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到了最危机的时候！

本人多年前曾在本论坛发表过“从中国大陆模糊数学与模糊系统学会的兴衰看中国大陆科技的发展”( http://www1.bbsland.com/articleReader.php?idx=20486)一文，引起过一些有识之士的关注。同一时期，本人还在本论坛参加过设立长江学者位置的讨论，本人持否定态度。基本的依据是，美国大学不会欢迎设立这种使大学教授收入相差近10倍的位置。当时中国普通教授的年收入1万刚出头，而长江学者是10万。对长江学者的要求是每年发表2篇被SCI收录的文章。一些中国的普通教授当时已达到这一标准。换言之，以当时标准，同样质量的工作，中国普通教授的每篇SCI文章约值6千元，而长江学者的值5万。而中国普通教授所承担的其它压力，更是长江学者无法想象的。事实上，长江学者位置是有意或无地被嵌入中国教育和科技界的一个好坏影响不确定性极大的楔子。同样的劳作，差别明显的待遇，必然产生价值观念的误导。一个社会的价值观一旦完全背离基本的公平原则，社会必然进入混乱状态。目前，由于种种原因造成教育和科技界内价值观的严重混乱，致使中国科技到了最危机的时候。看来长江学者位置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十年文革，曾使中国科技大受打击。但人们的精神还在。许多人都有学好知识报效祖国的理念。一旦科学的春天来临，中国教育和科技界的小草就会萌生，科技大厦就能盖起来。而在“科教兴国”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迎来的却是中国科技的危机。主要表现在下面四个方面。

一、教育和科技界进入深度危机状态
中国的教育和科技界，一直被社会认为主要由社会的精英组成。的确，目前情况依然如此，但真正的精英，并不是实际从事教育和科技工作的人员；实际从事教育和科技工作的，成不了教育和科技界的精英。什么是精英？就是教育和科技资源全力支持的人员。就是发表文章多，主持项目多的“专家”。
在许多人看来，中国教育和科技界目前正是人才济济的时候。君不见，到处都是院士，中国教授滿世界跑，博士、硕士随便供用人单位挑选。中国真是到了人才辈出的黄金时代!？
这一切，实际上都是假象。根本瞒不过行内人。
事实上，中国教育和科技界发表文章多的精英，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编故事的高手，文章多多，但与真正的科学研究无关，发表文章换取好处是唯一的目的。这种人在欧美国家的教育和科技界根本没有地位。另一类的人数众多，就是研究所和学校的各级领导和各种学霸。这些人有权有势，掌握大量资源，大有攀附权贵的人替他们写文章。一般而言，一篇第一作者的SCI文章可以换取一个正教授的位置；两篇第一作者的SCI文章可以换取一个霍英东基金名额；三篇第一作者的SCI文章可以换取一个国务院专家补贴。当然，攀附权贵的都是明眼人，如果您的位置太低，弄不来这些好处，他才不会让您挂第一作者。为了方便，让您挂第二或第三作者，就算承认您的领导了。如果一个攀附权贵的人能发明一个赚得百万元的专利或发表一篇确有水准的文章，他就不会拱手让给领导和学霸了。可见，上述精英们的文章，对提高中国的科技实力，毫无帮助，但对于他们报奖、消耗更多的社会资源，提供了法定的依据。
我们再来看主持项目多的“专家”是什么人。除了领导和学霸就是“能人”。真正做学问的人，幸运的能等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大多数只能给别人打工，任人安排，很难做出像样的成果。领导们由于有大量的资源，一般的小钱不放在眼里，基金的钱是为了图个学术荣誉。他们的兴趣是在分国家的“大蛋糕”上。学霸們有一大堆徒子徒孙，钱来得容易，分得也快。所谓的“能人”，确实了不得，用不上单位的资源，也没有学霸們的势力，完全靠“科研经纪人”的能力。上述这些主持项目多的“专家”，从来不会扪心自问他们的产出是否对得起国家的投入，他们更多是“与国际接轨”，比较欧美国家如此高级别的专家的个人收入。的确，就是与中国目前教育和科技界以外的高收入人群比，这些“专家”们还自觉吃亏呢。于是，个别院士到处挂名兼职、到处拿补贴，有的甚至拿多份工资、分多处住房，林林总总，也就成为必然。于是，通过所谓的引进人材，换取更多的投资，也就成为必然。“引进人材”的大旗，能给领导和学霸们带来许多方便。不仅仅项目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而且更容易修整内部，不听话的人，将被引进人材替代。目前的“引进人材”，本质上同以前的贩卖黑奴没有多大区别，购买者的要求是获利最大。不同的是，被卖者自己卖自己，得好处的购买者不是自己掏腰包。一些研究所和学校的领导，其实就是人口贩子。欧美国家也引进人材，但有关人员和单位很难获利，大家都相当认可。
人才，是中国教育和科技界强盛之本。共和国的公民们养了那么多的院士（相当于英国的爵位，是贵族头衔），但他们很少知道这些院士为共和国做了什么惊天伟业，只知道两弹一星院士们的功劳和同时代的许多院士是大科学家。后来的院士制度，其实是为像唐敖庆这样的人设立的，便于他和他的系统能把他的所有6个学生都变院士，而且，这些人的孙子辈已开始大量担当973、863、985等项目的主持，现有的中国科技世袭制度，将使他们更容易成为院士。这样世袭出来的科技贵族，其实是一批糟踏国家钱财的高手。如果说政治的垄断多少还有利于社会稳定的话，科技资源的垄断只能扼杀创新！个别人的垄断还不要紧，欧美国家也常有这事，制度性的垄断则是致命的。
再来看看我们满世界跑的教授。其一，说明中国的教授确实太多。从来只知道如何管理行政事务的办事员都能当教授，更不用说在教学科研岗位上为领导服务、给领导做项目写文章的人当教授了；其二，这些满世界跑的教授，大多花的是中国纳税人的钱。一些由国外支付的，其实是由国内的某种资源来替代。只有真正达到一定国际水平的，才由国外支付。由于我们的水平不高，国外的支付通常都很低。我们这些满世界跑的教授，没有人能被国外有名的大学正式雇用。中国教授滿世界跑，只能说一些人借机用中国纳税人的钱或国内资源来国际旅行或休假，一些人是迫于无奈用国外的一点点钱和安静的环境来做一点学问。只有国际名大学愿意正式雇用中国教授的那一天，中国才是真正的人才济济。
目前，中国新毕业的博士、硕士集体处于供用人单位随便挑选的境地。这根本不是人才过剩，而是中国科技到了最危机的时候在社会形态上的必然表现。国家不需要这些所谓博士、硕士们的科技。本人曾是国内某著名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毕业的学生有在清华、北大工作的，也有在欧洲和美国工作的。但这些都是早年的学生。虽然我对他们的学问均不满意，因为他们谁也没有自己独立的科学理论体系，但我对他们的努力还是满意的。以前学校的环境，还允许学生坐下来跟着老师学做人、学做事。现在就不一样了，学生们对学问不关心，关心的是老师的项目有多大，补贴多不多，谁的学生能评上了奖，老师是不是领导，是否有什么资源可用。博士生、硕士生集体陷入了追名逐利状态。在不健康价值观的引导下，许多入学时很有培养前途的学生，不是转而去做毫无科学价值的“项目”以得高回报，就是情绪低落得过且过。就是这样的一群学生，实际上却在撑着中国摇摇欲坠的科技大厦，因为中国目前真正动手做“科研项目”是这群学生，在学问上多少还算合格的教授们必须拖着疲惫的身体，十分不自愿地去为得到项目而奋斗。一个教授们不能坐下来做学问的国度，一个研究水平是研究生水平的国度，科技竞争力不下降才是怪事！
上面只是现象，真正的危机是，中国教育和科技界不再从体制上为默默无闻安心做学问搞科研的人提供任何土壤，人们要的是大项目，是大把的进钱。能否做出点有质量的东西并不重要。管理者、科学家和学生们满脑子想的是“项目”，是“钱”。唯独没有学问，没有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有人戏称，如果年青时的陈景润生活在现代，他早就下岗了。一个让陈景润式的专材无法 立足的时代，是一个教育和科技界进入深度危机时代！
不能静下心来做学问搞科研的教育和科技界，自然做不出什么惊天伟业。为了给国人以交待，为了能生存，只能一级压一级、希望压出点东西来。结果，造假、浮燥之风自然而起。各种考核、检查、评比使一线人员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差，科学意志不坚者逃亡去当官，剩下的苦撑着度日。学生们根本看不起苦撑着度日的教授們。如果这种危机按自然方式传到这一代，只会放大，不会缩小。中国教育和科技界已进入自身无法修复的深度危机状态！

二、中国企业基本没有自主知识产权
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并不表现在有多少项目，多少院士，多少教授，多少国家级实验室。甚至与发表多少SCI文章都没有直接的关系。主要表现在规模型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量上。可悲的是，中国规模以上企业只有万分之三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中国企业基本没有自主知识产权。
最新统计资料显示，由于缺乏核心技术，我国企业不得不将每部国产手机售价的２０％、计算机售价的３０％、数控机床售价的２０％至４０％支付给国外专利持有者。个人计算机每台平均利润不到５％；DVD机每台售价不到３０美元，交给别人的专利费接近１０美元，生产企业的最终利润只有１美元；电视机平均每台纯利润已不到１０元人民币。 当然，这种利润跟房地产简直没法比，于是，更多的投资投向了房地产，甚至某些大学和科研单位也热中于房地产。于是GDP上去了，而危机加重了。这也难怪，我的一个房地产商朋友抱怨说，他们地区的房地产利润只有50%，不能像利润200%的地方一样调控。
根据本人对中国内地许多大型企业的现场考察，中国产业在技术上完全依赖国外，从飞机、汽车、制造装备， 到冶金设备、测绘仪器、航空管理，完全依赖国外技术。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美、日、德的５％左右；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水平严重落后于发达国家，９０％以上的光纤制造装备，８５％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８０％的石油化工装备，７０％的轿车工业装备、数控机床、纺织机械由进口产品占领。
客观地讲，中国企业的生存，一靠消耗资源，二靠牺牲环境。对于中国的科技界是否能帮他们提高竞争力，企业的管理者们并无兴趣。主要有两个原因：1、中国的产业政策并不限制目前这种抽血卖钱吃子孙饭的企业生产模式，企业的管理者们用不着费心思搞什么研发。如果说这方面有一些安排，最多不过是装装门面，碰碰运气而已，企业发展与研发无关。2、中国企业的管理者们多少对中国教育和科技界的实力有所了解，许多人还出自这一行当。他们知道，目前中国的科学家们无法给他们提供马上能赚得到钱的技术，国内教育和科技界现成的东西与企业家们的需求相差太大。我们做一些轰轰烈烈的引起国际注目的大项目还可以，说明我们还有一些科技实力。一些事，非洲国家或印度想做还做不了。但说到为过日子而精打细算给企业提供支持，中国的大科学家们不肖做这种事。企业的投资还不够自己塞牙缝，更不用说还有一大帮徒子徒孙要养活。大科学家和学术带头人们感兴趣的是国家的大蛋糕，而不是企业的“施舍”。企业要的是会生娃的婆姨，而中国教育和科技界的头面人物，净是一些只会做秀，没有本事做娘的东西。就是政府拉郎配，小日子也过不长。
没有企业支撑的中国教育和科技界，根本无与法与世界竞争。目前中国教育和科技界，尚有一些有实际能力的高手，但大多也被边缘化，其位置早被能做大项目的人和各种引进人材所占据。中国教育和科技界正在远离实际，大量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根本与实际无关，中国科技到了没有营养的最危机的时候！

三、中国国防战略力量极难更新换代
国防战略力量是一个国家科技和综合国力最集中的表现。中国的综合国力靠消耗资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已今非昔比。有报道说，中国去年有7000亿黑钱被“漂白”，这样的国家，不能说是一个综合国力不强的国家。根据我对中国各阶层人士的广泛调查，这个数据出入不会很大。通常，综合国力包括科技，但在中国的综合国力中，科技的成份并不大。如果说有，大多也是花钱引进的，一些是花钱买人由他们带进来的。
如果中国的科技实力与综合国力同步增长，中国的国防战略力量早就该更新换代了。然而，我们所看到的是，我们从俄罗斯购买高性能战机，要从以色列买预警机。
根据本人对中国一些战略武器生产企业、大型国防研究机构、重要军队院校的现场考察得知，中国目前的国防战略力量仍然是20年前的水平，只有核武器这一单一的威慑力量。这还是老一辈给我们留下的安身之宝。
十几年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飞机发动机教授跟我说，他们不敢坐自己设计的发动机装配的飞机。最近我又见到这一行内的一些人，说法还是没有变。一个中国这一行内的顶级大学十多年都不能解决飞机发动机的可靠性问题，军工行业的其它问题，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的战略力量，靠消耗资源和牺牲环境发展不起来，靠花钱也买不来，只有靠自己的科技实力上去了才能解决问题。其实，中国军方也很想象美国一样，扶持和利用地方的科技力量来发展战略力量。但无奈受金钱的诱惑，中国教育和科技界中二鬼子太多，总是拿中国的数据资源去同洋鬼子合作。在地学界这一问题尤为严重。于是，军方只好选择委培国防生的办法来使用地方力量。在中国教育和科技界进入深度危机状态的今天，国防生们能出污泥而不染，学一点东西去维护一下现有战略力量就不错了。在国家科技实力走下坡路的今天，要靠国防生们更新换代中国的国防战略力量，实在是非常困难。
为了提高中国科技实力，国家已下了大本钱从国外引进人才。遗憾的是，根本引不来能提高我国硬科技实力的人才，引进的多是一些只能做软项目、吃软饭的人。我认识一个引进的很优秀的生态学家。可惜，中国的生态问题不是科学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就是全世界最优秀的生态学家全部免费为中国研究也解决不了生态问题。为了提高中国军方的遥感水平，据说也通过大学引进过遥感专才，但回国后他对做大项目，对当院士更感兴趣，至今没有对我国的国防事业做出任何贡献。最近在美国听说，他也只会写写文章，在美国根本没事可做才回的国。我还有一个清华从国外引进的材料科学专才，原本以为他能为我国国防材料做点贡献，没想到受不住诱惑，跑到青海当官去了。靠引进人才带来技术提高我国国防科技的水平，简直是白日做梦！中国科技不能为军方提供最基本的支持，到了该被国家和民族抛弃的危机关头！

四、丧失竞争力的下一代
如果说现在的硕士生、博士生，甚至在校大学生也算是教育和科技界挂了名的人。那么，让我们来看他们后面的人，我们不严格地称他们为下一代。我们或许可以将希望放在他们身上？目前的答案是否定的。
中国中、小学近十多年来教育的彻底失败，使我们的下一代丧失了竞争力。这一代人有两个特点，一是只知道读书，不知道创新；二是许多人的眼睛高度近视，体力根本经受不住强劳动，无法从事竞争性很强的工作。
其实，孩子们很苦，比我们以前还苦。孩子们要学的东西太多，多到成人都无法忍受的程度。但他们所学的，除了被美国大学认为基础好以外，大多是没有用的东西。孩子们要学习“回”字有四种写法，而且人人都要争着写得最好。奥数就是最好的例子。创新就这样被扼杀，眼睛就是这样被伤害，身体就是这样被耽误！
更为严重的是，孩子们对科学的兴趣远远小于当官发财出人头地的兴趣。所谓的理想，大多与为国家为民族做贡献无关，只与个人的利益有关。严重的教育失误和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已经使孩子们有了如何投机取巧、坑蒙拐骗、指挥别人的原始萌动。
如果说1978年科学的春天曾给当时作为下一代的我们提供了以科技效力国家的机会，现在的下一代将不会为什么科学的春天而欢心鼓舞。有精神的一代是狂热的一代，也是有希望的一代; 没有精神的一代是享受的一代，也是垮掉的一代。中国科技已到了后继无人的危机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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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现有法律柜架下使中国教育和科技界脱离目前的险恶境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人提出五大方略，仅供参考。

方略一、彻底理顺中国教育和科技界的内外关系。

A．对内，严格区分行政、教学科研和后勤岗位。教学科研是老大、行政是老二、后勤是老三。老大多拿钱、老二少一些、老三少拿钱。教授去当官就不再有教授待遇。除了校长、副校长，官们的所有收入不得超过普通教授的收入。官本位的教育和科研究体系有利于稳定，但永远没有竞争力。官本位必然导致要先当奴才，而后才能当人才的可悲现象。奴才的创新必然是不入流的创新，国家别指望奴才出生的人才有什么真正的科技竞争能力。如果说有，也就是在国内同行有杀伤力。

B．彻底取消现有的职称评定体制，改为认定制。硬帮帮的教授条件列出来，谁达到条件谁自动上，根本不用评、不用比、不用走关系。

C．彻底改变现有的人材标准。改向钱看、向项目看为向学术看、向贡献看。让真正有学术功底的人能坐下来做学问。不要逼着教授们去跑江湖，去为项目而行骗。

D．彻底改变现有的评奖方式。改个人申请为良性推荐。不要再让大家花那么大的功夫去编评委们想听的故事，也不要变成推荐院士那样的方式。最好是由不相关的民间中介机构去调查和收集推荐材料。

E．彻底改变目前职称岗位混乱的局面。不做全职教授工作的原教授，保留一年后自动失去教授资格。多年后重新上岗要重新认定。一直做全职教授工作，只要不触犯国家法律，只要能坚持工作，终身享有教授资格。

F．对外，中国的教育和科技界必须定位为非创收单位。所有国立大学和研究单位由国家全额拨款支持。学校收的学费算国家收入，由国家管理。研究单位有收入也算国家收入，由国家管理。国家必须保证正教授正常教学和科研工作所需的日常开销。如果要做大的项目，再由教授们去申请。

G．废除旨在彰显行政权威和世袭影响，实际却把教授人为分成三流九等的各种不合理岗位，例如长江学者、国务院津贴、院士等。院士可以保留，但不再是一种岗位，不再有法定的任何待遇。只有一个空空的学术荣誉。教授可以分级，是一种自然学术地位的分级，而不是彰显行政权威的人为分级。

方略二、将教育和科技的主战场调整到为中国企业提供自主知识产权上来

A．彻底改变目前教育和科技界主要以项目和文章论英雄的做法。无论是工科或理科，主要的评价标准是所从事的工作是否有利于为中国企业提供自主知识产权。成果的验收由产业部门和民间中介机构进行。纯数学等研究，主要以发表文章的级别和影响为指标，由民间中介机构进行评议。

B．为教授们提供法定的经费和时间到企业和有科技需求的单位进行调研和服务。

C．研究生不以做项目和写文章为主，而以为企业进行科技创新为主。大部分硕士博士生的毕业论文，需企业认可对提供或改进自主知识产权有帮助方有答辩的资格。我们已经没有多余的时间和大量的资源培养闭门造车的所谓硕士博士。

D．建立教育科技界和企业的法定联系体系，使企业的需求顺畅地反映到教育科技界，教育科技界的教学和科研成果能高效地为企业服务。

方略三、为中国国防战略力量更新换代提供支持

A．建立军方信息过虑系统，过虑后的信息能达到解密程度。过虑后的信息能明确表达军方的需求。地方科学家按军方需求完成的研究所获得的成果，能通过相关的信息过虑系统复原后直接为军方使用。军方不必担心泄密，地方科学家也不必担心以后行动不便。

B．军方的需求，主要通过相关企业与教育和科技界的法定联系体系来表达。教育和科技界必须为国家指定的这些相关企业提供优质服务。

C．中国必须有大批一流的科学家为这些相关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中国的国防战略力量才有可能更新换代。项目和文章的压力消除后，在干真事、干实事的新的评价系统中，中国必然会出一流的科学家，中国的军会得到源源不断的一流科研成果的支持。

方略四、培养有创新能力的新一代

如果措施得当，仰仗先人们留下的家底，维持中国科技在10-15年内不会彻底垮掉还是有较大可能，这样我们就有了渡过危机的机会。中国科技彻底翻身，只能寄希望于培养有创新能力的新一代。

A．彻底改变目前的大学招生制度，更加注重学生的全面素质和创新能力。高考与招生不再同步进行，一年最少可以安排四次高考，以分数高的一次为准，不满意可以来年再考。高考难度大为降低，高考分数只是大学招生的参考之一。学生以往的学习成绩和面试反应将成为大学招生的重要参考。

B．中、小学教学内容和方法进行彻底的变革。压缩书本知识的讲授，增加大量的与自然和生产有关的实际知识。中小学生就要有解决实际问题方面的大量训练，通过解决新的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让学生们带着问题学习，是最有效的学习。

C．加强对学生进行国家认同感的熏陶，提高学生对人类事务的关心程度，宣扬以劳动收入为荣的价值观，培养出有精神、有责任心、有正确价值观的新一代接班人。

D．加强中国的师范教育，为中小学培养新一代的大量合格教师。

方略五、国家从根本上调整教育和科技政策

A．国家对教育和科技界的定位，不能是国家的点缀，更不是大型名利场，是劳作之地，是为国人谋福利之地。

B．国家对教育和科技界的政策，以科教能否兴国为导向。必须从制度上杜绝教育和科技官本位化。大学和科研单位其实就是一座座煤矿，教授们是矿工，培养出来的学生和科研成果就是煤，是国家发展的动力。官本位的煤矿，下井的教授们没安全保障，收入又不高，没有人愿意下井采煤，除非为生计所迫。挖煤的人少了，做官的人多了，国家发展的动力肯定不足。多给下井的教授们一些保障、一些实惠，多采煤、安全采煤，矿主（国家）才合算。井上的官养多了，只会坐吃山空。

C．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科技拨款制度。从单一的项目费、五花八门的各种工程费改为人头费和项目费。国立教育和科技单位的每位合格一线人员，国家均拨给人头费，支持其从事最基本的工作，不至于让其花自己的工资来进行保障。矿工下井总得有套工作服，不至于让矿工自己买机器干活，机器坏了总不至于让矿工花自己的工资去修。当然，也有这样的煤矿，不过煤矿的主人均是黑矿主，被世人所唾弃。拨给的人头费，要到个人的科研账上，不要被井上的官们给用了。

D．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对职称的定义。职称是一个劳动许可，不是荣誉，不是领饭票的凭据。据说现在有的地方乱发老师证，没有听说什么地方过乱发运动员证。你不去运动场拚搏，要个运动员证有何用，又领不来饭票。所以对不下井的教授们，不要给他这个证。待遇只跟是否还在井下挖煤挂勾，而不同有没有什么职称挂勾。国家政策在这一环节上失控，整个教育和科技界必然进入低效状态。

E．改变目前的人员合作项目制，采用研究领域单位制，相当于以前的研究室。项目合作制中的项目领导和成员地位不平等使得中国的内部学术交流十分困难。一切都是头说了算，还有什么可爭论的。这样的单位不设官位，只有联络人。主要功能是就组织讨论科学问题，发展相关学科。对或错与钱和权都没有关系，联络人不管这事。有关部门给研究室配一些资源，并提一些工作要求。这样的研究室，就像矿工小组一样，多少让教授们有个合法的讨论场合，不要聚在一起就是听领导训话。大家麻木了，没有热情，再高明的领导，再有效的管制方法，只能催生矿难，不可能会有什么好的效果。

F．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教育和科技界干部管理制度。国家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使用的官员，完全纳入国家公务员系列，不参与单位内部利益分配。就像工商局官员法定不参加管辖区域内公司的利益分配一样。单位内部的利益分配，由教授委员会在国家法律范围内讨论决定。一批高质量职业化的国家公务员管理学校行政事务，公务员法定不能拥有教授职称，整个教育和科技界就清净了许多，能营造较好的环境。只有从制度上创新，才能使中国的教育和科技界起死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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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大家都唱一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体会一下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机的时候的感觉，然后让我们像当年抗日的义勇军一样，为解救危机中的中国科技做我们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