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爱国学者

　　从表面上看，林可胜是个非常“西化”的人：生在新加坡，自幼受教育于英国，举手投足、言谈举
止、乃至生活方式，都很“洋”。然而，了解林可胜的人都知道，他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
他的外国同事们尤其这样认为。
　　1925年，上海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暴行的消息传到北京后，
林可胜义愤填膺。他毅然二次与协和学生一道上街参加游行示威，同时还积极策划、支持学生成立救
护队，以援救在示威活动中受伤的学生和市民。为此，1925年7月，驻华英国公使曾派非正式代表去
协和，找到校方负责人，表示了对林可胜行为的不满，并威胁说：“我们不希望看到林失去他的英国
护照。”［39］得知此事的林可胜并未被吓倒，1927年，他又曾带领学生卢致德悄然上街，四处张贴
由他亲笔所画的反对英国人在租界对华人施行暴行的宣传漫画［40］。
　　林可胜具有很强的参政意识。1926年成为协和预算委员会(budget committee)成员起，就积极
参加协和的管理工作。1935—1937年任协和三人领导小组成员，执行院长职务。他为争取中国职员
的平等地位和待遇进行过多方努力；面对中国对医学的亟切需要，多次与校方交涉，探讨改变办学方
针。1928—1930年间，他兼任中华医学会会长。他对中国医学教育体制和如何发展国家医疗卫生事
业进行过调查和思考，为此曾撰写过《苏维埃俄国的医学教育》和《国家医学》［41］。尽管“科学无
国界”，但中国需要发展科学以求富强，为之他不懈地努力。凭着在科学界的声望，自1927年起，他
担任了“中基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科学研究补助金和奖励金审查委员会委员长；1935年起成为
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成员。他一直打算在国内办一所学术水平可与协和相比的医学教学、研究机构，为
此，他曾通过教育部的资助，在协和生理系培养了一批教师作为储备力量。不幸该计划由于抗日战争
爆发而终未实现。
　　林可胜的爱国行动为少数外籍同事不解，他被指责为“超级民族主义者”、“好战分子”。他的外国
朋友则为他辩护道：“中国的确需要有象他这样的人来关心国内事务。而且，外国人也许就是在中国
人头上作威作福得太多了。”［42］

4　投身抗战，忠诚报国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了我国东北地区，以后又向华北进犯。1932年春，华北战
事紧张。为了能及时抢救受伤的抗日将士，林可胜在协和发起并组织起一支装备精良的现代化抗日救
护队，成员均为协和的中国职员和学生。林可胜亲自设计救护队的各种用具、服装及运输工具，并组
织有关人员进行了严格的战地救护训练。救护队于1933年“长城抗战”时期，在林可胜的带领下，曾
开赴古北口、喜峰口、多伦等抗敌战场，担负起艰巨的救护任务［4，6，43］。
　　“七*七”事变前，华北局势日趋紧张。为了中华民族利益，林可胜向协和校长胡恒德
(H.S.Houghton)提议，派遣协和医疗队去南京待命，以便在战争爆发时为前线将士服务。胡恒德考
虑到美国及校方的自身利益，不敢得罪日方，便拒绝了林可胜的提议，并建议林可胜去英国休假［44
］。1937年7月初，校务会正式批准了林可胜休假1年、赴欧学术考察的申请［45］。据档案记载：早
在6月底，林可胜就带着向校方预支半年的工资和赴英往返旅费离开了北平(京)，7、8月间去向不
明，9月中旬回北平，几天后便带着他的两个孩子(他妻子已于1936年6月病逝)去香港，准备由之前
往英国［44］。离开协和前，林可胜已向胡恒德表明，他有可能去参加抗战［46］。因而，当他在香港
见到老朋友、前协和医院院长、当时任南京政府卫生署长的刘瑞恒，得知前线国民党军队军医力量薄
弱，大量伤员亟需救护时，就立即决定把孩子送往新加坡，然后去南京从事战地救护的组织工作。对
此行为，林可胜在与当时也在香港的驻华医社代表冈恩(S.M.Gunn)的谈话中理直气壮地说：“我在
休假，我的时间是我自己的。”　［44］
　　林可胜担任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委员会主任。1937年底，他在汉口建立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
队并亲任队长。总队的主要任务是：组建具有相当技术力量和设施的医疗、医护队并将其派往前线和
后方的各部队医院协助医护工作，筹办各种医药器材，组织运输队以运送药械和伤病员，协助当地的
民众进行救护工作［47］。当时形势严峻、困难重重，最大的难处是缺乏人手、资金不足和药械短
缺。为争取更多的力量投入救护工作，离开香港前林可胜曾给驻华医社的格兰特(J.B.Grant)去信(在
当时环境下他已不可能直接给北平方面去信)，希望通过他向协和求援。他在信中提出几点希望：(1)
协和改变其办学方针，为抗日服务；(2)在协和工作的留学回国教职员全部到南京去帮助抗战；(3)协
和校方为所有南下抗战的教职员保留职位。他还坚定地重申了自已的观点：

　　“我必须说，我不能回到日本占领区去工作。……我的初衷是为四万万人民服务，而不仅仅是华
北的一万万人。驻华医社对此持何态度?难道华北应当由日本控制?我相信，许多教职员是(或可能是)
不愿在这种情况下无动于衷的。”［48］

协和校长虽说“对一个于自己祖国的富强有着强烈意识的人无可指责”［49］，然而，由于美国尚未对
日宣战，因而没有改变办学方针。尽管如此，林可胜凭着自己的声望和影响，争取到许多协和医护人
员及学生参加到他的工作中来，其中多为当年(1932—1933年)协和救护队成员［43］。他们承担了
大量的组织、训练工作，成了各救护队的领导和骨干，至1939年，已带领数十个救护队遍布全国从
南到北的每一个主要战场［50］。随着战事的扩大，救护力量仍显不足。为此，林可胜于1939年前后
成立了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并担任所长。几经周折，该所落脚于贵阳郊区图云关，并发展成战
时最大的救护人员训练基地，先后为部队培训各级医护人员数万人，贵阳也因之成为战时中国最大的
医疗中心［7，51］。1941年，林可胜又派人在陕西、江西、湖北、四川、湖南建立了5个分所［47］
。与此同时，为了战时和战后重建医学教育的需要，林可胜还计划把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及其分所逐
步办成医学校，并计划根据“教育与服务相结合”的原则，先办一所6年制军医学校［52］(目前尚缺足
够资料证明林可胜计划中的这所军医学校当时是否建成，该校并非当时已在贵州安顺的军医学校，后
者始建于清末)。
　　为解决药械、资金不足的问题，林可胜四处联系在国外的朋友、同事，呼吁国际社会帮助中国。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政府对援华持不积极态度，为此林可胜在致驻华医社的信中表示出强烈的遗
憾：

　　“(局势)多少次都是那样地毫无希望，以致我们不得不感到：正义和民主只有在天堂才能找到。
我们经常自问，有着宗教和理想主义的美国为什么对侵略者的行径不去加以制止?……难道美国真的
把其贸易利益置于一切之上?”［50］

面临种种困难和挫折，林可胜始终坚持不渝。由于他的影响和多方努力，加上国际战场的局势变化，
中国的抗日救护工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来自各方(包括海外华人)的大量经济资助和药
械、书刊等纷纷寄到了救护总队，有力地支援了救护工作。
　　作为战地救护工作的领导者，林可胜还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亲自指挥于救护前线。1942年，他带
领医疗队参加了来华帮助抗战的美国将军史迪威(J.W.Stilwell，1883—1946年)领导的远征军行
动。经过26天的艰难跋涉，穿越了被日军封锁、无路可循的缅甸丛林，终于完成了任务。林可胜在这
次行动中的出色表现使他获得了美军的高级勋章［53］。
　　林可胜对中国科学和国家的贡献感动了美国科学界。1942年4月28日，他被一致通过，当选为
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据记载，他当选的主要原因是：

　　“中国生理科学的先驱、把所领导的生理系保持于高水平、成功地吸引了非常有为的年轻人投身
于科学事业、创办了《中国生理学杂志》并对之贡献、建立了中国生理学会，以及把现代医学和外科
学应用于中国现实需要的杰出能力。”［54］

　　然而，这样一位舍生忘死、忠诚报国的科学领袖自1941年起却不断承受着来自内部的种种摩
擦。林可胜在国际科学界和社会上的影响颇使一些人忌妒，而他那为人正直、刚正不阿的性格又使他
不能适应国民党政府的官场习气、应酬复杂的人事关系。他主张联合抗日，曾派救护队去延安工作，
并向延安调拨医药物资［50］，这些使别有用心的人找到了排挤他的借口。1942年下半年，他被迫辞
去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工作。1943年初，由于被指控为“滥用资金”、“共产主义”和“渎职”而被从战
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所长位置上撤职查办［55］。尽管审查不得结果，仍于1944年初被“清除出局”，处
于失业状况［56］。他在美国的朋友们对他的处境极为关切，纷纷为他在美国大学联系工作，请他赴
美。英国著名生理学家希尔(A.V.Hill，1886—1977年)教授也表示欢迎他去英国［57］。然而，林
可胜去美国后选择了参加美国医药援华会(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id to China)的工
作，并于不久回国，作为援华会的顾问继续为争取抗战的胜利而工作［58］。
　　1944年末，国民党内部人事调整后，林可胜被任命为国民党军医署长［7］，恢复了对战地救护
工作的组织、领导。为保证让有限的受过正规医学教育的人才全力为抗日救护服务，林可胜曾致信美
国有关方面，请求暂时不要考虑给有关人员留美奖学金，并希望在战事缓和后安排一些服务年限较长
的人员赴美恢复健康、更新专业知识。［59］。恢复工作后，林可胜义无反顾，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他的美国朋友们深知他的性格，暗暗地为他担心［60］。

5　“解甲归田”，再返科坛

　　随着国际战场局势的变化，抗战胜利的曙光已经显露。为了在战后能很快恢复科学研究，1944
年底，林可胜筹划成立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委托其学生冯德培负责具体实施。1945年1月1日，
该所筹备处成立［61］。为发展战后军医教育，胜利后，他将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与在贵州安顺的军
医学校合并，在上海组建了国防医学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他满以为一切可以重新开始。然而，不久
战事再起，他的计划仍难实现。为人正直的林可胜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后，此时对政府当局的腐败官僚
已失去信心。1948年末随校迁往台湾后不久便辞职赴美。
　　抵美后，在老友艾维教授的帮助下，林可胜在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医学院任客座研究教授，再度
进行消化生理学的研究工作。尽管离开实验室已愈12年，扎实的功底仍使他很快地适应了研究生活。
这里不象昔日在协和那样，有不少学生当助手，开展自己的课题研究；只有一位不很得力的助手，因
而包括遛狗在内的许多杂事都得自己亲自去干。作为一名杰出的生理学家，林可胜对此并不计较，重
返科学舞台是他的心愿。翌年，林可胜改任内布拉斯加州的克莱顿大学生理药理系主任教授［4］。
1952年起，任职于印第安那州麦尔斯实验室(the Miles-Ames Research
Laboratory,Elkhart,Indiana)，为生理药理部主任，一度主持包括治疗热带病在内的化学药物的研
制及生理机制的研究［62］。1959年起，担任麦尔斯新成立的医学科学研究实验室(Miles Medical
Sciences Research Laboratory)主任，直至1967年退休。
　　正是在麦尔斯实验室，林可胜开始了他富有成果的晚年科学生涯。他在这里从事痛觉的神经生理
和镇痛药作用机制的研究，先后发表约20篇有关论文。直至去世前不久，还为《生理学年报》
(Annual Review of Physiology)完成了一篇关于痛觉的综述文章［53］。国外有学者认为，“或许
正是这项工作，使他被人们永远铭记”。［1］
　　对于痛觉的机制，过去医学教科书中一直认为，疼痛感受器仅仅是对伤害敏感的感受器(伤害感
受器)，当这些感受器的神经纤维或感受器本身受到损伤时，就会产生痛觉。林可胜的工作改变了这
一传统看法。他通过大量实验研究证明，传递痛觉的感受器是对化学敏感的，身体的任何部位都可能
通过各种化学途径产生疼痛，而不需物理损伤。尽管损伤也产生痛觉，但引起痛觉的生物刺激物是化
学性的。任何局部受伤出血往往都会伴随着氢离子(H+)的增加，在组织损伤或在伤后的愈合以及在
发炎形成的过程中，会有令痛觉产生的化学物质，如缓激肽等形成。林可胜还发现，作为化学感受器
的痛觉感受器不仅可以接受导致痛觉的化学物质，而且还可以接受那些在结构上与致痛的化学物质相
似、但不会致痛的化学物质。因而，通过以这些非致痛的化学物质来“占领”痛觉感受器，就可以制止
疼痛的发生，著名的镇痛剂阿斯匹林就是以这种方式产生作用［63］。林可胜以狗为实验对象，进一
步用交叉灌流实验证明，阿斯匹林及其类似的镇痛剂的镇痛作用在外周，而吗啡和其他麻醉剂则作用
于中枢。为了验证中枢和外周作用的区别，他还把缓激肽注射于人体腹腔和动脉进行试验，并曾以自
己为试验对象，将实验情况用影片记录下来。［4，6］林可胜最后的工作是用萤光显微镜研究吸收阿斯
匹林的痛觉感受器，他在一篇逝世后发表(1970年)的论文中提出，终止在血管旁的无髓游离神经末
梢分支可能就是疼痛的化学感受器［64］。
　　林可胜关于痛觉和镇痛机制的研究成果受到了国际学界的重视和公认。他在晚年再度活跃于科学
舞台，充分展现了其大师风采。1962年，林可胜成为麦尔斯实验室的唯一高级研究员及新成立的麦
尔斯科学协会的终身名誉会长［53］。麦尔斯实验室知人善用，为他的成功创造了外部条件。

6　不幸逝世，精神永驻

　　林可胜以自己杰出的科研水平和科学事业的组织才干赢得了国际科学界的尊敬。除了担任英国皇
家学会会员和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外，他还是德国自然科学院名誉院士(1932年)、美国胃肠学协会
名誉会员(1946年)、美国外科学院名誉研究员(1947年)、中央研究院院士(1948年)，以及英国皇家
物理学会、皇家医学会、英国生理学会、美国生理学会、美国自然科学荣誉学会(Sigma Xi)等学术
团体的成员。他在自己一生所经历的学者和爱国将领这两种生涯中，始终保持着朝气蓬勃的干劲，全
心身地投入。
　　晚年，他虽身在他乡，仍心系中华，多次回到台湾和香港从事讲学和研究，培养研究生，并安排
中国医生在美国接受研究生训练事宜。直至去世前一年，还去台湾，为在那儿成立一个神经生理学实
验室工作了半年。他深深怀念在协和工作的美好时光，曾数次致信给在纽约的驻华医社的朋友，请求
帮他寻找一些当年协和生理系的照片底版，以便复制、保存。他关心着大陆的情况，1968年途
径香港时还托人打听协和及林树模等协和老友的情况［65］。
　　1967年5月，林可胜经过短期吞咽困难后，被查出在其食道三分之一处长了鳞状细胞癌，钴60
放射疗法最初对他效果很好，1968年去台湾时，那儿的同事认为他的食道几乎正常。但秋天回到美
国后，病情开始复发，并于次年2月开始恶化。尽管林可胜以顽强的意志与病魔进行了不懈的抗争，
但芝加哥的医生们对卷土重来的癌细胞已束手无策，他们为他先后实施了食管机械扩张术和胃造瘘术
以改善他的营养状况。获知生命无可挽回后，林可胜在妻子张女士(Tsing-Ying Tsang，外籍华裔，国
民党元老张静江之女，1946年与林可胜结婚)、儿子吉米和一位医生的护送下乘飞机抵达在牙买加首
都金斯敦的儿子家。他的女儿埃菲也从英国赶来。在享受了几周家庭的天伦之乐后，林可胜于1969
年7月8日平静地去世。他的家人和挚友于7月10日为他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悼念仪式［66］。
　　林可胜去世后，他生前所在的麦尔斯实验室医学事务副总裁米勒博士致信驻华医社，简要回顾了
林可胜的生平，高度评价了他对中国和世界科学所做的贡献，以及他为国家利益所做出的努力［53］
。由于林可胜曾任中将军衔的国民党军医署长，因而，在大陆“史无前例”的时代，尽管远隔重洋，他
也仍少不了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与他关系密切的同事学生也难免受到牵连、专政。直到80年代初，人
们对肯定他的功绩仍心有余悸。
　　黑白颠倒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当年由林可胜等老一辈生理学家开创的中国
生理学事业，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已有了长足的发展，不仅规模壮大，各分支学科建设得门类齐
全，而且有些成果能屹立于世界先进之林。林可胜在台湾培养的研究生如今正与大陆生理学家携手共
进，致力于发展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为促进中国生理学事业在新形势下的快速发展而努力。
愿林可胜精神永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