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科学研究
有清一代，在科技领域不乏突出的人才和有特殊贡献的人物。特别是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农学与水利工程学等方面。这不仅反映了满洲人民的智慧和教育的成就，同时，科学研究的过程也是自学和从师的过程。
圣祖是帝国的第四代皇帝，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科学家。他在从政的同时留心科学研究，在许多科技领域里有深刻的研究和很高的造诣。这同他睿智的思考，放眼世界，跟踪捕捉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信息是分不开的。他接近了大批西方传教士，从他们那里了解到科学研究的进展情况。他为求治的需要，从亲政时起便先后聘请南怀仁、徐日升等传教士在内廷为其讲解数学（算术、代数、三角等），天文、历法、地理、医药及生理解等诸门科学。他认真加以研究，终于形成自己的独到之见，特别在天文历法、农学、治河、地理学、数学等方面成就尤为显著。圣祖自幼就留心天文历法，并对此有深刻的饿研究和渊博的知识。他曾亲自编纂《历象考成》，并敕令大臣编定《星历考原》、《选择历法》等书。同时在他的关注下诸如《灵台仪象志》、《康熙永年历法》、《诸仪象图》等一批有价值的天文立法著作相继问世，使这个时期天文学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他更以科学的态度解决了一场历法之争。当时的钦天监监正是来自德意志的传教士汤若望，他有着丰富的历法知识和科学实践经验，当时以他编制的《时宪历》颁布施行。但至康熙四年（1665年）却为守旧派人物杨光先编造政治理由加以陷害，而酿成大狱，汤若望被捕下狱，杨光先接任钦天监监正，废除西方历法而使用尼堪历法。当时及康熙七年（1668年）在朝廷曾两次展开西方历法和尼堪历法的辩论，因“九卿中无一知其法其”，举朝大臣均不懂天文历法学，而难以判定谁是谁非。圣祖亲政之后以他对天文学的造诣，便抓住要领，明确指示大臣在观象台以实地测验天象的数据来验证西方历法和尼堪历法“何处为是”与“何处为非”。终于以科学的事实证明了一场冤案。这件事的解决给圣祖以启示，他认识到没有天文历法方面的科学知识是无法胜任钦天监的工作的，大臣在科学方面的茫然，更使他痛感人才的匮乏。于是决心培养天文学人才，并下令规定只有精通天文之人方能在钦天监任职。以专家主持专门的业务工作是非常正确的措施，这反映了他的饿科学态度与水平。圣祖在农学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堪称名副其实的农学家。帝国实行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政策。圣祖从治国的需要出发，为保障民生，自觉地进行培育良种的试验。他在京师南海瀛台进行水稻栽植的科学试验，终于培育出高产早熟的良种，即“御稻种”，并在全国推广，而获得良好收益。这是水稻栽植史上的一个创举，对帝国的水稻栽培和农业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通过这个实践，他在农业理论上的贡献更是突出。他的成功的实验采用的是“一穗传”的选优法。据他说，当其“初种稻时，见有于六月时即成熟者，命收藏作种。历年播种亦皆至六月成熟”。折中穗选优的方法很具有科学的道理。他深有体会地说：“凡物皆有自然一定之理”。又说：“天下无何养成之物也。”即事物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人们如何能掌握而操纵之，则定能按人们的意志而获得收益。
帝国以农立国，而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利的好坏对国民经济尤其是农业影响极大。帝国领土内河道众多而水患也多（非满洲本土），其中尤以黄河之害为巨。治理黄河是一件大事。但时治时坏，所以治河是一件最重大最艰巨的工程。顺治十八年（1661年），黄河多处决堤泛滥成灾。圣祖亲政之后便把治理黄河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他深入研究自古以来的治河之法。他说：“朕自十四岁即反复详考。”当时治河工程极为复杂，有各种主张和方案，朝廷大臣也见解各异。如何取舍定夺关系至重。圣祖除认真听取朝臣的各种意见外，更亲自深入实地进行考察。他六次南巡中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考察黄河，他终于掌握了治河的理论与规律问题，从而使他在处理采纳治河方案时达到了决策的正确性。他经过数十年的研究与实践，形成了一套治河的思想。他认为治理黄河的理论与方案的提出必须深入实地勘察，他说：“大抵河工事务，非亲履其地，详察形势，无由知悉。”他还主张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正是抱者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并根据自己的勘察了解而采取了灵活有效的治河方案。诸如深浚河底、改修清口，引水归江等法，终于使黄河治理取得重大成效。自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河归故道，以后不断修整，七八十年间黄河基本平稳，这是黄河治理史上取得的少见的成就。
圣祖对地理学自幼有着浓厚的饿兴趣，“凡古今山川名号无论边缴遐荒，必详考图籍，广训方言，各得其正”。他对地理学的潜心研究往往有创见，如认为泰山是长白山过海的余脉，否定了所谓是源于昆仑山的传统成说。又认为长江发源于巴颜咯拉山岭之东南麓，否定了传统所谓源于岷山的成说。这种见解比较接近于实际，这就是超越前人的科学之见。他在地理科学理论与实践方面更有相当的饿造诣和杰出的成就。他主张“地之体圆”，即地圆说。他掌握恶劣先进的测量学，并指示用三角测量法绘制地图。其中最大的成就是领导编绘了大清满洲帝国的全国《皇舆全览图》。

圣祖为了彻底弄清帝国的版图，以教育子孙后代护守江山，于康熙四十年（1708年）下令绘制《皇舆全览图》。为了使地图精确，他令在帝国任职的具有科学水平和测量技能的西方传教士担任测绘工作。要求他们分赴各地实地测量山川道里，然后据此分别绘制分省地图，最后汇总，绘制帝国全图。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绘制完毕。因为使用三角测量法，并将天文点，即天文度为200里用于测绘，这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创举”。该图绘制的成功，“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它的成就意义深远，“在当时世界上可以说是一流的”。

圣祖对数学有极大的兴趣和造诣。他深入研究并精通尼堪古代及当时西方传入帝国的数学。他对许多高深的数学理论有独到之见。他对当时的数学家梅文鼎的数学专著《天学疑问》一书认真阅读、圈点和评论反映了他高超的数学造诣。他还有自己的数学论著。他积数十年之功力主编了一部数学专著《数理精韵》。该书分上下两篇，共53卷。该书系统地介绍了古往今来的全部初等数学。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他谕令皇三子诚亲王允祉率领庶吉士何国宗等人加以修辑、充实，最后再由他批改定稿。该书后来收入雍正年间刊刻的《律历渊源》一书中。它自成体系，是集中反映当时帝国数学发展新水平的一部系统的数学教科书。书成后颁发各地，对培养数学人才起了积极作用。圣祖还撰有数学专论，其中《三角形推算法论》一篇是关于三角测量的数学专论，是《皇舆全览图》编绘中进行全国大地测量的基本方法的指导理论，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用价值，是当时应用数学的高水平论文。圣祖对数学的精通，有力地促进了他天文、历法、农业、水利、地理测量等诸门科学的研究。大清时代在科学上还有不少人才。其中较著名的有数学、天文学等方面的永琪、永王容、奕绘、瑞浩、博启、成德等，治河专家麟庆、医学家伊桑阿等。
博启，字绘亭，满洲正白旗人，乾隆时代任钦天监监副，是大清时代著名的数学家。他的重要贡献是，因自古以来毕达哥拉斯定理中有关方边、圆经、垂线三方面的问题“尚缺而未备”，他经过研究，“爰以三事分配和较，创法六十”。可惜的是因其凿凿未能刊行，大部分成果湮没无闻，流传与世的仅是“方边及垂线求勾、股、弦”一题。道光初年钦天监监正方履亨“每举此题课士”。后来道咸间数学家罗士琳又补充发展博启的学说，“复用天元术演得三事和较六十题，更立天地两元为广例二十五术，撰《勾股容三事拾遗》四卷”行世。在罗士琳热心介绍与大力宣传下，博启在数学上的成就才“复明于世”。麟庆，字见亭，姓完颜，满洲镶黄旗人，嘉庆进士，历官至湖北巡抚，江南河道总督。他对治理黄河多有研究，是大清时代治河专家之一，著有《黄河河口古今图说》、《河工器具图说》等。
伊桑阿，觉罗，乾隆时著名正骨科医生，上驷院蒙古医士出身。当时选上三旗士卒懂正骨法者，每旗10人，隶上驷院，通称蒙古医士。凡朝廷有跌打外伤者命其医治，限期治愈。伊桑阿医术高明，“有秘方，能立奏效”。侍郎齐召南“坠马伤骨脑出”，伤势严重，伊桑阿等“以牛蒙其首，其创立愈”。他以正骨行医“至巨富”，并向门徒传授正骨之法。他独特的正骨法是“削笔管为数段，包以纸，摩挲之，使其节节接洽，如未断然，乃如法接骨，皆奏效”。
大清时代满、蒙、汉军八旗的科举

一、乡试、会试
1644年前，为了选拔急需的人才，太宗举行了四次科举取士，其中，天聪八年（1634年）四月，科举考中的16名举人中，满、蒙、汉军八旗占了大多数，“礼部考取通满洲、蒙古、汉书文义者为举人。取中满洲习满书者刚林、敦多惠；满洲习汉书者查布海、恩格德；汉人惜满书者宜成格；汉人习汉书者齐国儒、朱仙然、罗锈锦、梁正大、雷兴、马国柱、金柱、王来用；蒙古习蒙古书着俄博特、石岱、舒鲁木，共十六人，俱赐为举人。各赐衣一袭，免四丁，宴于礼部”。1645年，帝国的新领地内诏开科举，但明文规定：“八旗以骑射为本，右武左文。世租御极，诏开科举，八旗人士不与。”表明要以“国语骑射”为满洲的基本教育方针和主要内容。这一指导思想贯穿于有清一代。即使开设八旗科举之后，也仍然遵守以“国语骑射”为基本内容这一“万世不易之准”。对于所有参加科举考试的八旗子弟，“必国语骑射兼优，方准奏闻应试”。据《清史稿-选举志》记载：“顺治八年，吏部疏言：‘八旗子弟多英才，可备循良之选，宜遵成例开科，于乡、会试拔其优者除官。’报可。八旗乡、会试自是年始。”其时，八旗子弟每“牛录”下读满、汉书的有一定数额，应试及各衙门任用，均从这些人中取给，未入八旗官学学习的不得应试。八旗乡、会试，自顺治十四年至康熙十五年（1657--1676年）期间，“时举时停”。放榜时，无论乡试、会试以及殿试，都是以满洲、蒙古为一榜，汉军、汉人为一榜。八旗子弟应乡、会试者先试马、步箭，骑射合格，方可应制举。这表明了，把骑射作为基本条件，对文化考试有着鲜明的满洲文化特点，且用满语文进行。“初，八旗乡试，仅试清文或蒙古文一篇，会试倍之。汉军试书艺二篇，经艺一篇，不通经者，增书艺一篇。二、三闱试策论各一。”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特诏八旗考中举人进士若有骑射不堪着，监射官、举人一并治罪。
八旗科举的录取名额也有定数而略有增减。其情况是：乡试中额，顺治八年（1651年），定满洲、汉军各50，蒙古20，嗣减满洲、汉军各五之一，蒙古四之一。康熙八年（1669年），编满、蒙为满字号，汉军为合字号，各取10名。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再减汉军5名，后复递增。乾隆九年（1744年），诏各减十之一，定为满、蒙27，汉军12。同治间，以输饷增满、蒙6号，汉军4名。各省驻防，初亦应顺无试。嘉庆十八年（1813年），始于驻防省分试之。十人中一，多不逾3名，副榜如例。会试初制，满洲、汉军进士各25，蒙古10。康熙九年（1670年），编满、合字号，如乡试例，各中4名。嗣亦临时请旨，无定额。八旗乡试分榜录取，说明不仅应试内容及录取比例，各不相同。
二、宗子试法
大清时代以显祖后裔为宗室，成员系黄带子。康熙、雍正朝对宗室不应乡、会试都有明谕。到了乾隆八年（1743年），宗人府主持对宗学的考试，从中选拔成绩优异者给予进士资格，一体参加殿试。这是宗室会试之始，它说明宗室对汉文化的接受程度之深，但随后即行停止。“九年（1744年），定为每届五年，简大臣合试宗学、左右翼学、习满汉文学生，钦定名次，取入一二等者，准作进士，以会试中式注册，不由乡举。俟会试年，惜翻译者与八旗翻译贡士同引见赐进士，用宗人府属额外主事。习汉文者与天下贡士同殿试赐进士甲第，用翰林部属等官。”到嘉庆六年（1801年），宗室参加乡、会试便形成了制度。先期宗人府或奉天宗学考试骑射如例，试期于文闱乡、会试场前，或场后，或同日，试制艺，律诗各一，一日而毕。乡试9人中1人。会试，考官酌取数卷候亲裁，另为一榜。殿试、朝考，满汉一体，除庶吉等官有差。
这时，宗室人员凡在官学或在家肄业的，都可以自愿参加乡试考试。应考者由宗人府考试马步箭、合式，奏派王大臣复试，稽查宗学大臣汇考，录送宗人府造册，送顺天考试。盛京宗室愿应乡试的，由奉天宗学考试马步箭，咨送盛京将军复试，会同府丞录科，呈送宗人府。其会试则均咨礼部。宗人应试稽查监核亦十分严格，祖孙、父子、同胞叔侄、兄弟均回避。会试试卷为制义一篇、五言八韵诗一首，一日而毕。乡试9人取中1名，约取中七八名。会试录取后呈送皇帝亲裁，约中三四名，是期在贡院揭晓，皆单列一榜，送至宗人府衙门张挂。乡会试中式后，在正大光明殿进行复试，试一文一诗。殿试则与满汉进士一同举行，并同列甲第等第。
另据咸丰二年修纂的《钦定科场条例》载，宗室人员乡、会试现行事例为：
1、宗室乡、会试，俱在贡院，于各士子乡、会试三场完毕后，十七日点进，当日完场。2、宗室乡、会试点名，由宗人府派章京数员，在砖门识认，龙门外由御史点名。
3、宗室乡、会试，即交乡、会试主考总裁阅卷，由宗人府于左右宗人内，先期奏请钦派一员，入场弹压。
4、宗室乡、会试，用四书文一篇，排律诗一首。会试由礼部于三月初八日，乡试由顺天府尹于八月初八日，与钦命考试士子题目一同抵领，送至贡院，交知贡举、监临送入内帘，于十七日早由内帘交出，按号散给。（按嘉庆十二年礼部议准：本年丁卯科宗室文乡试领题目日期，恭遇圣架行围，应仍由顺天府先期奏明，届期由留京办事王大臣处，照例请领。）
5、宗室试卷，乡试由顺天府，会试由礼部，备卷衿印，交监试御史衿坐号，交卷后送外帘弥封，不必眷录，送主考总裁阅看。乡试由顺天府将试卷数目开单进呈，钦定中额。（会试中额，嘉庆七年由总裁酌取两三卷进呈，临时钦定。又道光二年奏准请照嘉庆五年原议，由礼部核明实在人数，并开列上三科比较清单。）恭请钦定后，由主考总裁拟定中式名次，将试卷封固进呈钦定名次后，再由监临知贡举拆名揭榜，送至宗人府衙门前张挂。试卷交礼部收存。中式人员应得旗匾银两及表里缎匹，照举人进士之例给予。
6、宗室殿试朝考，与八旗各省新进士同日应试，坐次及引见排班列在新进士之前。
7、宗室祖孙、父子、同胞、叔侄、兄弟俱应回避。
8、宗室乡、会试中式者，传集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复试。届时礼部奏明，另定试期。
9、宗室乡、会试、复试试卷，进呈后交礼部暂存，与新科贡七、举人复试卷一并磨勘。
10、宗室乡、会试中式举人、进士复试时，礼部均将中式原卷送军机处，交阅卷大臣磨勘。
大清时代的翻译一科，考试人员仅限于八旗士子，有满洲翻译与蒙古翻译，满洲翻译以满文译汉文或以满文作论；蒙古翻译以蒙古文译满文，而不译汉文。翻译科与文武科举相同，也分童试、乡试、会试。
一）翻译童试
顺治八年（1651年）定考试满洲、蒙古翻译，童试由礼部会同学政在贡院考取，顺治十四年（1657年）停止。雍正年间又开始考试，满、蒙、汉军八旗均可报考满文，考蒙文者仅限于蒙古旗人。3年两考，岁试于八月举行，科试于五月举行，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曾改为3年一考，嘉庆四年（1799年）又恢复3年两考。考童向本旗报名，分满、蒙、汉军，由该旗佐领出具无冒名代替的证明。由都统主持先试马、步箭，考取满、汉文通顺者，咨送顺天府侯考官考试。满文翻译的考试，是从汉文四书中出题，译为满文，限300字以内。蒙古翻译，于满文日讲四书中限300字为题，译成蒙古文。题目由皇帝圈定。乾隆元年（1736年），满文翻译改从汉文性理小学内由南书房出题，或作满语论文2篇；蒙古翻译改从满文性理小学内由军机处出题，题后均由考官总论数语，考生须一并翻译。每次录取没有一定名额，视应考人数的多少而定。满语翻译录取生员数自四五十名至九十名不等，蒙古文翻译录取生员从八九名到十三四名不等。乾隆十三年（1748年），定满文翻译每10余名考生录取1人，共取生员60名；蒙文翻译每10名考生录取1人，共取生员9名，此后历次考试，均按此比例录取。
帝国各处驻防八旗子弟应翻译童试，始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童生由该管将军、副都统、城守卫考试马、步箭之后，定期比照京城例，由将军等聘请本旗通晓满文的员绅阅卷，试卷送部查验。从五六人中取进1名，录取人数最多不超过5名，只有荆州、成都两处考生竟超过100名取进7名。此后议定各处取满5名定额外，应考童生达到110名则多取进1名，考生每增加20名增取1名，但最多不得超过8名。

1644年前至顺治十四年（1657年）的八旗科举，实际上是翻译乡试。雍正元年（1723年）恢复翻译乡试，定3年举行一次。在京与直隶，奉天等处满、蒙、汉军的翻译生员、文生员、贡生、监生、荫生、天文生、中书、七八品比帖式、小京官、先经各旗都统验看马、步箭合格者，均可应试。起初定为乡试三场，后俩改为一场。满洲题目为四书满文论一篇，翻译汉文四书题一道；蒙古题目为翻译满文四书题一道。乾隆时改从性理小学内出题，与童试相仿。起初录取无定额，乾隆十三年（1748年）定为取中满洲翻译举人33名。取中蒙古翻译举人10余人。此后，应试人员越来越少。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又停止翻译乡试。理由是翻译科大率录章摘句，无关翻译本义。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因感于擅长满、汉文翻译的人才日渐缺乏，又决定恢复考试翻译举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改为5年一次。嘉庆八年（1803年）起，又恢复3年一次。此后，未再停止或间断过。凡翻译生员、举人，文武生员、举人及现任笔帖式均可应翻译乡会试。道光八年（1828年），乡试满洲由五六百人减至130余人，蒙古由五六十人减至20余人，中额满洲七八名，蒙古二三名。并且满语文水平很低。这种现象表明，满洲日益受到汉文化的侵袭，满语日益走向衰微。帝国政府对此极为忧虑。宣宗遂于道光八年（1828年）九月颁发谕旨申明八旗士子务当勤学应举：
我朝抡才取士，于定立制科之外，复设翻译科目，既以广八旗士子登进之阶，亦识不忘本业，立法为至善。无如近日旗人力学者少，转视科目为迂途，不复勉图进取。即如从前乾隆年间翻译乡试，满洲约五六百人，蒙古约五六十人，本辛应试人数，计考满洲翻译者仅一百三十余人，蒙古翻译者仅二十余人。人数即较前多寡悬殊，取中之卷系简其尤，乃昨日覆试中式，满洲翻译举子八名内，即有文理欠通，错误太甚者，四名罚令停科，其余未经中式之卷，文艺字画，概可想见。清语骑射为旗人根本，近日八旗生齿日繁，而勤学应举者转日见其少，岂国家设立科目本意？特降旨申谕：八旗人等，嗣后务当父教其子，兄诫七弟，勤加策励，共效观摩，期于精研本业，以备旁求，毋负朕谆谆诫至意。
但是，由于尼堪人口远甚于满洲人口，在尼堪区的满洲文化日益衰落。道光十七年（1837年）后，应试翻译科的满洲减至七八十人，仅中四五名，蒙古减为八九人，仅中一名。道光二十年（1840年），蒙古应考者只有六人，不得已只好停止蒙古乡试。同治元年（1862年）停文武生员、举人应翻译乡、会试。满洲编满子号，蒙古编蒙字号，汉军编合字号，蒙古考满文者编满蒙字号。尽管监察甚严，不善翻译者请人替枪之事仍履有发生。由此可见习满文者日见减少。为防止冒滥取中，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决定翻译乡、会试一律在内廷复试，揭榜后，钦命试题翻译古今文一篇，派五大臣监考、阅卷，并将乡、会试中式各卷交复试阅卷大臣复对笔迹。
帝国各处驻防八旗翻译乡试，始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各归驻防之省份应考，应考资格与京旗相同，中额10人取中1名，过半者增1名，每处不得超过3名。
（三）翻译乡试
翻译乡试即由翻译举人考取翻译进士，始于乾隆四年（1739年）。当时，翻译举人已有100余人。应考资格为满、蒙、汉军翻译举人、文举人与由举人出身的笔帖小京官等。由各旗及兵部考试马、步箭，合格者方准参加会试。试期为工场，共6日。满洲题目是，第一场考四书满字文一篇，孝经性理满字论一篇；第二场考汉字题翻译一篇。蒙古题目为用满文答四书性理等书内题一道。蒙古题目为、用满文答四书性理等书内题一道，用满文奏事一道，翻译蒙文二偏。可见，须分别精通满、汉文和满、汉、蒙文。录取比例为五六人取中一名。道光以后，京旗约中二三名，各处驻防八旗约共取中八九名。取中者均赐进士出身，优者以六部主事任用，次者在主事上学习行走，余照文进士例选用，或择充咸安宫官学教习。因翻译举人日渐其少，翻译会试往往辍科。并且，由于翻译进士人数很少，故免于殿试。宗室试翻译始于乾隆九年（1744年），可以不经过乡试。应考者由某宗人府先考验马、步箭。嘉庆六年（1801年）规定宗人府翻译会试亦须先取得举人资格。不过录取比例高于八旗会试为十分之二至五。咸丰十年（1860年），因宗人应翻译会试者寥寥无几，故归并八旗问题考试，合并取中。
纵观八旗翻译科考试，其用意在于培养和选拔满、蒙、汉文翻译人才。但应考人数越来越少。说明随着汉化的加深，满、蒙八旗习满、蒙书的士人越来越少。
四、武科
大清时代的取士，采用文武并重之旨。八旗武举亦有童试、乡试、会试之制。
八旗汉军考试武场，始于康熙年间，取进武士80名。满洲八旗则始于雍正元年（1723年），十二年（1734年）停，汉军仍旧。嘉庆十八年（1813年），复令满洲、蒙古八旗应武试，并准各省驻防八旗子弟应试。武童外场，在京由副都统一人会同该省学政主持。汉军的考法与汉人相同。满蒙八旗的考试项目，外场为骑射、步射、硬弓3项；内场为默写武经，与汉人同。凡步兵、炮兵、马兵、九品笔帖式、库使、养育兵、闲散均准报名应试，每5人取进1名。取进武生，在京的满、蒙、汉军交顺天府满洲教官管辖，奉天及驻防仿照文生例归各该处教官管辖。已是官兵的取进为武童者保留原缺，仍归各该衙门、该营管辖。满、蒙八旗武科乡试与汉人武科乡试的规制大致相同，但单独编旗字号录取。文生员举人和翻译生员若愿改应试乡、会试者，准其改试。应考武乡试的资格是八旗满洲、蒙古、汉军的武生、护军、骁骑校、领催、马甲、千总、把总及七八品笔帖式、荫生、监生，在京的由八旗参佐领甄别送考，各处驻防的由该将军、副都统甄别送考。八旗满、蒙、汉军应武会试的资格是武举人、千总、八总。在京者由该管本旗都统给文，驻防由该省将军、副都统给文。每科级取中8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