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应该“宽进严出”，还是“严进宽出”？

杨支柱

何谓宽？何谓严？

今年大学生辩论赛初赛的题目之一是：高等教育应该“宽进严出”，还是“严进宽出”？

我觉得这是教育界和新闻界联合制造的伪问题。一些弱智的中国教育学者把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中国高等教育模式概括为“严进宽出”，把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模式概括为“宽进严出”，新闻界因为迷信这些伪权威而对这一“发现”大势宣传，于是形成了这两种所谓 “对立的高等教育模式”。

纯粹从逻辑上看，这个问题就应该有四种选择，除了“宽进严出”和“严进宽出”，还有“宽进宽出”和“严进严出”。另外“宽”和“严”都有个绝对标准与相对标准、硬标准与软标准的问题。

如果从事实上看，西方发达国家决非只有一种高等教育模式，我国现在也决非只有一种高等教育模式。

所谓西方的“严出”，只有毕业标准的“软”和“硬”来区分才能够成立——尽管它们的大多数学生最终也同样拿到了毕业证，但它们毕竟不一刀截让学生三年或四年统统毕业，而是坚持标准，让资质不够、学习不努力或家境贫寒需要半工半读的学生慢慢地学（相对于我国而言，从绝对标准来说也可能有每门课重修次数与每学期最低学分的限制），达到标准后才让毕业。如果从相对标准来看，则西方高校所定的毕业标准不一定比我国高，谁高谁低只有在两个具体的学校之间才能做出比较。那种认为西方随便一所三流高校所培养的博士都比清华、北大所培养的博士更应该受到重视的观点，是典型的洋奴心态的体现。

所谓西方的“宽进”，则完全是片面的概括。“宽进”就西方国家目前的情况而论显然还不能说是绝对标准，即让所有想上大学的人都上大学。废除大学入学考试并不能实现绝对的“宽进”——只要大学还不是义务教育，废除入学考试不过是以金钱标准代替学习成绩标准，这是对穷人的歧视和对穷人中人才的扼杀。尽管废除大学入学考试有利于大学多收费，但它所造成的学生素质差距过大必定给教师上课带来无穷的麻烦，再加上道德上的考虑，实际上再“宽进”的高校也不得不设立某种入学标准。所以现在讲“宽进”，实际上是从相对意义上讲的。

就中国人了解比较多的名校（不论私立、公立）和公立高等院校而言，可以说基本上是“严进严出”。虽然人家没有统一的高考制度，但进入这类学校并不是没有标准的，而且这些学校所定的入学标准也决非大多数高中毕业生所能达到。而大多数“宽进”的西方高校无论是跟西方名校与公立高校相比，还是跟中国的名校相比，其学生毕业的门槛总体上都要低得多，从相对标准来看应该说是“宽进宽出”才对。

至于中国目前的高等教育模式，除了所谓“严进宽出”的公立高校之外，也还有大量“宽进宽出”的“民办高等院校”。唯一能够称得上是“宽进严出”的只有“自学考试”；但是自学考试只有人在从事“自学”和组织“考试”，并没有人在从事教育，也根本不需要有什么高等院校存在，严格地讲不能算是高等“教育”——尽管成绩合格者应该给予高等学历证书。

“严出”是高等院校的义务

不同的高等院校之间毕业的门槛（相对宽严）肯定不一样，但所有高等院校的毕业门槛都应该是硬指标，或者说都应该“严出”，这是无庸置疑的。尽管在我国由于“学时制”的缘故（现在自称的“学分制”因为严格限制学生在校时间，实际上还是“学时制”的变种），硬指标意义上的“严出”还不是现实，但这肯定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中国没有一所高校自称自己是“宽出”的，这证明高等院校应该“严出”不但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实，也是中国教育界的共识。

为什么高等教育应该“严出”呢？这是由高等教育非义务教育的性质决定的。

义务教育的目的是把在一国境内生活的所有儿童培养成为能够过正常生活的公民，它不允许放弃任何一个儿童。由于儿童之间先天的差别，义务教育只能强调尽力而为，并应该按努力程度打分以鼓励每一个学生学习，而不能强调学生必须在毕业时达到某种固定不变的学业标准。由于只受过义务教育的儿童将来所从事的通常是不需要什么专门知识的简单劳动，用人单位也不会对求职者的毕业证或学业成绩有太大兴趣，而只会对他们的品行、常识与体力感兴趣。

但是高等教育是培养专门技术人才（专科）与更高级的通才（本科）、专家（硕士以上）的，因此它必须强调学生在毕业时达到某种学业标准，并将不可能达到这种标准的学生通过入学考试与中途淘汰排除在外。鼓吹给所有的人以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不是参加入学考试的机会），鼓吹毕不了业也可以多少受些熏陶，强调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重于结果，实际上混淆了高等教育与义务教育的区别。

高等院校的毕业证与成绩单是企业或机关、部队等用人的重要依据。一个个具体的用人单位如果为了测试几个应聘者单独聘请专家出题、阅卷，成本太大。“试用”是必要的，但“试用”之前用人单位就必须依据求职者的毕业证、学业成绩单、专家推荐书与面试等做出初步判断，用人单位不可能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去“试用”一个求职者，也不可能通过“试用”来全面测试一个应聘者的能力，因为这意味着拿自己的事业去冒险。

如果高等院校所培养的毕业生普遍与它们高校所宣称的培养目标相差太远，就会极大地增加企业与其他用人单位的用人成本。本来是大众所仰望的高等院校，却“出厂”大量的“伪劣产品”，这对于社会风气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严出”，是高等院校对整个社会的义务；因为不“严出”的社会经济成本与社会风气成本实在太大了！

高等院校的非义务教育性质还表现在它是一种收费教育，奖学金与贫困生贷款的存在并不能改变高等教育收费教育的性质。义务教育虽然也应该努力提高教学质量，但毕竟没让家长与学生直接花钱（我们目前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可以说是有比没有好。但高等教育就不能这么说，相反应该宁缺勿滥。你收了人家的钱，就应该确保你所宣称的教学条件与师资，并通过“严出”来督促学生努力学习，使每一个非因天赋能力所限的学生毕业时达到你所宣称的学业标准。如果高校因为教学设备不达标、教师不合格或管理不力导致学生毕业时没有学到他们能够并且应该（指高校在招生简章里所宣称的）学到的知识，那是对家长和学生的欺骗。因此“皮包公司”式的高等院校与做虚假广告的高等院校必须取缔，不合格的教师必须清退，考前出复习题与补考走过场的现象必须纠正。

放任不合格的学生毕业的做法表面上看是为了这些学生的利益，但实际上多数情况下是对高等院校过去对这些学生不负责任的行为的掩盖和对用人单位的欺骗。由于这种做法降低社会对于高校的评价，因此它也是对合格毕业生权利的侵犯，尤其是对本校合格毕业生权利的侵犯。这种做法还导致学校对在校学生的督导失去权威性，从而进一步降低学校的教学质量。

为了实现“严出”，就必须实行真正的“学分制”，让那些由于各种原因而学习吃力的学生一学期少选几门课，多学一期至数期毕业。

“学分制”下“严进”是保证高校教育质量接近“严出”的唯一方法

由于“宽进”只有在相对意义上有区别，“严出”应当是硬标准而不同学校之间又不可能一刀截，因此“宽进严出”与“严进宽出”之争这个伪问题背后所掩盖的真问题实际上是：“宽进”的宽度在哪里？政府要不要对这个“宽度”进行限制？公立高校要不要扩招以及扩招多少？

如果我们尊重事实和逻辑，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无论是在实行“学分制”的“严出”的西方，还是在实行“学时制”的“宽出”的中国，从相对标准来看，“宽进”通常跟“宽出”联系在一起，“严进”通常跟“严出”联系在一起。一个不入流的美国私立高校或社区大学比哈佛、耶鲁要“宽进”得多，也要“宽出”得多。在中国，那些“宽进”的“民办大学”也要比“严进”的北大、清华“宽出”得多。当我们说中国的国立高等院校“宽出”（指毕业的软标准）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了：同样教育体制下“宽进”的学校只会更“宽出”，而不是相反。我们如果不是弱智或别有用心，就不该帮助那些“民办大学”传播虚假广告。

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一个学校无论教学质量高低，都必须保持一定的毕业比例，不同学校之间这个比例相差不会太远。假如一个学校让大多数学生没有毕业的希望，那么在校生可能要闹事，而且未来的生源也没有了，学校还怎么办下去？再说师生一场，教师虽然可能为了学校与更多学生的利益不让少量学生及格；但要让大多数学生不及格，又于心何忍？而中国又是一个非常重人情的国家，在中国让大量的学生不及格、不毕业就更不可能。这就决定了“宽进”高校必然导致相对于“严进”高校的“宽出”；而“严出”主要也不表现在学生毕业的比例上，而更多地表现在学时的延长上。

而在中国目前的“学时制”下，“严进”更是保证接近“严出”所必须的。以前我国高校因为招生少，虽说是“严进宽出”，但毕竟“严进”已把了一关，毕业生中的“伪劣产品”相对还是比较少的。可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公立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民办大学”如雨后春笋一样破土而出，学生却还是学完三至五年统统毕业（没毕业的有百分之几？），“严进宽出”在不知不觉中已基本变成“宽进宽出”，结果是出现了大量的“伪劣产品”，使高等教育的质量越来越为人们所诟病。

在“学时制”下“宽进”的另一危害是把智力与学习基础大不相同的学生“捆绑”在同一个班里进行教学，极大地增加了教学的难度，使得教师不得不因为迁就多数而降低教学内容的难度，阅卷则成了对教师身心的折磨——大多数不及格的学生并非学习不努力而是根本就不可能在规定的四年之内达到培养目标，让他们补考实际上是让他们在下一年的学习中雪上加霜。在真正的“学分制”下，这个问题本来是可以通过把同一年入学的学生在课程进度的选择上提高到上一、两个年级或降低到下一、两个年级来解决的。

因此在目前的“学时制”下，“严进”倒成了保证高等教育质量接近“严出”的唯一方法。如果不先改“学时制”为“学分制”而不断扩招，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只能进一步下降。

中国国情决定了高等院校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必须“严进”

改“学时制”为“学分制”仅仅涉及教育领域，改革起来还比较容易。另外一些国情则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改变的。而正是这些短期内不大可能改变的国情，决定了中国高等教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必须实行“严进”。

首先，中国的高等院校主力是公立高等院校，这些高校是用纳税人的钱办的。如果公立高等院校数量太多、规模太大，不但纳税人将不堪重负，也不利于高等院校的多元化与人才培养的多元化。由于较为有利于人才培养多元化的“民办大学”的兴起，我认为公立高等院校应该适当收缩，这既是保证公立高校教学质量的需要，也可以使高校毕业生的总增长数量与经济发展成比例，维持总的人才供需平衡。而现实却是公立高校与“民办高校”一起高速扩招，导致大学毕业生就业越来越困难，许多大学毕业生不得不做高中甚至初中毕业生同样可以干好的工作。

第二，中国经济在国际经济体系中还处于较低的位阶，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技术工人，中国的人才结构从技术工人、工程师到专家、学者应该呈金字塔结构。可中国的教育模式却是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比接受中等专业教育的人多得多！连没有文化的老百姓都可以感觉到，我国的机关和企业普遍不缺干部(而大学生依国家政策都是干部)，也不缺简单地出卖体力的民工，缺的是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技术工人。技术工人显然用不着上大学，只需初中、高中毕业再经过一段时间职业培训就够了。

中国目前只需要少量具有创造性的尖端科技人才以保证整个民族的创造力与荣誉感不受太大损害就够了。这样的人才养太多我们养不起，待遇低了他们又会留学不归，而且即使归来太多也没有用武之地。二十多年来中国高级人才大量滞留海外就证明了这一点。我承认这些人在海外也能给祖国做出这样、那样的贡献（例如他们的创造发明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国人的荣誉感，他们给父母寄钱可以增加中国的个人外汇储备），但是我们连义务教育都不能彻底解决（这不全是因为穷），高中教育也没有普及，却用纳税人的钱来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培养那么多硕士、博士候选人，何苦！

国内大学生毕业分配困难，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也许是因为用人机制有问题。硕士研究生坐在办公室里做中专生完全可以胜任的文案工作，也许是另有他个人的考虑。但在用人机制没有理顺之前，在地区间收入差距没有缩小之前，而一味地扩大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招生规模，无疑只能造成教育资源的更大浪费。

有人说高校扩招可以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发展，例如“著名经济学家”魏杰就说高校扩招翻一番刺激经济发展多少个百分点云云。没有比这种“大跃进”式的一相情愿更荒唐的事情了，真难以置信说这话的人居然是经济学家！教育发展对经济发展的推动是培养几年后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其效果要若干年后才能看出来，怎么可能立竿见影地拉动内需呢？实际上存款有限的老百姓为了保证儿女明年、后年的上大学的费用，今年和明年只会进一步看紧钱包，缩减其他生活消费。尤其是当花了许多钱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只能干初中生就可以干好的工作的时候，这些钱简直就是白白地浪费了。认为这样的浪费可以拉动内需，跟说长江特大洪水与唐山地震可以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发展有什么本质区别？

又有人说国家控制高校招生数量是计划经济，这个说法似是而非。如果国家控制私立高校招生的绝对数量（要求招生数量与教学场地、师资数量相适应是必要的行政管理，与计划经济无关），那确实是计划经济的残余影响。但如果国家控制公立高校的招生数量，那就根本不是什么计划经济，而是计划财政。而财政开支是必须有计划的——除了祸国殃民的中国“大跃进”时代，还没有哪个政府敢不实行计划财政。

还有人说，扩大高校招生规模并未增加对高校的财政拨款，而只是挖掘了高校的潜力，你总不能说挖潜是坏事吧？我说要看怎么个挖法。如果是教学场地、设备的充分利用，我当然举双手赞成。可挖潜论的理由却更多地是西方国家高校的教职员工与学生是一比十几、而我们才一比几。换句话说，是因为我们的公立高等院校有太多不称职的教师或者太多的炊事员之类，为了保护他们的饭碗，就必须有更多的学生去接受他们误人子弟的教育。这样的理由居然出自“人类灵魂工程师”（我并不赞同这一称呼，但是主张扩招的人好象大多赞同）之口，大概可以进入吉尼斯纪录了吧？

对公立高校总的财政拨款有无增加，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进入“211工程”的高校财政拨款有了大幅度增加，许多高校因为扩大招生而又增加了教工人数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而且，这种“待挖的潜力”为什么不能通过精减和合理的政策导向把它投入到高中或义务教育中去呢? 这就涉及到与教育有关的另一个中国国情。

第三，我们的高中教育还没有普及，甚至义务教育也没有彻底解决，而公立高校却比西方发达国家还多。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不把更多的钱投入造福于更多人的义务教育与高中教育，是不公平的。正如我在《区分三种不同的受教育权》一文中说：“如果受教育权能够证明扩招的正确，为什么初中、高中不大规模扩招？难道接受中等教育的权利不比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更神圣吗？一个人没有受到高等教育虽然会妨碍他（她）的发展，但至少不会影响到他（她）过一种普通人的生活。但一个没有机会上初中的人极可能注定了一生只能处于社会的底层而连正常人的生活都难以维持；而原因仅仅是因为他（她）的爹妈把他（她）生在偏远的农村，那里的学校没有足够的座位！”（问题与主义网站杨支柱文集，网址：www.wtyzy.com）

即使从人才选拔的角度来看，义务教育与高中教育的基础不宽，也大大限制了高校选拔学生的范围，不利于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我国高等院校的布局极不合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集中了大量的公立高等院校，这种不合理的高校布局加上“地方保护主义”，使得近年来公立高校扩招的指标大部分落到大城市学生的身上，加剧了高校招生的不公平。按我的看法，应该把北京、上海等地过多的公立高等院校的资产出售给“民办大学”或外国高校，并禁止所有由中央财政支持的高校进行地方歧视。

非公立高校招生的“宽度”不能突破其教学条件的限制

许多人说西方国家高校“严出”的时候他们指的时间是哈佛、耶鲁之类，他们忘了中国并没有哈佛、耶鲁这样的私立高校。中国甚至根本就没有私立高校，中国的“民办大学”实际上是“官督商办”高校。“官督”使得“民办大学”在实现高等院校多元化与人才培养多样化方面的作用非常微弱，“商办”又使得“民办大学”惟利是图常常突破其物质条件与师资的限度多招学生。

中国“民办大学”是在众多比自己悠久得多的公立高校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投资人深知把自己所办的“民办大学”在五十甚至一百年内办成与北大、清华齐名的名校都无异于痴人说梦，因此他们几乎没有“严进严出”以争当名校、流芳百世的动机。大多数中国“民办大学”投资人兴建“民办大学”的真实目的并不是办“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教育，而是把教育作为一种取得高额利润的手段，指望在三、五年内就收回投资。而目前的中国不幸又处于一个不讲商业道德、假冒伪劣产品盛行的时代。这样的背景决定了中国“民办大学”普遍想多招学生、多发毕业证、多赚钱，不大可能形成“严出”的自我约束机制。

当前就业的真实困难与经济的虚假繁荣，则为“民办大学”随意扩大招生规模提供了几乎无穷无尽的生源。

于是某些地方一个人只要有三、五万块人民币，就可以租两、三间教室，买几盒粉笔，请几个中学退休教师，再请几个公立大专的教师或硕士研究生（注意，不是硕士）来兼职，兴办起一所“民办大学”。学生则百分之百都可以在两年或三年的时间内取得本校的大专文凭。某些这样的“民办大学”据说第一年就能赢利，但从那里毕业的学生则几乎百分之百都不能通过国家文凭考试。至于“民办大学”毕业生通过国家文凭考试的比例比自学高考低的，那是比比皆是。

以上种种情况决定了政府有必要通过加强对“民办大学”的教育行政管理，防止其超越自身条件多招学生和滥发文凭。但是要发挥“民办大学”人才培养多元化与平衡人才市场供需矛盾的功能，又必须扩大“民办大学”在高等院校中的比重，改国家承认文凭的制度为社会承认文凭的制度（也就是废除国家文凭考试），减少政府对“民办大学”的管束，并且不能给 “民办大学” 规定招生人数与毕业标准。

解决这种似乎相互矛盾的要求的方法就是形成“民办大学”的自律机制：政府不直接控制“民办大学”的招生人数，但要求“民办大学”必须拥有与其招生规模相适应的教学条件与师资队伍；政府不规定“民办大学”的毕业标准，但要求“民办大学”满足自己在招生简章中所宣称的毕业标准，并通过允许毕业生索赔的方法来督促“民办大学”达到它自己制定的标准。

这样的限制将导致“民办大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利可图，势必会降低“民办大学”在高等院校中的比重，但政府完全有更好的办法来扩大非公立高校的比重，并刺激现已存在的和将来兴办的“民办大学”形成自律机制。这个办法就是把一部分公立高等院校出售给外国著名的私立高等院校，使这部分公立高等院校变成外国私立名校的分校。这类高校既有原来公立高校的基础，又引进了国外私立高等院校的管理体制，必能成为中国非公立高等院校的楷模。没有这种外来的刺激，靠中国“民办大学”自身的发展形成自律机制将是相当漫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