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 陈琳：真的“海归”
记者：王成波
陈琳，一位哈佛的博士，一位多年浸淫在国外的学者，一位自称对中国教育管理有
着异乎寻常的兴趣的人。在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以一种始料未及的方式成为一个
不折不扣的新闻人物。从百万年薪的新锐校长到声名狼藉的“伪学者”，似乎是一夜之间
他从媒体注视的焦点走到了个人回国后的冰点。
媒体传说中的陈琳是一个脾气暴躁难以接近的受访者，他常常让记者大吃闭门羹，这
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媒体对他的探求欲。事实上，陈琳自认为是一个极富理性的人，对
于“无理的荒谬的”打扰，他的态度是--拒绝，有时甚至演变成非理性的拒绝。
目前，陈琳已经被验明正身了，但是对于他而言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似乎还未平息。
同样，对于媒体乃至大众，这场风波似乎让一些人陷入了尴尬的沉默。
新闻周刊：学历风波已经结束了，但作为一名学者，您却以这样一种方式成为公众人物，
谈谈您个人的感受。
陈琳：啼笑皆非、莫名其妙--这是我对整个事情的感觉。其实，在过去的几年里甚至十
几年里，我至少有几次可以上中青报等大报的头版头条，但都没有。而我的学历的问题却
引发了媒体的炒作。我们的媒体究竟怎么了？
新闻周刊：回过头来看事情的经过，这原本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可以通过温和的方式
快捷的解决，但是最终却以一种很难堪的方式结束。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跟您本人
的处世方式和态度有关系吗？
陈琳：我想这要问那些记者。他们从来就没找我求证或者核实过。 我能以什么样温和的
方式解决？他们一上来就是爆炸性的，头版头条的大问号。很多人以为我会受不了，但我
跟没事一样的，因为我相信真金不怕火炼，也由于我本人的处世态度比较超然洒脱。
新闻周刊：您认为还有别的原因吗？
陈琳：某些记者可能并不想真正弄清我的学术身份，事实上，要弄清这一点是非常容易的。
第一次提出质疑的媒体明明都查到哈佛有一个叫陈琳的人，但是他们仅仅因为联系方式不
详就停止了，当时如果他们把我的照片寄过去核对一下不就可以了吗？不知记者为什么不
愿意这样做？
新闻周刊：那么，对于人们怀疑的眼光，您为什么没有做出及时的理性的反应，而是选择
了一种类似对抗的方式？
陈琳：这完全是误传。我根本没有用什么对抗的方式。中青报记者在整个调查过程就从来没
找我求证或者核实。 我的反应一直是很理性。我发表了几篇相关的声明和对质疑文章的回答。
另外国内非常重视证件的原件做法也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我希望大家了解这一点。比如说
我拿出哈佛的博士文凭，你能鉴别真伪吗？文凭毕竟不同于货币， 货币可以依据
本身来鉴定，但文凭必须通过相关的调查来证实。有没有这一纸文凭是无所谓的。
新闻周刊：您对于媒体的愤怒会通过法律手段来消解吗？
陈琳：现在很多人建议我这样做，但是我还在考虑。
新闻周刊：一个事实是媒体质疑您的学历的当天，山东外事翻译学院就解聘了你。难道他
们仅仅是因为对于学历的疑惑吗？在学历的背后是他们对您的失望，他们认为你与他们的
期望值并不相符。您怎么看与他们的合作？
陈琳：坦率地说，来到山东之前,我对中国民办高校一无所知。凭我在美国的经验，以为民
办和公办是一样的。到了山东后我才第一次知道事情完全是两回事,中国的民办学校基本上
是面对高考落榜生，而美国的最好民办即私立学校则是面对全美乃至全世界最优秀的学生。
我到这里办一流大学的想法简直是天方夜谭。 但是，面对这个现实,我仍然充满信心地投
身到对一个民办高校的改造和重组中去,引进一系列改革方案。
新闻周刊：有哪些具体方案？
陈琳：方案很多，有大有小，时间不允许我多讲。我首先提出学校的定位问题，学校的目标
不是争世界一流，而是提高学生的考试合格率和就业率。在这个大目标下，我提了很多具体
做法。比如，为了提高外语教学质量，外语听力和口语课全部由外教授课。为了解决聘请外
教费用高的问题，我主张小班并大班，采取电化教育等设施。在师资招聘上，我主张高薪少
聘，聘高质量教师，教师不够，开大班。在学校的行政管理上，我也引进一系列举措。 比如，
去掉浮夸不实的招生宣传用语；规范电话应答方式，采用文明用语；设立教师的对外办公
时间等。这些举措如果能够得到有效实施，就可以由里及外地改善学校的教学质量和精神
面貌。
新闻周刊：有报纸报道说您在山东时主张老师不要与学生接触太多。请问这怎么理解？
陈琳：这个事情在报纸上没有解释清楚，可能引起一些误会。这是我试图引进的西方大学
的先进经验，设立老师的OFFICE HOURS，可译成对外办公时间。美国大学的老师，每周一
般有半天的对外办公时间，学生可在这一时间内去找老师答疑或者谈其它的事情。
其它时间老师一般不见学生，一定要见，必须预约。对外办公时间的设立一方面可以保证
老师有完整的时间从事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可以让学生知道见老师不易，因而有备而来。
这对学生的学习反而有促进作用。这是一项很好的制度，中国的大学不妨借鉴。
新闻周刊：校方说，师生反映，他们跟您很难沟通，是吗？
陈琳：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确实无法在一个平台上对话。我开始以为，校方既然高薪礼聘，
一定会很重视我所说的、所想的和所做的。否则，高薪礼聘不是失去意义了吗？现在看来，事
情并不是这么简单。
新闻周刊：您有很好的方案，很先进的理念，但他们照样解聘您。
陈琳：是的。但目前依据协议，我还没有完全脱离那所学校。
新闻周刊：从您的履历看，以前您很多年都从事与金融有关的工作，为什么要搞教育管理
呢？
陈琳：这几年来,我一直关注中央政府关于创办一批世界一流大学的方针。相信自己在中美
大学学习多年，通过观察比较，深谙美国一流大学的成功之道, 希望能够以参与教育管理
的方式，为我国高等教育出力。去年,我曾向国内媒体公开表示希望回国到综合大学从事
管理工作。中国的高等教育确实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最好的的大学在全世界排第三四
百名，过去的几十年来我们也没有培养过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在这个时候介入教育管理，
是大有作为的。
新闻周刊：既然您对教育管理犹如此浓厚的兴趣，您有教育管理方面的经验吗？
陈琳：我没有在学校做过管理。但我相信对中国高等教育来说，经验并不是最重要的。
什么是经验？经验是对以往的总结。可是在高等教育上，我们的以往并不太成功，我们没有
办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我们没有培养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经验。既然这样，我们就不好
一味依赖经验，用以往的经验指导未来。因为我们要面对的是新的未来，而不是重复过去
的未来。中国的高等教育需要的不是经验，而是新的理念，新的方法，新的管理。
新闻周刊：从事教育管理是你回国后的第一份创业尝试，但目前看来好象并不理想，您认
为原因是什么？第一次就选择了这样一个民办的高校来实践你的理想，您是怎样决定的？
陈琳：这是一次不成功的尝试，但是我对教育管理的热情不会受影响。当时选择这所学校，
我是犹豫过，因为一个专业狭窄的民校与我所期望的综合大学差距很大，但我考虑到都是
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就欣然接受他们的邀请。
新闻周刊：那么这对于您以后的创业会有影响吗？
陈琳：在这里我不想用‘创业’这个词。对我来说，从一地到另一地，从一个公司到另一个
公司，从一个行业到另一个行业，都是工作，而不是所谓的创业。 我是个所谓的职业经理人，
或者职业管理者，职业校长。我希望我所工作的地方有一定的基础和规模，以便实施我的
管理方法和理念，让它迅速升华，而不是白手起家地创业。
新闻周刊：您认为自己了解中国吗？一些媒体认为你不太了解国情，精英意识太浓甚至
认为您太把自己当回事。
陈琳：我虽然在国外呆了很多年，但是中间我还是经常回来，应该说是了解中国的情况。
而一些国情，正是需要改造的。中国盼望与国际接轨，拥抱WTO，也正表达了思变的愿望。
我不知道“精英意识太浓”是怎么讲？世界上的许多事情首先是靠少数人推动的，当然
最后成事还是要靠大家共同努力。
新闻周刊：风波已经结束了，您将来有什么打算。
陈琳：我还是准备留在国内，继续做教育管理，有几个学校要我去，不过是让我做教学，
我在犹豫。我更愿意去做教育管理者，因为我在管理方面有更大的优势。综合大学科目门
类非常的多，作为管理者最好有综合广泛的知识结构，才能够对学科的发展和不同学科
之间的关系有整体的把握。
新闻周刊：您与清华北大等综合大学有过沟通吗？
陈琳：它们在人事任命上比较复杂，我没有主动争取。
新闻周刊：为什么您对自己有能力做校长这一点如此自信呢？
陈琳：我想我做教育管理的优势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我本来就是学管理的。政府管理
和教育管理，有许多相通之处。第二是我刚才已经讲过的，即知识结构上的优势。我涉及
的学科包括文科理科管理艺术。我可以跟许多不同专业的人进行有一定深度的对话。这种
能力对高校的管理者非常重要。我希望公众要以平常心看待这件事。校长只是一个职业，
它可以由学校内部的人，逐渐升任，也可以由职业管理者来做。我的老前辈竺可桢、严复、
胡适不都是直接做校长吗？我希望以这些老前辈为楷模，致力于中国的教育事业。
新闻周刊：一种有趣的现象是，就在几年前人们对于海归派还持一种不加思索的接纳与推
崇的态度，但是随着假学历事件的频频发生以及IT业的低潮，人们的态度开始变的审慎，
甚至一切又都反了过来，海归派以及他们的国际背景开始遭到质疑，包括他们的学历。
陈琳：这种质疑是有道理的，也是有必要的。但程序必须科学，推理必须理性。
新闻周刊：那您为什么不能理解这种事情落到您的头上呢？
陈琳：我没有说不理解。我只是觉得，在信息传递相当快捷的今天，要求证一个哈佛博
士的真假应该不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更不是需要让全国媒体关注的事情。 全国媒体
炒作，是资源的浪费。
新闻周刊：事情已经过去了，您有什么话还有对媒体和受众说？
陈琳：我觉得有两点，希望新闻媒体的从业人员有更高的素质和敬业精神，掌握好办事
的尺度。另外就是大众应该要有足够的理性。
