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12日至1949年间的教育
一、大清帝国的灭亡对满洲教育的影响
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太后代表宣统皇帝颁诏退位，大清帝国灭亡。当时，孙中山极力宣扬“盖共和之国，首重平权”，“号召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相与和衷共济”，国民党人举起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旗帜”，但实际上只是一个美丽动听的谎言。北洋军阀及国民政府对尼堪以外的其他民族主张“民族同化”，厉行“排满”政策，对广大满洲人民加以歧视、排斥，致使一些满洲人不得不改姓埋名，隐瞒真实的民族成分。
一）民国政府对满洲人的歧视政策
辛亥事件后，旗营解散，粮饷停发，八旗制度彻底破产。北洋军阀和民国政府对满洲民族实行民族压迫、歧视政策，侮辱满洲人是“臭旗人、破旗人”；说什么“老爷骑马你骑（旗）人”。据《中国民族简史》记载：“往在北京等城市镇乡的满族人也还有数十万人口，他们虽多不愿说自己是满人，但在民族传统的成见下，也还是受压迫，没有政治地位，并在社会生活上受到歧视。”宁夏银川“新满城”居留的旗人，在1915年还遭到军阀马鸿逵的驱逐，毁坏了大片房屋、园林，致使不少满洲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1949年前夕，一满洲知识分子曾写下这样一首诗：“自从民元到如今，民族沉冤似海深。旗族伤残如草管，谁敢自言满洲人。”由此可见当时满洲人民对民族压迫政策的愤慨心情和所处的困苦境地。更为甚者，北洋军阀，“曾对满族----旗人（旗族）有所杀害”。这种屠杀对我族影响极大，致使不少族人为了不惹是生非，好找职业，不得不改为汉姓，隐瞒了真实的民族成分。到民国年间，满洲族总人口下降到150万左右。1924年，尼堪政府又将“全旗户改为公户”，满洲人民的生活愈加贫困。不少地区的满洲人，为谋生计，四处流浪。据调查，北京郊区密云县穆家裕弓檀营村，原是欺人的一个聚居点，到帝国末年已发展到2000多户。但在尼堪政府的反动统治下，檀营成了“叫花子营”，满洲人民卖儿鬻女，死病逃亡，悲惨万状，到后来只剩下200多户，而且都是贫困之家。帝国后期，杭州有一个叫“二百户”的旗人聚居区，可到1949年前夕，已当然无存了。1914年程度地区的满洲上层人士，为解决八旗的生计问题，在给当时民国政府的报告中称：“阖城旗族约一万四千余人，其中能自立者，不过十之一二，余皆家无恒产。”
（二）民国政府统治下的满洲教育状况
帝国故后，满洲的教育已改变了昔日的“八旗为本，骑射为先，清语尤其本业”的状况。1912年5月，在民国政府的教育部会议上决定：“八旗高等学堂仍准设立，惟八旗取消，五族皆可收入。”这是改变满洲教育的基本政策。其要点有二：一是“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的八旗制度不存在了；二是改变了满洲学校的性质，化除满汉间的畛域。在这一政策下，八旗学校失去了原有的民族特点，招收新生时，不在仅仅限于八旗子弟，还要招收其他民族即“民人”子弟入学。1913年2月，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的饿《蒙藏学校章程》规定，将学校招收初入学的学生数，划作120分计算，除了蒙、藏、回族占了大部分比例外，“其二十分之五，专收汉满学生”。从中也可窥见当时满洲教育之一端。

在这种“五族皆可收入”的国民教育思想指导下，一些宗室觉罗学堂和八旗官学、义学相继改变名称。学校招生来源、学生待遇、教师队伍、教学科目及内容、学校管理制度也随之进行变革，原来旗人学生的种种特殊待遇被取消。至此，专设的旗人学校从形式到内容上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例如：北京市第一中学，其前身系顺治元年（1644年）设立的八旗官学，1904年改名为宗室觉罗八旗高等学堂，1912年8月，改称京师公立第一中学校，归京师学务局领导。北京市第二中学，前身是左翼八旗子弟学堂。1910--1911年，先后招了两班学生，共六七人，全是八旗子弟。帝国故后，满尼子弟均可报考，择优录取。至1913年，全校有学生130人，教师20人。1937年，更为现名。北京府学胡同小学是1905年由左翼八旗子弟小学改设的，此后几易其名，改称现名。北京宏庙小学原是清代的义塾，后改为镶蓝旗官学，1901年，命名为宗室觉罗八旗第六小学堂。以后多次易名，改用今称。奉天崇实中学堂，是宣统元年（1909年）由奉天旗务处创办，于次年二月开学的。招收文理明顺、兼通满蒙文者，入堂肄业。初名为八旗满文中学堂。宣统三年（1911年）一月，“奉谕宜化除满汉畛域，始改名奉天崇实中学堂”。1913年，并入奉天筹边学校。奉天省立第一小学校，原为八旗小学堂，成立于宣统二年（1910年）十月。1912年改称官立高等小学堂，1913年改为奉天省立第六小学校，1919年改隶于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作为附属小学校第一部。

1924年改为奉天省立第一小学校。奉天筹边学堂，原为同治年间将军都兴阿创办的奉天蒙古官学。1912年，仿教育部改北京满蒙文学堂为筹边学堂使例，改为奉天省城公立筹边学校。后经学务议绅会议议决，将八旗满蒙文中学堂并入，于是分为南北二校。1914年停办。
此外，1917年，奉天省长公署发出《为辽中满族伍田附征学款事》的布告，从中可以进一步印证民初后八旗学堂的归并情况。现将其节录如下:_
迨前变政以还，设立八旗学校，培养各旗子弟，学款无出，各佐拟定由伍田随缺地亩下另筹底款，按年除征收正额外，每亩附征东钱四百文，作为八旗学校底款。
民等查民国元年学校改组，八旗学童化为各校附属，一切经费，各校预算早已规定，全年消耗量无额外加增，而各佐然照旧催收，粘有各旗收款执照可凭……但据原呈声明，八旗学堂早经归并，此项学费未经豁免……除指令查八旗学校自民国三年春季取消……其以改并之旗校，业由县款接办。
这里，至少可看出这样两个事实：一是1912年八旗学堂取消后，所需经费已由县接办；二是奉天省的八旗学堂，早在1912年，最迟也是在1914年取消的。
八旗学校取消后，个别地区对省内中专以上学校和欧美日留学的满洲学生的学费，仍用旗产收入予适当补助。据《吉林省志-教育志》载：“满族的官立、公立中小学虽然撤消，但对旗生仍用旗兵公产出租收入补助学费及留学生经费。1924年，吉林省长公署训令，增加前吉黑水师旗生和十旗生的补助额，规定凡确实系两营旗生和吉林省籍学生，有该管佐领合法证明，均可享受补助。”
民初，沈阳皇室贵族中尚有相当部分拥有地产、房产，其资金除转向工、商业外，还以旗产设置“旗费生”名额，资助皇族子弟去欧美日留学深造。这是这个时期教育的一个明显特点。
应当看到，满洲教育在使用本民族语言教学和在教育内容上大量保留民族文化传统的民族教育特点被废弃后，民族意识、民族自尊心等民族共同心理特征仍强烈而长期地影响着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

二、1931--1945年间满洲本土的教育
1931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1932年3月，成立了满洲国，首都长春，溥仪皇帝就任执政，1934年3月改称“满洲帝国”，溥仪皇帝在长春即满洲帝国皇帝位。之后，推行了一系列独具特点的教育政策。
1931年后初期，日本将满洲地区的统治重心放在“维持治安”，下令“所有的学校一律停办”，同时，按照“王道立国”的精神，颁布一系列“通令”、“院令”。规定“以忠孝仁爱四大道德为最大最新之教育理想”，“以尊隆王道，崇奉孔子为立国之大本”。每年春秋上丁日举行祭孔祀典。
当时，就学儿童为数很少，未就学者“约占全数十分之九”。据《辽宁省凤城县满族调查报告》载，该县后营作业区在这一时期有小学4所，分别设在吴家、王家、黄旗和白旗，共12个班约600人。这个作业区的黄旗130多名适龄儿童，满洲族占80%，其中得以入学的，只有学龄儿童的40%。这个时期，除奉天专为皇室成员设立的特殊学校“维城学校”外，满洲学生没有专门学校，均在普通学校或私塾中就学。
值得指出的是，当时普遍出现的词语“满语”、“满文”，实际上与满洲语言、文字没有任何关联，而是中国语文。
三、贵族教育的衰落和延续
（一）贵族教育的衰落和分化
1912年后，专门为王公贵族设立的贵胄学堂也随之取消，合并于普通学校。在这个历史时期中，教育开始分化，贵族教育走向衰落；只有奉天维城学校得以继续保存，仍以招收皇室成员为主。有的则仍沿袭着帝国末年的传统作分，不叫子女在公立学校读书，而在府内设立专馆。如1921年，亲王载振府内东书房（契兰斋）为7岁的孙子毓定设立专馆，由昌平请来老秀才瑞昌担任启蒙教师，每月供应侑金30元，并在东书房下榻，派两名书童侍读。每日早晚教学生识字。过了半年攻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上下《论语》、《大学》、《中庸》等，至于当时社会上公立学校所读的课本一概不用。
还有的如肃亲王耆善，将子女送到旅顺的日本学校接受教育。更多的贵族则是“平民化”了，其子女进入普通学校读书。
（二）贵族教育的延续
1912年后，奉天维城学校仍得以延续。
奉天维城学校，原为盛京宗室觉罗学，专教皇族子弟。戊戌事件后，改称皇学。其校址位于沈河区小南大街西（今沈阳第八中学校）。初建有宗室大厅、觉罗大厅（旧式的宽大瓦房），为学生读书的场所。后又续建教学楼、宿舍楼3幢。校园面积为1.3万平方米；建筑物占地2322.24平方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九月，盛京将军赵尔奏请改名为盛京维城学堂。“维城”二字来自圣祖御笔“天潢维城”匾额，由孝钦显皇后取其“维城”二字而得名。同年九月十六日开学，招收高初等学生各4班，皆皇族子弟。“供给颇优，堂内规律亦极严整。一时军式操法，称为诸校之冠”。
辛亥事件后，大清帝国灭亡。1914年，因该校系培养大清皇族子弟的专学，民国政府认为“性质与民主不合，遂令其停办”，校舍、校具、公文、契据等均收归官有。1915年，《奉天巡使公署案准停办省立维城小学校》称：“宗室子弟就学者不及汉学生十分之五，经本署派员赴校查验，每级学生多二十余人，少则七八人，已消灭学校资格。此次寒假放学，应将该校停办。”于是指派省立第二小学校长黎镜峰接管。
1931年后，由热心于民族事业的缙绅发起，并得到当局的支持，经过几个月的筹备，成立了董事会，募捐1.4万余元，于1934年，在原皇学旧址成立初级中学，溥仪皇帝赐名为“奉天维城学校”，亲书“天潢维城”匾额。在《设立学校趣意书》中称：“当归功于友邦之仗义援助，而恩侠肌肤感切铭心者，首推我爱辛（新）觉罗氏全族人等。”在办学宗旨上称：“用以培养满洲子弟，造就成材为国家之干城。”其教育事项，悉“本建国之精神，灌输民族协和之真谛，务期达成日满亲善、一心一德之实际”。1934年，举行开学典礼，溥仪皇帝亲作“开学敕语”：“胄子之教，始于虞廷。世变日新，教育益重。尔等皆世族之裔，务其奋勉向学，以储国家将来任使之材。朕有厚望焉。”
这所学校的性质，与清代宫廷所办的皇学有所不同，乃系由溥仪皇帝捐资而办的一所特殊类型的爱新觉罗氏子弟中学校。它是根据当时的法律办起来的，《维城学校组织法》第一条指出。该校是由“民生部认可而成立的”。
1935年，溥仪皇帝赐金购买学校运动场，以纪念访问日本。次年一月，校董事会副董事长、宗室宝熙书写奉天维城学校训语：“以克尽忠孝为教，以不忘本源为心，尚志自强，敬业乐群，俾承世德，无堕清芬，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望莘莘学子，惟爱惜夫分阴，此老生常谈，亦诸生所习闻也。”同年三月，宝熙又亲书校训：“忠孝”。
1937年，溥仪皇帝将自己的照片和《访日回銮诏书》赐给维城学校。是年，添设高中部。1938年，新学制正式实施后，该校改为工科国民高等学校，旧制高中因而停办。是年，溥仪皇帝向该校面谕：“智深吾沉，轻扬浮躁切忌。”
1940年，该校成立理事会，所有校产移归理事会管理。1941年，溥杰又为该校书写了校训：“言必笃敬，惟彼哲人，用心若镜，罔念作狂，克念作圣。深虚渊衷，木从绳正。达节通权，体道反性。毋怠毋荒，年跻德行。”该校所设的教学科目有：国民道德、国语、实业、历史、地理、教学、理科、图画、体育、音乐、英语、教练。招收的学生为：凡爱新觉罗子弟，年龄在13岁以上17岁一下于国民优级学校毕业者或有同等学力者，经过考查，体验及学历试验合格后，准于入学。从1934--1945年初，共招收学生11期，约270余人。除最后两期招收了其他民族成员外，前9期只招爱新觉罗氏子弟及蒙古王公子弟。其毕业生卒业后的状况，以1938年至1940年，第一至第三回（届）51名毕业生为例，其中为“官公吏”的有26人，占50.98%；升入大学的有14人，占27.5%。
奉天维城学校的学校大权始终未落在日本人手中，这在那个时代是少有的。在25名教职员中，除教日语的有4名日本女教员外，均为满洲教员或其他非日本教员。该校曾于1942年9月，采取集体罢课的行动，抵制学习日语等课程，遭到日本宪兵的血腥镇压。直至1944年，在日本的压力下，溥仪皇帝及董事们停止恶劣捐款，学校经费来源断绝。至此，除仍优先招收爱新觉罗子弟外，扩大招收其他民族子弟2个班及少数插班生，以增加经济来源，乃至1945年初，在推行“教育一体化”中，奉天维城国民高等学校被迫与南领奉天大同学院（日本人田中办的私立学校）合并，成为省立奉天第十二国民高等学校。至此，维城学校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