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 story is so true. (ZT from HXWZ). American just like Chinese, honest or cheat, out spoken or flatter, working hard or hardly working... it's all the same. I had similar experience with my professor in US too.

　　　　　　　　　　　　　　　给教授打分写评语

　　　　　　　　　　　　　　　　·程　星·...... ......

　　可假如你以为大学教授在美国都能如此逍遥，那你就大错特错了。美国大学管理教授的一个“杀手锏”便是学生评定制。教授在每一门课结束前必须把教学评定表发给学生，由学生对教授从教学内容、方法到态度各方面打分，并写评语。各校对这些学生评定的处理略有不同。较通常的做法是在教授把学生成绩交上以后，系里才把学生的评定发给教授看。除了教授本人外，一般还有另外一个人可以看到学生对教授的评定，此人便是操有提级涨薪大权的系主任。

　　刚进美国大学念书，由于不了解“校情”，我差点在这个本来与我毫不相干的阴沟里翻了船。

　　来美之前我已在中国的大学里“抗战”近八年：四年学生，四年教师。其时文革刚过，我的老师们大多谨言慎行，有时很难判断是心有余悸，还是确实胸无点墨。当时向往到美国念书，原因之一便是把美国教授大大地理想化了，以为他们个个学富五车，胸纳百川。来美入学不久便在英文系选了一门十九世纪英国诗歌的课，教授Ｈ是行业中赫赫有名的丁尼生和勃郎宁专家。以前念过一些勃郎宁，深为这对夫妇细腻而充满激情的诗作所陶醉。可当Ｈ教授把丁尼生和勃郎宁的诗作推上人类文明峰巅的时候，我那早被唐诗宋词冶炼过一遍的神经就有点受不了了。一天在校园里迎面碰上Ｈ教授，无法回避，便前言不答后语地聊了几句。Ｈ教授知道我以前崇拜勃郎宁，满以为我会连他的课也一起崇拜了，便踌躇满志地问我上课至今感想如何。我当时不知哪一根经络搭错了，居然没有顺着杆子往上爬，反而和他“商榷”起将丁、勃视为文化顶峰的不妥之处来了。我这边还在自我陶醉，他那边已经勃然变色。好不容易等我的话有了一个逗号，Ｈ教授一下插进来，满面轻蔑地说：“你们亚洲学生，连英文还没学到家呢，怎能欣赏得了丁尼生和勃郎宁这样的大家呢？”说完拂袖而去。

　　我当时的惊讶与尴尬是不难想象的。于是在课程结束前收到教学评定表时，我便毫无顾忌地将自己对Ｈ教授的看法和盘推出，根本没考虑到谁会是这表的读者。假如我到此为止的话，此事也许就告了了。谁知就在这时我又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

　　当时学校的教学评定表右上角有一排九个格子，学生可以填上自己的学生号码。表格上清楚地写明这是Ｏｐｔｉｏｎａｌ的，即完全自愿。后来我才明白，学生只有确实很喜欢某教授，或觉得某教授将来对他有用、要借此机会献殷勤时，才把自己的号码填上。我因为当时压根就没考虑过这张评定表的前因后果，加上潜意识中觉得再也不会去选Ｈ的课了，便毫不思索地将自己的学生号填上了。

　　以我对Ｈ教授的了解，他在看到我对他的评语后的震怒是不言而喻的。他是否因此受到系里什么责难我就不得而知了。但我后来却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当时英文系规定所有硕士生必须通过一个综合考试才能毕业并取得学位。这考试要求学生在四小时内写四篇命题文章，并在每篇文章中对至少四个作家的创作发表评论。为准备这场考试，学生不仅需要将从乔叟到Ｔ．Ｓ．艾略特等头二十个作家及其作品搞得滚瓜烂熟，而且还要快到能在每一小时内完成一篇学术性极强的论文。系里每年组织一个五人小组负责批阅考卷。换句话说，不管你平时学得如何，这五人小组有权根据你这四小时的表现决定是否让你毕业。但学生不知道谁是五人小组的成员。

　　至今记得那个阴雨绵绵的下午。我在公寓里正百无聊赖地换着电视频道，电话铃响了。是系主任的声音。她在电话中和我兜了好大一个圈子后，才告诉我她是多么遗憾地通知我五人小组没有通过我的考试。我当时完全懵了：没通过？！这就是说我两年来的苦苦煎熬已全部化为乌有！系主任在电话里还喋喋不休地说了许多，大概是宽慰我的话吧，可我一句也没听清，直到她放下电话我才依稀想起她好像说两个月后还有一次补考机会。可这两个月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资助已经告罄，打工也不可能，惟一的选择是将这过去几个月的辛劳重复一遍！

　　正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我最要好的Ｓ教授给我来了一个电话。还没等我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已开始安慰起我来了。就这样前言不答后语地聊了半天，他突然问我：“你是否在什么时候得罪过系里什么教授？”我一口否认，想来想去就是想不起来得罪过什么人。后来他终于忍不住了，问我是否得罪过Ｈ教授，我还是没有把自己与Ｈ的交往和“得罪”联在一起。等我把与Ｈ的几个回合全告诉Ｓ后，他反倒沉默了。最后，他对我说：“你先尽最大努力把补考这一关闯过。我们以后再谈。”

　　下一次再见到Ｓ教授是在我又脱了一层皮并通过补考之后。Ｓ教授约我到他办公室，关上门，然后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似地对我说，“现在事情过去了，你也要毕业离开这里了。我想把事情悄悄跟你说一下，也不枉我们朋友一场。”原来Ｓ教授和我的冤家Ｈ教授今年同被选为五人小组成员。据Ｓ教授说，今年大家都考得不错，本来可以全部通过。可Ｈ教授在最后一分钟提出我的卷子里有错别字，不能通过。小组为此争得很厉害。但根据系里规定，只有五人全体通过的学生才能取得学位，因而我就成了今年考试惟一的牺牲品。Ｓ教授是在听了我和Ｈ的交往过程后才明白Ｈ为什么对我如此恨之入骨。虽然按规定他不能向学生透露谁在五人小组，但他说他实在为我觉得不平，希望告诉我这样的内幕能让我觉得好过一些。

　　命运好像在开我的玩笑。英文系毕业后，我转到教育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并当上了学院教工协会主席的助理。而我的工作之一便是处理整个学院的教学评定表。我成了除教授本人和系主任之外有权接触教学评定表的惟一之人！在担任主席助理的两年中，我经手成百上千份教学评定表，并从这份表上认识了学院的每一位教授。我目睹了助理教授们为熬到“终身”如何低三下四地取悦学生，捧上“终身”铁饭碗的教授们如何在课堂上“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也看到学生们如何以这份评定表为武器与他们讨厌的教授作毫不调和的斗争。

　　而我在识得“愁滋味”后，竟完全没有了吟诵“却道天凉好个秋”的雅兴。只是有时想起这段经历，不由地自责：“我真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