认你拥有世间唯一的开山之剑，而又剑艺高超，才允许你在这个领域里竞争。该规则可以保证确保如果你的工作有进展的话，都是领先和独特的。

值得注意，这一规则并不是鼓励你象强盗一样去欺负弱者。虽然我们鼓励同行之间的合作和竞争，但是更多的是鼓励你去创新，走自己的路，而非老是“跟踪国际先进水平”。搞一个“国内先进”或“国内首创”的成果鉴定又有什么意义？。科学没有国界，它是一种全人类范围内的、集体参与的对未知世界的探索行为。

因此，即使当你的实验室很强大，拥有所谓自己的开山之剑时，也尽量不要随便去觊觎别人的领域。这是对同行的一种尊重。如果你对同行的工作感兴趣，跟他交流，希望和他一起合作，做一些更“新”的事情，一般来说这种方式会被同行认可，甚至愿意为你提供方便。前提是你不能与虎谋皮，去做别人正在做的事情。这是不成文的潜规则，需要大家自觉遵守。

在这里，我想提醒读者一点，得到试验结果和文章发表之间有一个时间差，这个时间差平均是12个月左右（杂志档次越高，这个时间差越小）。也就是说，即使你看到的是最新一期杂志上所发表的文章，一般说来，该工作已经在一年以前已经完成。在读文章中你能够想马上想到的新主意，一般做这个工作的人已经想到，甚至可能已经做到了。

如果让我对科研信息的新旧程度提出一个“刘氏序列”的话，可以得到以下排列：酒吧传闻 〉专题报告 〉会议摘要 〉在线预览 〉最新期刊 〉过期期刊 〉综述文章 〉专著书籍 〉教科书本 〉教师讲义。

有些条目，如最新期刊 〉过期期刊，好像是显而易见之事。但是实际工作中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将这一序列的理解付诸于行动。能够跟踪相关领域内每期刊物所发表的最新文章的学生和老板还是少数。它意味着你必须对至少10种不同杂志的连续跟踪。

这个顺序在大多数情况下具有科学性。但是，在实际中并不排除因特例而出现与“刘氏序列”冲突的情况。例如，有些老师的讲义或许会超前一个或几个位置。我这样说也是给自己留个台阶，否则有人一定要跟我较真的。

“只要这个方法是灵的，不要随便改变它”（as soon as the protocol works, does not mess up with it）
这一准则要求我们在实验过程中必须严格服从操作指南（protocol），循规蹈矩。这一原则并不反对你对实验操作步骤进行调整，但是任何的调整必须是一一进行，并对此做出比较试验。例如，某一步骤要求你必须将你的化学反应放在37度下保温12小时，如果你认为也可能不需要这么长的话，那你得首先设计4个反应试验：分别保温1小时、保温6小时，保温12小时、保温24小时，然后比较结果的差别。通过这种比较你可以再得出一种趋势，是缩短或是延长更好。如果证明1小时是可以的话，你便可对操作指南进行改善。如果你有足够多的时间，你可以对每一步进行优化研究，甚至对操作规程的所有步骤进行最佳化研究。但是这是一个很花时间的事情。一般情况下，我们使用的操作规程一般都没有经过最优化研究，但是它至少是一个灵验的规程，任何的改变都有可能产生失败的结果。这就是该原则的由来。

这个原则对一部分中国学生尤其重要。我发现，同样一个操作指南（protocol），如果我将它给我的荷兰籍助手的话，他一般会原封不动地按照里面的要求把实验做完。不光如此，你十年之后再让他做同一个实验的话，他可以马上把这张操作说明找到，按照同一方法把实验做好。相反，相当一部分中国学生会对其中各每一步提出质问，为什么这里必须保温30分钟，25分钟也应该可以吧？三天之后，他的操作便已经同原来的规则大相径庭了。

这样做的最大危害是在他养成这种“灵活机动”的习惯之后，他如果有了一个重要的实验结果需要重复时，连他自己也忘记自己做过那些改变了。如前所述，一个不能重复的结果是不能发表的。所以它可能不得不化出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来搞明白结果的由来（有的甚至永远找不回来）。这就是不良习惯的代价！

可能是由于受文革的影响，我们中国学生的反叛精神很强。从正面角度上来说，有比较好的创新意识，如果恰当使用的话，容易走出自己的路。但从负面角度来看，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有信任危机。只要他们不再相信原则、不再相信规矩、似乎没有哪个原则是不能逾越的。我自己在刚从事研究时也是如此，后来吃亏一多，人就学会服从规矩了。我所说的创新是思考科学问题上创新，在操作过程中要严格服从指南。这就象汽车的设计理念可以创新，但你在车床上加工某一个螺丝的时候，你必须严格服从操作规程，否则你就不可能加工出合格的螺丝。设想如果每人加工螺丝时做一点改变，你最后无法用这些螺丝来组装你的有创新理念的汽车，那改变螺丝的意义就不存在了！

有句有点伤人心的名言，“由于机器不会思考，机器比人更加可靠”。事实确实如此。要想使你的实验多出成果，你的实验步骤应该象机器的操作一样准确。中国的名言用在这里很合适：没有规矩，何以成方圆？

总之，这个“黄金五则”是我多年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我希望每一个开始想做科学的人能真正读懂，悟到这个“道”将使你受益终生。

7、如何作研究生
一个人的成功与否主要看他是否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人生之路，以一种自己满意的生活方式为社会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因此，幸福的标志是指你所获得的社会认可略高于你常规能力，为此既要不断付出努力，但目标又不是遥不可及。要想进入这种境界，除了要努力学习和抓住机遇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可以遵循的法则。

研究生是在本科之后的一个更高水平上的学习，旨在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专业人才。无可否认，每一个考上研究生的学生都渴望成功，不仅是社会的要求，家长的敦促，同时个人也需要这种成功感觉。如果你选择了科学作为自己人生追求的话，你的成功与否不仅看你知识的渊博程度，更重要的是要看你是否拥有了一个科学家的基本素质和探索未知事物的能力。以下我想从三个方面探讨如何有目的地培养自己，使自己在科学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发展自己。

能力培养比掌握知识更重要
有人把考上研究生比喻为中举，这是完全错误的。中国过去的中举是一种资格考试，考上了，你便有了做官或做文人的资格，一般说来，考上以后的努力已经不再是一种责任（obligation）。然而，考上研究生只意味着你有了跟某一教授从事科研探索的门票。入门之后，你还必须面临一次或几次资格审查，看你是否拥有了独立思考和探索未知事物的能力。每一个想做硕士或博士的研究生都必须明白这一点。科学发展到今天，人们已经不可能将全部的知识存入到大脑，你也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去全方位地浏览科学的进展。因此，你最需要掌握的已不再是知识，而是探索未知事物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方大多数理科院系所授予的学位是哲学博士（PhD，Doctor of Philosophy）。这里所说的哲学不是指自然辩证法，而是指通过理性的逻辑思维对未知事物提出自己看法，并能够设计实验来验证看法正确如否。

研究生（硕士生和博士生）是大多数实验室科研工作的主要动力，也是我们科学未来的希望。做学生这一段时间是科研能力开发的关键时期。由于每个实验室的设备差异和导师的知识背景不同，学生所能得到的客观条件是不同的，大多是情况之下这种客观的因素是很难依据你个人的要求而改变的。学生是我们科研体系中的一个弱势群体，大多数情况下能够改变的是自身。只有正确调整自己，充分地发挥可以利用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才是走向成功的基本保证。

最近清华大学的程曜教授撰文《救救清华大学的这些孩子吧》，说清华的学生是“会考试的文盲”。我没有在清华呆过，所以不敢妄加评论某一学校。但是他所提到的“会考试的文盲”，确是一个中国新一代学生所存在的比较普遍的问题。确切地讲他们是会考“中国试题”的文盲。回国之前我便发现最近几年出国的相当一部分留学生应付国外考试的能力非常差。国外的考试并不在于考察你做题的技巧，而是检验你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表达水平。有的学生在国外的大学学习两年了，居然考试还从来没有及格过。这和八、九十年代出国的留学生们完全不同。究其原因，不可否认我们的教育体系出了问题。我们太重视出难题和偏题来拉开学生之间的距离，而对解决问题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却忽视了。相当一部分学生在中小学，甚至到了大学所做的只是死记硬背地啃书本，应付有标准答案的考试。考大学和考研究生变成了学习的唯一目的。

从初中到高中，考题越来越钻牛角尖，辅导老师们的猜题能力也越来越强，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就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八股。只要调查一下孩子们所学到的哪些知识在此后生活和事业发展中是有价值的，哪些是从来就用不上的，便不难发现我们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走进了考分比赛的死圈：“为了考试而学习，为了学习而考试”。无可否认，这种比赛确实将一部分相对聪明的学生选拔出来了。然而，由于他们中相当一部分缺乏好奇心和独立思考能力，在科研工作中的发展潜力就比较差，他们在面临考题之外的现实问题时常常无从下手。

最近我就这个问题同一个中学老师进行了交流。他的回答道出了问题所在。他说这种考试是目前最为公平的竞争方式。这种硬碰硬的较量确实是为那些好好学习、家庭没有背景的孩子提供了几乎是唯一的摆脱贫困的机会。这事实上在更深层次上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整个社会所面临的评价危机；二是太多的人都在挤同一条船。在国外学生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自己的学校和专业。未来职业定位是选择学校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好学校的学生不一定能够找到好的工作。因此，要从根本上实现从知识教育到能力教育的转变，必须要有一个相对平等的教育机会和一个多元化的人才市场。

掌握自己的命运从选择自己的教育开始
最近我面试了十多个报考我的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尽管他们已经上完了大学甚至硕士教育，但是我发现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做研究的兴趣，也没有明确的目标，非常被动地来考博士。我认为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做了错误的选择，而且已经错了很久。或者说长时间的考试压力之下他们根本没有机会思考和培养自己的兴趣。

由于个人的性格和教育背景的差异，适合从事的职业是不同的。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研究、当科学家。从前考大学主要的为了改变自己的身份。考上了大学就等于国家为你提供了一个铁饭碗。你成了城市户口，有了一般老百姓没有的特权。随着改革开放，教育机会的增加、人才市场的饱和及人才需求的多样化，就业的压力越来越大。仅仅学历是不够的，对拥有一技之长的专业化人才需求将会愈来愈高，综合性大学所培养出来的一般性人才（例如数学、物理、化学等专业）将会愈来愈难找到工作，因为他们在进入工作岗位之后要从头学位。而获得过专业化教育（如工业设计、酿造工艺和市场策划）的专业人才将会越来越受到市场的欢迎。他们在进入机关或企业后可以很快发挥其作用。我想信在不远的未来，考学在中国也将是一个双向选择：学生有权力决定自己的未来，学校为达到水平的学生授予文凭。这样的话，学生便不得从兴趣思考，选择最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学习道路。

谈起兴趣选择，在国外这个问题解决得相对比较好。例如从荷兰来看，学生的选择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实现的。小学毕业时家长和老师便一起来商定孩子下一步干什么。每个学生面临的有三种不同中学选择：准备考综合性大学（四年学制并获得学士学位，或五年学制获硕士学位）、考职业学院（四年学制获学士学位）或考专业技术学校（2-3年）。

选择不同方向，所得到的中学教育是不同的。当然，老师给的是建议，决定是家长和孩子一起拿的。即使老师认为一个学生应该走上大学的路，但孩子和家长坚决要求走上职业学院的路，那么他仍然可以上职业学院。反之亦然。这个决定也不是永久的，在以后的五六年里的中学教育过程中，学生仍然都有机会重新抉择。由于老师对学生有比较充分的了解，他们的看法一般说来是比较准确的，所以这些建议基本是被家长和学生采纳。荷兰的大学的学习压力很大。他们认为孩子在这个时期应该具备承受压力的能力。一个学生如果对他所学的东西没有兴趣的话，便很难应付这种压力。在压力之下，孩子和家长需要不断思考走哪条路。孩子在上了大学或职业院校之后，依然有很多可以有改变的机会，例如，一部分学生会因为无法通过大学的辛苦考试而转到职业学院。相反职业学院的学生如果想继续深造的话，亦可以进入大学。

设计自己的未来还表现在定位自己。与外国学生相比，中国学生的一个最突出弱点就是一种盲目地“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每一个学生都在不断挑战能力极限，要考第一，要上最好的中学和大学，大学毕业了要考研究生，研究生毕业了要考博士，能出国者则一定不放弃机会。很多情况下纯粹是跟着感觉走，并没有想好这是否是一条适合自己的路，未来的生活是否是自己所追求的。在国外由于市场的供求关系和个人兴趣直接影响了学生的选择。每个人的潜力和兴趣是不一样的，有的人适合做研究，有的适合做生意等等。有一点是肯定的，社会的分工是多种多样的，一个博士的生活不一定比一个技工的生活更幸福，后者也许比较容易地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而前者面临的可能是终生奋斗。同时，在国外如果一个能够由专科生承担的工作，雇主绝不会也不允许去招收一个博士生来做，因为博士的工资较高，运行成本也随之增加。一定程度上说，由于一个博士所接受的特殊训练，当他从事简单劳动时问题会更多。因此，“教育程度太高（over-qualified）”是应征工作中比较常见的一种被拒绝的理由。其结果是一个受过较高教育的人不一定比一个教育较少一点的人容易找到工作。这种市场的供求机制便直接影响了学生的选择。去年在广东就出现对本科毕业生开出了600元月工资的超低价，而长江三角地区对高级技工开出了月薪5000~10000的高价。就业市场的这种变化自然值得每一个学生在定位自己未来时深思。

中国的家长对孩子的高期望值也严重影响了孩子对自己未来的定位。其实我们在对教育体系颇多微词之时，家长们也要好好检讨一下自己。中国家长的望子成龙的心太盛，给孩子非常大的压力。经常听到家长对孩子说：我们这么辛苦就为了你。这是错误的。家长应该给孩子的不是压力，而是树立一个积极向上的人生榜样，昭示一种独立精神，一种能够承受压力、摆脱困境的韧性，要尊重孩子的兴趣特点，为孩子的事业发展提出切实的建议（而不是命令）。

对于已经选择做研究生（硕士或博士）的学生来说，把握自己的命运在于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研究领域。只有你对一个研究方向有浓厚的兴趣，有回答不完的问题，你才有可能跟随这种好奇心，搞出原创性的研究。如果一个学生只是简单地完成了教授交给的任务，那他就不具备一个研究人员的基本素质训练。

诚信是一个学者的基本行为准则
诚信对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对于一个想做学者的学生来说，没有诚信是一个致命的弱点。学者的诚信不仅表现在你不能去欺骗别人，更重要的是不能欺骗自己。做科学需要一丝不苟，不能回避任何即使是蛛丝马迹的现象。正是在这些现象的背后隐藏着很多学术观点的缺憾，也隐藏着很多重要发现的第一线曙光。那些善于用自己眼睛观察的学生，不是在为老板做实验，而是用心而作。为老板做实验的学生在得到不是老板的设想的结果便认为实验失败了，此乃做学问之大忌。

诚信还表现在平时点点滴滴的做人做事行为上。一个在做人都没有诚信的人所作的学问也是信不过的。有人说外国人很傻，傻得可爱。在相当程度上说确实如此。尽管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和我们一样喜欢贪些小便宜，但是贪便宜是做在明处，建立在不损伤他人利益基础上。例如，在商场打折时，为了买便宜的商品而早早排队是很正常的。一定要把合法范围内获取自己的利益和和贪别人便宜分清楚，前者是无可厚非的，后者则是违反诚信的。在国外，违反诚信的代价很大。其高额代价迫使人们自律。

外国人的诚信还表现在公私分明，堂而皇之地保护个人利益。例如在要求提干或涨工资问题上丝毫不让。这种讨论都是摆在桌面上的，在这如果需要的话，他们还会有记录。做老板的也绝对不会因为部下的胡搅蛮缠而增加你的工资，他会一丝不苟地跟你讨论你所处的位置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你是否达到了要求。在提干问题上他们会清楚地告诉你一个更高的位置的要求是什么，你想达到这样的要求还需要做哪些努力。公私分明还要求每一个人不要把工作单位当成家，不把单位的东西拿回家用，即使是最小的、最不起眼的东西，不要用办公室的电话打私人长途。可以看出，西方的社会并不鼓励或要求人们无私奉献，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保护自己的利益，既不允许老板为了公司影响雇员的利益，也不允许雇员为了个人而伤害同事或公司的利益。

诚信还表现在工作中一是一、二是二。在日常工作中偶尔发生因误解或操作失误而造成工作失败是可以发生的。只要你讲清楚，大家都会原谅。如果是故意说谎或造假便不能原谅。这一点，我们有时低估了外国人的判断力。外国人说话时喜欢盯着对方的眼睛。一般情况之下，如果你不是一个专业说谎者的话，还是不要说的好。 而且说谎的人很难保证每次说的是一样的，稍不留心还是会露馅的。这种事情发生在中国人中间，有时大家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毕竟我们的文化里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教诲。在西方，如果你的同事或上司认定你不诚实，你在他心中的地位就永远失去了。

曾经出现过有些学生在联系出国时，为了不让自己的老板知道，模仿其签名为自己写推荐信。在国外，签字就象公章一样，最重要的转账、合同、交易都是通过签名来执行的。模仿签名相当于国内的盗用公章。象这类造假事情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诚信问题，只要被发现一次，你永远别想再赢得你周围人的信任，甚至以后合很难在这个圈子里混下去。

诚信还表现在对自己承诺的兑现。这表现在承诺一件事情时你应该有充分的思考，确信你有能力克服任何可能出现的困难，你才可以承诺。“YES”是英文中一个最小、最重要的词。偶尔发生一次因特殊情况而不能实现承诺的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这种事连续发生时，那便是你的问题了。中国学生常常没有对上司说“不”的习惯，常常会对老板的要求先同意再说。在西方，“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当你不能做到或你不肯定你能做到时，你要先把理由说出来，这样他人可以帮你想办法，甚至酌情改变计划，从而避免因为你的进展不顺利造成整个计划破产的事情发生。

以上我从三个角度来探讨了如何做研究生，重点是讨论如何定位自己、把握命运以及实现理想所必需的一个最基本道德品质—诚信。真实地面对自己，评价自己，为自己设计最佳（而不是最高）的人生之路是每个学生应该不断思考的问题。如果你在中学时不得不为应付高考而死记硬背的话，研究生教育为你实现人生价值提供了一个最自由的人生舞台。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