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萧功秦

　　从八十年代到世纪之交的二十年里，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两次思想分化，第一次是八十年代末的自由主义与新权威主义之间的思想论战，第二次是九十年代末以来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间的思想论战。正是在这一思想分化的基础上，在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在中国应采取何种政治选择与发展目标以及一系列重要国际与国内问题上，形成自由派、新保守主义与新左派三种不同的价值与思想倾向。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社会的分层化日益明显，随着经济分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不公平日益严重，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新左派思潮日趋活跃。新左派从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角度，提出公平、社会正义与平等的价值诉求，然而他们把当代中国的现实的问题当作资本主义的问题来予以评说与认识，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念抱有相当积极的肯定，对当今中国融入市场经济与全球化主流的总趋势提出质疑与挑战。

　　一种新思潮的出现，往往深刻反映了社会面临的困境。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一思潮的研究，来认识这个社会的面临的矛盾、问题与困境。本文在分析知识分子思想分化的背景上，来阐述新左派思想的主要内容。在以后的两篇文章里，我将进一步考察新左派知识分子的主要学理资源、理论依据，新左派内部的温和与激进派，他们对青年一代的吸引力何在，新左派思想的思想缺陷，最后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对于未来中国政治可能的影响，作出若干预测。

　　作为一个思想研究者，我力求尽可能客观地考察他们思想发展的社会背景及其思想的内在逻辑，对他们的追求公平的道德正义感抱有尽可能的同情理解，另一方面，我又不得不对他们的思想谬误进行理论上的批判思考。最后，本文将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分化与中国政治未来走向的几种可能作若干预估。

　　新左派产生的背景与基本思想理念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贫富分化、权钱交易与腐败等社会不公问题逐渐突显出来。这些问题已经引起知识分子普遍的关注。怎么看待这种转型过程中形成的社会不公平与两极分化？知识分子中存在着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这种消极现象是不可避免的，目前中国存在的社会贫富分化过程，是现代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企业重组与股份化中的"过程不公平"，将由于资源的市场化的合理配置，而最终达到"结果公平"。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政治选择。一切现存的问题与矛盾都有其不得己的原因。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一个程度不一的社会贫富分化过程。只要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只要改革与开放方向不动摇，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本身的完善，在加强权威控制的效率的同时，通过健全与完善法制建设，现实中的这种种不合理现象经过社会共同的努力会逐渐克服。他们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稳定高于一切。任何对这种稳定的破坏，都是对民族不负责任的行为。这种主张的人中有新权威主义者、现体制的既得利益教者与自由派右翼。某种意义上，这一观点往往被新左派认为是代表了既得利益阶层的立场。

　　第二种是自由派中间派的观点，他们对权力腐败，社会贫富分化，分配不均等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批评也是相当强烈的，然而他们认为，这个问题不是市场运作的客观规律造成的，而是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期间，政治权力未受到制约而造成的，或者甚至干脆说就是权力介入了市场所造成的，是政府的"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而造成的，所有这一切新问题的根子，还是源于权力过于集中的旧体制，他们认为，进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加强多元社会对权力的监督，以民主来制衡腐败与两极化，改变权力的垄断地位，才是根本的出路。

　　如果把第一种与第二种观点相比较，可以看出两者在肯定市场经济与全球化的基本趋势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前者强调问题可以通过加强权威的效率来解决，后者强调问题可以通过发展民主制衡的方式来解决。

　　第三种是新左派，新左派把这一切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不公平认为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伴随来的现象。大体而言，他们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一，中国现在出现的官僚的腐败和社会的不公，其根源在于"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扩张"。既然是资本主义是祸害的根源，那么，就可以把西方左派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如依附性发展论，罗马俱乐部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用来解释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不平等。他们认为，"资本"是对"人性与人的尊严的全面奴役与控制"，而市场经济的实现就意味着"以牺牲大多数下层民众的利益这种不公平作为代价"。九四年时就有一位从美国留学返国的经济学博士讲过这样一个相当鲜明的观点："改革就是受资本家剥削，开放就是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这一观点虽然过于简单与极端，但却相当鲜明地表达了新左派的价值趋向。

　　二、他们有一种相当强烈的对社会平等的价值追求。新左派人士对公平分配的强调，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使他们走向对左翼的平均主义的肯定。新左派主张重新回到平均主义方式来解决"社会公正"问题。认为既然人欲横流，贪污腐败盛行是与"私有制"相的联系的必然产物，要从根本上防止人的异化，就应该实行平均社会主义的公平分配。让下层民众在公有制前提下参与民主管理。

　　三、他们认为自己"重新发现"了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与价值。用他们的话来说，"毛泽东对后革命时代的问题进行了长期的、孤独的充满了众叛亲离的悲剧色彩的探索，终于在这世纪之交，引起了一大批后来者的广泛关注和共鸣，"他们认为，毛泽东当年进行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从根本上是要通过自下而上的大民主、大批判、通过"无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来批判资产阶级，来解决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的问题。他们认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不等于左派的路线与的思想理论的失败。他们还认为中国要走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一位新左派人士曾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表达如下惊世骇俗的观点："文革是真正实现了民主的时代，是一次伟大的制度创新。如果我们沿着毛主席的道路、沿着文革的道路走下去，我们能够走出一条不同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光辉道路来。"在新左派看来，中国的出路在于对抗世界经济的现存格局，走一条任何现存文明形态都没有走过的创新之路，并认为可以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一类毛泽东晚期的理论和实践中得到启示。

　　可以大体上把新左派定义如下，新左派思潮是以西方左翼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为基础，以平等与公平为核心价值，把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分层化、社会失范与社会问题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体现，并以平均主义社会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选择的社会思潮。

　　由于中国现代化过程的矛盾的长期性与复杂性，由于存在着不同的理论与思想资源对这些矛盾的从不同角度予以解释，而每种解释系统均各有其政治与社会力量作为基础，这就使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大三主义，即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与新左派（左翼平等主义的一种类型）彼此之间的论战与思想冲突将长期存在下去。中国二十一世纪前期的思想文化运动，将与这三大主义的互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