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间言定验--对新的考试制度的思考与质疑

作者：徐晋如

　　为了推进中小学教育向素质教育的方向发展，教育部对高考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到2002年，全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都要实行3+X考试形式。同时，延续了多年的先填志愿后参加高考的程序也改为参加完高考以后估分填志愿。这一番改革的最终目的似乎是为了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使得学生综合素质能够得到全面发展。然而，我却不得不遗憾地指出，这种考试制度造成的结果将是事与愿违的。

　　所谓素质，应当指的是一个人智力水平的发达程度、思维方式的完善程度、掌握知识量的多少及其体系化的程度，而不是他掌握的技能的多少。事实上，中学教育如果忽视了对学生基础知识的培养，必然会妨害他们大学阶段的广采博收。那种以为多开展几项课外活动，多开设几门选修课就是"素质教育"的想法是形而上学的。

　　中学教育是一种基础教育。基础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教会你某项技能（这是中等专科学校和职业中学的职能），而是为了全面锻炼一个人的思维，以适应大学的专业课程。对于大学的任何一个专业来说，如果一个学生不具备完备的思维方式，都必然是有缺陷的。因此，中学阶段各门课程都必须要学好，都要通过考试。人的天性禀赋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最近一项调查表明，理工科学生和文科学生在性格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基础教育的目的，本应当是使得每一个受教育者的缺点得到修正，使得他在接受了专业教育之后不至于在其他方面像个白痴。然而，过早地实行文理分科，人为地加剧了每一个受教育者的禀赋弱点，使得他们再也难以成为通识之才。老清华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大一的学生是不分专业的，各科基础课都要学，历史证明这种方式造就的人才是明显优于一进校就分专业的毕业生。我们不仅要问，高中阶段实行文理分科究竟有何意义？报载许多大学理科新生语文水平极为糟糕，无法通过汉语水平考试，学校不得不再抽出师资专门开设大学语文课程；而那些文科生许多是学不好理科才上文科的，当他们走向工作岗位的时候，严重缺乏理性思维，对于社会问题缺乏常识性的判断，一切论断都成了小说家言。而3+X考试相对从前文理两科，将会助长了学生偏科的风气，更加放纵了学生不愿增益其所不能的惰性。目前高中共有9门考试科目，它们其实分别在不同侧面训练了学生的思维。如果高考采取考九门的形式，必然会迫使学生调整他对于不感兴趣的科目的畏难情绪，增进他性格上的力量，促进他素质的全面发展。企图通过实行3+X考试促进素质教育其实是一种南辕北辙的行为。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或者有很多人会提出责难：依靠考试推行素质教育岂非只能培养高分低能、只会考试而实际能力和综合素质差的学生，中国的考试制度和教育制度之所以一改再改不正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吗？事实上，这种情况的日渐突出正是在科目减少、难度下降的教改过程中。如果说，这种现象在5门高考科目时还略有存在，那么，当高考科目上升到9门甚至10门的时候，这种现象将绝对不复存在。因为只有素质优等的学生，即智力水平的发达程度、思维方式的完善程度、掌握知识量的多少及其体系化的程度较为出色的学生才有可能在9门、10门的考试中名列前茅，这样的学生当然就是素质教育下的好学生，当然应该是大学选拔的对象。因此，在合理的考试制度下的优等学生绝不是高分低能的，也只有这样的学生才会在大学阶段学有所成。

　　西方定义知识分子，第一条是受过高等教育。高等教育除了为社会输送应用型的人才即白领，更主要的目的应当是培养作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大学应当培养的是精英。然而，通过现行高考制度选拔难以保证精英产生。先填志愿后参加高考是一种极为合理的制度，它保证了平时成绩优异的同学能够基本如愿报考一流的院校，而那些平时成绩一般的学生对于名牌大学就不敢轻易问津了。然而，把高考制度改为先参加高考再填志愿，这样做的结果是，一个人的命运与平时学习状况无关，而仅凭一张试卷定终身。可能一个学生，智力水平一般，学习成绩也一般，然而高考的时候由于临场运气较好（目前高考科目减少，试题越来越简单，加之主观题太多，使得运气的机率更大），反而能够上一个不错的大学，这样名牌高校之中就多了许多平庸之才。可以预见，随着这样的学生大量涌入高等院校，即使像北大这样的学校也会变质，再也没有能力承当社会启蒙者的角色。报载深圳用人单位已经开始了注重能力、轻视学历的倾向，深圳高学历下岗人员再就业机会相当低，这种现象随着我们新的高考制度的推行，必将扩展到全国。因为通过现在的这种高考制度选拔上来的人普遍缺乏可塑性。这种急功近利的高考制度最终将使得未来的社会出现高学历、高失业率的荒谬景观。

　　对于社会而言，我们究竟需要的是专家还是通才？对于企盼着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人民来说，通识型的人才比专家更加可贵。专家只能是社会机器的零件，而通才将引导全社会的上升。精英首先是通才，其次才是专家。

　　龚自珍诗云："五十年间言定验，苍茫六合此微官！"即将推行全国的新的高考制度对于中国社会将要造成的后果，也许用不了五十年，就会显露无遗。

《世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